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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临镇夺枪记
  张龙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鲁边区二地委书记郝炬同志来德县检查工作时，同县工委书记丁学风同志一起把我和地委手枪队指导员耿杰三同志叫了去，郝炬同志说：“‘七一’快到了，你们到据点去弄几条枪来，庆祝一下党的生日不好吗？”我和耿杰三同志同声答应“好！”俺俩接受任务以后做了具体研究，确定以边临镇据点东门的哨兵为目标，利用边临镇赶集（农历每月四、九）的日子行动，这样便于掩护。参加夺枪的人员分为两组：夺枪组有耿杰三、尹寿和、王金凤、×××四人；掩护组有张龙、靳文声、魏景三、张立森、×××五人。
  6月22日（农历5月9日）是边临镇大集。两个组的成员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和小商贩，混在熙熙攘攘赶集的人群中。夺枪组的人有的背褡子，有的挎篮子，腰里掖着短枪。掩护组的人推着小车，车上摽着簸箩，簸箩里放着大枪，上面盖着被单，和赶集的人说说笑笑，十分自然。早晨8点钟到达边临镇东门外马颊河大桥东头，掩护组的5人停了下来，取出枪支，布好岗哨，封锁了大桥。夺枪组的4人继续前进，直奔东门。不知为什么，这一天岗哨特别严，十步以内不准靠近。夺枪组见无法下手，只得越过岗哨进了东门，穿街走巷，寻机夺枪。此时正遇伪警察所的伪警长曹炳琛在街上闲逛，曹觉得尹寿和同志行迹可疑，上前一把抓住尹寿和的右手，尹寿和虽然腰间有枪，但掏不出来。这时，王金凤同志打了两枪，哪知子弹又都是臭火。耿杰三见事不妙，掏出枪来打伤了曹炳琛的大腿（曹非属罪大恶极之人，故未伤其性命）。曹负伤后，立即撒开尹寿和同志，一瘸一拐地狼狈逃去。
  枪声一响，赶集的人炸了营，东冲西撞。敌人因不明真相，把据点大门关得紧紧的，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夺枪组的同志见夺枪无望，只得随着惊散的人群涌出北门，再折向东到了马颊河大桥，与掩护组会合后返回营地。
  此次夺枪虽未成功，但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群众争相宣传：“八路军打边临镇据点了，我们快熬出头来了。”敌人惊恐万状，紧闭四门，多日不敢出边临镇街。
  日月交替，物换星移，转瞬间又过了二年。1944年夏天，从县公安局请来两位老侦察员（一位姓郑，另一位不记得姓名了），总结了上次夺枪失败的教训，研究确定了新的夺枪方法——智取。
  郑、某二人身穿白色西式衬衫，米黄色的西式裤子，挽着袖子，头戴巴拿马草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眼镜，左腕上戴着手表，右腋下挎着匣枪，满嘴的脏话，一脸的傲气。从打扮到作风，俨然是一个日本特务”。他们带着伪造的“一四一五”日本特务部队的证件，骑着自行车，从冯家寨西登上德州通往边临镇的公路，风驰电掣般地向东驶去。
  到达边临镇西门外，骑车人直冲到哨兵跟前下车，对两个伪军哨兵说：“我们是‘一四一五’的，给你们刘队长（刘玉山）送信来了。城里的皇军今天到东乡讨伐，马上就到边临镇，叫你们队长快来迎接。”说着就把信件递过去：“快送去，要是耽误了，你们可吃罪不起。”伪军接过信，提枪转身要走，老郑同志呵斥道：“抗着个鸡巴枪干什么，谁还稀罕你这两棵破枪啊，放下，快跑！”两个伪军哨兵被老郑的气势威慑住了，乖乖地放下枪跑步去送信。郑、某二位同志背起伪军的枪，骑上自行车，唱着《游击队员之歌》，悠然自得地返回宿营地——鲍庄。
  两个伪军哨兵气喘吁吁地跑进伪军中队部，恭恭敬敬地行过礼把信交给中队长刘玉山。刘接过信一看，见是我的署名，立即变了面孔，明知内容与己不利，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及至看完，便气急败坏地问这两个伪军哨兵：“你们的枪呢？”伪军哨兵说：“放在西门上啦。”“啪！啪气得刘玉山连连打了哨兵几个嘴巴子，骂道：“你们这两个混蛋，你们的枪早被八路拿走了。来人，把他俩押起来！”
  附原信
  刘玉山队长：
  为了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发展武装，打击敌人，早日驱逐日寇出中国，特派我们两位同志到贵队借枪使用，希勿吝是荷！
  请留此信，权作收条
  张龙
  一九四四年月日
  忆对敌斗争二三事
  孙象九
  抗日战争时期，经组织安排，余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德县第七区伪区公所的区队长，在德州敌占区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下面几个小故事俱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
  利用矛盾以敌制敌
  侵华日军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实施“囚笼政策”失败而被撤职，总司令由岗村宁次继任。他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集军事、政治、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指令各地搜罗地痞流氓、土匪恶棍为其效劳。原德县土桥东街有个李绍唐，他曾当过教员，也任过国民党德县县党部第二区分部常务委员。此人的人生观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国家、民族、祖宗、爹娘、道德、良心、肉体、灵魂等都可以出卖。他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地地道道的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在其投敌之前，不知从哪里传出李绍唐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的谣言，而李竟自认不讳。这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与思虑：李绍唐居住在敌人据点所在地的土桥街，竟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通讯站长，真是怪事。他是向敌人示威，还是“开门揖盗”呢？当人们对李绍唐的真相还没完全搞清楚的时候，他被日寇德县驻军“一四一五”特务部队捉了去。据敌伪消息说，李绍唐被捕的第二天就向敌人写了“卖身文契”，这个冒牌的八路军通讯站长摇身一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务。他回到土桥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私通八路”或其他罪名，先后敲诈了周玉魁、张洪谟、赵金利、张福寿、牟佃芳、吕清怀等六户的钱财。他伪造口实，杀害了所谓与他弟媳通奸的李德福的三弟。他把土桥街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另外，他以“一四一五”特务的身份经常到伪区公所勒索。一次，遭到雇员孙耀卿的拒绝，他大为不满，无事生非，借故挑剔，直到伪区保甲自卫团长张泽民设宴招待，赔礼道歉，满足了他的欲望，才算罢休了事。
  特务李绍唐诡计多端，奸诈殆毒，他挖空心思，捉摸推测，认为土桥一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隐蔽得这样严密，内中一定有人私通八路，但又苦于不知是谁，所以愁得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刘子光同志时常来伪区公所，引起了李绍唐的怀疑。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小南街兰登科的南屋里，向我探询刘子光同志的底细：“刘金文（刘子光的原名）经常到区公所来干什么？”我说：“你对他有怀疑吗？他是刘玉台保甲自卫团的，经常到区公所来汇报情况。”李问：“汇报什么内容？”我说：“对外保密，恕不奉告。”李立刻拉下脸来说：“你们区公所成天人来人往，都是些干什么的？”我说：“有乡长开会的，有保长说事的，有老百姓运粮送钱的，……你不是也常到区公所来吗！”他见我很认真，于是态度缓和下来说：思？我不明白。”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说到区公所来的这些人不都是为了公事，而是另有目的。”我听罢便立起身来说：“非常抱歉，我对察颜观色这个行当天生是个门外汉，什么也看不出来。”说完，我转身走了。
  李绍唐见此路不通，只得另辟蹊径，到土桥街小学对教师们进行威胁和讹诈：“咱们土桥街谁通八路我心里有数。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现在谁干什么，人所共知，他们就在当地活动，能说一点联系也没有吗？”他虽然是捕风捉影，胡乱猜疑，但他确实知道德县的正副县长张硕、武克明二位同志都是德县师范的老同学，县区干部中不少都是德县师范的学生，多数人和李绍唐在一起当过教员，他当然熟悉这些人的关系。徐晓峰、吕子诚二同志当时亦在该校任教，见李绍唐如此举动，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如不及时除掉将会贻患无穷。但是这个坏蛋十分狡猾，白天出来活动，太阳一平西就隐蔽起来了，必须想个妥善办法，既不暴露自己，又能除掉李绍唐。
  “善恶到头终有报，湛湛青天不可欺”。不久，我们了解到李绍唐和驻土桥街伪军中队长高长江矛盾很深。李绍唐自恃是日本“一四一五”部队的特务，根子硬，并未把高长江放在眼里。高长江自恃有人有枪，兵权在握，根本看不起李绍唐这个中国造的日本特务。二人相互猜忌，冲突不断。敌占区工委分析了高、李的矛盾，决定利用高长江除掉李绍唐。
  方案既定，但谁去作高长江的工作，是个十分慎重的问题。经反复物色挑选，一致认为青年教师赵子敬最合适。赵子敬同情抗日，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政治上可靠。同时，他家受过李绍唐的敲诈，怀有私恨。另外，赵的父亲和高长江私人交情颇厚，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当除掉李绍唐的计划向赵子敬提出后，他慨然应允，并立即到北庵据点找高长江。赵见了高长江便泪流满面，似有无限愁苦和委屈，赵说：“往后咱在土桥街混不下去了。”高长江忙问：“怎么回事，谁又欺负咱了？”赵子敬悲愤地说：“李绍唐前些日子敲诈了咱，你是知道的。最近又撒出风来，还要弄（即敲诈）咱。他有‘一四一五’撑腰，谁敢惹啊！他说上次碰了赵三爷（赵子敬之父）一下，那是杀鸡给猴看的，你赵三爷不是和北庵上好吗，高长江算个什么东西，我根本没有把他夹在眼里。别看咱现在地位不高，就是有势力，‘一四一五，给咱做主，你高长江算个鸟！”赵子敬绘声绘色地讲着，高长江已气得暴跳如雷，把桌子一拍骂道：“他妈的，我宰了他”赵子敬接着又“将”了高一军：“只要你敢动他，我就有办法。你先沉住气，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我来给你送信，你作好准备就行了。”高长江气呼呼地说：“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准备什么！事情要办得快一点，不然我的肚子要气炸了。
  谚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李绍唐认敌作父，破坏抗战，人神共怒，罪不容赦。就在处决他的这天下午，鬼使神差地把他送进了土桥街小学的大门。徐、吕诸人烹茶相待，李绍唐故伎重演，屁股尚未坐稳又东拉西扯地说什么“某某可能通八路，某某有嫌疑，……”正在他得意忘形之际，赵子敬却悄悄离开学校到北庵据点给高长江送信去了。
  傍晚时分，学生放学回家，李绍唐和校长张莲塘一起出学校南门（另有东门）往东拐，走到一个厕所附近，张往北，李往东分手回家。这时，隐身于厕所后面的徐秀岩（伪军小队长）、牟传通（高长江的护兵）闪了出来，直向李绍唐走去。起初，李绍唐自以为老虎屁股无人敢摸，毫不在意。及见徐、牟二人走至近前伸手掏枪，方知不妙，刚要撒腿逃命，枪响了。
  民族败类李绍唐的可耻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争取顾锡九
  德县七区（今德州市袁桥乡）香坊赵乡黄沙会会部（对外称保甲自卫团）设于王官庄皈依殿北院。时任会长之一的顾锡九，虽然出身复杂，但为人朴实直率，善交际，重义气，故人多与之友善。顾与排子村赵书芳私交颇厚，尤如兄弟。赵系武林拳师，曾以武功“红沙掌”闻名于江湖。顾虽未受武功，但系其私淑弟子。顾有短枪两支，冲锋枪一支，1941年率领“黄沙会”消灭了盘踞在魏集的“剿共班”匪徒，又缴获长枪十余支。赵书芳是个奴颜婢膝、见利忘义的人。德州敌占区工委分析，赵书芳将来有投敌的可能，顾锡九掌握的枪支可能成为赵投敌的资本。根据顾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有可能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起码也不会让敌人拉过去。组织责成我作顾锡九的争取工作。为了便于接近，我与顾结为盟兄弟，由淡淡之交，转入“五伦”之中，表示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此后，我们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什么抗日的大好形势，敌人的末路，个人的前途等等，天南地北，国事、家事，无不谈及。时间越长，谈问题越直接。顾锡九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为此，他经常接近革命者，不时到抗日民主政府听听领导人的谈话，抗日思想逐步巩固。他为抗日工作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3年春，张硕同志在张文成村战斗突围后只身到了王官庄，我通过陈子杰把张安排到顾家的地下室里。两天以后，张硕和我商量要回机关（抗日民主政府），我让顾锡九准备一头毛驴送张东去。当晚，顾锡九带领十几名会员，明挎砍刀，暗带短枪，护送张硕同志安全到达目的地。
  1945年夏天，德县县大队驻在二区大杨庄，日特侦知后便纠集了三百多个鬼子兵、伪军前去扫荡。顾锡九闻知后，立即抄近路跑步去给县大队送信，副大队长冯三荣同志立即组织部队转移，并派一连作掩护。战士刚进入阵地，战斗就打响了。经过激战，一连安全转移，县大队免遭袭击。
  赵书芳投敌后，刘子光同志对我说：“赵书芳带走了顾锡九的一支匣枪，今后还可能找顾要枪。你对顾大哥去说，决不能让赵书芳把枪搞了去。办法是让顾拉起来（即组织游击小组），或者让顾把枪交给我们。你问他同意哪个办法。”当天，我从土桥回到王官庄，把意见说给顾锡九听。他沉思了一会，反问我：“你看哪个办法好呢？我先听听你的意见。”我说“具体的意见我也提不出来，我觉得赵书芳投敌对你是不利的，很可能指着你这几条枪向敌人讨价还价，作为抬高他身价的资本。但是，八路军绝不允许你把枪交给敌人用来打中国人。赵书芳依靠鬼子，当了汉奸，不会有好下场，你没有必要为他殉葬。你对当前形势必须有个正确认识，头脑必须清醒。抗日战争肯定要胜利，日寇必定要失败。敌人现在的疯狂是垂死的挣扎，我们不能瞪着两只大眼往火坑里跳。至于是‘交’还是‘拉’，这个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大哥，事到如今不能脚踩两只船，打定了主意，说办就办。”第二天上午他对我说：“我考虑好了，把枪交出去，我不拉。”我说：“好吧，你这就叫做‘无枪一身轻’啊！”我遂把锡九大哥的意见告诉给刘子光同志。不久，顾锡九把枪交给了张龙同志。
  全歼“剿共班”
  1941年，伪军中队长陈少发在其后台老板于俊龙的策划下，将其投敌时潜伏下来的民族败类收拢起来，拼凑成了十三个人、八九条枪的小股武装，被日寇命名为“剿共班”。并指定臧海臣（于俊龙的义子）、范文斌为正副队长，令其盘踞在距边临镇西南七华里的魏集。“剿共班”成了拱卫边临镇敌人据点的外围力量。
  当时，魏集一带虽系敌占区，但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已通过各种渠道灌输到群众中去。“剿共班”一到魏集就向群众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扬言“招兵买马打八路，为皇军效劳”。当地群众极为愤恨，纷纷要求黄沙会消灭“剿共班”。一天，黄沙会长之一顾锡九对我说：“这几天老百姓对魏集‘剿共班’这伙强盗议论可凶啦，人们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说不上什么时候塌天大祸就会降到自己头上。有的人磨拳擦掌想大打一场，坚决消灭这伙土匪。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该怎么办好。”我说：“这群匪徒残暴成性，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他们是必然的。他们有枪有炮，滥杀无辜，老百姓怕他们也是必然的。但是，光怕不行，你越怕，他们越凶，不消灭这群家伙，早晚是咱们这一带的祸害。他们声称招兵买马，扩大武装，东下洼（德县八区）有八路，他们不敢去，势必向西发展，我们不让他来，就得打。打是不可免的，早打比晚打好，趁他们现在人少势弱，一举消灭他们。”顾锡九采纳了我的意见。
  黄沙会部共有三位会长，即顾锡九、田惠、马凤鸣。根据会众的要求，三位会长商量了一下，接受了会众的意见，从鲍庄、马赞庄、孙庄、蔡庄、胡家寨等五个村发动会众八百余人，在西张庄集合，组成剿匪大军。三位会长率领，浩浩荡荡直奔魏集匪巢。
  到了魏集，会众便把整个村庄包围封锁起来。马凤鸣指挥会众包围村庄，顾锡九带领顾洪猷、德成头（乳名）上房压顶，田惠带领部分会众喊话，勒令匪徒缴枪投降。顽固的匪徒自恃武器精良，负隅顽抗，拒不缴械。激怒了的会众便破门而入，手持大刀、红缨枪、三齿、铁叉与匪徒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仅半个小时，结束了战斗。除匪首臧海臣因前天离开魏集逃掉性命，其余匪徒无一漏网。收缴了“剿共班”的全部武器，当场处决了副队长范文斌和匪徒小尚头、小田头、陈××等四人，活捉八人，拔掉了日寇揳在魏集的这颗钉子。
  锄奸记
  从小不务正业，长大更是奸滑。
  投靠日寇当爪牙，哪管世人咒骂。
  虽然披着人皮，却是满腹蝎蛇。
  投敌卖国祸中华，国人皆日可杀。
  ——西江月——
  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阶段。活跃在德县七区土桥街一带的德州敌占区工委（德州市委前身）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地打击敌人，搞得日寇日夜不安。残暴的敌人不断变换招数，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是年深秋，日寇从三百多名伪军中挑选出张朝良这个忠实的奴才，授予他军、特两个职务，派回土桥街进行特务活动。
  张朝良，土桥东街人，绰号“二百三”。此人一贯不务正业，先则拦路抢劫，后又投靠日寇，好事不干，坏事做绝，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命的铁杆汉奸，民族败类。人民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工委决定立即除掉张朝良。张自知作恶多端，天怒人怨，人民不会饶恕他，因此，他东藏西躲，出没无常。但是，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不久，我们掌握了他的行踪轨迹，弄清了他有打牌的嗜好，于是工委决定以打牌为诱饵，引他出洞，捕而杀之。针对张朝良狰狞狡猾的特性，经反复考虑，决定利用赵子敬，因为赵与张经常在一起打牌，张不会起疑心。再者他们两家矛盾很深，除掉张朝良也是赵子敬的夙愿。
  第二天，刘子光、徐晓峰一起找到赵子敬，三人促膝品茶，畅谈革命斗争形势。刘、徐二人列举了张朝良投靠日寇屠杀中国人，破坏抗战的种种罪恶，赵子敬愤然提出“干掉他”。刘、徐二同志见条件已经成熟，就把工委研究的计划告诉给赵，希望他设法把张朝良调出来，除掉这个汉奸。赵欣然同意，当即确定打牌地点在街西南角李永湖（一个孤老头）家的北屋里。
  晚上，魏国光、徐晓峰、吕子诚、孙象九、刘玉珍、崔世珍、吕××（姑隐其名）等七人静静地听着刘子光同志布置任务：“今晚处决汉奸贼子张朝良，他现正在李永湖家中打牌。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去，抓出来带到村外去执行。如果情况有变，可以就地处决。行动部署是，崔世珍埋伏在李永湖家南墙外，防止他越墙逃窜；吕子诚、孙象九、刘玉珍为东路，由东面豁口进院；魏国光、徐晓峰、吕××为西路，从西面豁口进院；我（刘子光）跟随西路。”布置完后，我们分头直插李永湖家。当我们东路人距李永湖家还有二十几步远时，听到屋里有挪动桌椅的声音和谁输谁赢的说笑声。“来晚了，牌局已经结束”，不知谁小声说。我连纵儿步堵住了东豁口。这时，从院中走出一人，因看不清面目，我低声喝问“谁？”对方颤声回答：“我是小学的校长”，我一听是张莲塘，便放他过去。我疾步进院，见从北屋窜出一人直向南墙奔去，后脚跟前脚，遂又追出一人。当前者双手攀住墙头正要纵身越墙时，被后者拦腰抱住拉下墙来，二人扭在一起。这时我意识到前者是张朝良，后者是赵子敬。因他俩扭在一起，不能开枪，使张朝良赢得了时间，他抓住赵子敬的手猛咬了一口，趁赵子敬手劲略松，张朝良掰开赵子敬的双手，一拧腰将赵甩开，沿南墙根向西逃去。我见他不再扒墙，料定他想从西豁口逃跑。我便直插院西北角截击。当张朝良逃至西墙根往北拐弯时，我已先他两步到达他右前侧。我举枪待射，此时西路的徐晓峰等同志已适时进院，将张朝良迎头堵住。张稍一愣神，徐、孙双枪齐发，张朝良应声倒地，刘子光同志扭亮手电筒，连补数枪。汉奸走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张朝良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土桥一带的大小村庄，群众拍手称快，敌人惊慌失魄。北庵日寇据点的炮楼上那面破膏药旗无力地随风摇晃着，似在为他们豢养的走狗招魂。
  夜袭马腰务伪警察所
  崔石挺
  1943年初，平原县城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空前恶化了。农历腊月十二日，驻扎在周围邻县的日伪军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军分区部队二营陷入“拉网战”的重围。经过反复冲杀，二营指战员绝大多数壮烈牺牲。
  枪声停止后的一天黄昏，日伪军在平、陵两县交界处的马腰务镇安了据点。此后，他们白天扫荡，烧杀抢掠，夜里包围村庄，搜捕抗属。日伪把这一带搞得腥风血雨，烟雾弥漫。为了蚕食这片抗日土地，日伪军在马腰务以东八华里的高庄、以西十华里的刘智宅庄安了伪军据点，还从陵县城到临邑城的汽车路南侧挖封锁沟，修炮楼，妄想用分割、封锁，把这一带的八路军消灭掉。
  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军分区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把军分区的三个营改称三个地区队，指战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战马有的隐藏，有的杀掉。原三营教导员陈文会同志（兼平原县委书记）带领第三地区队活动在马腰务周围的据点、岗楼、封锁沟的夹缝里，任凭怎么转移，距敌人的据点也超不过八华里。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新春会交还给你”，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的诗句深寓哲理，也是大自然的规律。隆冬严寒终于过去了，农历2月，处处显露出春色新意。第三地区队指战员在险恶的环境中与敌人斗争、周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斗情绪日益高涨。马腰务一带的居民从心底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腰板挺直了，眉头舒展了，采取多种办法对日伪军进行抗粮抗捐。
  马腰务伪警察所设在鬼子据点外边，有一个特务系专搞情报。他们除建立“联络簿”，让各村报送抗日军民活动外，还网罗地痞流氓，四处刺探我军军情，对抗日斗争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如果拔掉伪警察所这个钉子，据点里的鬼子就变成了聋子、瞎子。经过多次侦察，政委陈文会决定袭击马腰务伪警察所。
  农历二月十四日，马腰务逢集，我们的侦察员随着赶集的农民、商贩进入马腰务，把伪警察所的位置、周围环境和警戒情况又进行了详细侦察。晚上，住在马腰务西北六华里联五庄的第三地区队指战员开始擦枪、磨刺刀，作战斗准备。陈政委作了战前动员，并讨论、部署了行动计划。晚上十一点钟队伍出发，每个连队带两挺轻机枪。
  初春的夜风仍夹带着寒意，刮在脸上凉飕飕的。指战员们迈着矫健、轻捷的步伐急速前进。大地是那么寂静，好象千家万户、人灵鸟兽都在默默地祈祷，静静地等待“拔钉子”的消息。
  鬼子据点上高高的炮楼象凶神恶煞似的怒视着周围的村庄、百姓。自然，它也是抗日军民必定要摧毁的重要目标。陈政委和几个警卫员、通讯员在马腰务西芦苇塘边的一棵大树下安了指挥所，王指导员带一个班在马腰务南头担任警戒，冯干事带着一个班用机枪堵住鬼子据点的大门，孟连长和手枪队副队长仇殿香带着三个班打伪警察所。
  鬼子据点在马腰务镇的最北头，伪警察所在据点南一百多米路西的民宅里，门口紧靠南北大街。据点炮楼上有挺重机枪，扫瞄着这条笔直的南北大街。如果从伪警察所的大门攻入，必然受到鬼子的火力封锁，所以，我指战员从西邻串院越房，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所。长期在敌后作战的战士练就了一身硬功夫，眨眼间，手枪队的仇队副、焦班长和二班战士便进入了伪警察所院内。这时，各屋里的伪警察睡得正熟，发出浓重的鼾睡声。仇队副、焦班长端着枪、屏住气，紧贴在南房下的黑影里，这是伪警察所长的住室。仇队副右手端着匣枪，左手熟练地把门拨开，室内散发出脂粉的浓香，床上的人还象死猪一样沉睡着。
  “不要动”！仇队副喝了声，把棉被扯在床下。床上颤抖着赤身裸体的一男一女。
  “你是所长吗？”焦班长问。
  “是，我叫孙朝范。”
  “快起来，跟我们走！”
  “我过去对八路军很帮忙，……”
  在同一时间内，孟连长在北院里把伪警察所特务系主任庞炳文和他的老婆也抓住了，住在各屋的伪警察都缴了械。还抓住了叛变投敌的原平原县抗日政府教育科副科长张世桔。
  没费一枪一弹，胜利完成了袭击伪警察所的任务。我指战员押解着俘虏，带着胜利品，向陈政委的指挥所汇聚、集合。
  张世桔因严重违法乱纪，于1942年夏天被抗日政府判处徒刑。大扫荡时，他趁环境恶化，乘机潜逃，叛变投敌，因此，将其就地枪毙了。对孙朝范、庞炳文审讯教育后释放了，以后，他们起了不少“内线”作用。
  我们对鬼子的据点连打了三枪。向“皇军告别”后，部队朝西北方向转移，但绕了一个大圈，拂晓前都住在了马腰务东北不足十华里的王四菜村。
  袭击马腰务伪警察所后，环境开始缓和了，伪八区区长杨乐河主动找八路军接头联系。伪九区区长王宣亭卖给地方武装枪支弹药。
  随着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不断胜利，到年底形势大变了。在一个深夜，从陵县到临邑的几十座岗楼，百多里长的封锁沟，被抗日军民烧掉了，填平了。这片根据地抗日的烽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人和书局
  魏俊杰口述田金鹏整理
  人和书局座落在德州城南门里大街路东“鸿陛魁”靴鞋店前院的四间北房内。北房高脊出厦木棂门窗，既宽敞又明亮。四间北房分东西各两间，西两间是市民（商人）住房，东两间是人和书局的“门脸儿”和柜房（解放后，将门市迁至路西九章布店南邻）。
  人和书局自东自营，掌柜的是我三叔魏畅达，当时人称“三掌柜”。我是学买卖的（即学徒）。人和书局正式挂牌前只是在“鸿陛魁”的大门洞靠北墙放两张床，床上摆些笔、墨、纸、砚。墙上拉着绳子，挂有仿影、字帖等。床下的木箱里放有成套的对外租赁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后来业务发展，积累了本钱，便搬至院内营业。
  人和书局只有一间房当门面，柜台、货架因陋就简。主要经营笔墨纸砚、字帖仿影、镇纸仿圈、算盘、石板等学习用品和公职人员办公用品。同时经营私塾学童读的启蒙课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和年龄较大的学生读的《上论》、《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下孟》、《告子》、《诗经》、《千家诗》、《尺牍》等。人和书局的主要顾客是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小职员。营业最忙的时间是每天中午和傍晚。星期天更是人来客往络绎不绝。
  人和书局门面很小，出出进进的又多是些学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书局幕后却干着鲜为人知的一番大事业。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深县，我家世世代代都是种田人。大约在清光绪末年，我父亲来德州，靠老乡关系在“鸿陛魁”前院租了两间北房，制做猪胰子，做起小生意。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以后来德州城做生意，清明节以后回家种地。
  1939年，深县已建立了冀中解放区根据地。这年春天，我三叔和延年叔（他们是堂叔伯兄弟）不断在一起谈论什么，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我才知道，延年叔已不是庄稼汉，而是冀中军区贸易局的采购员了。没过多久，三叔和我背起行李卷徒步到了德州城。以后，延年叔也来了，从穿戴到言语行动，都像个大商号的生意人。老哥儿三个一连谈了好几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三叔让我把我父亲叫来，延年叔掏出一叠日本票子交给三叔说：“三哥，现在你们都是城里人了，在城里生活可不像在咱乡下，吃烧穿戴处处用钱，另外要注意人际关系，四邻八舍要和气，商会、同行要常跑。要赶快请人整理好门面，开办书局。办妥后马上给我写信，时间越快越好。”
  1939年9月，人和书局挂起牌子开业了。开业后，延年叔常来德州，每次来都住在人和书局。有一天晚上，三叔和延年叔在书局的内屋谈了大半夜，我在外间屋睡不着，断断续续地听延年叔告诉三叔两件事：一是延年叔把货物从天津发往德州自强街中亚货栈，然后由货栈把货物送到咱书局，既不要你们的本钱，也不用你们费力气去取货，只要你们把“贵重货物”保管好就行了。二是别疼钱，要多动点脑筋，把南门口伪警察所的上上下下疏通好，然后再通过他们或用别的办法，把小西门口守城的警备队的二鬼子打通关系。……不久，三叔便和南门口伪警察所的某警长搞通了关系，并交上了朋友。之后，一些伪警察，还有警备队的小头目常到人和书局，进门一口一个“三掌柜”，叫得挺热呼。当然，临走要捎着三十二十（日本票）的，双方哈哈一笑了之。
  八月节前的一天夜里，三叔把我从梦中叫醒，让我坐在厦子下听着点，并说：“如果有人来就问间干什么的，别的什么也不用说。”说完他便到小北屋去了。天亮时，他和延年叔回到柜屋倒下便睡着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院里停了几辆独轮车，三叔把推车子的人一一让进柜屋。我一看有俺村的叔叔大爷，也有不认识的生人。我一面为大伙倒洗脸水，一面忙着冲茶。大伙喝了几杯茶，三叔领着他们吃饭住宿去了。夜间十点多钟，三叔叫上我把小屋的货物抬出来，一件一件装在五辆独轮车上。他看了又看，查了又查，最后满意地笑了笑，回到屋里喝着水对我说：“明天咱爷俩把这几车货物送走。上午你先看门，我送他们出南门。我回来后，你去小西门口找石班长，把一封信交给他，等车子推过铁路道口你再回来。记住，一是别害怕，二是要小心。”
  我躺在床上说啥也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思虑这些事。那时我并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家乡好，家乡人亲，日本鬼子杀人，二鬼子不是好人。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三叔先去了伪警察所，然后每隔20分钟或半小时便有一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推出南门，经线市街、马家大井、西方庵、剪子股街，直奔顺城街。等三叔回来后，我便抄近路到了小西门口，找到石班长说明来意，并说“三掌柜”叫我送来一封信。石班长拆开信封口往里一瞧，连忙塞进衣袋里说：“走，看看去”。当石班长和我出城后，五辆独轮车已停在城门口等待检查。石班长围着车子看了看，一个推车人把车上的木箱掀开让石班长检查。石班长草草一看，便招呼站岗的伪军说：“你们查过了没有，净是些小孩子念书写字的玩艺儿，有啥可检查的！”说罢，向推车的人们摆了摆手说：“走吧走吧，别忘了下次来的时候给弟兄们带点好吃的。”推车人应声“好办”，五辆车经小锅市，沿运河大堤直奔北厂大王庙渡口。过了摆渡便是河北省的辖区，这时推车的人们才算真正放了心。在四里屯找了个僻静地方吃饱喝足，调整了各车的货物，领路车在前，沿景县、武邑，转转悠悠，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到了冀中贸易局办事处，顺利地完成了到敌占区购买抗日军民急需的办公用品的任务。
  有一次我问三叔：“小车队来咱柜上买的啥？还让咱亲自把他们送过小西门岗哨？”三叔说：“是要紧东西哩。”我说：“怎么我一点也看不出？”三叔说：“过些日子我让你开开眼。”没过多久，三叔把我叫进小北屋，让我看一刀一刀的元书纸，每刀纸的中央都有一个方洞。我好奇地问三叔：“这是怎么回事？”三叔把一刀一刀的纸摞在一起让我看，我还是不解其意。三叔指指纸中央的方洞，把钢扳、腊纸、油墨及油印机零件装进洞里，然后把两三刀不挖洞的纸盖上，再照原样用竹扳子夹齐，用藤条拧好，翻过来，调过去，问我“怎么样”？我点了点头。三叔很严肃地告诉我说：“这些东西咱们自己还制造不了，敌人对解放区又进行封锁，可是没有它不行，解放区下发的文件、宣传品，以及小学生念的课本都靠这些东西印刷，你说要紧不要紧？”我连忙说：“实在很重要”。
  此后，每次帮三叔干活，我都十分认真、小心、谨慎。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虽然年龄小，但我知道这事干系重大，要保守秘密，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此事。
  给“唐统领”照相
  李兰亭口述朱喜增整理
  德州市和平街，原名司令部街，据说由于民国初年袁世凯属下的一个“十营统领”唐××在此设立司令部而得名。关于唐的名字、籍贯已难忆起，只知此人当年五十来岁，膀大腰圆，魁梧粗壮，圆葫芦光头，四方大脸盘上长满横肉。说话高声大嗓，脾气粗暴无常而又狐疑多变。虽识字不多，但有一手好枪法，是一个典型的绿林出身的土匪司令，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民国五年八月的一天，天气晴和。早饭后，唐统领遛马回来，忽然心血来潮，一心要欣赏一项新玩艺儿＿拍张全身戎装的照片作个留念。于是便打发副官找个照相的为他拍照。当时德州城里照相业只有马家溜口（今商业街）“文茂照相馆”一家，是家父李焕章由天津东马路宝光照相馆学艺成功后，于清末光绪年间来德州开办的。当父亲接到要去给统领照相的通知后，立时紧张得毛发都竖了起来，全家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因为谁都知道这位唐统领脾气粗暴凶狠，变幻无常，说不定哪个时候一转性，看着谁不顺眼就叫你脑袋搬家。当时就有过两个剃头匠为统领剃头时，稍不如意就先后被拉出去砍了头。这次去给统领照相非同小可，万一照出相片不中他的意那可怎么得了，岂不招来杀身大祸，弄得家破人亡！推辞不去吧，统领的命令谁敢违抗？父亲镇静了一下，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不去是绝对不行的。妻室老小、店铺家产全在这里，逃跑也是跑不掉的。家父便抱着豁出去的念头，整理好照相器材，告别了家人，硬着头皮，跟着来人直奔统领司令部而去。
  父亲刚刚迈出店铺门槛，一家老小便哭作一团。这时奶奶满脸热泪，赶紧在菩萨面前烧上高香，口中念着“阿弥陀佛”，频频磕头，祈祷菩萨保佑，让父亲早些时候平安归来。那时，我是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只吓得偎依在奶奶的怀里大哭。这一天，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吃不下喝不进，只是战战兢兢地望着门外，盼望父亲能赶快一脚踏进家门来。
  父亲来到统领司令部后，心到反而平静了下来。只见唐统领大光头上戴着一顶周围镶金、顶端插着雉鸡翎、红穗头的高高的将军帽，一身黄色的呢子军装，斜挎着武装带，胸前还稀里哗啦地戴着好几枚闪光的大勋章。足蹬高筒大马靴，倒背着手，双脚叉开，趾高气扬地站在操场中央。旁边一位马夫为他牵着一匹高头大马。父亲来到统领跟前行过了礼，顾不得多想多看，便忙活着支相机，装底版，准备为统领拍照。这时，唐统领由他的副官扶上高头大马，待坐稳后，又顺手递上一把银光锃亮的大砍刀。统领左手握着马缰绳，右手在怀中抱着大砍刀，昂首挺胸，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慄！
  一切布置停当，拍照就要开始了。统领忽然问到：“怎么样，能够照好吗？”父亲心里一怔，赶忙回答：“能，能，一定为统领拍照好！”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父亲又一次仔细地调好焦距，认真地对好角度。正当将按快门的一刹那，那匹大马忽然象受了惊似的，打了一声响鼻，前蹄奋起，长颈高仰，两耳直竖，两眼惊视相机镜头咴咴直叫。此时正好快门“咔嚓”一声响了，父亲立时涌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咚咚地敲起小鼓！心想：马的失常会不会使照片出现差误呢？父亲本想再复拍一次，可唐统领已跳下大马，此念只得作罢。是好是坏，是吉是凶，说什么也不顶事了，只得听天由命。可万万未料到，第二天照片洗出来后，竟是出奇的完美无缺，不但相纹清晰，黑白浓淡相宜，而且姿势也恰到好处。特别是那匹高头大马，照得格外传神，衬托得它的主人也更加耀武扬威、神气十足了。照片送到司令部后，唐统领见了果然非常满意，再加上周围大小官员的阿谀奉承，跟着拍手叫绝，使统领更加得意洋洋，不时红涨着脸仰天哈哈大笑。于是随即一拍大腿，吩咐副官道：“加倍付给照相费！”
  为统领照的相片交待上了，全家人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脱过了大难一场。见到父亲平安返回了家门，我们全家人再也抑制不住地哭成了一团。父亲也后怕得吃不下饭，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天。奶奶再一次跪在菩萨面前点燃上了高香。
  德州火车站小卖所始末
  李兰亭口述朱喜增整理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向南推进，准备渡江南下。为了支援解放战争，适应解放区经济建设，铁路沿线军民对战争期间破坏的铁路，积极进行了抢修。8月，德州至石家庄的一段铁路率先恢复通车。当时，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扫射，只在每天傍晚对开一次客货混合的列车。这时，津浦铁路也正在积极抢修中。1949年初，北平、天津相继解放。5月，津浦路全部修复，客货运输也随即开始。
  为了满足旅客的需要，搞好站内供应，“小卖”也必须相应建立。这时，德州市政府恰好接收了七、八十名荣复转退军人，于是便决定，以这批人为基础和他们的四万斤小米的安置费为基金，筹建“德州火车站小卖所”，由市民政科长李兴武具体负责筹建工作。李兴武了解到旭升街街长谭德全解放前曾在火车站内日本人开办的“丸龙商行”干过“绿帽子”（日伪时期在火车站内卖货的人一律戴绿色帽子），搞经营有一定经验，便请他“出山”，共同着手进行了具体的筹建工作。因当时还处于军管，铁路办事处设在火车站以北原日本宪兵队的旧址，李兴武、谭德全来到办事处找到军代表、办事处主任庞涛和郭鲁同志，请示筹建的有关事宣。庞、郭听了表示同意。接着便由市民政科起草了一份报告，明确了小卖所的性质、任务、经营范围、管理制度等。这个报告很快获得了铁路办事处的批准，市政府随即任命陈洪捷为业务经理，李兰亭任会计。民政科接收的转退军人也陆续报到上了班。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小卖所于1949年5月5日正式开张营业。
  小卖所的地址在车站后街，租赁张金堂的房子，计有西房、北房共15间，前后两处院子，非常宽敞，很适于操作和存放东西。经营的食品以扒鸡为主。为了保证扒鸡质量，特聘了世代祖传制做扒鸡的名手方氏兄弟（方德明、方德胜）和老师傅陈凤诰为技师。由于名师执艺，所产扒鸡芳香味美，很快在站内打开了销路，每天销售数千只。当时德州一带还没有养鸡场，只靠在当地市场和附近集市上收购毛鸡已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保证充足的货源，便组织了专人到外地（如本省的兖州，河北的正定、山西的平定、石德线上的王家井等）设立收购站，大量收购毛鸡和白条鸡。
  当时除了经营扒鸡以外，还有烟酒、糕点、小百货等。售货员都穿着洁白的工作服，背一个大玻璃柜子，分昼夜两班按车次进站售货，后来又在站内专设了固定的售货亭。每年夏季还在站内经营德州名产——西瓜，销售量也很大。
  站内小卖所自开业后，一直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和对职工的教育，特别注意食品的质量和卫生。工友们的服务态度也很好，售货价格公道、从不坑骗旅客，领导和广大旅客都很满意。数年来，营业情况一直呈上升趋势，营业额逐年提高，经营项目日益齐全，管理制度也逐渐走向正规和完善，职工工资也高于地方。
  1956年，根据铁道部的指示：凡铁路编制以外的周围附属部门（如路服制做、车票印制、站内小卖等），一律移交地方管理。当时，小卖所在册职工共计108人，最后一任经理是赵福祯。按规定凡不满35周岁者均由铁路安排，分配工作；超过35周岁，则随业务部门转入地方归口管理。扒鸡小卖部人员直接归口转入了德州市食品公司，继续从事扒鸡的生产和销售。至此，德州火车站内的小卖所，宣告结束。
  能法“小和尚”
  史振三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德县城。次年初，有人发现原在南门城关帝庙挂单的能法和尚身着日本僧服，足穿木屐，洋洋得意地出入于日本宣抚班。此消息很快在百姓中传开，并纷纷议论，有的说：“能法原来是受日本派遣潜伏在南门城关帝庙内的日本秘探。”也有的说：“他是为父报仇而勾结日军杀害国民党的奸细。”还有的说：“能法这次回德州，佛教界的长老定遭不幸。”总之，众说纷纭，其说不一。
  笔者于1938年在德县志尊堂志公所不但闻知此事，而且面见过能法和尚。以后，我听到许多僧俗老人，特别是觉悟长老（系我先父的至交好友）曾对我等谈论过能法和尚先后两次来德县的情况。不久前我又访问了当年与能法和尚一起在永庆寺为僧的性然，对能法和尚两次来德县的概况略知一二。余书写成文，疏漏之处，尚望知情者补正。
  1936年初夏，一名自称能法的年轻和尚到德县南门城关帝庙请求挂单。能法自称家遭横祸，被迫出家，现因东北已沦陷，黎民百姓无法生活，小僧冒死逃进关内，请长老看在佛祖面上，准请挂单。南门城关帝庙绪和长老闻言，便将其收留。此后，能法在僧民中说自己俗家姓郑，父亲本系国民党校级军官。后被国民党无辜杀害，自己被迫出家当了和尚，……。但是能法在挂单期间，一不按时诵经行礼，二不守佛门戒律，而是经常早出晚归，与一些行为不轨的纨袴子弟日夜鬼混，接交诡秘。日久天长，引起庙内绪和长老和众僧的怀疑。绪和长老为了慎重从事，急忙前往大西门里准提庵，向当时任德县佛教会会长的觉悟法师详细汇报了挂单和尚能法的可疑之处，并商讨了如何对能法和尚进行考察监视的问题。
  为了弄清能法和尚的来历，有一天晚上，觉悟长老悄悄地来到南门城关帝庙内，和该庙住持绪和长老共同对挂单和尚能法进行面谈。觉悟长老首先向能法和尚询问了一些有关佛门戒律和经典名著。能法和尚开始还能搪塞几句，但随着话题的逐步深入，回答便语无伦次了，有的一知半解，有的张冠李戴，霎时又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经过这次口头考察，觉悟、绪和二位长老的心里有了底儿，但究竟怎样处理，尚待时机。能法和尚很机警，通过这次问话，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坐卧不宁，自知已露马脚，只好星夜潜逃，溜之大吉。
  第二天，身为德县佛教会会长职务的觉悟长老正打算到县衙向县长李树德禀报挂单和尚能法的可疑情况时，绪和长老急忙赶到准提庵向觉悟长老说：“能法没有‘起单，，于昨夜偷偷‘跑’了。”
  1937年10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德县城，次年4月20日由日本宣抚班（驻城内喧哗角南路西刘家大院）会同以李子和为首的维持会，在宣抚班班长松田主持下组成伪德县县公署。随后，商会、警备队、伪警察所等机构也相继建立。与此同时，住在日本宣抚班的“随军僧”也乘机活跃起来。这时，有一个和尚，有时以日本随军僧的伪善面目出现在城乡寺院，有时身穿西服，足蹬马靴，头戴日本军帽，陪着腰挎洋刀的日本军官神气十足地出现在街头巷尾。这个“随军僧”便是曾在南门城关帝庙挂单的小和尚能法。
  能法在德县城公开露面以后，首先到南门城关帝庙内以看望众僧为名，和庙内众僧一一施礼，随后口蜜腹剑，侃侃而谈，什么“很对不起大家，上次因有要事走得很急，没来得及‘起单’，也没有和众位师兄辞别，实在失礼，请大家不要误会”啦；什么“这次回来是应大日本佛教界的邀请，随皇军一起光复佛教，普渡众生”啦……等等。在场的众僧对这个神秘莫测的日本“随军僧”哪敢说半个不字，只好合十相迎，笑脸相送。
  能法和尚以“随军僧”的身份二次回德县后，巧施诡计，报复老和尚觉悟。可他知道觉悟和尚在德县佛教界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又没有抓住他反抗日军的把柄，因此，无法对他治罪。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先把觉悟和尚撵出城，然后再下手。主意拿定后，能法便四处活动，改组佛教会，免去觉悟和尚的职务，另派一尼姑到准提庵当住持。这时觉悟和尚预感到能法要对自己下毒手，于是潜离州城到外地去了。
  为控制佛教会，能法和尚与伪县公署日本顾问密谋，由伪县公署出面组成新佛教会。为掩人耳目，他把南门城关帝庙的本真和尚请出来当挂牌会长，能法担任副会长，会址设在永庆寺内。从此，能法便由宣抚班迁至永庆寺居住，并自称住持。
  能法和尚把持了德县佛教界的大权，为了索取不义之财，便以维修庙宇为名，通过伪县公署下令向商会及各乡镇征收巨款，对永庆寺进行了草率维修，并把原在永庆寺的僧人招回寺内进行佛事活动。
  能法借维修永庆寺大捞一笔钱财之后，又以为佛爷“开光”为名，发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永庆寺捐款施舍，并亲自到德县志尊堂志公所当面邀请所内“承办”人布施并赏光。当时，有些不明真像者而解囊施舍，但有些知名人士无不背后大骂能法认贼作父，欺压良善。经过所谓“开光大典”，能法名利双收，显赫一时。但没过多久，这位行踪诡秘的永庆寺住持僧便携带巨款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邓颖超的手表
  1984年9月28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会见在津的全国政协委员。当听说孟文标委员是天津亨德利钟表店经理时，她倏地伸过了胳膊：“你看我这表有多少年了？”孟文标低头瞅了一眼回答说：“50年了。”“差不离。”邓主席说。
  看到这种情景，有的人显出几分惊异。是啊，谁想到敬爱的邓主席戴的这块表竟有这么长的年代。孟经理不愧是钟表专家，竟能一眼看出这表有多少年了。
  后来，孟文标介绍说，邓主席的手表是老式套、圆型铜面、小秒针，全字盘是阿拉伯字母。这些都是50年前产品的特征。接着他又激动地说：“邓主席艰苦朴素的精神令人敬佩。我没想到，象她这样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戴着一块旧表。我敢说，在全世界领导人中恐怕是很少有。”
  （编者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