山东省图书馆

西藏平叛亲历记
  姚昌礼
  1959年初，西藏上层反动头子达赖喇嘛，在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的煽动下，组织了叛乱集团，策动了对抗中央、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奉中央军委命令，我54军130师和134师分别从四川和青海入藏前往平叛。我当时是130师388团通信连无线排二班副，连里交给我的任务是配合主攻营的模范尖刀一连，进行战斗通讯联络。而后任15瓦电台台长、通信排长、营参谋等。现将我从59年3月到61年11月底，两年零九个月的西藏平叛作简要回忆。
  高山缺氧
  西藏是世界屋脊，我们参加战斗的地区都在海拔3700米至5500米之间，山顶一般在5000米左右。高山缺氧，空气稀薄，长年积雪。为了适应高山气候，我们师在甘孜地区进行了短期适应性训练。甘孜原属西康省的一个地区，同属康藏高原，气候和西藏差不多。我们刚开始训练时，不背东西上几十米的山喘气都很困难。经过十几天的训练和战前准备后，我们就乘车经二郎山、雀儿山开始入藏。这两座山都很陡，是盘陀窄路，许多地方只能单车行驶，非常险要，一侧是壁立千仞的山墙，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山路蜿蜒盘绕，依山起伏的山路上，庞大的车队，犹如一只闪着麟光硕大无比的巨龙，迅速而又灵巧地向前游动。白天往下看，头晕眼花，心惊胆战，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受到这种心灵的震颤的。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哪，昔日诸葛亮十万大军，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走的是不是这样的山路？那时候还没有这条公路，难以想象，他们的大军是怎么过去的”。
  行驶中我也记不清在那一段山路，389团有一辆汽车装有五匹马、六个人，由于司机过度疲劳，连人带车摔下峡谷，连尸首都无法找到。二郎山和雀儿山，山高缺氧，大家都感觉气短胸闷，上气不接下气。全师有200多人由于高山反应症严重，没法过山，又返回了内地。真是象当时唱的那首歌一样：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雪山冰河
  所有直接参战的同志，都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生与死的考验。实践证明，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过好苦乐关、生死关的军人，才算得上合格的军人。军长丁盛1960年在我团排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上说：“西藏平叛就是一次小长征，我们走的是长征路，吃的是和红军一样的苦。”我从1959年3月到10月在配属一连的8个月中，由于战斗任务的紧张频繁，每天都是在长有草树棵的雪山和小冰河中走过来的，就是有时晚上休息一会儿，也是在雪地里用雨衣当被褥。能找到一个牦牛圈或拉的粪堆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在8个月的时间里，我穿了三条棉裤，外面还用绳子捆着，但让小树棵挂得棉花几乎都没有了。由于剿匪的特殊环境条件，逼迫我们常在雪山上生活，两只鞋都冻到脚上，脱都脱不下来，如果长时间不活动就会把脚冻坏。大家都看过《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部电影，小姐妹的靴子冻得脱不下来，依我在西藏平叛中的实际体验，是没有一点夸张的。我们的班长由于在雪山电台上工作时间过久，把两个脚都冻坏了，为了保存生命，最后只好锯掉了双脚，后来把他送到了地方荣军院。象他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有多少人。由于战斗环境，我们经常趟过冰冷刺骨的小河，有时山沟的水不大，想从石头上踩过去，但结有薄冰，又圆又滑的石头踩上去就会把人滑倒，没办法，只得在冰冷的水里趟过去。我那年才23岁，过河后冻得我棉裤穿不上，那个滋味真难以形容，越怕越不行，在打香堆战斗中，为了按时赶到目的地，我们一晚上趟过18次冰河。为了防止河水冲跑战士，遇水深的地方就在两岸上拴上绳子，指战员们抓着绳子一个拉着一个过河。
  我是搞电台工作的，要随部队一起行动，停下来别人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要架起电台和上级联络，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去，把上级的指示抄录下来，接到上级前进的指示马上又要行动，使我更加疲劳。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在昌都东北有一次夜间行军，我实在睏得厉害，同志们也没叫醒我，等部队下山后休息时，连长王风和叫架电台向上级报告情况，发现台长没有了，他又派了一个班把我从山上接下来。由于部队过于疲劳，类似情况时有发生，战斗中掉队是很危险的。我记得我团三营有两个战士在行军休息时，由于在离队伍约一米远的地方睡着了，部队行动时未发现他们，叫藏匪抓住了，挖掉眼睛，割了耳朵，挖出心脏，活活地给残害死了。1960年夏季在昌都西南地区贡觉县剿匪中，团里命令我营追歼昌都地区一号土匪头子齐美公布，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个劲不停地追，一会上级说敌人跑到某山沟，一会又说跑到某高山，由于敌人地形熟，变换快，所以上级根据侦察到的情况，令我们也要不断的跟踪追击。第三天天黑了，部队停下稍休息一下，营长就叫我马上架起电台和团部联络，我们也没蜡烛了，只好点燃酥油照明。摇机班长冉庆和和另外一个战士摇机发电。我和团部联系上后，团指电台信号令我抄收特急电报，这500组的特急电报是在我极度疲劳半醒半睡的情况下抄下来的，等对方台发完全文叫回答时，我一睁眼看见风吹的灯火把八一电台的外壳帆布套烧了一个洞，我批评摇机班长，他说“我们打瞌睡了，我们以为你抄着电报还能睡着”。电报经译电员翻译有5组又叫对方重复，可想疲劳到何种程度。
  在昌都东北地区剿匪中，八个月没有躺下睡过一次安稳觉，不少时间昼夜兼程，由于雪山冰河荆棘层生前进极其艰难，夜间行动更是难上加难，树枝荆棘划破皮肉，冰河雪山，冷彻筋骨，指战员们困累交加，边走边打瞌睡。晚上停下来休息一会，要一个挨着一个，走时要一个叫醒一个，否则就会有掉队的。我们打仗走的路全是高山峻岭，累得同志们只要遇到有驮东西的马匹就拉着他的尾巴上山，试图减轻一点疲劳。但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军需物品无法用车运送，全靠牦牛驮。我记得一次在一个海拨5000米高山上的剿匪中，由于粮食送不上去，我们连续七天缺粮，主要靠野菜充饥，象这样的事在平叛中我回忆有8次之多，最长的7天，短的2天。我们在昌都西南地区剿匪中粮食用牦牛实在送不上去了，经请示上级，用飞机空投了主副食，解决了部队的缺粮问题。但领导上决定，第一顿按每人一斤米分给战士煮干饭吃，第二顿每人分了半斤叫煮稀饭喝，有的战士想不通，说缺粮时没办法，有了粮食也不叫吃干的，太抠了吧。他们没理解，不是领导上不让同志们吃干的，而是怕把肚子撑坏。由于河水有冰，手脸经常不洗，更谈不上洗脚了。内衣从穿上一直到穿坏几乎不洗一次。干部战士的身上都长了虱子，一停下来就得捉，战士们风趣地说：“白天当师长（虱长），晚上当团长（冻得缩成一团）”。山上的风特别大，做饭很困难，必须用防风火柴才能点着火。连续行军作战身上出汗急需补充盐份。所以，当时老兵身上有三件宝即救济包、针线包、咸盐袋。由于战斗环境的多变，有时来不及做饭烧水，只好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就是有条件煮饭，做好的饭菜一掀锅盖，风卷着牛粪沫落到饭锅里，也只好把他吃下去。在这艰苦的情况下，政治机关为了鼓舞指战员的士气，克服困难，编排了“苦不苦，想一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一想革命老前辈，苦累今天当兵为了谁”的政治口号。由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克服了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在我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人民战争的强大攻势下，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昌都战斗
  1959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模范尖刀一连，在昌都东北地区的一个山沟里，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战。这个山沟南北面各一座大山，两山中间有一个山凹部，向东是一条山沟。侦察连把叛匪由西向东压，迫使敌人向我连就范。一连在连长王风和的指挥下，设下了埋伏，当敌人进入我包围圈后，连长一声令下，各种枪支猛烈开火，当少数敌人企图逃出山沟向右逃跑时，连长立即命令配属一连的炮兵排进行阻拦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非死即伤，二号土匪头子的老婆被我军俘虏。这场战斗由于我们巧妙地使用伏击战术，只用了三十分钟，就将敌人全部消灭。而后，连长命令各排下山搜剿，我第一个提着手枪下山。当搜到半山腰时，七班副王天佑同志从我身后投出一个手榴弹，我回头瞪了他一眼，他说敌人正向你瞄准哩。走了不远我们果然发现一个在树棵丛中躺着、被我军打成重伤的敌人，还瞪着眼未死。当时我用手枪对着敌人的头，七班副摘敌人身上的枪，发现他手上还有一块瑞士表，把他也摘下来了，后面搜山的战士把这个敌人抬下山来，才知道这是昌都地区二号土匪头子兰日嗄德。这次战斗除一人逃跑外，全部被我军歼灭。不幸的是从朝鲜守卫大和岛就和我在一起的步谈机员吴吉安同志，由于没隐蔽好，被敌人击中了头部，当场就光荣地牺牲了。心痛得我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大声地喊着吴吉安同志：我的好兄弟，从朝鲜到四川，从四川又到西藏，我们生活战斗在一起，没想到你过早地和我们永别了，我又失去了一名好战友。晚上，我把他的尸体仍然放在了我的身边，还给他盖上了一条毛毯，我要和他一起再睡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把他送到了烈士陵园，永远埋在了西藏高原。
  由于这一仗打得漂亮，在全团授奖立功表彰大会上，连长王风和介绍了战斗经验，团里奖给我连“积极进剿，战绩大”锦旗一面，全连荣立集体三等功，七班副荣立二等功，我荣立三等功。之后，经连长王风和、指导员王风林两人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香堆围歼
  1959年的10月初，我团侦察连、二营六连和我们一营共7个连队，在香堆围歼了一股敌人。香堆是个大喇嘛庙，坐落在半山腰。北高南低，南面靠近河沟的地方是梯田和村庄，侦察连和二营六连夜间摸黑占领了制高点，控制了有利地形。我们一营拂晓才赶到进攻地域，营首长向各连布置了详细的战斗任务，我们一连从喇嘛庙西南方向的梯田向上进攻。为防止敌人从右侧山沟逃跑，连长首先命令三排占领了有利地形，卡住了敌人从右侧山沟逃跑的路线，当我们全面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敌人已发现我军将他们团团包围，疯狂地向我们反扑，企图打开一个突破口逃跑，从右侧山沟突围的敌人均被我三排抓获，当了我军的俘虏。战斗打得很激烈，当时的子弹从我头上嗖嗖地飞过，把我的左肩棉衣穿了一个洞。经两个小时的激战，除两名敌人逃跑外，360多个敌人全部被歼，其中敌团长7人，缴获各种枪支340多支（挺），仅我连就消灭80多名敌人，俘虏团长3人。
  战斗结束后，我被调到营部任15瓦电台台长，晋升为上士军衔。1960年我们又转入了昌都西南地区进行剿匪，战斗同样异常频繁艰苦。5月份我被提升为通信排长，1961年1月我任营司令部见习参谋，而后到昌都师部进行了三个月的参谋集训。
  西藏平叛略短于解放战争的时间。我直接参加战斗13次，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藏族人民的彻底翻身，在战斗中，有不少的战友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埋在了西藏的烈士陵园。也有不少同志因枪伤和冻伤造成了终身的残废。到如今，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我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我经常这样想，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永远珍惜它。
  志同道合的人们——宁津县委办公室往事回想
  刘德升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转瞬间，我离开故乡宁津县已经有三十四个春秋了。我怀念我的故乡，更怀念我那朝夕相处、志同道合的战友们。
  中共宁津县委办公室始建于1956年6月，它的前身是县委秘书处。1952年秋，我从中共第七区委（保店区）调县后，除先后在县委整党办公室和县人委（政府）工作了短暂的时间外，到1966年春，一直在县委秘书处、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昔日宁津县委办公室的战友们，那风华正茂的身影，那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火花，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动人情景，那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同志友情，总是活灵活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
  讲理想
  宁津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做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志间，虽然有职务高低、工资多少之别，但谁也不在乎这些。谁升了“官”，同志们就为他高兴，尊重他的领导，而升了“官”的同志，也不以为自己是“官”，就高人一等，摆官架子；谁提了工资，同志们都口服心服，感到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在酝酿、讨论谁该提工资的时候，大家总是互尊互让，从未因为一级工资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人们一不想官，二不想钱，想的只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当时，在县委书记的倡导下，办公室里兴起了一股“投稿热”。上至办公室头头，下至研究员（相当于秘书）、办事员，都投入到这股热潮中来。小说是个人署名，其他稿件除了用联名、集体笔名外，极少用个人署名。那几年，向中央和省、地报刊投稿有数百篇，采用率在百分之八、九十。所得的稿费，除小说稿费归个人外，其他如新闻、通讯、论文、杂文等，稿费一律归公（后期，改为一半归公、一半归己）。稿费，由专人领取、保管。稿费的主要用途是：支付节日会餐费、给人们买点日用品、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解困、支援落后村等。这件事，也反映了人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优秀品质。
  （二）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当时，办公室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家属在农村的“单身汉”。他们家中有父母、妻子、儿女，需要去照管；即使家属在城里的同志，也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可是，谁也没有因照料家务而影响工作。同志们大都是本县人，离家只有几里、十几里，最多也不过几十里。尽管老家近在咫尺，可谁也不经常回家，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回家一趟。人们回家，一般是傍晚登程，次日早饭前后就回来；过年，也是腊月二十九下午回家，正月初二回来；有时遇有紧急任务，到了腊月三十下午才回家，正月初一上午就回到机关。从家回县时，如果遇上下雨天，同志们就把自行车撂在家里，踏着泥泞的路，步履艰难地走回城里。一件事、一桩桩事实说明：只要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们不仅能够做到先公后私，还能做到公而忘私哩！
  （三）自觉经受困难的考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总是把困难藏在心里，不知在暗地里闯过了多少道难关。在经济困难时期，同志们的家属在挨饿，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人们晚上饿了就熬点盐水喝、煮点胡萝卜吃，就连一个小高粱穗也煮着吃了。同志们下乡蹲点，与群众同舟共济，有的因吃“瓜菜代”，得了严重的浮肿病，也不下“火线”，硬是撑到春节才回来。就是这样，可谁也不怨声载道、牢骚满腹，谁也没有动摇共产主义信念，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
  （四）甘当无名英雄。办公室的同志，为着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总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谁也没有感到枯燥无味，谁也没有“这山看着那山高”，大家总是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己起草的文稿变成铅字时，看到一件件稿件见诸报刊时，看到大会开得庄严隆重、圆满成功时，都感到无比的欣慰，都分享着紧张劳动之后的喜悦。甘当无名英雄，不能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具体体现。
  讲勤奋
  县委办公室是县委的综合部门，既管理政务又管理事务，既对内又对外，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所以能够较好地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正是因为他们发扬了党的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一）勤奋学习。办公室的工作涉及到多门学科，要求大家有较广的知识面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而当时办公室的同志，大都没进过大专院校的门，多数是小学生，只有几个中学生。为解决这个矛盾，大家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尽上了最大的努力。那时候，人们的工资尽管很低，经济很拮据，但还是节衣缩食，尽量省出一些钱来订阅报刊，购买书籍；人们的工作尽管很忙，但还是尽量挤出一些时间来学习。同志们的桌案上、床头边、橱子里，放着一叠叠的报刊，摆着一摞摞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己掏钱购买的。天刚朦朦亮，人们就起床，或自学，或集体学；夜深人静了，人们还在灯光下学习。同志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面逐渐拓宽，适应能力逐步增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二）连续作战。办公室的任务是繁重的，在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是辛苦的。他们在工作中，只有认真负责，没有潦草从事；只有迎难而进，没有畏难退缩。他们一年到头，从来没有过个星期日，即是重大节日也很少休息，总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搞文字工作的同志，伏案挥笔，绞尽脑汁，不仅从早忙到黑，“挑灯夜战”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负责档案、收发、打字的同志，也时常通宵达旦，辛苦极了！
  这里，应当特别提一提机要交通班的同志们。他们除承担机关公务外，主要是负责县委与各区、社之间的文件传递工作。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这些同志出发，当天打来回，不在外边留住。夏天，他们顶着如火似焰的烈日；冬日，他们冒着呼啸凛冽的寒风，谁也不喊一声累，不叫一声苦。就是遇上黑云压顶、大雨滂沱、大雪纷飞的天气，也是照常出发、赶路、回归，决不犹豫，毫不动摇。他们奔波在坑坑洼洼的土公路上和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日行百多里。在我国历史上，“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成为美谈。机要交通班的同志，在出发的时候，经常路过家门，何止“三过其门而不入”呢！
  （三）精益求精。这是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共同特点。负责文字工作的同志，深思苦虑，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认真修改，竭尽全力地撰写好文稿。有些时间性不很强的文字材料，同志之间，你写的请我改，我写的请你改，这样的文稿，与
  其说是那位同志之作，倒不如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
  讲廉洁
  廉洁奉公，是共产党员的美德，也是党委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恪守的准则。在我的记忆里，宁津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同县委机关全体同志一样，都能把廉洁奉公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这里，只说几件事作为例证。
  （一）下乡吃派饭。办公室的同志，下乡的机会较多。每次下乡，都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房东出于对干部的爱护，尽管自己省吃俭用，但总想让我们吃得好一点。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讲明道理，婉言谢绝。离村回县时，房东执意不肯收粮票、饭费，同志们就把粮票、饭费偷偷地扣在茶碗里，藏在被窝里。不仅如数交足粮票、饭费，还时常多交一部分。人们住在房东家里，把房东家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的水灌得满满荡荡。干部与房东如同“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一些房东，我们较长时间不去，他们就到机关上看望我们；有时，我们到别处出发，也绕道而行，去看望他们。办公室的同志，谁下乡多，谁在农民中结交的知心朋友就多。
  （二）谁陪客谁拿钱。省、地工作组和报刊记者，与办公室接触较多。当时，对这些同志没有特殊招待。即使有所表示，如看戏、看电影等，也是谁出主意、谁领头作陪，谁拿钱。陪着客人吃饭，都是按标准交饭钱。谁请客，更是谁拿钱了。陪县委的客人吃花生，也是把所用开销分成若干等份，由每个人均摊。可谓：“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三）自觉节约办公费用。同志们节约办公用品，习惯成自然。诸如：起草文稿，把稿纸的正反面都利用起来；记录本直到用完最后一页，才去领一本；蘸水笔尖用了又用，一直用到没法再用了，才换新的；用过一次的信封，也常常是翻过来再用；等等。同志们把节约一张纸、一个记录本、一个笔尖、一个信封，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讲友谊
  在整个办公室里，洋溢着融洽、和谐、友谊的浓厚气氛。把同志间的关系，说成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一点也不过份。
  （一）坦诚相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多么好的同志，也有缺点和不足，而且往往是“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大家认为：在政治上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在党的小组生活会上，同志们认真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指名道姓，直言不讳，你指出我的缺点，我指出你的不足，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人们非但不认为是谁找谁的别扭，反而觉得这是同志间的亲切关怀、热情帮助。有时候，有的同志没有人给他提意见，他还再三请求大家对他多提批评帮助。我记得，有的同志曾吐露过这样的肺腑之言：“党内真好啊！你有一点缺点，也给你提出来。”每次生活会之后，大家的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同志们还能经常谈心、交心。有时候，在某些同志之间有了隔阂，不是办公室头头的第三者，就自动请双方互相交换意见。这对沟通思想，增进团结，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精诚团结。同志们都能自觉地做好团结的工作。大家同心同德，互尊互让，严以律己，宽厚待人，成了一种风尚。整个办公室，可以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三）真诚合作。办公室的工作虽有明确分工，但有些任务需要“一家人”齐动手，才能按时完成。每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不管是分工什么工作的，都是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勇挑重担。比如：在突击制发一份文件的时候，办公室研究员分题起草，头头修改（也常起草），书记审定，打字员打字，档案员、收发员校对、印刷（谁有时间谁干），大家一起装订、分发，炊事员做夜餐，通讯员也跟着忙活，常是点上汽灯，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同志之间，在日常工作中，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没有份内份外之分。如果说，办公室工作有什么起色的话，那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在县委领导下，办公室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志们的友谊是深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公室的大部分同志留在了宁津，有的调到了沧州，有的调到了德州。起初，宁津的同志们，每年正月初五到德州来，正月初八到沧州去，沧州的同志们也来德州去宁津。后来，改了一下，今年去宁津，明年去沧州，后年到德州。以此类推。这样，持续了十四、五年。同志们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有集体作小诗为证：“当年战友聚宁城，而今别离在西东；天各一方心相系，日久天长情更浓。”互通电话和个别来往，也是不少的。根据各种因素的变化，去年大家在宁津商定：从今年开始，采取“一个宗旨”（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友情继续保持下去）、“两个不变”（同志间的关系、感情不变）、“三个不定”（来往的时间、地点、人员不定）的办法，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
  写到这里，那几位县委书记的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面孔，又在我的眼前闪动起来。县委书记们，对办公室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领导是具体的，但从不居高临下，摆“官架子”。他们与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学习，一起研究起草文件，一起下乡蹲点、调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一起散步、聊天。在你加夜班的时候，他会敲打你的窗户，关照你早点休息；在晨曦微明之时，他也会把你从酣睡中唤醒，去早操，去学习。在党的小组会上，县委书记和同志们一律平等，谁也不讲情面，互相开展批评。在讨论、研究工作时，他们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素日，他们善于发挥办公室的助手、参谋作用，注意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就连机要交通员的建议也曾被县委批转过。在同志们卧病在床的时候，他们会到你的身边，问这问那，关怀备至。那还是在干部实行供给制的时候，县委机关没有餐厅，除了冬天以外，大家习惯在院里围成一个圈儿就餐。这时，县委书记就把他的“中灶菜”放在中央，叫大家吃；然后，他再吃人们的“大锅菜”。在县委书记的眼里，我们既是他们的下级，又是他们的战友；在我们的心中，县委书记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同志。这是多么深厚的同志之情啊！
  就此搁笔吧！
  （2000年8月修改于德州）
  幸福的会见
  左兴奎
  1959年国庆十周年期间，我作为山东省委机要处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机要译电技术观摩表演会议，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刻。
  1959年前后，我党的机要译电工作，正处在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作业的转变阶段。我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青年，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出席这样一个全国型的会议，无论对推动我省机要工作的建设，还是对促进个人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又担心表演不好。因此，对领导的这一安排，我当时感到既高兴又紧张。同时参加表演会议的还有刘俊卿同志。进京前我们进行了大工作量地训练，作了认真地准备。
  中央办公厅和中办机要局领导，考虑到各省市区同志到京的机会比较少，为尽可能多给大家创造一些学习的机会，特把这次表演会议安排在国庆节期间和全国群英会召开之际。从10月3日到10月10日，根据中办机要局的安排，我们出席会议的同志，先后参观了机要工作十年成就展览；向中央办公厅和中办机要局的领导，以及省市区机要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汇报表演；参观了反映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首都十大建筑；观看了常香玉、袁雪芬、红线女、新凤霞、郭兰英等著名艺术家的文艺演出。他们发自肺腑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象这样的机会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绝无仅有，所以我倍加珍惜，并一直视为以后工作的动力。
  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使我终生难忘。
  1959年10月11日早晨，我们已经买好了返济的火车票。正当要上街自由活动的时候，中办机要局肖光局长告诉：“你们有走了的同志吗？今天不要出去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安排接见，李局长已到中南海联系去了。”听了以后，我们象开了锅的水一样，刹时沸腾起来，高兴得又蹦又跳，盼望已久的幸福时刻就要实现了，并以异常激动的心情奔走相告。随即我们在中办机要局食堂吃了早饭，耐心等待。但是一直等到中午时分，仍没有音讯。我们又狼吞虎咽地吃过中午饭，还是没有消息，急得坐立不安。实在待不住了，就跑到肖局长办公室问一问。后来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生活起居习惯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这是挤出一点时间和出席机要会议的代表见面。当时还有全国统战会议的代表。晚上八点半。参加表演会议的同志（还有我省机要处王乃兴处长和当天到中办机要局请示工作的苗华昌、王炳文科长）在中办机要局大院排好队，整好衣冠，由带队的同志清点了人数，宣布了纪律，整整齐齐向中南海走去。到新华门时，由值勤警卫再次清点了人数，宣布了纪律、检查了随身携带的小件，然后步入中南海的一所小院。院内桂花朵朵，香气浓浓，顿时，一首“桂花开放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的苗族歌曲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我们参加接见的全体同志面向南排成一个孤形，出席机要会议的代表在左边，出席统战会议的代表在右边。稍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从屋里走出来，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接着走出来的是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这时，群情振奋，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由于我们站在最左边，刘少奇主席和山东的同志先握了手。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地问：“你们是那个省的？”李质忠局长和我们山东的同志异口同声作了回答。毛主席则从右向左同参加接见的同志依次一一握手过来。当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时，他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笑容、有力的双手，象一股暖流浇灌我的心田，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在他老人家亲切地问了一声“你们好”后，我以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心情，恭恭敬敬地回祝了一声：“主席好！”
  毛主席接见结束后，我们山东的同志迅即赶往火车站，上了回济南的列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随着列车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兴地回味着毛主席接见时的激动情景。此后，这一永久难忘的幸福时刻，一直鼓舞和鞭策我奋发进取，努力工作。
  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心中！
  （1993年12月写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激战在国庆节前
  李高月口述 韩风声整理
  1977年，武城县公安局政保科接到省公安厅侦破一起署名“雷飞”代号57097的国民党特务妄图在国庆节前爆炸津浦线国际列车的特大案件。省厅指示，该特务已多次被海外敌特机关呼叫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联络组组长。为保卫国庆节的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提前破案，消除隐患。
  德州地区公安处、武城县公安局领导十分重视，组成了我与勾恩城等6人的专案组进行侦破。我们手中的唯一证据是截获的该特务分子与海外敌特机关联系的一封密信。其字迹书写水平很高，词汇丰富，措词恰当，且多是四、六句。分析：该犯罪分子具有高中文化，在30岁左右，可能是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化工作者或艺人。信封是河北省泊头市印刷的出口转内销产品，而且只在六、七月份从泊头沧州出售过。因此我们决定对沧州、泊头、德州、衡水、武城一带的艺人或来此演出的艺人进行摸底排查。同时衡水地区公安机关也开始侦破“雷飞”一案。山东、河北各自为战互通情报展开工作。
  我们凭着一辆老掉牙的二轮幸福摩托车跑遍了衡水、沧州、德州三市、六县七十多个重点厂企村庄，进行大海捞针。20多天之后，在武城县四女寺砖厂发现了线索：七、八月份曾有河北省狡河县的一名30多岁名叫××飞的人，在故城、武城一带说过大鼓书。进一步调查发现其妻是武城县滕庄乡人，并取得他说大鼓书时给当地某一大队开的发票单据，我们发现了单据上的字迹和密写联络信上的字迹相同。我们兴奋万分。于是当夜乘火车前往沧州地区狡河县公安局。经查该人叫单相斐，34岁，高中文化，原来是文化馆临时演员，与妻子陈某外出说大鼓书为生。经到文化馆索取单相斐的字迹鉴定，很快认定：代号57097的特务华北联络组组长雷飞正是单相斐。我们马上研究抓捕方案，此时已是9月16日夜间10时。由于单相斐家住城郊小赵庄，且今晚县城里有两场电影正在放映，夜间冒然行动扑了空会吓跑敌人，同时该犯思想反动，国际列车他都要爆破，肯定有凶器，夜间视线不好，危险很大，易造成我人员伤亡。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清晨以文化馆叫他演节目为名，引蛇出洞，寻机抓捕。我和勾恩城等同志一夜未眠，等待激战的黎明。
  9月17日凌晨5时许，我们潜伏在单相斐大门外，由其村支书叫门，并喊道：“文化馆找你，出来一下！”单相斐信以为真，认为发财时机到了。一开大门：“不许动！”左右两边两只大手卡住了他的胳膊，黑洞洞的手枪顶住脑瓜，尚未反映过来，铐子铐在了手腕上。我们几人乘机蜂涌入屋内，一掀枕头，两把明亮的刀子，一把三棱刮刀；一掀坑席，是一封封写给敌特机关要钱、要枪、要炸药的信件，讲如何炸完火车后和特务在泊头车站接头的暗号等……弹未发，一人未伤，人脏俱获。（1978年秋，特务单相斐为政府枪决）。
  1977年10月1日，阳光明媚，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津浦线上，一列列火车风驰电掣，安全行驶。我们全体办案人员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李高月，生于1943年9月，1964年参加工作，1971年调公安工作，曾任武城县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刑警队长、文检工程师。）
  历尽艰辛震寰宇
  苏金昌
  山东震宇实业有限公司（原山东省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位于山东省武城县鲁权屯镇经济开发区，是中国玻璃钢工业协会会员单位，是生产玻璃钢产品及铝合金制品的骨干企业，也是农业部认证的中型二档个体私营企业、国家二级计量合格企业。公司占地6000m2，固定资产1200万元，14个室（部、科），6个生产车间。现有职工150人，工程技术人员15名（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5人），年产值1000余万元，利税200多万元。被省委、省府、市委、市府授予“先进私营企业”，“山东省百强私营企业”。连年被省、市工商部门授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也是市级文明单位。
  公司的发展，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艰苦创业，试制生产玻璃钢制品（1974—1981）
  1971年我25岁，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生产队务农。当时，我所在的鲁权屯公社苏庄村第二生产小队生产销售铸造工具，出现了产大于销的局面，务色年轻精干的业务推销员成了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队部以为我文化水平高，又精明肯干，便一致推荐我任业务员，推销铸造工具。我跑上业务后，当年销售铸造工具产品4万元，获利1.5万元。到1972年下半年，我队购进橡胶压制设备，转产矿山矿车用的橡胶碰头。此类橡胶制品，在当时属矿山的革新产品，我们以本溪矿务局为主，产品销往东北三省。截止到1974年，我共销售橡胶制品150万元，获利润30万元，成了队上的业务骨干。当时，我们第二生产小队的工值在全村乃至全公社都是名列前茅的。年终结算，户户分红，大部分户都有存款。
  1974年下半年，我在堤口姑家，听姑夫说，他的表兄弟薛金玉通过自己在石家庄国棉三厂上班的亲戚在青岛国棉厂引进了风机叶片生产技术，在本县滕庄公社西郑庄村生产风机叶片等玻璃钢产品，一年多了，一直非常“保密”。得此信息后，我立即向队委会副业班子作了汇报。越是保密的事，人们越感兴趣。经队委会副业班子研究确定，要想方设法开发此产品。
  在那个年代，我们位于偏僻的农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工业没有基础，缺乏与大厂家及科研、院校打交道的门路。我们只好想法找到薛金玉。通过亲戚，得知西郑庄村懂玻璃钢生产工艺的薛金玉，是“四类分子”，因受不了村里的批斗，已到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革新大队他儿子处落户。于是，我又去黑龙江找薛金玉。因该县位于人烟稀少的北大荒，问革新七队没人知道。我又找到了县公安局，才知去革新七队的路线。在不通汽车，又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我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步行70华里，总算找到了薛金玉。当我讲明要以每月300元工资高薪聘请他当技术员的来意时，他说：“户口已落到当地，必须经当地大队同意。”于是当天晚上，我把队干部请来，洽谈请薛回老家干副业的事。对方以想办砖瓦厂缺乏资金为由，让我们资助1500元钱。当时，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我未敢应许，便打电报给队委会说明情况，经队委会研究同意后，电汇1500元交给当地大队。总算可以请薛回老家了。我怕夜长梦多，决定立即出发。
  技术人员请到了。要投产还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该产品是以销定产，没有销售合同；二是我对玻璃钢性能、用途、销售渠道等一无所知。当时我想：既来到东北，路费已花，又和技术人员在一起，何不边学习，边联系业务，边回家。于是我与薛商议边跑业务，边回家。先后在佳木斯纺织厂、牡丹江市东方红万绽指挥部、哈尔滨毛纺厂、五常纺织厂、吉林市舒兰纺织厂等厂家签订了2万多元的纺织行业空调室用的挡水板和轴流风机叶片等生产加工合同。这样，我们心里有了底。回家后，就组织人员生产。
  由于当时生产的产品简单，靠自制模具和手糊工艺进行生产，技术人员对生产过程要求保密。74年冬天，我们找了个较隐敝的房子投产了，并一举成功。在武城县生产玻璃钢产品的历史上，我们是第二家（第一家是西郑庄村）。又过了三个多月，李贤屯村在德州国棉厂引进人才，也干起了玻璃钢。后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鲁权屯公社李贤屯村、袁厂村、大吴庄村、滕庄公社闫庄村也相继上了玻璃钢生产项目。
  1975年春季的一天，薛金玉回西郑庄老家，突然一麦垛失火。西郑庄村的人怀疑是“四类分子”薛金玉干的。第二天，便把他抓到公社，拘留了七天。苏庄大队专门开信把他保释出来，又回苏庄干副业。在我村派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薛的户口未能迁到苏庄。后来，袁厂村得知此消息后，把薛的户口迁到袁厂，并给他盖了房子，落了户。他又带动袁厂、吴庄等村干起了玻璃钢。
  1975年夏天，我在与吉林市麻棉纺织厂签订风机叶片加工合同时，该厂问能不能生产通风管道，这时我对玻璃钢生产知识已初步掌握，便应了下来。该厂技术科长张广太随我亲自来鲁权屯设计图纸，帮助生产。那时，未有复印设备，请了农机修造厂的管师傅帮助绘制图纸。一连干了六、七天，图纸绘好后，该厂一次就与我们订了36万元的通风管道制作合同。那时，一个生产小队一次签订这么大的合同，全县是第一家，县广播站多次广播，轰动了全县。苏庄二队也是生产玻璃钢通风管道的第一家。
  从1975年到1981年间，在实践过程中，我注意向兄弟单位及用户学习，并在出差时购买了有关玻璃钢生产的专业书籍，认真钻研，玻璃钢生产技术得到逐步提高。记得1977年，武汉风机厂生产的50A12—11型风机，是当时纺织行业的新产品。为搞到这种风机的生产图纸，我专程去武汉，待了26天，托了很多老乡及老关系户，在武汉缝纫机厂技术副厂长的帮助下借出一本图纸，找了六、七个人画出图纸，使风机生产技术向前迈了一大步。
  从1974年到1981年间，我在业务生涯中，累计为生产队创纯利60多万元。全队工值达到1元多，当时在全县是屈指可数的，社员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二、集资入股，创建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1981—199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苏庄村于1981年完成土地包产到户，村队集体工副业随着解体，实行业务员带农户的股份制生产经营形式。
  从1981年至1986年，我在外跑业务为主，签订生产加工合同后，再回家组织生产。我所带的十几个生产加工户，订一份业务碰一次钱，产后结算分红。几年来，我曾为大连化工厂、金州纺织厂、熊岳印染厂、沈阳第二毛纺厂、锦州印染厂、济南明湖大店等近二十个厂家生产加工了240多万元的产品，获利达百万元。由于未有固定厂家，处在十分粗放的经营过程中。
  1986年，一些后起之秀开创了建厂的先例，我也产生了建厂办企业的想法。在分散经营的几年中，我带动的十多户都有了部分积累。于是，我同十户商议，建立股份制企业。十户共筹资50万元（我自己占1/3的股份），在鲁权屯公社驻地租了24间厂房，并自建10个生产车间，建立了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设置了书记厂长室、生产科、财务科、技术科、供销科、质检科、保卫科等七个科室和6个生产车间。同时聘用了行政管理人员，为玻璃钢产品的正规生产奠定了基础。
  建厂的第一年，生产销售产值达到100多万元。
  建厂后，为树立企业形象，我们努力在技术、质量、企业信誉上作文章。我购买了大量书籍，认真学习，同时注重培养生产加工骨干人员。我们承接的每一项业务，都严把质量关，决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出厂。严格地管理赢得了信誉，也使自己有了长久的业务客户。
  1988年12月9日，过去曾几次用过我厂产品的吉林市舒兰纺纱厂厂长韩某便专门来电要求订我厂生产的产品。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玻璃钢业务洽谈会，接到该厂信息，我专程到吉林与该厂订下124万元的玻璃钢加工合同。在这同时，该厂基建科长来武城考查，在闫庄村又订了一份同样的合同。在我厂产品运往吉林舒兰纺织厂准备安装时，他们厂内部产生矛盾，说我厂给该厂厂长韩某送礼，并告至当地检察院，还把我扣压到当地长达13天之久。此间，他们到我厂查帐核实。在全面调查了解后，认为我厂确属正当经营，根本不存在违法违纪现象，最终使用了我厂的产品，并赔礼道歉。同时，也还该厂厂长一个清白。
  三、独立经营，创办山东震宇实业有限公司（1986一今）
  从1986年建立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以来，前几年经济效益较好，处于稳步生产阶段，各股份收回了投资，并有了盈余。直至1992年，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企业效益严重滑坡，业务量明显减少，各股份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每个股东都有自己的活思想，有的“小富即安”，手里有了钱，不愁吃穿了，开始松劲；有的自己富了，怕政策不稳，吃富的亏，再加上企业滑坡，想撤股；有的劝我买断股份自己经营；我自己在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放不开手脚，怕一旦干赔了影响大家。业务和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1992年底，全体股东会议研究决定，让我自己买断股份，独立经营。从此，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改为我个人的私营企业。在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心里也捏着一把汗，企业成了自己的，风险压到我一人身上，弄不好会倾家荡产。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召开后，我意识到：思想不解放，胆子不大，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
  为搞好独立经营，我首先从业务员抓起，在自己跑业务的同时，先逼着儿子苏敦池尽快提高业务能力。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1993年下半年，他的业务水平日渐成熟。由于他年轻，精力旺盛，联系面广，在北京打开了市场。仅1993年就签订了700多万元的生产合同，使我的私营企业有了良好的开端。
  往后的几年中，敦池在北京的业务十分活跃，并连年递增。曾与北京交电公司、北京大方不夜城等十几个单位签订加工合同，并参与了大亚湾核电站、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至97年底合同总额达4000多万元。
  我厂生产的产品也由单一的风机、通风管道发展到冷却塔、罐、槽、附件、通风柜、平板、装饰板等多种产品，并生产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专用风机。我厂研制生产的节能伸缩软管已获国家专利。
  自1994年开始，我厂的业务主要由苏敦池联系，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内部管理上。从组建厂部班子到聘请技术人员和雇用工人，我都进行严格筛选，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对每个人量才使用。同时，加强对在岗人员的管理，健全并坚持了考勤制度、生产承包制度等。为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我先后购买了《企业家素养通论》、《职工思想道德教育》、《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教材》等管理书籍，认真学习管理知识，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在技术质量管理方面，我制定了严格的生产加工制度，实行产品质量承包制，把产品质量与职工、技术人员工资挂钩，严格奖惩，确保了产品质量。高质量的产品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1995年，本厂被德州市玻璃钢检测中心命名为监制单位。1998年7月被德州市技术监督局评为“实施《产品质量法》先进单位”。
  至1997年底，我厂无贷款、无外债，年销售产值突破1000万元，利税300多万元。每年7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按时发放，从未出现过拖欠现象。
  我的致富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自己富了，我时刻不忘向社会做贡献。1981年以来，我个人为本村上自来水和乡村两级铺设公路、修建学校等多项公益事业合计捐款达10多万元。1998年抗洪抢险中，我为灾区捐款3000元。
  1997年，我厂为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上档次，投资180万元，修建了16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和5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楼。改善了办公条件和生产条件，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为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厂经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武城县玻璃钢节能设备厂的基础上，组建了“山东震宇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10月1日举行了公司揭牌仪式。企业产品在玻璃钢系列制品的基础上，增添了铝合金制品业务。企业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迈了一大步。
  我公司计划再投资50万元改造旧厂房，增添新设备。同时，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以崭新的面貌迈向新世纪。
  1999年3月
  我当支书十二年
  陶九岭
  1976年，命运之神把我推上段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我当时22岁。那一年秋季，我们这个地区秋雨连绵，低温早霜。记得是八月下的霜，玉米根本没熟，俗话说，“肥不过六月雨，瘦不过八月霜”。历史上有名的金段庄，经过“十年动乱”，穷和乱已经在全县出了名，县委派县法院和县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在这里坐阵，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粮。一进腊月，全村190户人家已经有70多户断粮了。我一户一户访问断粮户，不知有多少夜晚，翻来覆去不能入睡，那面黄饥瘦、明显缺乏营养的儿童；那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柴米而啜泣的情景，使我的心碎了。我当时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如《政治经济学》、《列宁全集》、《共产党宣言》，还研究过《中国通史》，但面对现实却束手无策。有一天晚上，我翻身而起，抓着自己的头发往墙壁上碰了三下，大喊了一声“不解决段庄人吃饭的问题，我誓不为人”。当时我已结婚，大女刚刚出生，妻子吓得呆呆发愣，以为我疯了。
  好大的雪。1976年的腊月23，正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叩开了公社王秀生书记的办公室。门开了，我发现在座的还有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好象开什么会。“你们在开会吧？”我连忙又退回来。雪下得正紧，三个书记都出来了，他们把我让进屋里，上下打量着我，好一会没有说话。
  因为当时我实在寒酸得很，一件破棉袄，两个袖子上露着棉絮，一双球鞋前面也露着大拇指。也许正是这些感动了这几位老书记，他们静静地听着我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结果，正月十五之内10万斤统销粮到户。我踏着风雪回家，天很冷，但我觉得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明白，没有这10万斤统销粮，1977年的春天段庄将不知如何度过。
  1977年的春节，段庄没有一户放鞭炮的。当年我高中毕业后，研究过几天古诗，就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自斟自饮，面对红烛，心潮起伏，填词一首《满江红》：除夕之夜，独对红烛夜难熬，风也潇潇，雪也潇潇……
  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我是在1977年春开始的。当时10万斤统销粮上级如期如数分到各家各户，我在正月初六就掀起春季生产高潮。当时我年轻气盛，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不管你哪个家庭哪个派，不管是横的、楞的、还是不要命的，我只知道春不种，秋不收，不收我们吃什么，谁要是不出来参加劳动，我的拳头可是六亲不认。”这一招也起了作用，只15天，段庄1000亩白茬地普浇一遍水，公社还在段庄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我。乱了十年的段庄一时得到了安定，我好似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好景不长，2月2刚过，段庄又乱套了，劳力大部分外出，生产队长连一个人也召集不起来。一个老支部委员找到我说：“九岭啊，这样不行，10万斤统销粮看起来不少，但人们根本没钱买，你知道我正月十五之内是怎么过来的吗？只有60斤萝卜呀！”说到这里老支委已泣不成声了。这件事使我陷入了深思，是啊，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没人买得起，拿出一半到自由市场卖掉，用那一部分差价再买另一半，这样一来，十万斤就成了五万斤，谁也能算出这个帐。生存是人的本能，为一家糊口，他们只有去下苦力，去邯郸拉煤、拉草，到济南造纸厂，全凭一个人拉车步行。当时还过黄河摆渡，有的累得半路吐了血。接连几天，我陷入痛苦地思考中。我召开了支委会，展开讨论，我问一个老支委：“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用的一人三分保本田，好使吗？”“灵得很！”是啊，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村那年春饿死了18口，可眼下段庄已死了8口，没别的路了，分吧！我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吸收小队长和会计参加，每人2分，用自留地的名子，分好地，离开大路，也就是上级走不到的地块，统一种春玉米。要保密，亲戚家也不准走露消息。有人问：“县公安、县法院就在咱眼皮底下，他们知道了怎么办？”“我已顾不得这些了，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坐大牢，我去。”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第二天黎明各队开始活动，一天之内150亩地全部到户，半月之内苗全齐旺。这一招还真灵，段庄又安定下来了，准备下关东的也放下了铺盖卷，人们好象看见了希望，麻木的脸上开始露出一丝笑容。是啊，多好的农民，他们十分听话，大白天在自留地里一个人也不见，只是晚上或黎明之前干这些活，并且没有一个人走露风声。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次工作组长韩敬安同志（当时县法院民厅厅长）和我一块出去转，他故意领我去自留地方向。我发现苗头不对说：“那地方不好走，咱到别处去看看。”他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进入了羊肠小道。真来到自留地了，事也凑巧，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拿一个小袋子给玉米施肥。韩厅长问：“那小孩在干什么？”那小姑娘看见我们连忙趴下了，但我们却看见了。我说：“可能在拔草。”“我看不是拔草。”“调皮的孩子，不知干什么，不管她。”韩厅长笑了笑，我们又往前走。“我怎么看这地象是一家一户的？”“哪能呀，韩厅长真会说笑话，哪能是一家一户的呀，分明是集体的吗，只不过这块长得好了点。”韩厅长只看着我笑了笑，再也没说什么。实际上韩厅长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之间谁也不挑明罢了。
  77年麦收不久，几个队长找到我，说生产队上栽地瓜（麦茬地瓜），没钱买秧子，当时分自留地已尝过甜头，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分下去，让社员自己想办法。队上统一开垅，看上去象集体的一样就行。每人三分地，不要靠大路太近。这次连支部会也没开，更没向工作组汇报。这法子灵得很，以前，这些活最少干5天，分下去之后，两个下午就完成任务。当时几个队长为我担心，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是的，反正是豁出去了，人么站着、躺着一样长。这样每人就有半亩地在手，秋后差不多每人就能有400斤粮食，基本够吃的了，劳力在队上还能分一部分，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后来自留地被县里人走迷了路无意中发现。我差一点没进大牢，多亏了县公安局、县法院。记得石院长、孙局长、王局长都为我奔走：“九岭有缺点错误让他改就是了，撤了他，谁去段庄收拾乱摊子。”这些话真管用。段庄打派仗远近有名，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来段庄找头疼。但是他们也不清楚，自留地的背面还隐藏着一条更可怕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没有瞒住韩厅长。有一次韩厅长在工作组和我喝酒，他突然背过身去象背台词一样：“自留地这个问题吗，县委没有《国务院60条》大，有人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在法院的眼皮底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真的要坐牢的，太年轻啊，太年轻，可惜啊！”我想这下子算完了。他忽然回过身冲我一笑：“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天意如何吧！”我放心了，我知韩厅长为人耿直，不会坏我大事，但他也为我捏一把汗，他也有责任。当时我想，地是分了，听天由命吧。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村民，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告状，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77年一进腊月，奇迹般地听到了鞭炮声，除夕之夜，大街上张灯结彩。我绕大街一周，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脸上带着笑容，那高高兴兴的样，忍不住热泪盈眶。望着这万家灯火，暗暗说了一句：“衣食足则知耻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村子虽小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人说支部书记是“小国之君”，我认为也不为过。当家人的心是黑是白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称。一个老人对我说：“这一年你只走了两步，一步一层楼。”我对他说我还要走三步、四步，一步一层天。他所说的两步，一步是二分自留地，一步是三分“口粮田”。1978年一开春，我又每人三分春地，全部种春地瓜，当中穿种芝麻，秋种时种麦子，队上只留一少部分，不超过30亩，其余全部分到户，自种自收。1979年粮田地已全部到户，棉田地无论如何还是没有敢动。这时段庄彻底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吃不了还可卖一部分，地瓜加工成粉条，也可卖一部分钱，劳力多的还能分到一部分。我的工作也十分顺手，还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一段时间我狠抓了干部的素质教育，使他们廉洁奉公，不多占社员一分钱。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村的干部十几年来没一个因贪污多占犯错误的。村里也十分安定，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甚至连打架的、骂大街的也没有。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敢说当支书十二年没喝过社员一滴酒，没贪过社员一分钱，相反哪一年也要赔进集体几百元。我自己规定：上级来人在我家吃饭一年只领一百元补贴，多了自己掏腰包，其他成员这样的补贴一分也没有。
  1979年冬，那时三中全会已开过，我开始考虑在棉田地上作文章。我想：有组织地施行承包，老百姓真能富起来，通过3年来的试验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让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老百姓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但就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党委的支持，也就是最起码的一条得公开。有一天县委副书记徐士高来段庄，他是从外地调来的，来夏津后对段庄问题有些耳闻，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确切地说，当时关于段庄分地的情况，上头只是听到一些传闻，真实情况只有段庄人心里明白。在谈话时我发现徐书记思想开放，为寻求一条农村改革的道路，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带一个秘书，我把真实情况全盘告诉了他，把下一步实行全盘承包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临走时吩咐：“你充分做好准备，我向县委汇报，把你的经验推出去。”就在1979年冬天我接连开了几次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全部承包的问题。实际上是轻车熟路，一个月的时间关于怎样承包的一系列问题就做好了计划。
  1980年初春，县委徐士高副书记来搞责任制试点，在公社的大办公室里，召开了全体脱产干部会议，吸收33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展开了东李公社一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承包责任制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搞什么分还是包，徐书记讲：“要解放思想，如果只按中央文件办，那是照章办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我们解放思想。”接着大家展开讨论，如现有的集体财产怎么办，军属五保户怎么办，收了棉花不卖给国家怎么办，不在夏津县卖怎么办……。最后竟吵成一锅粥，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的扯着嗓子喊，有的面红耳赤，瞪着眼呲着牙。我坐在最后面的墙角里静静地听着，最后王秀生书记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停下来，好一会儿会场才静下来。“让段庄支部书记发表一下意见，看他有没有高招。”我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烟斗，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因为当时我20几岁，是全公社支部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地方年轻人没有一个吸烟用大烟斗的，我赶紧放下烟斗，开始发表我的看法：“三中全会文件上有这么一条，在我国边远地区可以搞承包到组，我认为边远地区是因为贫困，也就是贫困地区可以这样做，我们是贫困地区就等于边远地区，所以说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我说完这些话，有些人觉得有些道理，我听着好象有人说了一句“对！”徐副书记喊了一声：“你接着讲。”“粮田不在计划的可以按人口平均分，国家计划这一块我们可以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人七劳三，多劳多得’，叫做承包到组，责任到人，不叫包产到户，更不叫分散单干。”“好，有道理。”徐副书记说。我接着说：“关于集体财产如大牲畜、机器什么的，可以折价卖给社员，得来的钱发展再生产，打机井什么的，机井要统一管理，保证每户使上水，这是干部的责任。”关于棉花不卖给国家和不卖给夏津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也很风趣，我说：“这个问题不需考虑，哪里给的钱多上哪去卖，就是卖到台湾也出不了中国地盘，还可以卖给美国、日本、加拿大。”有些人笑了，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像答记者问了。最后有人问：“这样干你觉得段庄秋后向国家交多少皮棉？”“十万斤吧，我准备比去年翻一番。”我说得象讨颗烟那么轻松。在坐的都有些震惊，好大一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吭声。县委徐士高副书记、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几个人好象同时站起来：“分，坚决地分。分不开的，不会分的，让陶九岭教你们。”
  散会了，徐士高抓着我的手说：“我喜欢听京剧，今天你演了一出叫诸葛亮舌战群儒，我给你喝彩。”我只是笑了笑，说：“我无古人之风，更无诸葛亮之才，关于喝彩，秋后吧。”“好，秋后你交十万斤，我来给你开庆功大会，就这样。”也就是在这一年，东李公社全面地实行大包干，翻开了农业改革历史上新的一页。
  1980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终于能甩开膀子，施展我的才华了，至于是怎样分或是怎样干的，我想现在已是俗套，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这一年我掉了二十斤肉，但是秋后卖的皮棉超过了十万斤，段庄人均分配一下跃入全县第一。我笑了，哭了，同时也醉了。我没有什么语言，去描绘当时那幸福的情景和心情……
  徐士高副书记庆功来了。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都来了，我们同席而坐，酒杯举得高高的。随之而来的是记者：新华社的、人民日报的。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刘风岐听完我的发言之后，高兴得无以言表：“好小陶啊，好小陶啊，全县学小陶啊，学小陶，小陶是何等的好啊……”。当时团县委书记房玉梅问我：“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我感动了上帝。”房玉梅叹了一口气。我们在一块当过公社团委副书记，她对我是了解的。段庄沸腾了，80年的除夕之夜，鞭炮一直到零点未停，我醉了，但不是自斟自饮的76年了，我邀来了几位支委共度这除夕之夜，良宵美酒，我欣然命笔：“曾几何时，风雨伴我走春秋，风也停了，雨也停了，风雪自此不潇潇……”
  是啊，忍饥挨饿的日子，在段庄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胜利了，段庄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981年我除了深入完善我的大包干之外，主要是接待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再就是给各地介绍落实责任制的经验。1981年开始就成了鲜花盛开的日子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杂志社、《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汇报》……先后介绍和报导了段庄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新闻媒介把段庄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80年底或是81年初，陕西省一个大代表团来我县，据说当时陕西省党委书记是山东人，听说老家实行大包干，派了3个地区的3个地委书记，30来个县委书记和报社记者，来老家取经。山东省委派一个粮食厅副厅长带领他们来夏津，县委书记用专车来段庄接我。在县委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徐士高副书记和我接待了他们。记得开会前徐书记嘱咐我：“今天你面对的都是不小的官，不要怕，他们是来学习的，大胆地讲，讲好了，不但露夏津的脸，还给咱山东露脸。”我一笑说：“既然是来学习的，我不管官大小，都是我的学生，世界上那有老师怕学生的道理。”就这样，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怎样分地的情况，然后就是回答他们不明白的问题。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很认真，提的问题也很具体，我一一为他们做了满意地答复。最后一个同志问：“用简单的话说，大包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1981年，段庄人均分配800元以上，段庄用上电，我买来彩电，每天晚上在大街上演，邻近村里的人们来看段庄怎样拥抱现代文明，我不必细讲。房玉梅向团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受到团省委的重视，孙淑义书记专程来我家看望我，并在全省青年中树我当标兵。
  1982年我赴省参加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会上我第一个发言，用记者的话说，我得了这次会议的“单打冠军”，在长时间的鼓掌中我再一次向台下鞠躬谢幕。之后我在山东作巡回报告。
  1998年底
  邓大姐赠我们电视机
  李玉春
  1992年7月11日，当电视机里传来邓颖超大姐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怔住了：这怎么可能呢？邓大姐身体不是很健康吗？当我们聆听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的时候，会后邓大姐还走下台来同我们握手呢。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我们合影留念的时候，邓大姐不就坐在我们前边吗？可播音员那一字一句的沉痛悼词又令人不容置疑。我再也说不出话，眼泪顺着脸颊簌簌地流着……
  我忘不了在全国妇干校（现改为中华女子大学）学习期间直接享受到的邓大姐的教育、关怀与温暖。
  1979年，我有幸参加全国妇干校恢复后举办的第一期妇女干部培训班。那时，妇干校条件很差，偌大的妇干校竟没有一台电视机。每到晚上、星期日，我们这些身为女儿、妻子、母亲、奶奶的学员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各自寻找打发时间的办法：看书、织毛衣、玩扑克牌……邓大姐通过妇干校的简报知道了这事，立即派人把周总理生前日本朋友赠的一台十九时的彩色电视机送到妇干校（据妇干校的领导说，在这之前邓大姐还曾将国际友人赠的电视机送给幼儿园），并通过来人转告，“只要大家能看到电视、受到教育，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因妇干校的领导曾表示不要）。大家高兴得奔走相告，自动围到电视机旁合影留念。不少不会写诗的为此事拿起笔作诗，不会画画的也泼墨作画（我也写了顺口溜）……
  从此，我们的业余生活不再寂寞。每当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新闻、电视节目的时候，就好像邓大姐陪伴在我们身旁。
  1979年9月28日，邓大姐在百忙中赶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当时邓大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步履稳健，兴致勃勃地走到妇干校礼堂的主席台上，高兴而亲切地说：“我知道妇女干部学校恢复了，又知道了很多同志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很高兴，我心里是想着你们的。”会场内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邓大姐接着说：“今天，你们毕业了，要我讲话，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我只说一点：是什么呢？你们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事物，对待人。我们做妇女工作就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你们为妇女服务的时候，首先要看看我们客观的情况，客观的环境、条件和妇女的具体情况。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对象，我们就应该区别对待。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掌握客观规律，从工作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这条要牢牢把它记住。千万不要犯主观主义，不要犯盲目性，不要犯官僚主义，不要干脱离群众的事情，不要不照顾妇女的特点。”她勉励大家，“在工作中遇到了麻烦，遇到了困难，碰了钉子，不要灰心丧气，要把这些看成是对自己的锻炼。我们总是在战胜困难中前进的。”邓大姐的讲话博得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3年过去了，邓大姐那真挚的话语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每当在工作中受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用邓大姐的话来激励自己。
  （199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