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人和书局座落在德州城南门里大街路东“鸿陛魁”靴鞋店前院的四间北房内。北房高脊出厦木棂门窗，既宽敞又明亮。四间北房分东西各两间，西两间是市民（商人）住房，东两间是人和书局的“门脸儿”和柜房（解放后，将门市迁至路西九章布店南邻）。
人和书局自东自营，掌柜的是我三叔魏畅达，当时人称“三掌柜”。我是学买卖的（即学徒）。人和书局正式挂牌前只是在“鸿陛魁”的大门洞靠北墙放两张床，床上摆些笔、墨、纸、砚。墙上拉着绳子，挂有仿影、字帖等。床下的木箱里放有成套的对外租赁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后来业务发展，积累了本钱，便搬至院内营业。
人和书局只有一间房当门面，柜台、货架因陋就简。主要经营笔墨纸砚、字帖仿影、镇纸仿圈、算盘、石板等学习用品和公职人员办公用品。同时经营私塾学童读的启蒙课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和年龄较大的学生读的《上论》、《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下孟》、《告子》、《诗经》、《千家诗》、《尺牍》等。人和书局的主要顾客是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小职员。营业最忙的时间是每天中午和傍晚。星期天更是人来客往络绎不绝。
人和书局门面很小，出出进进的又多是些学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书局幕后却干着鲜为人知的一番大事业。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深县，我家世世代代都是种田人。大约在清光绪末年，我父亲来德州，靠老乡关系在“鸿陛魁”前院租了两间北房，制做猪胰子，做起小生意。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以后来德州城做生意，清明节以后回家种地。
1939年，深县已建立了冀中解放区根据地。这年春天，我三叔和延年叔（他们是堂叔伯兄弟）不断在一起谈论什么，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我才知道，延年叔已不是庄稼汉，而是冀中军区贸易局的采购员了。没过多久，三叔和我背起行李卷徒步到了德州城。以后，延年叔也来了，从穿戴到言语行动，都像个大商号的生意人。老哥儿三个一连谈了好几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三叔让我把我父亲叫来，延年叔掏出一叠日本票子交给三叔说：“三哥，现在你们都是城里人了，在城里生活可不像在咱乡下，吃烧穿戴处处用钱，另外要注意人际关系，四邻八舍要和气，商会、同行要常跑。要赶快请人整理好门面，开办书局。办妥后马上给我写信，时间越快越好。”
1939年9月，人和书局挂起牌子开业了。开业后，延年叔常来德州，每次来都住在人和书局。有一天晚上，三叔和延年叔在书局的内屋谈了大半夜，我在外间屋睡不着，断断续续地听延年叔告诉三叔两件事：一是延年叔把货物从天津发往德州自强街中亚货栈，然后由货栈把货物送到咱书局，既不要你们的本钱，也不用你们费力气去取货，只要你们把“贵重货物”保管好就行了。二是别疼钱，要多动点脑筋，把南门口伪警察所的上上下下疏通好，然后再通过他们或用别的办法，把小西门口守城的警备队的二鬼子打通关系。……不久，三叔便和南门口伪警察所的某警长搞通了关系，并交上了朋友。之后，一些伪警察，还有警备队的小头目常到人和书局，进门一口一个“三掌柜”，叫得挺热呼。当然，临走要捎着三十二十（日本票）的，双方哈哈一笑了之。
八月节前的一天夜里，三叔把我从梦中叫醒，让我坐在厦子下听着点，并说：“如果有人来就问间干什么的，别的什么也不用说。”说完他便到小北屋去了。天亮时，他和延年叔回到柜屋倒下便睡着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院里停了几辆独轮车，三叔把推车子的人一一让进柜屋。我一看有俺村的叔叔大爷，也有不认识的生人。我一面为大伙倒洗脸水，一面忙着冲茶。大伙喝了几杯茶，三叔领着他们吃饭住宿去了。夜间十点多钟，三叔叫上我把小屋的货物抬出来，一件一件装在五辆独轮车上。他看了又看，查了又查，最后满意地笑了笑，回到屋里喝着水对我说：“明天咱爷俩把这几车货物送走。上午你先看门，我送他们出南门。我回来后，你去小西门口找石班长，把一封信交给他，等车子推过铁路道口你再回来。记住，一是别害怕，二是要小心。”
我躺在床上说啥也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思虑这些事。那时我并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家乡好，家乡人亲，日本鬼子杀人，二鬼子不是好人。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三叔先去了伪警察所，然后每隔20分钟或半小时便有一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推出南门，经线市街、马家大井、西方庵、剪子股街，直奔顺城街。等三叔回来后，我便抄近路到了小西门口，找到石班长说明来意，并说“三掌柜”叫我送来一封信。石班长拆开信封口往里一瞧，连忙塞进衣袋里说：“走，看看去”。当石班长和我出城后，五辆独轮车已停在城门口等待检查。石班长围着车子看了看，一个推车人把车上的木箱掀开让石班长检查。石班长草草一看，便招呼站岗的伪军说：“你们查过了没有，净是些小孩子念书写字的玩艺儿，有啥可检查的！”说罢，向推车的人们摆了摆手说：“走吧走吧，别忘了下次来的时候给弟兄们带点好吃的。”推车人应声“好办”，五辆车经小锅市，沿运河大堤直奔北厂大王庙渡口。过了摆渡便是河北省的辖区，这时推车的人们才算真正放了心。在四里屯找了个僻静地方吃饱喝足，调整了各车的货物，领路车在前，沿景县、武邑，转转悠悠，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到了冀中贸易局办事处，顺利地完成了到敌占区购买抗日军民急需的办公用品的任务。
有一次我问三叔：“小车队来咱柜上买的啥？还让咱亲自把他们送过小西门岗哨？”三叔说：“是要紧东西哩。”我说：“怎么我一点也看不出？”三叔说：“过些日子我让你开开眼。”没过多久，三叔把我叫进小北屋，让我看一刀一刀的元书纸，每刀纸的中央都有一个方洞。我好奇地问三叔：“这是怎么回事？”三叔把一刀一刀的纸摞在一起让我看，我还是不解其意。三叔指指纸中央的方洞，把钢扳、腊纸、油墨及油印机零件装进洞里，然后把两三刀不挖洞的纸盖上，再照原样用竹扳子夹齐，用藤条拧好，翻过来，调过去，问我“怎么样”？我点了点头。三叔很严肃地告诉我说：“这些东西咱们自己还制造不了，敌人对解放区又进行封锁，可是没有它不行，解放区下发的文件、宣传品，以及小学生念的课本都靠这些东西印刷，你说要紧不要紧？”我连忙说：“实在很重要”。
此后，每次帮三叔干活，我都十分认真、小心、谨慎。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虽然年龄小，但我知道这事干系重大，要保守秘密，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此事。
人和书局自东自营，掌柜的是我三叔魏畅达，当时人称“三掌柜”。我是学买卖的（即学徒）。人和书局正式挂牌前只是在“鸿陛魁”的大门洞靠北墙放两张床，床上摆些笔、墨、纸、砚。墙上拉着绳子，挂有仿影、字帖等。床下的木箱里放有成套的对外租赁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后来业务发展，积累了本钱，便搬至院内营业。
人和书局只有一间房当门面，柜台、货架因陋就简。主要经营笔墨纸砚、字帖仿影、镇纸仿圈、算盘、石板等学习用品和公职人员办公用品。同时经营私塾学童读的启蒙课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和年龄较大的学生读的《上论》、《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下孟》、《告子》、《诗经》、《千家诗》、《尺牍》等。人和书局的主要顾客是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小职员。营业最忙的时间是每天中午和傍晚。星期天更是人来客往络绎不绝。
人和书局门面很小，出出进进的又多是些学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书局幕后却干着鲜为人知的一番大事业。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深县，我家世世代代都是种田人。大约在清光绪末年，我父亲来德州，靠老乡关系在“鸿陛魁”前院租了两间北房，制做猪胰子，做起小生意。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以后来德州城做生意，清明节以后回家种地。
1939年，深县已建立了冀中解放区根据地。这年春天，我三叔和延年叔（他们是堂叔伯兄弟）不断在一起谈论什么，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我才知道，延年叔已不是庄稼汉，而是冀中军区贸易局的采购员了。没过多久，三叔和我背起行李卷徒步到了德州城。以后，延年叔也来了，从穿戴到言语行动，都像个大商号的生意人。老哥儿三个一连谈了好几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三叔让我把我父亲叫来，延年叔掏出一叠日本票子交给三叔说：“三哥，现在你们都是城里人了，在城里生活可不像在咱乡下，吃烧穿戴处处用钱，另外要注意人际关系，四邻八舍要和气，商会、同行要常跑。要赶快请人整理好门面，开办书局。办妥后马上给我写信，时间越快越好。”
1939年9月，人和书局挂起牌子开业了。开业后，延年叔常来德州，每次来都住在人和书局。有一天晚上，三叔和延年叔在书局的内屋谈了大半夜，我在外间屋睡不着，断断续续地听延年叔告诉三叔两件事：一是延年叔把货物从天津发往德州自强街中亚货栈，然后由货栈把货物送到咱书局，既不要你们的本钱，也不用你们费力气去取货，只要你们把“贵重货物”保管好就行了。二是别疼钱，要多动点脑筋，把南门口伪警察所的上上下下疏通好，然后再通过他们或用别的办法，把小西门口守城的警备队的二鬼子打通关系。……不久，三叔便和南门口伪警察所的某警长搞通了关系，并交上了朋友。之后，一些伪警察，还有警备队的小头目常到人和书局，进门一口一个“三掌柜”，叫得挺热呼。当然，临走要捎着三十二十（日本票）的，双方哈哈一笑了之。
八月节前的一天夜里，三叔把我从梦中叫醒，让我坐在厦子下听着点，并说：“如果有人来就问间干什么的，别的什么也不用说。”说完他便到小北屋去了。天亮时，他和延年叔回到柜屋倒下便睡着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院里停了几辆独轮车，三叔把推车子的人一一让进柜屋。我一看有俺村的叔叔大爷，也有不认识的生人。我一面为大伙倒洗脸水，一面忙着冲茶。大伙喝了几杯茶，三叔领着他们吃饭住宿去了。夜间十点多钟，三叔叫上我把小屋的货物抬出来，一件一件装在五辆独轮车上。他看了又看，查了又查，最后满意地笑了笑，回到屋里喝着水对我说：“明天咱爷俩把这几车货物送走。上午你先看门，我送他们出南门。我回来后，你去小西门口找石班长，把一封信交给他，等车子推过铁路道口你再回来。记住，一是别害怕，二是要小心。”
我躺在床上说啥也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思虑这些事。那时我并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家乡好，家乡人亲，日本鬼子杀人，二鬼子不是好人。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三叔先去了伪警察所，然后每隔20分钟或半小时便有一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推出南门，经线市街、马家大井、西方庵、剪子股街，直奔顺城街。等三叔回来后，我便抄近路到了小西门口，找到石班长说明来意，并说“三掌柜”叫我送来一封信。石班长拆开信封口往里一瞧，连忙塞进衣袋里说：“走，看看去”。当石班长和我出城后，五辆独轮车已停在城门口等待检查。石班长围着车子看了看，一个推车人把车上的木箱掀开让石班长检查。石班长草草一看，便招呼站岗的伪军说：“你们查过了没有，净是些小孩子念书写字的玩艺儿，有啥可检查的！”说罢，向推车的人们摆了摆手说：“走吧走吧，别忘了下次来的时候给弟兄们带点好吃的。”推车人应声“好办”，五辆车经小锅市，沿运河大堤直奔北厂大王庙渡口。过了摆渡便是河北省的辖区，这时推车的人们才算真正放了心。在四里屯找了个僻静地方吃饱喝足，调整了各车的货物，领路车在前，沿景县、武邑，转转悠悠，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到了冀中贸易局办事处，顺利地完成了到敌占区购买抗日军民急需的办公用品的任务。
有一次我问三叔：“小车队来咱柜上买的啥？还让咱亲自把他们送过小西门岗哨？”三叔说：“是要紧东西哩。”我说：“怎么我一点也看不出？”三叔说：“过些日子我让你开开眼。”没过多久，三叔把我叫进小北屋，让我看一刀一刀的元书纸，每刀纸的中央都有一个方洞。我好奇地问三叔：“这是怎么回事？”三叔把一刀一刀的纸摞在一起让我看，我还是不解其意。三叔指指纸中央的方洞，把钢扳、腊纸、油墨及油印机零件装进洞里，然后把两三刀不挖洞的纸盖上，再照原样用竹扳子夹齐，用藤条拧好，翻过来，调过去，问我“怎么样”？我点了点头。三叔很严肃地告诉我说：“这些东西咱们自己还制造不了，敌人对解放区又进行封锁，可是没有它不行，解放区下发的文件、宣传品，以及小学生念的课本都靠这些东西印刷，你说要紧不要紧？”我连忙说：“实在很重要”。
此后，每次帮三叔干活，我都十分认真、小心、谨慎。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虽然年龄小，但我知道这事干系重大，要保守秘密，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