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元信先生是山东教育界负有盛名、有一定威望的老前辈；是桃李满天下、受到尊重的教育工作者。他在山东教育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曾在十多所学校任教。他出生在中国动荡的年代，一生经历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直到济南解放，他才终于找到了光明，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才学，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
  王元信先生字诚斋，1892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原属恩县境）看水庄。幼年家庭贫寒，父亲是一个忠厚的农民，王元信先生是兄弟姐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治家勤俭艰苦，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身教言教，要求子女正直做人，认真做事。父亲除种地之外，农闲时还挑担串乡卖油，由于没有文化，常常吃气受骗，于是下决心，叫子女入学读书。王元信先生幼年时即在本村私塾上学，年龄不足十岁，便能天天早起默读课文，在去学校的路上，口中依然反复背诵，经常是第一个到校的学生。十几岁时就挑起了全家吃水的重担，因村内无甜水井，必须到三里远的菜园担水，所以从幼年就养成了艰苦劳动的习惯。在庞庄中学读书时，亦是成绩优良。后转入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发奋读书，苦心钻研，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师生赞扬。
  当时的协和学校不分院系，文理各科全凭个人爱好、兴趣和努力，故所获殊异。由于他力习英文，成绩卓著，毕业后即到协和医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俟后又去山西太谷铭贤中学任训育主任。因他坚持主张将几个严重违犯校规的特殊学生开除，触动了某些权威人士，自感共事不易而又回到山东，在德县（即现在的德州市）博文中学任理化教员。
  1927年，他被推荐到美国留学深造。先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一年，后又在哥仁乃乐大学改学化学，获学士学位。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化学科毕业、获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生活艰难，日间读书，夜间打工，假期勤工俭学，取得微薄报酬，维持最低生活，坚持完成了学业。他先学习教育，后改学有机化学，专攻煤焦油之衍化物，获得学位后于1929年回国。友人知他所学化学专业，推荐他从事化学研究工作，但他鉴于当时实业救国困难重重，认为祖国教育急待普及，自己又是博文中学派出的留学生，对博文中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愿服务于桑梓，于是婉言谢绝了友人的邀请，毅然回到德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赴北京育英中学任教，1940年又回任博文中学校长、德县女中校长、益都中学校长。此时正值敌伪时期，人事多变，工作中困难很多，无法将自己的愿望贡献给社会，1943年辗转奔赴济南，先后又在黎明中学、济南中学、齐鲁中学短期任教至济南市解放。
  济南解放后王元信先生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对新中国的热情，决心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余年，就任了济南扶轮中学（即铁路中学前身）教导主任职务，后来又晋升为副校长、校长等职，在铁路中学十多年之久，至1958年退休。
  从以上简历看出王元信先生一生在中学任教、执教，为青少年启蒙教育事业贡献了终生。他在博文中学和铁路中学工作时间最长，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学校树立了良好校风；传播了教学育人的优良风范。
  王老先生早已与世长辞了，然而每当我们这些年逾花甲，或近古稀，受过他教诲的学生相聚谈心时，无不缅怀王老师的为人正直和治学严谨的精神。笔者从个人记忆与校友们回忆、座谈中将他的事迹荟集整理，摘录于下。
  （二）
  王元信先生自幼受贫苦农民家庭的影响，充满着中国人民忠厚传家、艰苦善良的美德。他熟悉农民，热爱劳动。无论是在外读书或教学，每次假期回家都要参加农活劳动。以劳动为光荣，这是他们的家风。以致后来在美国留学时，他能勤工俭学，参加繁重劳动，取得生活补助，完成学业。
  王元信先生在博文中学执教时期，也正是他抚养子女最艰苦的阶段。王先生膝下十个子女，几乎全在德县出生。家庭生活全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家中一向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全系自做，也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孩子穿了二孩子穿，二孩子穿了给老三。室内除几件粗笨的木器家具和一部分中外图书，别无所有，真可说是“四壁皆空”了。
  王元信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讲求服饰外表，除在美国留学时穿过的几件西装外，回国后一直是布衣中装，一年四季穿着褪色的普通衣服，很难看出是个赴美留学生。
  他自己俭朴节缩，但却廉洁奉公，从不动用公款。1920年家中购买一块首蓿地，致使全家生活费用大大缩减，甚至一个月全家只用36枚铜板充做生活费，即使过着无盐缺油的淡泊生活，也未破借债之例，后来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王元信先生自己生活俭朴，但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却关心倍至，总是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他们完成学业。例如，使贫寒学生在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教务刻写钢板，油印文件；帮助总务摇铃扫地，管理图书和体育器械等，得些经济补助；有时甚至解囊相助，从不吝啬，绝不使学生因贫寒而中途辍学。
  王校长在博文中学执教的年代，他家乡看水庄原无学校，后来村内办了一所小学，老师每月的用费十多块银元，全是由王先生负担的。这事外人很少知道，后由一位当年在那里念过书的乡亲传出，大家才忽然明白。
  1937年日寇占领德县城，他不甘为敌工作，毅然携眷返乡，全家先到恩县高官屯，旋又回到原籍看水庄。他带领子女参加农业劳动，播种耕耘、割打收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他的子女后来回忆说：“这样的农活劳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之艰辛，‘粒粒皆辛苦’的情味。然而每当夕阳西下，荷锄归来，遥望群鸦返巢，炊烟缭绕的画面，他又怎能消除家园沦陷，困难当头的痛楚呢？
  1939年，友人见他在家生活之艰难，介绍他去北京育英中学任教，盛情难却，他答应了。但他仍穿着那身农民的粗装——对襟棉袄，绑着扎腿带，一身乡土气。育英中学校长李如松特意送他二百元的制服，劝说：“老兄换换衣服，否则学生很难相信你这个乡巴老头子能教物理、化学”。他笑而未答，经多次推辞，才勉强收下。后来竟将二百元钱作为捐献留给学校，依旧粗装布鞋登堂讲课。学生竟被他生动的语言、流利的英语，深入浅出的讲解惊呆了。当得知这个乡下老农竟是获美国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教育界的老前辈时，更是敬佩不已，声望骤增。但，那时中国古城北平处于日伪统治下，实施奴化教育，王先生不能忍受，愤慨中便又毅然辞职，回到德县，致力恢复博文中学。日方虽从各方面刁难、破坏，但学校终于恢复，他并亲自坚持上课，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所培养过上千名学生的博文中学终于被日寇封闭停办了。日寇把博文中学的校舍改成了兵营，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地狱。在长期的战争中这所学校的校舍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至今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和读过书的师生们仍然怀念着王校长苦心经营的博文中学。对他在校治学的严谨精神有着深刻的印象。
  （三）
  王元信先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无论是在博文中学还是在铁路中学时期，他对学生要求都十分严格，亲自抓学生的入学关。每次招收新生（那时没有统一招生，都是由各校自行办理，考题、录取全由学校自定）入学、录取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王校长时常是亲自出题、自己阅卷，甚至面试，不合格者绝对不准录取，不管是什么人的亲朋厚友一律对待。他任校长期间与老师们制定的各项严格制度，率先遵守，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学风。
  对学生课堂上是严师，课外是益友，相处亲如家人。每每课外活动都督促参加，有时他也到操场一起活动，对每个学生的籍贯、年龄、家庭和学习情况、各种爱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在校时，全校几百名学生他都能叫上名字来。
  他学识渊博，课程全面，不仅能操流利的英语，而且数、理、化也有较深的造诣。他自己经常兼带主科课程，亲自批阅学生的作业，带领学生做理化试验。作试验时，他操作规范、要求严格，经常告诫学生：“科学的研究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学习时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用时就会酿成严重的大祸。”他教学耐心，深入浅出，有时也爱讲个风趣的笑话。例如，记得一次上英文课时，他叫一个学生读“IamVerywell”这句子，当时同学们读起来非常别扭，似乎有些象绕口令，学生们老是发音不准，于是他就带领学生一起念，一遍、二遍……十多遍——数十遍。学生们已经面红耳赤，满头大汗了，他却仍然耐心的教导，直到大家发音准了为止。学生们被这种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所感动，无不重视学好英文。这个例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耐心教导、毫无厌倦之意，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自己代替了录音机，如无一股坚强的韧劲是很难作到的。
  博文中学原是男女分校，男校名博文中学，女校名卫氏女中。北伐战争结束不久的德县城虽是个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重镇，但在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笼罩下保守思想仍很严重。王元信先生接受先进文化思想较早，力主男女合校，决心解决这个经久酝酿未能实现的难题。面对当时社会舆论的反对，学生家长的担心忧虑，他耐心地宣传、说服，多方奔走，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得到一些进步家长的支持和各方人士的赞许而实现了男女合校，总称“博文中学”。虽然也遭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污蔑与恶意攻击，诽谤中伤，但并未影响王校长的决心。事实证明博文中学越办越好。当然，今天看来男女合校已是习以为常的小事，可在那个时代，男女学生授受不亲，平时相遇不敢正眼相视，能冲破封建阻力与落后的习惯势力地羁绊，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博文中学是一所美国基督教创办的教会学校，王校长也系基督教徒。但他却主张信教自由，决不干涉他人的信仰，而且也逐步取消了在校内的宗教活动。对不信仰基督教的师生他决不歧视，一视同仁，而对学生阅读一些政治上进步的书刊他更表示支持。例如请老舍先生到校讲学，受到了师生热烈欢迎；让进步学生王力全管理图书馆，并拨给经费购置大量进步的文学书刊，如鲁迅、邹韬奋、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这对大批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极力支持学生会的进步活动，象学生的讲演会、辩论会、文艺比赛会、文娱晚会、体育运动会和各种球类赛……等等，他都极力支持并亲临会场。在各中学联合运动会上，他往往被选为总裁判，跑前跑后，公正严格地热心服务，对推动地区体育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国民党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对于教学卓有成绩的私立中学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给予各种限制刁难，从各方排斥、施加压力，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立案”。未经立案的学校，社会不予承认其学籍，所发文凭一律无效。师生们对这个决定感到压力极大，这对王元信校长的压力更大。因此，他为了博文中学的立案东奔西跑，真是呕心沥血，终于在1931年获准“立案”，从此师生们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案后，几次学生毕业会试成绩均在全省前列。
  （四）
  博文中学立案后，正当蓬勃发展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德县，博文中学被迫停课了。
  抗日战争初期，德县一带“游击队”群起，可谓司令多如牛毛，团长满街跑。有的是抗日爱国的武装力量，也有的是土匪兵痞假借“抗日”组织起来的队伍，一时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德县师范学校校长李玉双先生曾组织了德县抗日游击队，并组织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参加，当时想到王元信是深孚众望的教育界老前辈，又曾留学美国，一定有号召力，因此，特地派专人到王元信先生原籍去聘他出来参加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王元信先生认为这些一哄而起的队伍内部复杂，纪律松懈，经过考虑再三，婉言谢绝说：“参加抗日虽是人人应尽的匹夫之责，但本人历来从事教育，缺乏军界常识，只得暂时在家，等待一时再说……”，故终于未曾参加这个游击队。而这些游击队后来有的走向抗日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分化瓦解，有的流散回家为民，也有的变成伪军。
  苦闷的家乡生活没有一天使他真正安定下来——一个留美学生在家务农绝非长计，也难长期存身。有些教育界的同事邀他重返教育界工作，经他考虑，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不愿担负领导职务，最好教些英文、数、理、化等课程，只能把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后一代……，终于暂时怀着沉重的心情和矛盾的心理又回到教育界。
  在北平育英中学教书仅半年即愤然辞去，再回到德县重办博文中学，不久，学校又遭封闭。后来因为济南正有几位老朋友和老学生再三邀请他，所以1943年他又到济南中学任校长。这一段的奔波、流落使他深有感慨地说：“正如一条小船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一样，感到渺茫、孤独、日子难熬。”
  王元信先生在济南中学的时候曾多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致在教育界留下“鬼也怕”的美称。
  那是1944年5月间，虽然春光明媚，天气较暖，但师生们却因长期食用配给的“三合面”，（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国内已陷入极度生活困境，把在中国征收的粮食大部运往日本或调拨前线，故敌占区老百姓只供一种用地瓜、豆饼、糠麸之类的混合面称“三合面”为主食，长期吃不到正经粮食）人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均患营养不良症，早已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正值此时，日本当局却以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实施奴化教育而加强治校：命令晨间师生提前一小时到校参加跑步。在全市校长会上王元信先生率先抗议说：“学生经常吃‘三合面’，均患营养不良症，提前到校跑步，消耗体力太重，必然影响上课学习。我以校长身份提出抗议，决不赞成。”到会各校校长听了脸色沉重，心情紧张，无不为他担心。就是伪教育厅长于康德也为他敢于直言耽心带来“抗命”的后果。但日本人事后调查各校都不赞成晨间跑步，也只得不了了之。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敢同日本鬼子斗争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师生的拥戴。
  还有一次，伪教育厅长于康德介绍两个日伪军官子女入学，王校长亲自出题考试，成绩低劣不够入学条件，拒绝接收。而于康德要求破格录取，特意把王元信先生请到家中说：“这两名学生成绩较差，但为日方友人，可否破格录取。”王先生坚持说：“不能破格。”于也无可奈何，只好改入其他学校，并且连连假惺惺地说：“王先生治学认真负责，令人钦佩。”但事后于康德竟以“辞职”威胁，王元信先生说：“我早有准备，随时可以辞职。”说罢从衣袋中掏出辞职书来。此事传出，教育界对王元信先生这种胸怀坦荡，不循私情，不畏权势，敢于斗争，宁愿失业决不屈服的精神，无不钦佩。这种坚持真理，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质不但中国的汉奸怕，就连日本鬼子也畏惧。后来，人们就把王先生叫做“鬼也怕”。
  王元信先生在日本占领区济南中学任校长的一两年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凌辱和歧视，其中最难忍受的一次是莫须有的污蔑。敌人百般挑剔再也找不到可击之懈时，竟暗中唆使走卒到伪教育厅去告状，言称：“王校长嗜好打麻将，昼夜不停，赌博成性……，不堪为人师表……”。教职工闻听此事，联名作证，众口否认说：王校长打牌只不过是娱乐游戏，从不赌钱，且仅限家人亲朋，不曾波及社会。况且他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上写得清楚：“嗜好打麻将。”他打麻将公开承认，从不掩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在家中拉牌桌共同娱乐之时，有叩门者——不管是中外人士或亲朋好友决不收牌，一面打牌，一面待客。他这种光明磊落，毫不隐瞒的风格乃出于自认为打打麻将是为正当娱乐，与社会上的赌博毫无共同之处。真是少见多怪。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校长依然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如他在齐鲁中学任训育主任时，国民党当局命他填写部分表现激进的学生活动资料，被他拒绝了，理由是学校教育以读书求知识为重，不应以道听途说的私人行为影响学生的心理和前途。最后这些空白表格一直存档。但，很快他便又被解聘了，老师、学生都为他愤愤然鸣不平。究其原因，正是王校长为人耿直，向往进步，在济南解放前夕，曾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批准学生演唱“光明颂”、“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王校长被辞退后，有不少老师设法挽留，也有的老师说：王先生离开也好，光明与黑暗是不能并存的。
  （五）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了，人民怀着满腔热情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元信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虽没有直接接触，但他与地下党员却有联系，许多进步师生常接近他，他羡慕解放区，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解放不久，就有些参加解放军的同学去看望他，希望他继续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与此同时，又有些老同事劝他看看形势再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美军准备在上海、青岛登陆啦……。但王元信先生毫无顾虑地毅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余年。
  在济南铁路中学执教期间，他更加严格治学，认真负责关心师生生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年过花甲的高龄仍努力学习政治，紧跟形势，自学俄文，早起晚睡，锻炼身体。他晨间跑步，身教言行，很多学生深受感动，自动跟随老校长参加晨跑行列，在济南南郊形成了一支晨跑锻炼的体育大军。
  后来济南铁中每当座谈王校长治校事迹时均回忆以下几桩小事，传之后代，教育师生。例如：
  王校长制定制度，首先自己严格遵守，从不允许师生破坏制度。学校规定每日早自习钟打过立即关闭校门，没有特殊理由或经他亲自批准，门不再开，任何人不准进校。因此打预备钟之前师生匆匆跑步入校，不敢迟到。他自己一生严格遵守时间，从不迟到早退，每日打早自习钟前，他已站在校门口笑迎师生。据传达室的老校工反映说：“老校长比时钟还准确，一看老校长来了，我就知道快该打早自习预备钟了。”
  王校长主持考试都是单桌进行，同一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间开。平时抓紧教学和小测验，考试绝对不得舞弊作假，一旦发现交头接耳、抄袭别人或携带“小抄”，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试卷当场作废，然后贴出通告，轻者“警告”，重者“记过”，不管任何人，一律对待，决不循私情。
  王校长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从不谋私利。铁中王甲林老师与王校长乃家庭世交，关系很好，但王老师初来铁中时，王校长说：“铁路有规定，先试用一年，一年后合格才能录用，任何人均不例外”。果然，一年后王甲林老师考核合格才被录用。又1952年评定工资时，因王老师所带体育代表队组织不够得力，评为最低级。他对事不对人，决不因私人关系有所偏护。
  王校长对青年教师亲切关怀，倍加爱护，注意他（她）们的提高与培养。每每亲自帮带，诲人不倦。对新调入的青年教师他都是亲自接见，介绍学校情况，提出具体要求。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事前不通知教师，因为他常这样做，教师也就习惯了，时刻都有准备。他每次听课必详作记录，因他博学广知，各科谙熟，听课后能中肯地提出意见和要求，致使教师口服心服。对青年教师督促详写教案及课堂教学笔记，要求讲课要有质量，讲课语言要精炼而不重复。他常说：“讲课重复等于给学生说，第一遍可以不听。”他经常强调教师的仪表、言行、举手投足都该使学生感到庄重可亲。他常说：“中学生最爱模仿教师，言行、动作，甚至走路、穿着都影响学生。”有一次化学观摩课，他评议教课的优点之后，对教师讲课时不住地将衬衣袖子捊上放下提出批评。大家说，王校长在指导教学上一点细节也不放过。
  各教研组和教师每学期的工作、教学计划和期末总结，他都亲自审批，都能根据学科特点和具体情况提出意见。意见的具体、中肯，说明老校长对每份计划、总结都是细看过的。对于年过花甲的老校长来说，这些工作量是够大的了。教师们谈起，无不钦佩他的精力过人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王校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一律走出教室，就是毕业班期考前也不例外。他更注重课外体育活动，每逢学校参加市、局体育比赛的关键场次，他必亲自到场。1957年春，济南市垒球比赛决赛时，他不仅带教导主任到场地参观，并且亲自用英语作场外指导，大大鼓舞了队员斗志，一举战胜了山东医学院垒球队而夺得全市冠军。对于文艺活动他也关心、支持。校合唱队参加局比赛时，他从各方面关怀、鼓励。夺得第一名后，他又在铁路局领导支持下，单挂一节车厢送合唱队去北京参观、旅游，以资鼓励。因此，那时候铁中的音、体、美在全局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
  王校长一贯尊重党的领导，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征求意见，尊重集体领导，在每周一次的党、政、工、团联席会上，他都是把个人意见毫无保留地谈出来，而在形成决议之后，他又能坚决按党的要求和集体决定意见执行。
  学校建筑操场和各种劳动时，他亲自指导，不怕劳累，大大鼓舞了师生的劳动热情，给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师生，他都很关心。他经常督促工会为教职工多做一些福利工作。他曾为家离学校远的教职工解决中午休息和伙食问题，他常到食堂督促改善管理，提高伙食质量。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他注意发放助学金。
  王校长在铁中时已是六七十岁的高龄，耗尽了毕生精力，给铁中树立了榜样，使铁中师生们永远不忘，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六）
  王元信先生于1957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曾担任济南市民进副主任，并当选为济南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市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兼市政协副秘书长。
  他对革命事业一贯忠心耿耿，敢于直言，对社会舆论、群众反映，仔细分析研究。在重大问题上能及时提出积极改进意见和措施。他不仅在教育事业上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党的赤诚与坦白。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有多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人含冤而死，这是人所共知的。王元信先生一贯坚持真理，一贯敢于直言不讳，对党对人民忠贞真诚。在那种真理已被泯灭，是非已经颠倒的日子里，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恶毒地攻击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他，陷害他，以致使他在痛苦中于1969年12月18日在济南病故，享年七十七岁。
  当铁中广大师生听到噩耗传来时，无不悲痛交集。可是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里，谁又能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申辩呢！
  当王先生的亲朋挚友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也只得沉痛稽首，默默无言，将眼泪往肚子里流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神州大地，济南铁路中学根据党的政策为王元信先生昭雪平反，并举行了追悼大会。在校全体师生放假半天以示哀悼，校外师生得知都纷纷从外地赶来，大家怀着十分悲伤的心情缅怀这位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良师益友。
  王校长无时不在关心国家大事，当他病危时，已不是虔诚的祈祷和忏悔的赎罪去天堂了，他想到的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前途，世界人民革命的前途。
  看看他在病床上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的几句白话诗，就知道他临终前的心情了。
  病中心情
  卧病不安似熬煎，无望之时想归天。
  治不好就治不好，合乎实际顺自然。
  祖国统一未亲见，是一终身大遗憾。
  我已将近八十岁，尝尽人间苦与甜。
  该死就死是规律，何需洒泪和悲叹？
  从这些短诗中可以看到王校长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真正认识了人生，更认识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王元信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对我们的教导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前进吧！——这是千万师生异口同音的心声，也是王元信先生得以瞑目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