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州援外、援藏医疗队活动纪实李其信李冠华
  德州地区从1970年8月至1981年，曾多次派员分批参加援助坦桑尼亚共和国和我国西藏地区的医疗队。他们在医疗活动中，以精湛的技术，高尚的医德，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为祖国、为德州人民赢得了荣誉。
  一、援外医疗队
  坦桑尼亚共和国，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一，根据中、坦两国友好条约，我国曾多次派出医疗队进行援助。德州地区自1970年8月始，先后参加山东省医疗队派赴坦桑尼亚，队员有：地区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绍新（1970年8月出国）、德州市立医院妇科医生姚翠英（女、1970年8月出国）、地区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王尊吾（1971年出国）、平原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洪亮（1971年出国）、济阳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善民（1974年出国）、平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赵桂芝（女、1974年出国）、地区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刘玉昆（1975年出国）、宁津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高松丽（女、1977年出国）、禹城县人民医院内科医生顾富登（1977年出国）、地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冯善福（1978年出国）、济阳县人民医院麻醉师张凤芹（女、1978年出国）、临邑县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于恩顺（1978年出国）、地区人民医院麻醉主治医师宋长银（1981年出国）、商河县教育局的高庆岭同志任翻译。
  山东省医疗队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设有队部，成员由6人组成，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2人。医疗队下设11个医疗点，省点有队员6—7人；县点有5人。
  卡苏鲁县医院原系教会医院，有医官1名、护士长1名、医助1名、护士12名、护理员7名。该医院是山东省援助的一个医疗点，由我地区王尊吾主治医师任副组长。医疗队正常工作分门诊、病房，昼夜值班。日门诊量300—500人次。外科和妇产科病人较多，所有手术基本上只依靠医疗队完成。此外，每周到乡下巡回医疗两次。由于当地农村缺医少药情况严重，每次求诊者多达千余人。针对当时状况，医疗队还规定，每月到农村蹲点医疗7天。无论是巡回或蹲点医疗，都是自带药品、器械、设备，并自己料理饮食。虽然条件艰苦，但队员们毫无怨言，以苦为乐，尽心尽力为当地群众治病。在治疗的疾病中，以疟疾患者为最多，凡治疗者无不康复。许多白内障眼疾患者，经医疗手术后，都重见光明，此举深受当地群众及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理的称赞。
  坦桑尼亚南部木托哇啦县医院，原亦为教会医院，该院设备条件较好。1975年，王尊吾带领医疗队进驻该院，当时还有荷兰等国的医疗人员。某天，一位难产妇女，由荷兰的一位医师进行剖腹产手术，致使患者大出血不止，医生竟束手无策，中国医疗队队员得悉后，速将产妇接运到自己驻地，施术成功，病人家属万分感激，患者所在县的县长等官员，均称赞中国医疗队是“专家”。
  医疗队驻坦桑尼亚康多亚省医疗点有6名队员，设有内、外、妇、五官等科。刚开始工作，即遇一“甲状腺瘤”患者，病人迫切要求手术。但当时无麻醉师，手术难度又大，医疗队员便大胆采用了针麻。经4个小时的紧张手术，顺利切除了一个约500克的大型肿瘤，解除了患者痛苦。还有一次，当地县长的父亲患病，县医官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而我国医疗队队员诊为“高血压心脏病”，会诊意见不一，各抒己见。最后经省医院作心电图，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防止了一次误诊。
  驻塔宝拉省医疗点，共7名队员。1975年，医疗队副组长刘玉昆，在一次下乡巡回医疗返回的途中，一位双眼患白内障的妇女求医，他采用针麻施行手术成功。次日，该国卫生部长特来医疗队祝贺，并受到我国驻坦大使刘纯的表扬。一位妇女难产，急需剖腹产手术，因没有血库，腹外麻醉又无药，手术极为困难。经医疗队研究，决定采用未曾使用过的“氯胺酮”为麻醉药。为了慎重起见，手术前队员们认真细致地查阅了有关资料，做好了充分准备。手术时，与妇科医师互相配合，使用氯胺酮＋冬眠3号（胎儿分娩后加冬眠）麻醉，手术圆满成功。此术，又经用于40例剖腹产临床观察，效果俱佳，实为医疗科技的一项突破。后将此经验总结为《氯胺酮静脉复合麻在剖腹产中的应用40例观察》一文，在中国医疗队办的《红十字报》上作了推广介绍。还有一次，一位20岁的黑人妇女，双目失明，且不会说话，当地医生治疗多次，均无效果。经中国医疗队会诊，未发现阳性体征，确定属癔病。队员张凤芹医师应用针灸疗法，先刺人中穴，患者即有知觉，继刺合谷穴、内关穴后，患者便恢复了语言功能。此举曾轰动周围群众，传为佳话。
  1978年，澳大利亚驻坦桑尼亚大使，患有双上肢震颤麻痹症，曾多次去美国、英国等地就医无效。经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介绍，来我医疗队求治。于恩顺医师针刺其臂丛穴，连续三次即愈。患者十分感激，多次给我驻坦大使馆打电话，向医疗队致谢。坦桑尼亚驻我国使馆参赞的嫂子，因患偏瘫症，住进坦首都医院。该院驻有8个国家的医疗队，虽经协作为其治疗，但仍然未愈。后经我国大使馆介绍，接受了于恩顺医师的治疗，患者很快痊愈。
  医疗队队员高松丽主治医师，在坦桑尼亚新吉达省工作两年，成绩较为显著。在医疗工作中，抢救病人400多次，做手术1000多例，从未发生事故。同时，为坦桑尼亚培养了4名医生，被评为一级模范，并在坦桑尼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医疗队分组组长王善民主治医师，曾为坦国防总理卡瓦瓦的母亲治病，受到亲切接见。当时的电影《中国医疗队在坦桑》，详细介绍了医疗队给当地群众诊治疾病的情况。
  二、援藏医疗队
  根据国务院（1973年）第80号文件精神，山东省卫生厅组织了各地区支援西藏医疗队。德州地区先后派出两批共17人参加，每批为期两年。援藏医疗队的任务是：医疗、防治疾病、传授医术。
  第一批赴西藏医疗队于1973年8月组成，队员有地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林荣彩（女）、德州市立医院妇产科医师杨华英（女）、平原县医院麻醉医师陈红（女）、乐陵县医院张吉连、夏津县医院刘银昌、商河县医院李传海、济阳县垛石医院周洪军、临邑县医院刘振林、陵县滋镇医院魏向义、齐河县医院马文河。第二批赴藏医疗队于1977年5月组建。队员有地区防疫站孙朝东、夏津县医院内科医师王天友、济阳县孙耿医院段月增（已故）、临邑县医院检验士马云平、德州市立医院麻醉士姜希文，董兴礼（任队长）、李风俊（任副队长）。另外，1979年3月，德州市立医院内科主治医师杜国斌同志，也参加了山东省援藏医疗队①。
  德州地区医疗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医院和下属医院工作。该地区医院的医疗设备、技术力量均较差。医疗队带去心电图机一台，由队员马文河做心电图的诊断工作，二年内做心电图3000余次，并为藏族同胞培养了一名心电图护士，能掌握正常和异常心电图的诊断。该院有一台A型超声波诊断仪，因无专业人员，多年未能使用，经医疗队协助，当地医疗人员很快掌握了使用方法，在诊断肝包囊虫病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地肝包囊虫病率高达7％），致使医院门诊量日增。1974年元旦，谢通门县一难产妇女，急需出诊。当时，下着鹅毛大雪，道滑难行，马文河与妇产科医师刘芳义，毅然前往救治。经检查，诊为难产并伴有高血压心脑病。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及时给患者降低血压和利尿剂等治疗，并进行吗啡皮下注射（当时用吗啡有可能造成婴儿窒息）。在细心救护下，产妇病情稳定，顺产一男婴，在场群众啧啧称赞：“好阿木吉”（好医生）。马文河在医疗工作中，以带徒的形式，培养了一名藏族医生明玛玉珍，经两年的随师学习，医学理论不断提高，临床经验丰富，掌握了独立诊断和施治的能力。医疗队的高超医术，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誉。一患者名迪吉，是该地区原贵族阶层，曾任班禅的藏兵团长职务。解放后，任萨迦县县长，现任日喀则地区政协副主席，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稍微活动即觉头晕、心慌、气短。经医疗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心脏功能增强，本人十分感激。1976年迪吉的女儿来德州地区人民医院进修，她说：“是家父让我到贵地向医疗队的医生好好学习来的”。
  萨迦县地处日喀则西南部，海拔4000多公尺，极度缺氧，且村与村相距近者百余里，远则二、三百里。援助此县的医疗队，为方便下乡巡回医疗，首先学会了骑马，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萨迦县一位耳聋患者，经五官科医师检查，诊断为耳阻塞所致，挖出后，听力恢复。
  为了提高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医疗队还经常举办培训班，驻萨迦县医疗队先后举办过传染病、地方病学习班；妇幼保健、助产人员学习班等，共培养了能独立工作的藏族医务人员80余名。驻定结县的医疗队，先后为该县培养了乡村医生85名，致使该县达到区、乡均有卫生室，生产队（村）有专人治病，形成了三级医疗网，对防病治病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广和实行针刺麻醉，曾用此术进行手术188例，有效率在90％以上。其中一患巨大肝包囊虫病的妇女，采用针麻，手术效果良好。惹伐拉乡一位难产妇女，因高烧不能起床，来定结县医疗队求医出诊，马文河与傅兰宗不辞辛苦，二人合骑一匹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人家。经施行阴侧切术，使产妇顺利生产。
  驻江孜县的医疗队，在完成日常医疗任务的同时，还以本县的东风公社村为卫生村进行试点，帮助当地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卫生医疗队队员亲自动手，为群众改造炉灶、推广土坯火炕，改造粪坑、保护水源，宣传卫生常识，并建立卫生组织与卫生制度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村村卫生面貌为之一新，既促进了群众的身体健康，又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驻沙加县医院的医疗队员姜希文，于1979年2月，在距离医院80里地的乡村，成功的抢救了难产和横胎两例垂危产妇，受到藏族同胞的赞扬。
  山东省援藏医疗队队员杜国斌同志，1979年6月至9月，带领医疗队赴堆龙德庆县，对藏族农民进行高血压普查，完成任务后，于同年11月总结了“拉萨地区堆龙德庆县藏族农民2201名血压调查”资料，并与其他医院协作，发表了《拉萨市9672人血压调查》论文②。1981年5月至10月，他克服高原反应和重重困难，完成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云南省歌舞团赴藏慰问演出的保健任务。在医疗工作中，多次参加对急性高原病危重患者的抢救工作，并担任对西藏医务人员的辅导授课任务。
  1970～1981年间，德州地、市援外、援藏医疗人员，经过勤奋工作、无私奉献，提高了医疗素质，加深了与坦桑尼亚共和国以及我国西藏自治区人民之间的了解，推动了国际主义和民族大团结的进一步发展。此举，已作为辉煌的一页，记入我区历史篇章。
  苏禄国东王后裔——安方
  王春周吴凯
  苏禄国东王在华后裔第十六代孙安方（安文选），1930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初期奉母顾兰芝老夫人迁来开封，现在是古楼区城建局的工程师。他毕生从事城市建设，颇多建树，是以记之。
  一、幼承家训
  安方的父亲安树德是苏禄国东王第十五代孙，是东王在华后裔中的佼佼者。青年时投军冯玉祥部，英勇善战，屡立功勋，累迁至师长、陇东镇守使等职，是近代史少数民族中著名爱国将领。解甲归田后，整修王墓，重修清真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为人忠厚正直，受人尊敬。
  安树德1927年驻军河南时，适逢山东岁饥，传言原配夫人金氏在原籍德州故去（后知实为讹传），后经冯玉祥副官戴云道介绍，与顾兰芝结为伉俪。顾识书达礼，出身书香门第，婚后一直随军生活，相夫教子，对安树德之帮助极大。
  安树德对子女要求严格，经常教导后人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一直把他青少年时代推车卖水为生时的小独轮车视为传家之宝，告诫子女莫忘自己也是穷人出身，不能忘本。对子女学习督促甚严。安方自幼随侍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家教对其影响很深，因此决定其一生性格：办事认真，为人忠厚正直。
  二、在社会主义培养下成长
  安方于建国初期迁来河南省开封市，参加工作后不久，即被选送北京专门学习城市规划设计及管理。学习结业以后回开封市城市建设局工作。四十年来，安方同志积极发挥业务专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知识。工作单位虽然有所变动，但始终未离开城建系统，毕生献身于城市建设事业。1954～1957年“开封市第一次城市初步规划设计”工作开始后，组织上安排安方同志参加，并让他撰写“开封历史沿革”与“开封名胜古迹考”等专题报告，上报中央。1980年，领导上又让他参加了“开封市总体规划设计的修改”工作。这一设计方案，经过省、市主持的论证会讨论，给予了肯定，为古都开封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建国初期，安方同志曾负责黑岗虹吸引黄灌溉工程的建设施工，按期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初步改变了开封市沙荒和盐碱地的落后面貌。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安方由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群众，成长为有一定专业知识、技术的工程师。他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培养和教育。由于他家族、家庭问题的牵连，尽管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他热爱祖国、感激共产党、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矢志不渝，老而弥坚。安方同志终以其踏实的工作成绩、卓越的奉献精神，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1984年当选为开封市鼓楼区首届政协委员、常委；1987年再次当选为二届政协常委、副主席。他发挥所长，积极参政议政，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
  三、建设开封的又一颗“明珠”——相国寺大市场
  相国寺是开封市的“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冯玉祥将军驻豫期间破除迷信、拆毁神象、开辟市场以后，相国寺就成为可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相媲美的集售货、杂耍、游乐、饮食于一体的综合市场。七十年代，相国寺重修改建，辟为文化游览区。市场集中于西院一带，由于该地区房屋年久失修道路狭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从八十年代中期，鼓楼区政协多次提出扩建相国寺大市场的提案，后经报请开封市政府批准修建。新市场南临自由路，北到和平剧场，西邻市邮电局、和平街，东与相国寺一壁之隔。东西宽129米，南北长234米，总占地面积30310平方米，新建商业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包括四座三层楼房高的仿古建筑商业大厅，还有一座角楼和同市场配套的广场、停车场以及绿化休息小区。厅与厅之间有七座天桥相连，把整个相国寺大市场融为一体。这一市场目前是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市场建筑全部采用仿古风格，形成一组古朴典雅、气势雄伟的仿古建筑群，为开封增添了又一颗“明珠”。它与中外驰名的相国寺相互辉映，贯通一体，十分壮观，受到中外宾客的赞誉。
  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市场，从酝酿讨论开始，安方同志就是积极参与和提案人之一，并一直参加可行性论证和设计方案的评选工作。开封市政府批准兴建市场后，安方同志又被抽调参加工程指挥部，担任建筑工程组组长，直接负责组织施工和全部工程建设的技术监督工作。这项25000平方米的宏伟仿古建筑，总耗资2300万元，一些行家预测建成要二三年的时间，可是仅用了275天便全部完工，并经有关部门检查验收一次合格。结论是：工期短、质量好、造价合理。受到当时国家建设部原部长叶如棠同志的赞扬和肯定。在这275个日日夜夜里，安方同志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跑工地，钻工棚，呕心沥血，两鬓增添了白发，眼睛熬得红肿。在这期间，德州对苏禄国东王墓重修竣工，家乡来信请他回籍观光参谒，他也没有请假回去，而是委托他的儿子安大良代表他前往参拜致祭。
  安方同志为开封的城市建设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四、造福群众完成夙愿
  日开封城，四个城角都是人烟稀少、遍地积水、坑坑洼洼的不毛之地，尤以西南城坡为甚。解放以后，四个城角虽然相继建房盖屋，形成街道，但排水工程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每逢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群众怨声载道。这四个城角中，西南（俗称为西南城坡）东南两个城角，都在鼓楼区辖区之内。作为鼓楼区城建局工程师的安方同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解决这些地段的排水系统工程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造福一方群众，已成安方同志的夙愿。前几年，安方同志受区城建局的委托，修建属于东南角范围的勤农街排水工程，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力排众议，改变出水口，加大管径，使街道积水得到根治。加上维修了道路，人人称道，了却了安方同志的一桩心愿。可是西南城坡积水问题，由于资金筹措困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90年安方同志年届花甲，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夙愿未偿，这一问题是遗留给安方同志的一块心病。
  鼓楼区城建局领导和安方同志多年相处共事，双方都有深刻的了解。根据工作需要，局领导再三挽留安方同志继续留职，帮助工作。并把修建西南坡排水、道路的重任委托安方同志担任。安方在各方鼓励下，老当益壮，勇挑重担，积极配合局领导，各方呼吁、奔走、协商，终于取得上级和有关单位的支持，财政拨款14万元，街道所在有关单位、区街企业集资16万元，部分街段开始施工。施工期间，安方同志不顾年老体弱，现场办公，随时随地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难题。工程进展顺利，共修排水管道700公尺，沥青路面4500平方米。使街道附近所有单位部门、工厂企业、居民住户受益。西坡行路难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群众额手称庆。特别是经过1991年两次大雨的考验，给安方负责施工的这两条街排水系统的工程质量、使用效益颁发了验收合格证。安方同志造福一方群众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同志们也都为之感到欣慰。
  六十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进入老年期的开始，但也可能是一个人各方面更趋成熟的开端。目前安方同志仍然以其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不求闻达的奉献精神，继续为开封的城建事业发挥余热，默默工作。无愧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对古苏禄国王后裔的关怀，无愧于中菲友谊的万古长青，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教育，也无愧于社会主义对他的培养和期望。
  1992年元月7日于河南省开封市
  康熙公开“小报告”
  康熙末年，有个江南总督叫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整人。当时，苏州知府陈腾年，官声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怀恨在心，便寻机参劾，要将他充军黑龙江。康熙没有同意，觉得陈腾年很有才学，就调他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还不罢休，又密奏康熙，说陈腾年写过一首《游虎丘》的诗，诗中有怨恨不满的情绪，应从重治罪，并将原诗密封呈上。噶礼的这份密奏实际上就是整人的“小报告”。
  康熙细读了陈腾年的诗，并不觉得有什么“怨恨悖谬之心”；再看噶礼的密奏，深以为噶礼完全是深文周纳，挟嫌整人。
  于是，康熙召集群臣，在朝廷当众宣布：“噶礼这个人总喜欢惹是生非。苏州知府陈腾年稍有一点声誉，噶礼就想坑害他，居然密奏陈腾年虎丘诗中有怨恨悖谬之心。我看来看去，诗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卑鄙猥琐的小人，他们的手段伎俩，大都是这样，我怎么能受这种小人的欺骗呢？”说完，将噶礼的密奏和陈腾年的虎丘诗公诸于众，让朝廷大臣传阅。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编者摘

【注】 ①：1979年3月，山东省组建了援藏干部大队，约100余人：随队同时组成了一支援藏医疗队，约10余人。其中，德州地区只1人，由德州市立医院主治医师杜国斌同志参加，至1982年9月返回德州市。 ②：《拉萨市9672人血压调查》一文，1980年获西藏自治区科技成果奖：1981年发表于《中华心血管杂志》第9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