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八月菲律宾苏禄东王、西王及故峒王之妻率眷属、官员，浮海前来朝贡，受到了明朝廷的隆重接待。在京逗留二十七日，苏禄东王率群臣回国。明依惯例加封三王及所有随访人员。由北京沿运河南下，九月十三日至山东省德州，东王因感风寒不幸病逝。明成祖朱棣敕谕在德州城北二里（今北营）择地以王礼安葬。按照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嫡长子继承制，明成祖敕谕：长子都麻含袭东王位，回国执掌国政，另外安都鲁、温哈喇两位王子以及王妃葛木宁并仆从十人，留在德州为东王守墓。其中东王妃葛木宁曾于1423年还国，并于1425年再返中国，从此留居中国。以后王妃和王子先后客死中国，均附葬东王墓侧，其后裔一直在德州守墓，客居中国历三百余年。
  清雍正九年（1731年）苏禄国王苏老丹来访中国，经奏请清帝允准，前明留守德州东王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回民俗。从此，苏禄东王后裔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明清两朝，东王后裔领取朝廷例赐，耕种祭田，生活大体上是优厚和无忧无虑的。民国以后，随着辛亥革命对各种封建特权的废除，祭田收归国有，政府也不再有例赐。再加上天灾人祸、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东王后裔原来的生活格局不复存在，逐渐分化。到了我父亲安树德——苏禄东王第十五代孙的童年时代，家境已经十分贫困了。
  我父亲安树德，字润身，1886年10月12日生于山东省德州北营村。青年时期家境贫寒，依靠卖水为生，打过短工。1913年秋，冯玉祥在山东德州招兵，家父应招入伍。当时冯玉祥还是备补军左翼二团团长。入伍后补在李鸣钟连当兵、伙夫。以后一直跟随冯玉祥部参加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由排连长逐级升擢，累迁至独立第十八师师长兼陇东镇守使等职。在冯军中以英勇善战著称。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下野，我父亲安树德誓不投靠蒋介石，按他个人口头禅的说法“我安树德不认第二个爹”，于1931年8月弃甲归田，到了北京。
  我父亲所率的部队驻节河南时，经冯的副官戴云道介绍，与我母顾兰芝结婚，婚后母亲一直随军行动，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父亲这个时期的情况都是母亲晚年告诉我的。其中父亲率队进军青海西宁的情况，非常惊险，事隔几十年，母亲还是记忆犹新。
  1928年，由于尕司令马仲英的起事，甘肃形势动乱‘孙连仲任命我父为青海剿匪总指挥，鲁崇义副之，向青海进军。至西宁，我父亲只带一个手枪排进城谈判（由连长马林泽代领，马系德州同乡，回民），马步芳设宴欢迎，但暗中在厅堂四周及房顶各处布满埋伏。我父窥伺其意，临危不惧，一手提枪，一手紧紧抓住马步芳，义正辞严，责问马步芳“这是何意？”马步芳认为我父有胆有识，处鸿门宴而不惊，急喝退埋伏，扶我父上坐，双方以诚相见。一面派人迎接我父部队入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另由其内眷亲迎我母进其内宅安顿，晤谈甚欢。为了表示双方亲近，在马步芳的授意下，其子马继元，拜我母亲为干娘，我母给他一块金壳表作为拜见礼物。
  次年（1929年）2月，马仲英残部流窜青海湟源县城。湟源民团和裔民两千多人登城防御，终因力量悬殊城破。待下午三时我父率部赶到时，湟源城内火光冲天，民团伤亡殆尽，居民男女老少死难者两千余人，财产被抢掠一空。我父身先士卒，击退残匪，并活捉马仲英及帮凶马步元。目击民众死伤惨重，异常气愤，当即将二人处死，既平民愤，也奠定了国民军在甘、青地区的基础，形成稳固的后方。
  甘、青地区形势的稳定，除以武装力量平叛的主导作用之外，我父亲的回族身份对国民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军民关系的沟通，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时我父母是国民军官中唯一的一对回民夫妻。和我父亲关系密切义结金兰的吉鸿昌将军虽是汉族，在他主政宁夏期间，与回民吃住行在一起，有“吉回回”之称。可见联络民族感情，处理好回汉关系，搞好民族团结，在当时西北地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父亲痛感青海回族文化落后，愚昧无知，因此，特别注重联络民族感情，反对民族仇杀，大力呼吁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回民小学，特别是增设女子小学，为青海有回民女子学校的开端，受到较高的评价。
  我父亲解甲归田，回到原籍山东德州以后，不忘贫贱，富而不骄，热心地方公益，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开办戒烟所和复堤治水两件事是最为人所乐道的。
  我父亲年青在家时的一些穷朋友，虽都是劳动人民，但也有部分人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和我父“拜把”的石奎禄来和我父亲商量，开办戒烟所，为穷朋友戒烟。我父同意，地点选在德州火车站附近“水馆驿”（但至今有人只称“水馆驿”，而不称戒烟所）。这个戒烟所完全由我父和我母亲出资办理，专门收容那些吸食鸦片的穷人入馆戒烟，统一吃住，食宿免费，直到彻底戒除才准出馆。一期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故挽救了一些吸毒者。为此后来改过自新的人送了一块“戒烟功德碑”（原存德州市文化馆，文革中被毁）。为了帮助这些戒烟后的穷朋友谋生活出路，我父亲又在德州马家溜口（太平街西头）开设一座同聚油坊，轧花生油，从进料、轧油完全手工作业，目的在于大家有活干、有饭吃。我父亲有时也常来帮助一起推车干活。
  德州运河经常泛滥成灾，上面拨的修河款被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侵吞，引起公愤。但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德县县长也无能为力，来求我父亲。我父利用他和韩复榘同为冯玉祥旧部的老关系，亲自去济南见韩，拨来了款项，并亲自上堤参加劳动。特别在抢修险情较大的桥口段时，督率民工，同甘共苦，直至胜利竣工。事后当地父老二百多人联名送来一块大匾“德硕望重”悬在德州老宅，直至破四旧时被砸毁。
  我父亲回原籍德州以后，将原收归国有的二百多亩祭田全部买回，并出资修整东王墓和重修清真寺，受到族人的尊重。现在清真寺礼拜堂上的宣德珠砂顶，就是这次重修时我父亲献上的珍品。
  关于这个珠砂瓷顶，有人考证乃是明宣德年间烧制的祭祀器物，原存北京故宫。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宫时，我父安树德正在鹿仲麟部警卫连任职，派驻故宫警卫。这期间故宫曾发生了一起全国注目的大盗宝案，被盗的各种珍宝古玩中就有宣德珠砂顶。我父曾受命追查此案，追回了一部分宝物。由此推论德州北营清真寺之珠砂顶可能即系当时追回而未上缴物。但据我所知，我父母于1931年8月回到北京，在帘子胡同买了一座旧京官府邸居住，是连房带家俱一块买的。里面的家俱都很讲究，不少都是紫檀木镶大理石的。房脊上安有瓷顶。这所房子我仿佛记得距离三贝子花园不远。我们只住了一年，就回德州原籍了，带回德州的就有两个这样的瓷顶，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沉香木雕的老寿星。以后这两个顶子都不见了，可能清真寺礼拜堂上的瓷顶就是这中间的一个。但当时我毕竟年青，又不确切知道，不敢妄下结论。只是提供线索，留待识者查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德州一带地方武装迭起，名目、番号极多，有国民党、共产党的，也有汪伪的，中间不乏和我父亲熟识和有关系的人，但他都拒绝参加合作。渤海回民支队也曾派人联系，他也没有答应。特别是日本人威胁利诱，要我父亲出山担任伪职，被我父亲严词拒绝，并从此搬到城里居住。保持了晚节。为了避免日伪的滋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改从母姓，取名顾文选，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我才恢复了原来的安姓。
  我的父亲虽然拒绝和回民支队的合作，主要是不愿意再带兵恢复军籍。但他对冯玉祥将军“同情共产党，愿意无条件帮助共产党”的精神是十分欣赏和愿意继承并身体力行的。
  1946年，中共晋察冀边区专员艾秀峰（化名）被敌五路军的石存善逮捕。我父接受友人嘱托，亲去石存善处，利用二人系青帮师徒关系，将艾保释，并安排在北营王墓前配房中养伤，加以保护。据原籍族人语我：解放后艾本人及其子曾来北营寻访我父。又云：艾秀峰系叶帅秘书，解放后长期在叶帅身边工作。已离休，居住在青岛。
  1946年秋，我随父母去天津，暂住在老报人刘季鹰家中。我父亲正致力于开办一些实业。后来在天津针市街义德里货栈设开鲁北代销处，字号仍叫德润昌、德润厚，经营美孚、德士古煤油，但由于资金困难，业务无法开展，生意很不景气。我母亲在友人夏云路处认识了一个叫党叔平的人（河北唐山人，贩牛为业，（俗称牛贩子），愿意拿出部分资金合股经营，经我父亲同意后，担任德润厚襄理职务。在1947年冬～1948年底的一段时间我就和党叔平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叫他党叔叔。党叔叔为人非常和气，待我很亲热。他每周总是固定有一天要去河北（现在天津市河北区三条石一带）。我父亲对我说过：“我观察了很久，党叔平不像个从事贩牛的商人，常常去河北区很可能是共产党，我们私交情重，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保守秘密”。双方的合作，一直延至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以后，党叔平曾来找过我父亲，带着警卫员。并经他的活动安排，政府每月给我父亲发放生活补助，直到1950年冬我父亲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