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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经组织安排，余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德县第七区伪区公所的区队长，在德州敌占区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下面几个小故事俱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
  利用矛盾以敌制敌
  侵华日军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实施“囚笼政策”失败而被撤职，总司令由岗村宁次继任。他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集军事、政治、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指令各地搜罗地痞流氓、土匪恶棍为其效劳。原德县土桥东街有个李绍唐，他曾当过教员，也任过国民党德县县党部第二区分部常务委员。此人的人生观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国家、民族、祖宗、爹娘、道德、良心、肉体、灵魂等都可以出卖。他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地地道道的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在其投敌之前，不知从哪里传出李绍唐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的谣言，而李竟自认不讳。这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与思虑：李绍唐居住在敌人据点所在地的土桥街，竟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真是怪事。他是向敌人示威，还是“开门揖盗”呢？当人们对李绍唐的真相还没完全搞清楚的时候，他被日寇德县驻军“一四一五”特务部队捉了去。据敌伪消息说，李绍唐被捕的第二天就向敌人写了“卖身文契”，这个冒牌的八路军通讯站长摇身一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务。他回到土桥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私通八路”或其他罪名，先后敲诈了周玉魁、张洪谟、赵金利、张福寿、牟佃芳、吕清怀等六户的钱财。他伪造口实，杀害了所谓与他弟媳通奸的李德福的三弟。他把土桥街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另外，他以“一四一五”特务的身份经常到伪区公所勒索。一次，遭到雇员孙耀卿的拒绝，他大为不满，无事生非，借故挑剔，直到伪区保甲自卫团长张泽民设宴招待，赔礼道歉，满足了他的欲望，才算罢休了事。
  特务李绍唐诡计多端，奸诈殆毒，他挖空心思，捉摸推测，认为土桥一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隐蔽得这样严密，内中一定有人私通八路，但又苦于不知是谁，所以愁得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刘子光同志时常来伪区公所，引起了李绍唐的怀疑。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小南街兰登科的南屋里，向我探询刘子光同志的底细：“刘金文（刘子光的原名）经常到区公所来干什么？”我说：“你对他有怀疑吗？他是刘玉台保甲自卫团的，经常到区公所来汇报情况。”李问：“汇报什么内容？”我说：“对外保密，恕不奉告。”李立刻拉下脸来说：“你们区公所成天人来人往，都是些干什么的？”我说：“有乡长开会的，有保长说事的，有老百姓运粮送钱的，……你不是也常到区公所来吗！”他见我很认真，于是态度缓和下来说：思？我不明白。”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说到区公所来的这些人不都是为了公事，而是另有目的。”我听罢便立起身来说：“非常抱歉，我对察颜观色这个行当天生是个门外汉，什么也看不出来。”说完，我转身走了。
  李绍唐见此路不通，只得另辟蹊径，到土桥街小学对教师们进行威胁和讹诈：“咱们土桥街谁通八路我心里有数。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现在谁干什么，人所共知，他们就在当地活动，能说一点联系也没有吗？”他虽然是捕风捉影，胡乱猜疑，但他确实知道德县的正副县长张硕、武克明二位同志都是德县师范的老同学，县区干部中不少都是德县师范的学生，多数人和李绍唐在一起当过教员，他当然熟悉这些人的关系。徐晓峰、吕子诚二同志当时亦在该校任教，见李绍唐如此举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如不及时除掉将会贻患无穷。但是这个坏蛋十分狡猾，白天出来活动，太阳一平西就隐蔽起来了，必须想个妥善办法，既不暴露自己，又能除掉李绍唐。
  “善恶到头终有报，湛湛青天不可欺”。不久，我们了解到李绍唐和驻土桥街伪军中队长高长江矛盾很深。李绍唐自恃是日本“一四一五”部队的特务，根子硬，并未把高长江放在眼里。高长江自恃有人有枪，兵权在握，根本看不起李绍唐这个中国造的日本特务。二人相互猜忌，冲突不断。敌占区工委分析了高、李的矛盾，决定利用高长江除掉李绍唐。
  方案既定，但谁去作高长江的工作，是个十分慎重的问题。经反复物色挑选，一致认为青年教师赵子敬最合适。赵子敬同情抗日，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政治上可靠。同时，他家受过李绍唐的敲诈，怀有私恨。另外，赵的父亲和高长江私人交情颇厚，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当除掉李绍唐的计划向赵子敬提出后，他慨然应允，并立即到北庵据点找高长江。赵见了高长江便泪流满面，似有无限愁苦和委屈，赵说：“往后咱在土桥街混不下去了。”高长江忙问：“怎么回事，谁又欺负咱了？”赵子敬悲愤地说：“李绍唐前些日子敲诈了咱，你是知道的。最近又撒出风来，还要弄（即敲诈）咱。他有‘一四一五’撑腰，谁敢惹啊！他说上次碰了赵三爷（赵子敬之父）一下，那是杀鸡给猴看的，你赵三爷不是和北庵上好吗，高长江算个什么东西，我根本没有把他夹在眼里。别看咱现在地位不高，就是有势力，‘一四一五，给咱做主，你高长江算个鸟！”赵子敬绘声绘色地讲着，高长江已气得暴跳如雷，把桌子一拍骂道：“他妈的，我宰了他”赵子敬接着又“将”了高一军：“只要你敢动他，我就有办法。你先沉住气，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我来给你送信，你作好准备就行了。”高长江气呼呼地说：“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准备什么！事情要办得快一点，不然我的肚子要气炸了。
  谚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李绍唐认敌作父，破坏抗战，人神共怒，罪不容赦。就在处决他的这天下午，鬼使神差地把他送进了土桥街小学的大门。徐、吕诸人烹茶相待，李绍唐故伎重演，屁股尚未坐稳又东拉西扯地说什么“某某可能通八路，某某有嫌疑，……”正在他得意忘形之际，赵子敬却悄悄离开学校到北庵据点给高长江送信去了。
  傍晚时分，学生放学回家，李绍唐和校长张莲塘一起出学校南门（另有东门）往东拐，走到一个厕所附近，张往北，李往东分手回家。这时，隐身于厕所后面的徐秀岩（伪军小队长）、牟传通（高长江的护兵）闪了出来，直向李绍唐走去。起初，李绍唐自以为老虎屁股无人敢摸，毫不在意。及见徐、牟二人走至近前伸手掏枪，方知不妙，刚要撒腿逃命，枪响了。
  民族败类李绍唐的可耻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争取顾锡九
  德县七区（今德州市袁桥乡）香坊赵乡黄沙会会部（对外称保甲自卫团）设于王官庄皈依殿北院。时任会长之一的顾锡九，虽然出身复杂，但为人朴实直率，善交际，重义气，故人多与之友善。顾与排子村赵书芳私交颇厚，尤如兄弟。赵系武林拳师，曾以武功“红沙掌”闻名于江湖。顾虽未受武功，但系其私淑弟子。顾有短枪两支，冲锋枪一支，1941年率领“黄沙会”消灭了盘踞在魏集的“剿共班”匪徒，又缴获长枪十余支。赵书芳是个奴颜婢膝、见利忘义的人。德州敌占区工委分析，赵书芳将来有投敌的可能，顾锡九掌握的枪支可能成为赵投敌的资本。根据顾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有可能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起码也不会让敌人拉过去。组织责成我作顾锡九的争取工作。为了便于接近，我与顾结为盟兄弟，由淡淡之交，转入“五伦”之中，表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此后，我们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什么抗日的大好形势，敌人的末路，个人的前途等等，天南地北，国事、家事，无不谈及。时间越长，谈问题越直接。顾锡九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为此，他经常接近革命者，不时到抗日民主政府听听领导人的谈话，抗日思想逐步巩固。他为抗日工作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3年春，张硕同志在张文成村战斗突围后只身到了王官庄，我通过陈子杰把张安排到顾家的地下室里。两天以后，张硕和我商量要回机关（抗日民主政府），我让顾锡九准备一头毛驴送张东去。当晚，顾锡九带领十几名会员，明挎砍刀，暗带短枪，护送张硕同志安全到达目的地。
  1945年夏天，德县县大队驻在二区大杨庄，日特侦知后便纠集了三百多个鬼子兵、伪军前去扫荡。顾锡九闻知后，立即抄近路跑步去给县大队送信，副大队长冯三荣同志立即组织部队转移，并派一连作掩护。战士刚进入阵地，战斗就打响了。经过激战，一连安全转移，县大队免遭袭击。
  赵书芳投敌后，刘子光同志对我说：“赵书芳带走了顾锡九的一支匣枪，今后还可能找顾要枪。你对顾大哥去说，决不能让赵书芳把枪搞了去。办法是让顾拉起来（即组织游击小组），或者让顾把枪交给我们。你问他同意哪个办法。”当天，我从土桥回到王官庄，把意见说给顾锡九听。他沉思了一会，反问我：“你看哪个办法好呢？我先听听你的意见。”我说“具体的意见我也提不出来，我觉得赵书芳投敌对你是不利的，很可能指着你这几条枪向敌人讨价还价，作为抬高他身价的资本。但是，八路军绝不允许你把枪交给敌人用来打中国人。赵书芳依靠鬼子，当了汉奸，不会有好下场，你没有必要为他殉葬。你对当前形势必须有个正确认识，头脑必须清醒。抗日战争肯定要胜利，日寇必定要失败。敌人现在的疯狂是垂死的挣扎，我们不能瞪着两只大眼往火坑里跳。至于是‘交’还是‘拉’，这个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大哥，事到如今不能脚踩两只船，打定了主意，说办就办。”第二天上午他对我说：“我考虑好了，把枪交出去，我不拉。”我说：“好吧，你这就叫做‘无枪一身轻’啊！”我遂把锡九大哥的意见告诉给刘子光同志。不久，顾锡九把枪交给了张龙同志。
  全歼“剿共班”
  1941年，伪军中队长陈少发在其后台老板于俊龙的策划下，将其投敌时潜伏下来的民族败类收拢起来，拼凑成了十三个人、八九条枪的小股武装，被日寇命名为“剿共班”。并指定臧海臣（于俊龙的义子）、范文斌为正副队长，令其盘踞在距边临镇西南七华里的魏集。“剿共班”成了拱卫边临镇敌人据点的外围力量。
  当时，魏集一带虽系敌占区，但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已通过各种渠道灌输到群众中去。“剿共班”一到魏集就向群众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扬言“招兵买马打八路，为皇军效劳”。当地群众极为愤恨，纷纷要求黄沙会消灭“剿共班”。一天，黄沙会长之一顾锡九对我说：“这几天老百姓对魏集‘剿共班’这伙强盗议论可凶啦，人们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说不上什么时候塌天大祸就会降到自己头上。有的人磨拳擦掌想大打一场，坚决消灭这伙土匪。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该怎么办好。”我说：“这群匪徒残暴成性，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他们是必然的。他们有枪有炮，滥杀无辜，老百姓怕他们也是必然的。但是，光怕不行，你越怕，他们越凶，不消灭这群家伙，早晚是咱们这一带的祸害。他们声称招兵买马，扩大武装，东下洼（德县八区）有八路，他们不敢去，势必向西发展，我们不让他来，就得打。打是不可免的，早打比晚打好，趁他们现在人少势弱，一举消灭他们。”顾锡九采纳了我的意见。
  黄沙会部共有三位会长，即顾锡九、田惠、马凤鸣。根据会众的要求，三位会长商量了一下，接受了会众的意见，从鲍庄、马赞庄、孙庄、蔡庄、胡家寨等五个村发动会众八百余人，在西张庄集合，组成剿匪大军。三位会长率领，浩浩荡荡直奔魏集匪巢。
  到了魏集，会众便把整个村庄包围封锁起来。马凤鸣指挥会众包围村庄，顾锡九带领顾洪猷、德成头（乳名）上房压顶，田惠带领部分会众喊话，勒令匪徒缴枪投降。顽固的匪徒自恃武器精良，负隅顽抗，拒不缴械。激怒了的会众便破门而入，手持大刀、红缨枪、三齿、铁叉与匪徒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仅半个小时，结束了战斗。除匪首臧海臣因前天离开魏集逃掉性命，其余匪徒无一漏网。收缴了“剿共班”的全部武器，当场处决了副队长范文斌和匪徒小尚头、小田头、陈××等四人，活捉八人，拔掉了日寇揳在魏集的这颗钉子。
  锄奸记
  从小不务正业，长大更是奸滑。
  投靠日寇当爪牙，哪管世人咒骂。
  虽然披着人皮，却是满腹蝎蛇。
  投敌卖国祸中华，国人皆日可杀。
  ——西江月——
  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阶段。活跃在德县七区土桥街一带的德州敌占区工委（德州市委前身）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地打击敌人，搞得日寇日夜不安。残暴的敌人不断变换招数，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是年深秋，日寇从三百多名伪军中挑选出张朝良这个忠实的奴才，授予他军、特两个职务，派回土桥街进行特务活动。
  张朝良，土桥东街人，绰号“二百三”。此人一贯不务正业，先则拦路抢劫，后又投靠日寇，好事不干，坏事做绝，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命的铁杆汉奸，民族败类。人民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工委决定立即除掉张朝良。张自知作恶多端，天怒人怨，人民不会饶恕他，因此，他东藏西躲，出没无常。但是，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不久，我们掌握了他的行踪轨迹，弄清了他有打牌的嗜好，于是工委决定以打牌为诱饵，引他出洞，捕而杀之。针对张朝良狰狞狡猾的特性，经反复考虑，决定利用赵子敬，因为赵与张经常在一起打牌，张不会起疑心。再者他们两家矛盾很深，除掉张朝良也是赵子敬的夙愿。
  第二天，刘子光、徐晓峰一起找到赵子敬，三人促膝品茶，畅谈革命斗争形势。刘、徐二人列举了张朝良投靠日寇屠杀中国人，破坏抗战的种种罪恶，赵子敬愤然提出“干掉他”。刘、徐二同志见条件已经成熟，就把工委研究的计划告诉给赵，希望他设法把张朝良调出来，除掉这个汉奸。赵欣然同意，当即确定打牌地点在街西南角李永湖（一个孤老头）家的北屋里。
  晚上，魏国光、徐晓峰、吕子诚、孙象九、刘玉珍、崔世珍、吕××（姑隐其名）等七人静静地听着刘子光同志布置任务：“今晚处决汉奸贼子张朝良，他现正在李永湖家中打牌。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去，抓出来带到村外去执行。如果情况有变，可以就地处决。行动部署是，崔世珍埋伏在李永湖家南墙外，防止他越墙逃窜；吕子诚、孙象九、刘玉珍为东路，由东面豁口进院；魏国光、徐晓峰、吕××为西路，从西面豁口进院；我（刘子光）跟随西路。”布置完后，我们分头直插李永湖家。当我们东路人距李永湖家还有二十几步远时，听到屋里有挪动桌椅的声音和谁输谁赢的说笑声。“来晚了，牌局已经结束”，不知谁小声说。我连纵儿步堵住了东豁口。这时，从院中走出一人，因看不清面目，我低声喝问“谁？”对方颤声回答：“我是小学的校长”，我一听是张莲塘，便放他过去。我疾步进院，见从北屋窜出一人直向南墙奔去，后脚跟前脚，遂又追出一人。当前者双手攀住墙头正要纵身越墙时，被后者拦腰抱住拉下墙来，二人扭在一起。这时我意识到前者是张朝良，后者是赵子敬。因他俩扭在一起，不能开枪，使张朝良赢得了时间，他抓住赵子敬的手猛咬了一口，趁赵子敬手劲略松，张朝良掰开赵子敬的双手，一拧腰将赵甩开，沿南墙根向西逃去。我见他不再扒墙，料定他想从西豁口逃跑。我便直插院西北角截击。当张朝良逃至西墙根往北拐弯时，我已先他两步到达他右前侧。我举枪待射，此时西路的徐晓峰等同志已适时进院，将张朝良迎头堵住。张稍一愣神，徐、孙双枪齐发，张朝良应声倒地，刘子光同志扭亮手电筒，连补数枪。汉奸走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张朝良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土桥一带的大小村庄，群众拍手称快，敌人惊慌失魄。北庵日寇据点的炮楼上那面破膏药旗无力地随风摇晃着，似在为他们豢养的走狗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