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缅怀王元信先生
  于仲友
  王元信先生是山东教育界负有盛名、有一定威望的老前辈；是桃李满天下、受到尊重的教育工作者。他在山东教育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曾在十多所学校任教。他出生在中国动荡的年代，一生经历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直到济南解放，他才终于找到了光明，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才学，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
  王元信先生字诚斋，1892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原属恩县境）看水庄。幼年家庭贫寒，父亲是一个忠厚的农民，王元信先生是兄弟姐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治家勤俭艰苦，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身教言教，要求子女正直做人，认真做事。父亲除种地之外，农闲时还挑担串乡卖油，由于没有文化，常常吃气受骗，于是下决心，叫子女入学读书。王元信先生幼年时即在本村私塾上学，年龄不足十岁，便能天天早起默读课文，在去学校的路上，口中依然反复背诵，经常是第一个到校的学生。十几岁时就挑起了全家吃水的重担，因村内无甜水井，必须到三里远的菜园担水，所以从幼年就养成了艰苦劳动的习惯。在庞庄中学读书时，亦是成绩优良。后转入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发奋读书，苦心钻研，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师生赞扬。
  当时的协和学校不分院系，文理各科全凭个人爱好、兴趣和努力，故所获殊异。由于他力习英文，成绩卓著，毕业后即到协和医学院担任英文教员，俟后又去山西太谷铭贤中学任训育主任。因他坚持主张将几个严重违犯校规的特殊学生开除，触动了某些权威人士，自感共事不易而又回到山东，在德县（即现在的德州市）博文中学任理化教员。
  1927年，他被推荐到美国留学深造。先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一年，后又在哥仁乃乐大学改学化学，获学士学位。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化学科毕业、获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生活艰难，日间读书，夜间打工，假期勤工俭学，取得微薄报酬，维持最低生活，坚持完成了学业。他先学习教育，后改学有机化学，专攻煤焦油之衍化物，获得学位后于1929年回国。友人知他所学化学专业，推荐他从事化学研究工作，但他鉴于当时实业救国困难重重，认为祖国教育急待普及，自己又是博文中学派出的留学生，对博文中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愿服务于桑梓，于是婉言谢绝了友人的邀请，毅然回到德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赴北京育英中学任教，1940年又回任博文中学校长、德县女中校长、益都中学校长。此时正值敌伪时期，人事多变，工作中困难很多，无法将自己的愿望贡献给社会，1943年辗转奔赴济南，先后又在黎明中学、济南中学、齐鲁中学短期任教至济南市解放。
  济南解放后王元信先生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对新中国的热情，决心为人民教育事业贡献余年，就任了济南扶轮中学（即铁路中学前身）教导主任职务，后来又晋升为副校长、校长等职，在铁路中学十多年之久，至1958年退休。
  从以上简历看出王元信先生一生在中学任教、执教，为青少年启蒙教育事业贡献了终生。他在博文中学和铁路中学工作时间最长，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学校树立了良好校风；传播了教学育人的优良风范。
  王老先生早已与世长辞了，然而每当我们这些年逾花甲，或近古稀，受过他教诲的学生相聚谈心时，无不缅怀王老师的为人正直和治学严谨的精神。笔者从个人记忆与校友们回忆、座谈中将他的事迹荟集整理，摘录于下。
  （二）
  王元信先生自幼受贫苦农民家庭的影响，充满着中国人民忠厚传家、艰苦善良的美德。他熟悉农民，热爱劳动。无论是在外读书或教学，每次假期回家都要参加农活劳动。以劳动为光荣，这是他们的家风。以致后来在美国留学时，他能勤工俭学，参加繁重劳动，取得生活补助，完成学业。
  王元信先生在博文中学执教时期，也正是他抚养子女最艰苦的阶段。王先生膝下十个子女，几乎全在德县出生。家庭生活全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家中一向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全系自做，也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孩子穿了二孩子穿，二孩子穿了给老三。室内除几件粗笨的木器家具和一部分中外图书，别无所有，真可说是“四壁皆空”了。
  王元信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讲求服饰外表，除在美国留学时穿过的几件西装外，回国后一直是布衣中装，一年四季穿着褪色的普通衣服，很难看出是个赴美留学生。
  他自己俭朴节缩，但却廉洁奉公，从不动用公款。1920年家中购买一块首蓿地，致使全家生活费用大大缩减，甚至一个月全家只用36枚铜板充做生活费，即使过着无盐缺油的淡泊生活，也未破借债之例，后来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王元信先生自己生活俭朴，但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却关心倍至，总是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他们完成学业。例如，使贫寒学生在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教务刻写钢板，油印文件；帮助总务摇铃扫地，管理图书和体育器械等，得些经济补助；有时甚至解囊相助，从不吝啬，绝不使学生因贫寒而中途辍学。
  王校长在博文中学执教的年代，他家乡看水庄原无学校，后来村内办了一所小学，老师每月的用费十多块银元，全是由王先生负担的。这事外人很少知道，后由一位当年在那里念过书的乡亲传出，大家才忽然明白。
  1937年日寇占领德县城，他不甘为敌工作，毅然携眷返乡，全家先到恩县高官屯，旋又回到原籍看水庄。他带领子女参加农业劳动，播种耕耘、割打收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他的子女后来回忆说：“这样的农活劳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之艰辛，‘粒粒皆辛苦’的情味。然而每当夕阳西下，荷锄归来，遥望群鸦返巢，炊烟缭绕的画面，他又怎能消除家园沦陷，困难当头的痛楚呢？
  1939年，友人见他在家生活之艰难，介绍他去北京育英中学任教，盛情难却，他答应了。但他仍穿着那身农民的粗装——对襟棉袄，绑着扎腿带，一身乡土气。育英中学校长李如松特意送他二百元的制服，劝说：“老兄换换衣服，否则学生很难相信你这个乡巴老头子能教物理、化学”。他笑而未答，经多次推辞，才勉强收下。后来竟将二百元钱作为捐献留给学校，依旧粗装布鞋登堂讲课。学生竟被他生动的语言、流利的英语，深入浅出的讲解惊呆了。当得知这个乡下老农竟是获美国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教育界的老前辈时，更是敬佩不已，声望骤增。但，那时中国古城北平处于日伪统治下，实施奴化教育，王先生不能忍受，愤慨中便又毅然辞职，回到德县，致力恢复博文中学。日方虽从各方面刁难、破坏，但学校终于恢复，他并亲自坚持上课，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所培养过上千名学生的博文中学终于被日寇封闭停办了。日寇把博文中学的校舍改成了兵营，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地狱。在长期的战争中这所学校的校舍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至今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和读过书的师生们仍然怀念着王校长苦心经营的博文中学。对他在校治学的严谨精神有着深刻的印象。
  （三）
  王元信先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无论是在博文中学还是在铁路中学时期，他对学生要求都十分严格，亲自抓学生的入学关。每次招收新生（那时没有统一招生，都是由各校自行办理，考题、录取全由学校自定）入学、录取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王校长时常是亲自出题、自己阅卷，甚至面试，不合格者绝对不准录取，不管是什么人的亲朋厚友一律对待。他任校长期间与老师们制定的各项严格制度，率先遵守，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学风。
  对学生课堂上是严师，课外是益友，相处亲如家人。每每课外活动都督促参加，有时他也到操场一起活动，对每个学生的籍贯、年龄、家庭和学习情况、各种爱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在校时，全校几百名学生他都能叫上名字来。
  他学识渊博，课程全面，不仅能操流利的英语，而且数、理、化也有较深的造诣。他自己经常兼带主科课程，亲自批阅学生的作业，带领学生做理化试验。作试验时，他操作规范、要求严格，经常告诫学生：“科学的研究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学习时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用时就会酿成严重的大祸。”他教学耐心，深入浅出，有时也爱讲个风趣的笑话。例如，记得一次上英文课时，他叫一个学生读“IamVerywell”这句子，当时同学们读起来非常别扭，似乎有些象绕口令，学生们老是发音不准，于是他就带领学生一起念，一遍、二遍……十多遍——数十遍。学生们已经面红耳赤，满头大汗了，他却仍然耐心的教导，直到大家发音准了为止。学生们被这种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所感动，无不重视学好英文。这个例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耐心教导、毫无厌倦之意，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自己代替了录音机，如无一股坚强的韧劲是很难作到的。
  博文中学原是男女分校，男校名博文中学，女校名卫氏女中。北伐战争结束不久的德县城虽是个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重镇，但在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笼罩下保守思想仍很严重。王元信先生接受先进文化思想较早，力主男女合校，决心解决这个经久酝酿未能实现的难题。面对当时社会舆论的反对，学生家长的担心忧虑，他耐心地宣传、说服，多方奔走，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得到一些进步家长的支持和各方人士的赞许而实现了男女合校，总称“博文中学”。虽然也遭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污蔑与恶意攻击，诽谤中伤，但并未影响王校长的决心。事实证明博文中学越办越好。当然，今天看来男女合校已是习以为常的小事，可在那个时代，男女学生授受不亲，平时相遇不敢正眼相视，能冲破封建阻力与落后的习惯势力地羁绊，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博文中学是一所美国基督教创办的教会学校，王校长也系基督教徒。但他却主张信教自由，决不干涉他人的信仰，而且也逐步取消了在校内的宗教活动。对不信仰基督教的师生他决不歧视，一视同仁，而对学生阅读一些政治上进步的书刊他更表示支持。例如请老舍先生到校讲学，受到了师生热烈欢迎；让进步学生王力全管理图书馆，并拨给经费购置大量进步的文学书刊，如鲁迅、邹韬奋、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这对大批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极力支持学生会的进步活动，象学生的讲演会、辩论会、文艺比赛会、文娱晚会、体育运动会和各种球类赛……等等，他都极力支持并亲临会场。在各中学联合运动会上，他往往被选为总裁判，跑前跑后，公正严格地热心服务，对推动地区体育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国民党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对于教学卓有成绩的私立中学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给予各种限制刁难，从各方排斥、施加压力，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立案”。未经立案的学校，社会不予承认其学籍，所发文凭一律无效。师生们对这个决定感到压力极大，这对王元信校长的压力更大。因此，他为了博文中学的立案东奔西跑，真是呕心沥血，终于在1931年获准“立案”，从此师生们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案后，几次学生毕业会试成绩均在全省前列。
  （四）
  博文中学立案后，正当蓬勃发展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德县，博文中学被迫停课了。
  抗日战争初期，德县一带“游击队”群起，可谓司令多如牛毛，团长满街跑。有的是抗日爱国的武装力量，也有的是土匪兵痞假借“抗日”组织起来的队伍，一时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德县师范学校校长李玉双先生曾组织了德县抗日游击队，并组织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参加，当时想到王元信是深孚众望的教育界老前辈，又曾留学美国，一定有号召力，因此，特地派专人到王元信先生原籍去聘他出来参加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王元信先生认为这些一哄而起的队伍内部复杂，纪律松懈，经过考虑再三，婉言谢绝说：“参加抗日虽是人人应尽的匹夫之责，但本人历来从事教育，缺乏军界常识，只得暂时在家，等待一时再说……”，故终于未曾参加这个游击队。而这些游击队后来有的走向抗日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分化瓦解，有的流散回家为民，也有的变成伪军。
  苦闷的家乡生活没有一天使他真正安定下来——一个留美学生在家务农绝非长计，也难长期存身。有些教育界的同事邀他重返教育界工作，经他考虑，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不愿担负领导职务，最好教些英文、数、理、化等课程，只能把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后一代……，终于暂时怀着沉重的心情和矛盾的心理又回到教育界。
  在北平育英中学教书仅半年即愤然辞去，再回到德县重办博文中学，不久，学校又遭封闭。后来因为济南正有几位老朋友和老学生再三邀请他，所以1943年他又到济南中学任校长。这一段的奔波、流落使他深有感慨地说：“正如一条小船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一样，感到渺茫、孤独、日子难熬。”
  王元信先生在济南中学的时候曾多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致在教育界留下“鬼也怕”的美称。
  那是1944年5月间，虽然春光明媚，天气较暖，但师生们却因长期食用配给的“三合面”，（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国内已陷入极度生活困境，把在中国征收的粮食大部运往日本或调拨前线，故敌占区老百姓只供一种用地瓜、豆饼、糠麸之类的混合面称“三合面”为主食，长期吃不到正经粮食）人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均患营养不良症，早已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正值此时，日本当局却以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实施奴化教育而加强治校：命令晨间师生提前一小时到校参加跑步。在全市校长会上王元信先生率先抗议说：“学生经常吃‘三合面’，均患营养不良症，提前到校跑步，消耗体力太重，必然影响上课学习。我以校长身份提出抗议，决不赞成。”到会各校校长听了脸色沉重，心情紧张，无不为他担心。就是伪教育厅长于康德也为他敢于直言耽心带来“抗命”的后果。但日本人事后调查各校都不赞成晨间跑步，也只得不了了之。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敢同日本鬼子斗争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师生的拥戴。
  还有一次，伪教育厅长于康德介绍两个日伪军官子女入学，王校长亲自出题考试，成绩低劣不够入学条件，拒绝接收。而于康德要求破格录取，特意把王元信先生请到家中说：“这两名学生成绩较差，但为日方友人，可否破格录取。”王先生坚持说：“不能破格。”于也无可奈何，只好改入其他学校，并且连连假惺惺地说：“王先生治学认真负责，令人钦佩。”但事后于康德竟以“辞职”威胁，王元信先生说：“我早有准备，随时可以辞职。”说罢从衣袋中掏出辞职书来。此事传出，教育界对王元信先生这种胸怀坦荡，不循私情，不畏权势，敢于斗争，宁愿失业决不屈服的精神，无不钦佩。这种坚持真理，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质不但中国的汉奸怕，就连日本鬼子也畏惧。后来，人们就把王先生叫做“鬼也怕”。
  王元信先生在日本占领区济南中学任校长的一两年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凌辱和歧视，其中最难忍受的一次是莫须有的污蔑。敌人百般挑剔再也找不到可击之懈时，竟暗中唆使走卒到伪教育厅去告状，言称：“王校长嗜好打麻将，昼夜不停，赌博成性……，不堪为人师表……”。教职工闻听此事，联名作证，众口否认说：王校长打牌只不过是娱乐游戏，从不赌钱，且仅限家人亲朋，不曾波及社会。况且他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上写得清楚：“嗜好打麻将。”他打麻将公开承认，从不掩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在家中拉牌桌共同娱乐之时，有叩门者——不管是中外人士或亲朋好友决不收牌，一面打牌，一面待客。他这种光明磊落，毫不隐瞒的风格乃出于自认为打打麻将是为正当娱乐，与社会上的赌博毫无共同之处。真是少见多怪。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校长依然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如他在齐鲁中学任训育主任时，国民党当局命他填写部分表现激进的学生活动资料，被他拒绝了，理由是学校教育以读书求知识为重，不应以道听途说的私人行为影响学生的心理和前途。最后这些空白表格一直存档。但，很快他便又被解聘了，老师、学生都为他愤愤然鸣不平。究其原因，正是王校长为人耿直，向往进步，在济南解放前夕，曾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批准学生演唱“光明颂”、“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王校长被辞退后，有不少老师设法挽留，也有的老师说：王先生离开也好，光明与黑暗是不能并存的。
  （五）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了，人民怀着满腔热情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元信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虽没有直接接触，但他与地下党员却有联系，许多进步师生常接近他，他羡慕解放区，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解放不久，就有些参加解放军的同学去看望他，希望他继续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与此同时，又有些老同事劝他看看形势再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美军准备在上海、青岛登陆啦……。但王元信先生毫无顾虑地毅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余年。
  在济南铁路中学执教期间，他更加严格治学，认真负责关心师生生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年过花甲的高龄仍努力学习政治，紧跟形势，自学俄文，早起晚睡，锻炼身体。他晨间跑步，身教言行，很多学生深受感动，自动跟随老校长参加晨跑行列，在济南南郊形成了一支晨跑锻炼的体育大军。
  后来济南铁中每当座谈王校长治校事迹时均回忆以下几桩小事，传之后代，教育师生。例如：
  王校长制定制度，首先自己严格遵守，从不允许师生破坏制度。学校规定每日早自习钟打过立即关闭校门，没有特殊理由或经他亲自批准，门不再开，任何人不准进校。因此打预备钟之前师生匆匆跑步入校，不敢迟到。他自己一生严格遵守时间，从不迟到早退，每日打早自习钟前，他已站在校门口笑迎师生。据传达室的老校工反映说：“老校长比时钟还准确，一看老校长来了，我就知道快该打早自习预备钟了。”
  王校长主持考试都是单桌进行，同一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间开。平时抓紧教学和小测验，考试绝对不得舞弊作假，一旦发现交头接耳、抄袭别人或携带“小抄”，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试卷当场作废，然后贴出通告，轻者“警告”，重者“记过”，不管任何人，一律对待，决不循私情。
  王校长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从不谋私利。铁中王甲林老师与王校长乃家庭世交，关系很好，但王老师初来铁中时，王校长说：“铁路有规定，先试用一年，一年后合格才能录用，任何人均不例外”。果然，一年后王甲林老师考核合格才被录用。又1952年评定工资时，因王老师所带体育代表队组织不够得力，评为最低级。他对事不对人，决不因私人关系有所偏护。
  王校长对青年教师亲切关怀，倍加爱护，注意他（她）们的提高与培养。每每亲自帮带，诲人不倦。对新调入的青年教师他都是亲自接见，介绍学校情况，提出具体要求。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事前不通知教师，因为他常这样做，教师也就习惯了，时刻都有准备。他每次听课必详作记录，因他博学广知，各科谙熟，听课后能中肯地提出意见和要求，致使教师口服心服。对青年教师督促详写教案及课堂教学笔记，要求讲课要有质量，讲课语言要精炼而不重复。他常说：“讲课重复等于给学生说，第一遍可以不听。”他经常强调教师的仪表、言行、举手投足都该使学生感到庄重可亲。他常说：“中学生最爱模仿教师，言行、动作，甚至走路、穿着都影响学生。”有一次化学观摩课，他评议教课的优点之后，对教师讲课时不住地将衬衣袖子捊上放下提出批评。大家说，王校长在指导教学上一点细节也不放过。
  各教研组和教师每学期的工作、教学计划和期末总结，他都亲自审批，都能根据学科特点和具体情况提出意见。意见的具体、中肯，说明老校长对每份计划、总结都是细看过的。对于年过花甲的老校长来说，这些工作量是够大的了。教师们谈起，无不钦佩他的精力过人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王校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一律走出教室，就是毕业班期考前也不例外。他更注重课外体育活动，每逢学校参加市、局体育比赛的关键场次，他必亲自到场。1957年春，济南市垒球比赛决赛时，他不仅带教导主任到场地参观，并且亲自用英语作场外指导，大大鼓舞了队员斗志，一举战胜了山东医学院垒球队而夺得全市冠军。对于文艺活动他也关心、支持。校合唱队参加局比赛时，他从各方面关怀、鼓励。夺得第一名后，他又在铁路局领导支持下，单挂一节车厢送合唱队去北京参观、旅游，以资鼓励。因此，那时候铁中的音、体、美在全局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
  王校长一贯尊重党的领导，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征求意见，尊重集体领导，在每周一次的党、政、工、团联席会上，他都是把个人意见毫无保留地谈出来，而在形成决议之后，他又能坚决按党的要求和集体决定意见执行。
  学校建筑操场和各种劳动时，他亲自指导，不怕劳累，大大鼓舞了师生的劳动热情，给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师生，他都很关心。他经常督促工会为教职工多做一些福利工作。他曾为家离学校远的教职工解决中午休息和伙食问题，他常到食堂督促改善管理，提高伙食质量。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他注意发放助学金。
  王校长在铁中时已是六七十岁的高龄，耗尽了毕生精力，给铁中树立了榜样，使铁中师生们永远不忘，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六）
  王元信先生于1957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曾担任济南市民进副主任，并当选为济南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市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兼市政协副秘书长。
  他对革命事业一贯忠心耿耿，敢于直言，对社会舆论、群众反映，仔细分析研究。在重大问题上能及时提出积极改进意见和措施。他不仅在教育事业上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党的赤诚与坦白。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有多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人含冤而死，这是人所共知的。王元信先生一贯坚持真理，一贯敢于直言不讳，对党对人民忠贞真诚。在那种真理已被泯灭，是非已经颠倒的日子里，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恶毒地攻击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他，陷害他，以致使他在痛苦中于1969年12月18日在济南病故，享年七十七岁。
  当铁中广大师生听到噩耗传来时，无不悲痛交集。可是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里，谁又能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申辩呢！
  当王先生的亲朋挚友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也只得沉痛稽首，默默无言，将眼泪往肚子里流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神州大地，济南铁路中学根据党的政策为王元信先生昭雪平反，并举行了追悼大会。在校全体师生放假半天以示哀悼，校外师生得知都纷纷从外地赶来，大家怀着十分悲伤的心情缅怀这位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良师益友。
  王校长无时不在关心国家大事，当他病危时，已不是虔诚的祈祷和忏悔的赎罪去天堂了，他想到的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前途，世界人民革命的前途。
  看看他在病床上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的几句白话诗，就知道他临终前的心情了。
  病中心情
  卧病不安似熬煎，无望之时想归天。
  治不好就治不好，合乎实际顺自然。
  祖国统一未亲见，是一终身大遗憾。
  我已将近八十岁，尝尽人间苦与甜。
  该死就死是规律，何需洒泪和悲叹？
  从这些短诗中可以看到王校长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真正认识了人生，更认识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王元信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对我们的教导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前进吧！——这是千万师生异口同音的心声，也是王元信先生得以瞑目的安慰。
  陈赓看剧
  警卫员项华走出窑洞，老远望见人们三三两两往中央大礼堂走。“听说今天‘鲁艺’演出，没发票给司令员，他怎么会去？”项华心里嘀咕着，不自禁地跟着人走向大礼堂。
  礼堂里坐无虚席，但没有发现陈赓司令员。项华跑出礼堂后，忽然发现有人正趴在窗台上往里看，“呀，那不是司令员吗！”
  “司令员想看戏，可我连票都没给他要，这不是失职吗？”项华边想边走过去喊了声“首长！”
  陈司令员回头笑了笑，把身子挪开腾出块地方：“这是你的份儿！”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他俩身上。项华内疚地说：“我要是早去要张票就好了！”首长悄声地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就是看剧吗！主席亲自做了‘整顿三风’的报告，这几个月都在学习，难道你没当回事儿？”听着首长的话，项华的眼睛湿润了。
  （编者摘）
  回忆我的父亲安树德
  安方口述吴凯王春周整理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八月菲律宾苏禄东王、西王及故峒王之妻率眷属、官员，浮海前来朝贡，受到了明朝廷的隆重接待。在京逗留二十七日，苏禄东王率群臣回国。明依惯例加封三王及所有随访人员。由北京沿运河南下，九月十三日至山东省德州，东王因感风寒不幸病逝。明成祖朱棣敕谕在德州城北二里（今北营）择地以王礼安葬。按照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嫡长子继承制，明成祖敕谕：长子都麻含袭东王位，回国执掌国政，另外安都鲁、温哈喇两位王子以及王妃葛木宁并仆从十人，留在德州为东王守墓。其中东王妃葛木宁曾于1423年还国，并于1425年再返中国，从此留居中国。以后王妃和王子先后客死中国，均附葬东王墓侧，其后裔一直在德州守墓，客居中国历三百余年。
  清雍正九年（1731年）苏禄国王苏老丹来访中国，经奏请清帝允准，前明留守德州东王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回民俗。从此，苏禄东王后裔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明清两朝，东王后裔领取朝廷例赐，耕种祭田，生活大体上是优厚和无忧无虑的。民国以后，随着辛亥革命对各种封建特权的废除，祭田收归国有，政府也不再有例赐。再加上天灾人祸、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东王后裔原来的生活格局不复存在，逐渐分化。到了我父亲安树德——苏禄东王第十五代孙的童年时代，家境已经十分贫困了。
  我父亲安树德，字润身，1886年10月12日生于山东省德州北营村。青年时期家境贫寒，依靠卖水为生，打过短工。1913年秋，冯玉祥在山东德州招兵，家父应招入伍。当时冯玉祥还是备补军左翼二团团长。入伍后补在李鸣钟连当兵、伙夫。以后一直跟随冯玉祥部参加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由排连长逐级升擢，累迁至独立第十八师师长兼陇东镇守使等职。在冯军中以英勇善战著称。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下野，我父亲安树德誓不投靠蒋介石，按他个人口头禅的说法“我安树德不认第二个爹”，于1931年8月弃甲归田，到了北京。
  我父亲所率的部队驻节河南时，经冯的副官戴云道介绍，与我母顾兰芝结婚，婚后母亲一直随军行动，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父亲这个时期的情况都是母亲晚年告诉我的。其中父亲率队进军青海西宁的情况，非常惊险，事隔几十年，母亲还是记忆犹新。
  1928年，由于尕司令马仲英的起事，甘肃形势动乱‘孙连仲任命我父为青海剿匪总指挥，鲁崇义副之，向青海进军。至西宁，我父亲只带一个手枪排进城谈判（由连长马林泽代领，马系德州同乡，回民），马步芳设宴欢迎，但暗中在厅堂四周及房顶各处布满埋伏。我父窥伺其意，临危不惧，一手提枪，一手紧紧抓住马步芳，义正辞严，责问马步芳“这是何意？”马步芳认为我父有胆有识，处鸿门宴而不惊，急喝退埋伏，扶我父上坐，双方以诚相见。一面派人迎接我父部队入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另由其内眷亲迎我母进其内宅安顿，晤谈甚欢。为了表示双方亲近，在马步芳的授意下，其子马继元，拜我母亲为干娘，我母给他一块金壳表作为拜见礼物。
  次年（1929年）2月，马仲英残部流窜青海湟源县城。湟源民团和裔民两千多人登城防御，终因力量悬殊城破。待下午三时我父率部赶到时，湟源城内火光冲天，民团伤亡殆尽，居民男女老少死难者两千余人，财产被抢掠一空。我父身先士卒，击退残匪，并活捉马仲英及帮凶马步元。目击民众死伤惨重，异常气愤，当即将二人处死，既平民愤，也奠定了国民军在甘、青地区的基础，形成稳固的后方。
  甘、青地区形势的稳定，除以武装力量平叛的主导作用之外，我父亲的回族身份对国民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军民关系的沟通，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时我父母是国民军官中唯一的一对回民夫妻。和我父亲关系密切义结金兰的吉鸿昌将军虽是汉族，在他主政宁夏期间，与回民吃住行在一起，有“吉回回”之称。可见联络民族感情，处理好回汉关系，搞好民族团结，在当时西北地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父亲痛感青海回族文化落后，愚昧无知，因此，特别注重联络民族感情，反对民族仇杀，大力呼吁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回民小学，特别是增设女子小学，为青海有回民女子学校的开端，受到较高的评价。
  我父亲解甲归田，回到原籍山东德州以后，不忘贫贱，富而不骄，热心地方公益，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开办戒烟所和复堤治水两件事是最为人所乐道的。
  我父亲年青在家时的一些穷朋友，虽都是劳动人民，但也有部分人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和我父“拜把”的石奎禄来和我父亲商量，开办戒烟所，为穷朋友戒烟。我父同意，地点选在德州火车站附近“水馆驿”（但至今有人只称“水馆驿”，而不称戒烟所）。这个戒烟所完全由我父和我母亲出资办理，专门收容那些吸食鸦片的穷人入馆戒烟，统一吃住，食宿免费，直到彻底戒除才准出馆。一期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故挽救了一些吸毒者。为此后来改过自新的人送了一块“戒烟功德碑”（原存德州市文化馆，文革中被毁）。为了帮助这些戒烟后的穷朋友谋生活出路，我父亲又在德州马家溜口（太平街西头）开设一座同聚油坊，轧花生油，从进料、轧油完全手工作业，目的在于大家有活干、有饭吃。我父亲有时也常来帮助一起推车干活。
  德州运河经常泛滥成灾，上面拨的修河款被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侵吞，引起公愤。但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德县县长也无能为力，来求我父亲。我父利用他和韩复榘同为冯玉祥旧部的老关系，亲自去济南见韩，拨来了款项，并亲自上堤参加劳动。特别在抢修险情较大的桥口段时，督率民工，同甘共苦，直至胜利竣工。事后当地父老二百多人联名送来一块大匾“德硕望重”悬在德州老宅，直至破四旧时被砸毁。
  我父亲回原籍德州以后，将原收归国有的二百多亩祭田全部买回，并出资修整东王墓和重修清真寺，受到族人的尊重。现在清真寺礼拜堂上的宣德珠砂顶，就是这次重修时我父亲献上的珍品。
  关于这个珠砂瓷顶，有人考证乃是明宣德年间烧制的祭祀器物，原存北京故宫。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宫时，我父安树德正在鹿仲麟部警卫连任职，派驻故宫警卫。这期间故宫曾发生了一起全国注目的大盗宝案，被盗的各种珍宝古玩中就有宣德珠砂顶。我父曾受命追查此案，追回了一部分宝物。由此推论德州北营清真寺之珠砂顶可能即系当时追回而未上缴物。但据我所知，我父母于1931年8月回到北京，在帘子胡同买了一座旧京官府邸居住，是连房带家俱一块买的。里面的家俱都很讲究，不少都是紫檀木镶大理石的。房脊上安有瓷顶。这所房子我仿佛记得距离三贝子花园不远。我们只住了一年，就回德州原籍了，带回德州的就有两个这样的瓷顶，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沉香木雕的老寿星。以后这两个顶子都不见了，可能清真寺礼拜堂上的瓷顶就是这中间的一个。但当时我毕竟年青，又不确切知道，不敢妄下结论。只是提供线索，留待识者查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德州一带地方武装迭起，名目、番号极多，有国民党、共产党的，也有汪伪的，中间不乏和我父亲熟识和有关系的人，但他都拒绝参加合作。渤海回民支队也曾派人联系，他也没有答应。特别是日本人威胁利诱，要我父亲出山担任伪职，被我父亲严词拒绝，并从此搬到城里居住。保持了晚节。为了避免日伪的滋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改从母姓，取名顾文选，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我才恢复了原来的安姓。
  我的父亲虽然拒绝和回民支队的合作，主要是不愿意再带兵恢复军籍。但他对冯玉祥将军“同情共产党，愿意无条件帮助共产党”的精神是十分欣赏和愿意继承并身体力行的。
  1946年，中共晋察冀边区专员艾秀峰（化名）被敌五路军的石存善逮捕。我父接受友人嘱托，亲去石存善处，利用二人系青帮师徒关系，将艾保释，并安排在北营王墓前配房中养伤，加以保护。据原籍族人语我：解放后艾本人及其子曾来北营寻访我父。又云：艾秀峰系叶帅秘书，解放后长期在叶帅身边工作。已离休，居住在青岛。
  1946年秋，我随父母去天津，暂住在老报人刘季鹰家中。我父亲正致力于开办一些实业。后来在天津针市街义德里货栈设开鲁北代销处，字号仍叫德润昌、德润厚，经营美孚、德士古煤油，但由于资金困难，业务无法开展，生意很不景气。我母亲在友人夏云路处认识了一个叫党叔平的人（河北唐山人，贩牛为业，（俗称牛贩子），愿意拿出部分资金合股经营，经我父亲同意后，担任德润厚襄理职务。在1947年冬～1948年底的一段时间我就和党叔平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叫他党叔叔。党叔叔为人非常和气，待我很亲热。他每周总是固定有一天要去河北（现在天津市河北区三条石一带）。我父亲对我说过：“我观察了很久，党叔平不像个从事贩牛的商人，常常去河北区很可能是共产党，我们私交情重，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保守秘密”。双方的合作，一直延至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以后，党叔平曾来找过我父亲，带着警卫员。并经他的活动安排，政府每月给我父亲发放生活补助，直到1950年冬我父亲逝世。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玉双
  孙象九
  李玉双（珏生），原德县九区李全真村人。出身于诗书门第，其父李铣，清末举人，曾任四川綦江县知县。辛亥鼎革，礼送还乡。
  李玉双，资质聪敏，勤奋好学，肄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德县第九区区长。卸职后，与宋达民、于圣言合伙创办《北鲁日报》，任社长，因文笔过人，又被推兼任总编辑。宋达民、于圣言为副总编辑。1935年，因报纸宣传抗日，被德县驻军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勒令停刊。
  1933年，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李奕南因扣发学生每月两块钱的生活补助费，酿成学潮，被县长李树德免职，任命李玉双为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李玉双对国事及共产党情况颇多关注，每日深夜到于圣言家偷听延安广播，了解形势变化以及国家前景。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战火蔓延至沧州，蒋介石派中统局六部专员殷耀武来德州搜集情报，经张慧生介绍，殷认识了李玉双、宋达民。殷命李、宋二人组织“战地服务团”，一旦“国军”撤退，就地组织抗日游击队。李、宋二人随后即开始联络师范讲习所和省立第十二中学部分学生。但还未能具体组织，蒋军便仓忙南撤了。这些学生，有的随蒋军南下，有的留在当地。德州沦陷后，李玉双回到家乡李全真村。
  日寇步步南犯，蒋军节节败退，逃兵及掉队的士兵随时可见。1937年秋，有十余名士兵路过李全真村时，被乡农校的学员发现，以为是逃兵，就缴了他们的枪。实际上他们是南撤部队的“尖兵”。当后续部队到达后大为震怒，随即包围了李全真村，逮捕了乡农校的校长李鹿瞻（李玉双的胞弟）。李玉双出面说情，指出这是奉殷耀武的指令，凡脱离部队的零星散兵，可以收缴他们的枪，组织抗日游击队。但，此事空口无凭，于是把李玉双带往济南，面见殷耀武。此时，殷已是“冀鲁边区抗日游击纵队”副总司令（正司令是韩复榘的哥哥韩金边）。殷、李二人因早在德州相识，又加宋达民、李青山也在济南，自然逢凶化吉。之后，殷耀武便命李玉双等三人到鲁西北组织抗日游击队，委任李玉双为抗日纵队第五支队长，宋达民为第六支队长。但时间不久，就烟消云散了。当年冬，梁芝亭、于志良、魏朝重、薛洪儒（？）等四部联合攻打吴桥三梁家，张国基、宋达民组织抵抗，为避免内战，李玉双邀请当地名流出面调停。王玉璋、曹书元、武联鹏为联络员，往返于张国基、梁芝亭、李玉双三者间，终于解除敌对，避免了一场战火。
  1938年初，李玉双正式成立了德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部，自任司令，王鹤忱任副司令。当年春，梁芝亭在临邑联合了赵四灯笼（绰号），张老十等部，虚张声势三、四千人，攻打德平的曹振东部。曹振东自知不敌，便向各县民团求援。这时，宋达民联络了吴桥县的张国基、德县的李玉双，宁津县也派出部分队伍，陈兵德平城南理合坞。刚一交火，梁芝亭、张老十等见曹振东早有准备，并有众兵支援，自知不妙，只得草草收兵。宋达民尝到了联合起来的甜头，于是建议德县、德平、吴桥三县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联合组织，以敌御外来的侵扰。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了德、德、吴三县“抗日同盟军”，徐仲扬为司令，曹振东、张国基为副司令，李玉双为参谋长，宋达民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领导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派出杨忠同志为驻“同盟军”代表，并派赵焕文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下设宣传科，宣传员有：武克明、阎德生、霍永清、王哲、张硕、王玉璋、张嘉澍、丁德臣、徐文成、曹书元、张宗珂等三十余人。司令部设在义渡口村。为了保卫司令部驻地安全，从各县抽调部队，当时德平派出三个中队，吴桥派出两个中队，德县派出一个中队，宁津派出两个中队，驻扎义渡口周围村庄。
  李玉双所领导的德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部下设秘书室，主任刘子杏；参谋处，参谋长梁赞忱；政治部，正主任由梁赞忱兼，副主任王力泉；宣传员有：屈世杰、侯盛林、阎凌瑞、曹梦荣、袁树芬、王广泽、王广忠、宁鸣鹤、丁传经、赵庆祥、陈丙禄、俞树贵、孙维禹等二十余人。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教唱救亡歌曲。司令部统率八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一个侦察队，共1000余人。编制很不统一，有的称连，有的称中队。一连连长李鹿瞻，在杜家战争中牺牲后由王金起继任，后又换成滕荫岭。二中队长王瀛，军纪败坏，经常扰民，李玉双三令五申，王置若罔闻，李为了整顿军纪，报告“同盟军司令部”，派部队摧毁了这个中队，处决了王瀛，士兵全部释放。愿意抗日的，分别编入德县各中队，枪枝全部收交给德县。当时二中队成为缺额，后由独立第四分队孙秀泉部和独立第五分队张泽民部合并为第二连，连长孙秀泉，副连长徐同佶。三连连长宋双桂（李玉双的内亲），自建连起，从未随队活动，在家抽白面，军务全由副连长孙维禹主持。四中队长是董书斋，五中队长陈书林，六中队长祁万桐，副队长孙德玉（外号三大嘴）。六中队，名义上是李玉双的一个中队，实际上借李玉双的名义，在德县六区搞独立王国，属于地方上的一种邪恶势力，当地群众称之为“祁团。”七中队长陈丙衡，八中队长时福荣，骑兵队长李长海，侦察队长孙某。先前曾自立为××司令的梁芝亭，由于部队散尽，在外无法立足，便和田廷奎（外号电线杆子）一道回到德县，投靠了李玉双（为李日后被害种下了祸根）。田廷奎被安排为大队长，梁芝亭因曾为××司令，不好安排，就随田廷奎大队活动。
  李玉双部队讲究官兵一致，全无薪水。生活上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五分钱菜金。编制效仿八路军，以连长（中队长）、指导员、副连长（副中队长）、文化教员……顺序排列。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是由乐陵八路军军政学校学习回来的人员担任。李玉双也曾保送俞树贵、袁树芬、薛立中、江静儒等人到延安军政大学去学习。李部的活动范围初为九、八、七、六四个区，1938年夏，消灭了盘据在七区西部的赵清玉部，逼走了魏朝重的所谓“忠义救国军”，活动范围扩大到西部二区接近日寇占领的县城，环境恶化时，也活动到德平、陵县、吴桥、平原等地。七月间，“抗日同盟军”配合八路军对日寇控制的津浦铁路一段进行一次大型袭击破坏，德县部队负责破坏德州以南至黄河涯一段。李玉双亲率部队参加，并发动千余民工配合行动。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负责破路，配合民工掀铁轨、扒道基、运枕木；一部分负责掩护，严密监视敌伪护路人员的行踪。并派出部分战士，不断地变换地点，鸣枪佯攻，迫使日伪军蜷伏在巢穴内，不敢出动。李玉双带领部分战士攻入黄河涯火车站，站内有一个专为保护铁路安全的日伪据点，因不明情况，惊慌恐惧，只是在据点里鸣枪壮胆，未敢出动。这次破袭很顺利，也很成功，破坏的比较彻底，敌人的交通运输中断了好些时日。
  1938年夏秋之交，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了冀鲁边区，酝酿将李玉双、曹振东两部收编为八路军，双方已达成协议。曹振东部编为洛阳支队，李玉双部编为潼关支队，但正待公布之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闻讯抵达惠民，阻止李、曹两部投奔八路军。“挺纵”为了顾全统战大局，撤销了原议。沈鸿烈立即命令曹振东部为山东省保安第五旅，曹任旅长；李玉双部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团，李任团长。张国基部被鹿钟麟编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张任司令。“抗日同盟军”至此解体。但李玉双仍以德县抗日游击队司令的名义，在德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并未打出山东省保安第三团的旗号。直到1940年，山东省政府派员来德县视察，指出此事，李玉双才把“山东省保安第三团”的符号拿出来，发了下去。
  1939年夏，李玉双部队驻在杜家、田家、单家、封家一带。一天清晨司令部突遭日军包围，战斗打响后，我们保护着司令部从敌人的薄弱环节，向德平方向突围。一连驻在杜家，连长李鹿瞻为了牵制敌人，掩护司令部安全转移，和敌人展开了激战。全村男女齐上阵，从拂晓一直打到十点多钟，估计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后，便开始向东突围，以便与司令部靠拢。李鹿瞻在率战士突围时，不幸被日寇机枪打中身亡。
  同年秋，河北省民军第二路副司令宋达民率部二百余人，在北金家被日军包围，李玉双闻讯，亲率两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前往救援，宋、李二部里应外合，日军自知面临两面夹击，腹背受敌之势，便闻风撤退了。宋部全部脱险。
  1938年春，以张圜桥为首，成立了德县伪县公署。为了强化与之抗衡的力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李玉双为德县县长，民、财、建、教各科俱全，政府设在七区边临镇，秋季移至八区申家湾。初冬，日伪在土桥安上据点，县政府又移至九区李全真村。自从德州沦陷，李玉双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县政府，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民族大义，高唱抗日歌曲“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参加了李玉双的部队，为驱逐日寇出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不在友军地区建立八路军武装，而这时期武克明竟在李玉双统辖的九区三保店建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二游击大队，李玉双不但不计较，还答应予以赞助。一次，李玉双司令部驻杨马棚村，武克明去了，坐下就说：“李老师（武是德县师范讲习所的学生，李当时为所长），俺没有吃的了，给俺批点粮食吧？”李玉双看了他一眼，二话没说，拿起笔来就开了条子。当然，师生之情（二大队当时五个负责人，四个是师范的学生）固然是个有利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李玉双深明大义，他意识到抗日的队伍越多，力量越大，更利于早日把日寇驱逐出中国。
  据陵县党史资料办公室赵万春、张书玉、吕致远三人合写的《同李玉双统战问题的研究》一文载：“李（玉双）的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注意，日寇便逮捕其母亲作人质，要挟李玉双投降，李拒绝了这一要挟。声称：‘宁不要母亲，也不当汉奸’（后用些枪枝将其母赎回）。日寇在杜家包围了李部，李部反击，其弟李鹿瞻阵亡。李玉双的抗战尽管受到种种挫折，但守土抗战的决心没有动摇，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李玉双在抗日战争时期，确实于大节无愧。
  1940年3月，一次鬼子扫荡，日伪军出动1000多人，兵力武器都强于李部，形势决定不能硬拚。李玉双命令部队，穿过敌人的空隙向西突围，自己却带着骑兵队故意暴露目标，向北驰去，把敌人引向自己，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后在吴桥县东南部会合，李见部队毫无损伤，笑逐颜开。
  鬼子并不甘心这次扫荡的失败，决定再进行一次更大规模地扫荡。消息传来，李玉双为了保存实力，减少牺牲，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带着司令部几个文职人员和省派来的视察员，驻在白家。由于没有部队保卫，被政敌××部司令梁芝亭、田廷奎派遣的葛玉亮、刘文德、翟玉盛、杨哑巴（外号）等人，潜入驻所，将其杀害。时年仅三十九岁。同时遇害的还有李茂堂、张忻如、孙树德（李玉双的警卫员）。省政府视察员安子廉面部受重伤，未中要害，幸免于难。李玉双死后，他的部队被宋达民、梁赞忱收容起来。
  冯玉祥的“贺礼”
  冯玉祥一生崇尚俭朴，反对摆阔气。
  北伐后，他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里任职。一次，当时的南京市长刘义岛结婚。婚礼办得豪华、奢侈。贺客盈门，小轿车排成长龙，收来的贺礼堆积如山。
  冯玉祥知道后，也派人送去了一份“贺礼”，是用红布包着的一只木盒。刘义岛打开礼盒一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原来盒内装的“贺礼”是南京市民告他贪赃枉法的一迭状纸。
  ——编者摘
  回忆于巍岑先生
  王文汇
  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山东德县有一位热爱教育、诲人不倦，同情革命、乐善好施的桑梓名士，他就是受到德县人民尊重的爱国教育工作者于巍岑先生。
  于巍岑（振钧），德县城东杏园堤口人，生于1886年。幼年受家庭教育，就读私塾，熟读五经四书，对诗、词、歌、赋和书法均有一定造诣。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时，曾一度参加过革命组织。以后就读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后，多数同学均加入军政界，而他却终生甘愿从事教育工作。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愿当一辈子教书匠，吃一辈子粉笔面，这是自己的夙愿。”他原名于伟臣，以后改名于巍岑，从中便可看出他不肯步入仕途的思想变化。
  最初，他在德县城内职业学校任教，工资微薄，无法养活全家，后经友人介绍到东地卫氏女中任国文教员。卫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他本人不仅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坚信无神论，到这样的学校教书，真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当时卫氏女中缺教员，而且女子学校又需温厚正派的教师，他体胖心阔，性情开朗，善于团结同事，关心学生，工资要求不高，正是当时学校急需的人选对象。他到校不久，便深得师生欢迎，又加待人和气，在家排行老四，故有“于四乐”之称，后也称“于四先生。”
  大革命时期，北伐革命军到达德县，革命气氛热烈，在“打倒列强”的呼声中，牧师、教士纷纷逃离，学校无人管理。于是1927—1929年间，由他代理卫氏女校校长，直至革命风潮渐息以后，美国人陆续返回，他便依旧去做他的国文教员。后来学校改名为博卫中学，男女合校后又改为博文中学。学校几度变化，他依然是国文教员，在名誉、地位上从无任何奢望。
  于先生每天除上课外，下课后便拖着疲倦的身体，抱着一撂撂的作文簿，回家在煤油灯（那时博文中学校内教室和洋人院里装有学校自备发电的电灯，教师家中没有电灯）下批改作文卷子。他批改卷子从不了草马虎，总是逐字推敲，仔细批阅，所批作业，都尽量保存原意，从不大删大改，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因此，学生对于老师非常敬佩，说他改文章真是一针见血，画龙点睛。他在上课讲完正文之后，常爱非常风趣地朗读一些唐诗、古文，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多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知识。每逢年节，很多学生，包括已毕业多年的老学生都要成群结队地到他家拜年祝贺，师生感情融洽可见一斑。有位同学贺宗然曾说：“于老师对我们学生很有感情，他给我们上国文课黑板字写得太好了，真是龙飞凤舞，划得黑板吱吱响……。于老师能诗善写，长于吟咏，每吟咏得意之作，摇着头，拉着长调，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都爱听他讲课，真是永生难忘。”
  于巍岑先生思想倾向进步，经常发表些进步言论和文章，曾在德县师范讲习所办的《北鲁日报》上署名黄华写过《当我坐在台上的时候》，说中国人已经开始觉醒，从一盘散沙中走出来，从落后中站起来，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中国人了……。他还写过一篇《药王庙的冤魂》，揭露反动军队乱杀无辜，惨害百姓，以及医院牧师枪杀中国工人的事，愤怒地斥责凶手。在社会上和学校内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博文中学任教时与学生王力全等关系密切。王力全是共产党员，有几次他曾和几个青年到他家秘密集会，于老师都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条件。王力全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景县县长，全国解放后，他曾到处打听于老师的下落。他说，当年于老师思想进步，我把他当作党员发展对象，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
  由于他思想进步，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视，不久校方便借口凡在本校教学十年以上者，可去北京大学进修一年之机，将其解顾。
  1932年，于巍岑被博文中学解聘后，许多军政界同学邀他去做官，他都一一谢绝。后由在济南齐鲁中学任校长的老朋友张子珍聘到齐鲁中学任教。这里工作量大，而工资收入微薄，为了维持全家的温饱，他不得不晚上再去充当家庭教师。他千辛万苦、早出晚归的在齐鲁中学工作了两年多。
  他在济南任教期间，正是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那时很多无辜青年学生被扣上“赤匪”的罪名被捕、被押，遭受迫害，有些进步学生曾多次到他家躲藏，临走时他总是资助路费，即使自己家庭经济极端困难，对他人的困难也是慷慨解囊相助，从不含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山东，德县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伪政权企图利用他的声望请他“出山”，被他拒绝。为了逃避敌伪势力找麻烦，他只得东躲西藏，经济上愈加困难，生活比过去更苦。
  1943年春，于巍岑先生突发脑溢血，左体偏瘫，语言不清，丧失了工作和谋生的能力。于是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后来又忍痛将家中的八亩薄田卖掉，以解买药求医和生活添补之急。由于生计艰难，又加病体折磨，于先生脾气变得急躁暴烈、忧郁烦闷，使病情愈加恶化，先生不幸于当年病故，享年56岁。
  惊人的巧合
  美国历史上，总统遇刺身亡的不止一个，其中最有名的是1865年的林肯遇刺和1963年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将这两起相隔近100年的悲剧作一番对比，结果竟发现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林肯于1860年当选总统，而肯尼迪是1960年当选总统，正好在100年以后；林肯的秘书叫肯尼迪，而肯尼迪的秘书恰好叫林肯。遇刺时，林肯是在福特戏院里看戏，而肯尼迪是站在汽车上，那汽车的牌子正好是福特·林肯；两人遇刺的那天都是星期五，而各人的夫人都在身边；两人遇刺时，子弹都是从后边射来，而且都击中了头部；刺客布斯在戏院里枪击林肯后，逃到了一家仓库，而刺客奥斯瓦尔德则是从仓库里击中了肯尼迪而逃到一家戏院；两个刺客的命运也一样，都没等受审就被人杀死了；杀手布斯生于1839年，而奥斯瓦尔德生于1939年，相隔也整整100年。
  更巧的是，继任的两位副总统都姓约翰逊。林肯的副手叫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8年，而肯尼迪的副手叫林登·约翰逊，生于1908年，又是相差了整整一百年。
  编者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