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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后羿与德州
田贵宝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活动的状况，世界各国在有文字记录以前，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传说由于是口耳相传，就难免杂以后人附会臆造的成份，增添某些近似神话的色彩。这些传说隐隐约约地反映着历史的某些影象，它既不可视为确凿的信史，也不可视为完全纯属编造的神话，它多多少少包含着某些历史事实的内核。
近闻，有关羿、后羿；羿与德州之说，都算是持之有据，但仍有未解之处。乃于读史之暇，略作考证，故不各其陋，陈此管见。嘤其鸣关，求其友声。
羿之其人其事
据《孟子·离娄》载：羿，偃姓（古偃姓在今山东费县境南一带）。年二十时，开始学习拉弓射箭，并抬头面朝天空赞许说：“我将射四方。”其父在楚地，善射箭。生于楚地的荆山（今山东诸城县境内），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生不见父母，为见时，学习使用弓箭，所射百发百中，无一射脱。羿跟其学射，得其射箭的方法以后，“羿以术博”。成为一名勇猛善战的神箭手。
古书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轩辕）、炎帝（神农）。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此时，中华大地上，相传氏族如林，尚未形成统一的帝国。诸侯互相侵伐，残害百姓，而炎帝因势力衰微，无力征讨。于是黄帝便操练士卒，征讨诸侯，使四方诸侯便全部前来俯首称臣。黄帝住在轩辕之丘，娶西陵氏女嫘祖为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器，居住江水；一个叫昌意，居住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死后，玄器的孙子高辛继承帝位，即帝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帝俊。帝俊体察民情，与民同乐，选贤任能，受到天下人们的称颂。帝俊为治理好不同地域的部族，便赐给羿一张红色的弓和一些有白羽毛的短箭，令羿射除恶患，扶助下羿（境域部族）的国家。羿开始便体恤民间疾苦，为民除害。即《山海经·海内经）中载的“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相传，“在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个羲和国。那儿有个女子名叫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在甘渊中为太阳洗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个太阳”（《山海经·大荒南经》）。在“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立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此大意是：在帝尧的时候，十个太阳一齐出来，晒焦了庄稼，枯死了草木，老百姓都快饥渴死了。而且祸不单行，当时又出现了凿齿、九婴等许多猛兽作害百姓，帝尧于是派羿去为民除害。羿在畴华泽地上杀死了凿齿，又到凶水河上杀死了九婴，还杀死了其他许多作害百姓的猛兽，用弓箭射掉了天上的九颗太阳。从此万民欢喜，把尧奉为天子。这是广为流传而记载比较完整的羿为民除害的故事。后来，羿之徒弟蒙，欲专善射之名，产生了杀羿的念头。“蒙上谋杀羿，……八年，羿将归自畂，逢蒙取桃棓杀之”（《孟子·离娄上》。蒙，逢蒙也。“昔逢蒙学射于羿，而尽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之人，惟羿之射为愈己，于是杀羿，以专善射之名天下。桃棓，大杖也。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淮南子·诠言篇》）。有关羿射日的故事，在各地流传很广，传说各异。一说是神；一说是人。那么，羿究竟是神还是人呢？天上真得有十个太阳吗？答案：只有一个。作为“十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注释：“所谓十日并出，反映着十个氏族或部落首领同时称王，那些毒蛇猛兽也都是氏族的名称。例如，大风可能是居于山东青立（广饶县北）的风夷，封豨可能是有仍氏，修蛇则是用来称三苗的”。由此可以看出，羿这个形象，表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要求、决心和毅力。
有关羿的传说，还有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亦作姮娥、恒娥，羿之妻。传说中的月中之神。据《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帐然有衷，无以续之。”这个故事在《楚辞·天问》中也曾提到“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又《太平御览》卷四引张衡《灵宪》说：“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见《易经》第五十四卦归妹卦），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具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嫦娥奔月后，羿昼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日夜，忽有童子诣宫求见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怀念，无从得降，明日乃月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团团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复为夫妇如初”（元伊士珍著《嫏环记》引《三余贴》嫦娥故事）。但作嫦娥的说法文史典籍各有所异，除以上羿妻之说外，另有帝喾之妻之说，一说嫦娥即由常仪演变而来。“常仪，一作尚仪，相传为娵訾氏女，帝喾妃，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后人有谓嫦娥奔月神话故事，或即由常仪演变而来”（见辞海）。一说帝喾娶了取訾氏女生挚。“帝去世后，由挚继位，帝挚在位，治理不好，他的弟弟放勋继位，这就是帝尧。”据1987年版《辞源》注：“‘常仪’，谓为帝喾下妃娵訾之女。”《史记五帝记》、《汉书古今人表》、《大戴礼帝系》载：娵訾“古史相传帝喾之妃，挚之母。”可见帝喾是娶了娵訾氏为妻，并非嫦娥。如常仪即嫦娥的话，应为帝喾之女也。
关于后羿其人其事
原始社会末期，生活在山东地区的东夷族与从中原地区东来的夏族，结成了庞大的部落联盟。因禹治水有功，舜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让给了禹。东夷族另两个首领皋陶、伯益曾辅作禹，禹年老的时候，选定皋陶作为继承人。因皋陶早死，禹又把职位传给伯益。但是禹的儿子启在夏部落贵族的支持下，破坏了禅让制，杀死伯益，夺得了王位。夏启当上国王以后，对大臣的非议，充耳不闻；对诸侯王的反叛，也只是匆匆镇压下去了事，整天无忧无虑，饮酒作乐，过着荒淫无度的日子。仅坐了九年国王，就一命呜呼了，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他的长子太康。太康即位后，也跟他父一样，不理朝政，十分昏庸，整日外出狩猎，吃喝玩乐，有时竟百日不归。
在东夷各国中，有个有穷氏国（今山东德州境内）势力发展最快。它的国君就是射击技术精湛无比的射击之王——后羿。
后羿，妘姓，善射，传说他五岁开始学射，为古史上有名的射击能手，凭着勇猛过人的胆略和盖世无双的射技，很快成了一方诸侯之王。因为东夷族首领，亦称夷羿。因国名“有穷氏国”，历史上又称有穷后羿。后羿箭法娴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部落中的青年人也都喜射好武，而且还把邻国的不少青年招引到有穷国来，有穷国渐渐强大起来，许多东夷人，也都把复仇以雪先人（伯益）被杀耻辱的希望寄托到了后羿身上。一年秋天，太康带着自己的弟子仲康及一帮大臣，离开王都到山林中打猎去了。此时有穷部落的首领后羿，看到这正是夺取夏王权力的好机会，于是带兵把守在洛水，等太康携猎物回归时，行至洛水边，看到洛水对岸皆是后羿的军队，太康此刻后悔已经晚了。无奈只好在洛水之滨的荒郊野外过起流亡生活。“太康盘游田洛十旬弗反，羿因民怨距於河”（见《辞源》）。后羿虽夺取了太康的权力，但未敢自称为王，遂“立其弟（太康的弟弟）仲康而相之”，控制着实权。在仲康继位十三年间，东方有个叫伯封的是夏人的友邦，拒不向夏纳贡。后羿率重兵，冲进伯封的封邑，射死伯封，抢占了伯封的母亲玄妻为妻，下令将伯封的尸肉切碎，煮成一鼎肉羹，派使臣送给仲康，仲康当即气绝身亡。“子相立时，权归后羿。”相被后羿赶到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后又投奔到斟灌氏（今山东寿光县东北四十里）、斟寻氏（山东潍坊西南五十里）两个同姓诸候。
灭掉了伯封，逼走了夏相，“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自立为王，仍称有穷氏国，号令天下。但是后羿只是个粗鲁无文之辈，只懂射箭，不修民事，淫於原兽。他不重用好人，却非常重用手下的小人，“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图，而用寒浞”（《左传襄公四年》）。寒浞本是伯明氏部落的子弟，由于他生性奸狡，专爱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结果被伯明氏驱逐出部落。他正在漂泊之际，恰逢后羿率军西征，便凭着自己的巧嘴利舌，成了后羿的心腹。寒浞完全摸透了后羿的脾性，常“行媚于内，施赂于外”。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篡谋之心。他利用后羿外出打猎的机会，经常到后宫向玄妻献媚，在讨得玄妻欢喜后，便在整个王宫中拢络大臣，同玄妻密谋杀害后羿。一日，后羿获猎甚多，心中高兴，晚上又逢夜晴月圆，便邀玄妻饮酒赏月。夜已很深，大殿中散发着酒香，浓抹艳装的宫女们还在歌舞，娇滴滴的玄妻陪着后羿，蜜语柔情；已经醉醺醺的后羿，仍不肯放下酒杯。不一会，后羿就瘫软在酒宴上。寒浞见状，一声令下，从殿外窜进十几条大汉，挥斧抡刀，将后羿杀死。玄妻知道后羿的前妻曾生有一个儿子，在封地穷门，便学着当年后羿杀伯封的办法，下令把后羿煮成肉粥，让使者送到穷门。“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自立”（《孟子·离娄下》）寒浞篡夺王位后，霸占了后羿的妻子玄妻，仍袭用后羿的有穷国号。
关于有鬲、有穷氏之国
有鬲氏国，夏时为鬲国，也称有鬲氏。《春秋襄公四年传》言：“糜奔有鬲氏，后属齐为鬲邑。汉置鬲县，后汉为侯国，北齐省，故城在山东安德县北。”又《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云：“古鬲国，郾姓，咎繇之后。汉为县，高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并入安德，废城在今县东北。”《左氏传》载：“糜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死浞而立少康。”安德即古德州，邑置在今陵县。根据以上记载，故址在今商河县城西北怀仁镇一带。笔者曾前去考察过此事，其遗址距怀仁镇古城村三里许，面积较大，城墙遗迹可见，中间略洼，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据当地人介绍，东西有古城墙，南面有高八九尺的土台，西面有南北大道。相传“土台”为“点将台”；大道为“跑马道。”据《德平县志》“此城为古鬲城，汉置，宋熙宁三年（1070）废。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封朱佑为鬲侯，鬲即其地也”的记载和东汉应劭的“鬲，偃姓，咎繇后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议将军朱佑为侯国也，今德平县旧鬲城北，有朱佑墓”所说足以证明有鬲氏国在此也。
有穷氏国，夏代国名。《水经注》云“鬲县，故有穷后国也。”“大河故渎迳平原鬲县故城西”王奔名曰：“‘河平亭’，故有穷后国也。”相传，有穷国君后羿善射，夺夏帝相的王位，其相寒浞杀羿，代之为王，袭有穷之号。为夏之遗臣糜所灭，故址在今山东德州市南（见辞源）。《左传襄公四年》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河南滑县）迁于穷石。”关于穷石，文史典籍各异，仅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于穷石的解释就有三，其中之一：谓在山东，〈水经注〉云：“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羿国，即今德县境。”平原，平原郡也，址在陵县。德县境，即今德城区的范围。所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认为：“后羿，一作夷羿，夏代东夷族首领，原为有穷氏部落首领，名羿，妘姓。”可民国二十四年《德县志》载：“州东南二十五里武家庄，明末掘井，得城墙形一段，即古鬲城。”笔者认为，此遗址应为有穷氏国故城。理由有二，一是此遗址与史籍中记载的有穷国的方位大体一致。史籍中所指的平原，即平原郡，址在今陵县，陵县在德城区东，因此，古有“平原鬲县故城西”之载。二是后羿在夺得夏王太康的统治后，由于喜信小人寒浞，被家众杀死，寒浞灭夏相后，夏相臣糜奔鬲氏国，借其力量帮助少康恢复了夏王朝。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有穷国的东北有鬲氏国（今商河县境）、东有斟灌国（今寿光县境）、西南有仍氏国（今济宁境），糜为何奔鬲氏国而不奔其他别国呢？原因是鬲氏和有穷氏是邻国，（鬲氏国今商河县怀仁镇古城村，有穷氏今德城区抬头寺乡武庄村）；两个国是唇齿与国，所以糜才奔鬲，借此力量复兴了夏朝。因此，有穷氏国故城在今德城区东南部的武庄西一带。
综上述据，我们不难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羿和后羿都是东夷人。无论是从羿和后羿的身份、姓氏、名字、字义来看，还是从他们的事迹、死因来看，羿和后羿绝非一人。
从羿和后羿的身份来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羿……亦古诸候也，一曰射师。”关于“射师”，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说：“……是尧时羿也。能射十日，缴大风、杀猰貐、斩九婴，……非有穷后羿。按许云，一曰射师，亦谓尧时羿。”至于“古诸候”，段在注中释，“此谓有穷后羿，……夏后时诸候夷国也。”这使我们不难看出羿和后羿的身份之别。羿作为帝喾的射师，只不过是一名职位下等的官员，地位十分有限。至于羿到下界（诸候国）后的作为，虽轰轰烈烈，功绩卓著，也没有得到帝喾、帝尧给他加官进爵。原因是传说：他所射杀的毒蛇猛兽和九个太阳是帝喾的儿子，帝尧之兄弟，故此没有得到封赏，到最后只是一名官级下等的平民英雄。后羿则就不同了，仅就《帝王世纪》所载“帝喾以上，世掌射正”来看，后羿与羿的官职有所相似，因射师、射正职相差不大，这大概是后人因此而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但后羿袭荫祖职后，自鉏迁封穷石，成为一国之主。至于篡夏室王位，驱逐夏相、杀死伯封，“因夏民以代夏政”，成为一朝帝王，其身份羿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从羿和后羿的姓名来说：羿，偃姓，前为下级射师，后为平民，无爵无号，因而不得加冠，只能直称一个“羿”字。而后羿，妘姓，前袭荫职，后为诸候，至直为帝。有些资料曾认为，后羿和羿因生存年代不同，冠以“后”字，以示区别。其实非也。在古代先后的“后”字，只写作“後”。对于这个“后”字，在《尔雅·释古》中释“后，君也。”在《尚书·舜典》等古籍中，被释为诸候之意。再就是在古文献中，记载后羿，均作“后羿”，而不作“後羿”。由此来看，后羿之名决不是年代不同的问题，而是身份的区别。所以，在《帝王世纪》等典籍中，称后羿为“帝羿”；又因后羿是东夷部落首领，《左传》中亦称“夷羿”；后来，后羿迁封穷石，因地建号有穷氏，因此，史籍中为表示他与羿的区别，更多地称“有穷后羿”。
再就是这个“羿”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鸟儿凭风飞旋向上之意。古人是否受此启发，将那些善射之人引申到“羿”的含义。清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云“羿，帝喾射官。故其后善射者，皆谓之羿。有穷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但善射者并非一人，同名者亦众多，岂能因同名及艺将其混为一体？《山海经·海内经》曾记有：“帝俊（帝喾）赐羿彤弓素矰”之句，《帝王世纪》中也有“帝羿，……至喾，赐以彤弓素矢”之言。因此，表述者们便望文生义的将羿与后羿混为一人。其实，彤弓，即朱红色的弓；素矰，即用绳子系着白羽的箭。据《尚书》载：“彤弓素矰”，是指帝王赐与臣下的佩饰。一旦受到礼仪制定的认定和规范，便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如“弓矢”，本来是用于射猎、征伐的武器，可成为王权象征的“彤弓素矢”后，它就具有无上的威严。受赐者佩之不但是一种荣耀，同时也具有着帝王的特赋生杀征伐大权。这便是羿下扶诸国，敢于诛怪擒恶、射杀“九日”的主要原因。后羿敢杀诸候，就是凭着这“彤弓素矢”的特赋大权。如若不能说它是专属那一人的特定标志物的话，也就不能以此为据，将羿与后羿二者之事混为一谈了。
从羿和后羿的事迹来言，可谓杂说纷陈。羿在帝尧之前的事迹，除在《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外，其他则少见记载，其主要作为是在帝尧时期，他擒杀的那些恶禽怪兽的地点，除畴华在河南汝南县东南，凶水在山西大同境内外，其余均在山东，即：青丘在山东的广饶县北、桑林在兖州西北、洞庭在东平县北二十里，蚕属山下。至于射日之事，虽未见载于何地，但就其“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山海经》）之说，应在今四川松潘县东南一带。据《玄中记》云：“沃焦者，山名也。”即沃焦山，沃焦山即岷山，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县东南。后又“求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事出昆侖（即昆仑山，我国古史所谓昆仑山，系指昆仑中山之南部。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794页）；会宓妃于河南洛水，最后被徒逢蒙杀害。羿之一生事迹，除活动在豫、川一带，大多活动在山东境内，可未见有履足德州之载，“嫦娥奔月”也未见史有明说。但羿与嫦娥作为夫妻，依情度理。至于“羿射九日”、“嫦娥奔月”诸般传说，确与德州无关。
后羿，受封之前事多传说，无可稽考。可自受封之后，经历则有明简，史迹有踪可寻，渐可辩析。如前所述，后羿迁封立国有穷氏之号，源出封地穷石（今德城区境内），足可以证实是德州之人。自夺得夏之王位其间三十余年，其统治中心，一直在今德城区向东以及东南潍坊一带，这是众多史料典籍都证明了的。
从羿和后羿之死来说，都死于小人暗算，不得善终。东汉赵尔岐《孟子章句》中曾云：“《孟子·离娄上》曰：‘羿，有穷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众也。羿将归有田，家众杀之，”。朱熹注：“羿，……羿善射，篡夏自立，后为家众所杀。”袁珂驳斥说：“完全是主观臆测，毫无根据，《左传襄公四年》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不知是因羿与后羿之争，推及逢蒙、寒浞，还是逢蒙、寒浞之辩，论及羿与后羿，使的这些古代史学家们将这简单的表
象之似，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把逢蒙和寒浞也搅在一起。或许是他们看到羿与后羿的名字相近，都善射而著称，将二者合而为一。如果我们对《孟子·离娄下》中的“逢蒙学射于羿，……”稍作分析，就不难看出逢蒙与羿是正式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虽存上下之序，但和那等级分明的主仆之分是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寒浞是不能同逢蒙混为一谈的。
逢蒙既然与羿有师徒之谊，为何要杀死羿呢？“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专善射之名天下。”是否是逢蒙有悖于人伦，还是不敢公开欺师灭祖，才单人独行用桃木棒子在羿背后偷袭，将羿杀死。寒浞身为后羿下人，虽为后羿之相，但仍为君下之人，他先卑躬屈膝地求得后羿对他的信任，尔后寻找同盟，公开聚众反叛，把后羿置于死地。无论是徒背师，还是家奴造反，羿和后羿的结局：东汉史学家高诱在《淮南子》中把他们加以区分。《记论篇》载：“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注云“此尧时羿，非有穷后羿。”。《淑其篇》载：“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注云：“是尧时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鸟……非有穷后羿也。”而后羿却是被“家众杀而烹之。”所以，羿遇害后，人们怀念他的功绩，供奉他做了宗布之神，以祈求铲除灾难。后羿就不同了，与羿相比，他是绝对得不到人们供奉的，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沾了人们对此糊涂的认识一点光罢了。
神话和传说本来是容易相混的。史料中那些有关羿和嫦娥的资料记述，无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羿作为一名善射的英雄人物，只不过在流传中他的形象被神话化了，但“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更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渴望认识和征服及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
光阴何以称“寸”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什么把“光阴”称作“寸”呢？
原来，古时人们用“晷”来测算时间，在圆形石板上刻上表明时间的度数，圆心立一小棍，由日出到日落，小棍的阴影由长而短，又由短而长地映在度数上，即标示着时间。“寸阴”，即阴影缩短或延长1寸的距离，通常用来表示时间极为短暂。后来，人们使用“寸阴”来劝导大家要珍惜分分秒秒的点滴时间。古有《惜阴》诗云：“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吾辈方少御，更应惜秒阴。”可见，前辈对光阴是十分珍惜的。
（《摘自《大同晚报》）
羿·嫦娥·后羿
刘金忠
近闻议论“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有鬲氏国”等典故者颇多，乃于读史之暇，略作考证，亦一趣也。一仍旧贯，欢迎指教与争鸣。
一、关于“羿射九日”
羿，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流传千古的“羿射九日”“嫦娥奔月”之说，就是这个羿的事迹。初见于《山海经》之“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这是关于羿的神话的大要。一个下国，一个下地，说明他原来是个天神，后来到人间来“恤民百艰”来了。
这里所说的“帝俊”，就是舜帝。〈据郭璞《山海经注》〉但是，不同的典籍也有说“帝俊”就是“帝喾”的。“帝喾”是尧的父亲。清张澍粹集补注本《世本》云：帝俊亦即帝喾。在两种说法中，帝俊即舜帝的说法影响较广，姑从此说可也！既然，舜帝“赐其彤弓素矰”，要求他“以扶下国”，说明作为神的“羿”下放人间之后，是活动在舜帝时代。这个时期，史书上与“唐尧”并称为“虞舜”。而且有着“尧天舜日”之誉。据《孟子·离娄下》载，这位“神羿”，后来被他的充满妒忌的徒弟逢蒙用桃木棍子击杀了。传说，这就开了中国风俗中鬼怪害怕桃符、桃木剑等桃木制品的先例。《淮南子》许慎注说：“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二、关于嫦娥其人其事
嫦娥，又作姮娥，羿的妻子。她的名字又叫常娥，恒娥，常羲、常仪、尚仪……等。《淮南子·览冥训》记载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这是作为羿妻的最为流行因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然，文史典籍对于嫦娥的记载相当混乱，她的身份至少有三种说法，除以上羿妻说之外，又有帝舜之妻、帝喾之妻两种。毕沅说：“尚仪即常仪，古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鄙言与否姑无论，是生月之常羲，乃渐演变而为奔月之嫦娥；其身份亦由帝俊之妻，一变而为帝俊属神羿之妻。”恒与常同意，可能是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姮。《说文解字》没有这个“姮”字，说明是后人为了避讳而为“恒娥”专造的。
三、关于后羿与有鬲氏国
后羿，是为了有别于羿，才称做“后羿”的。由于他的部落，地处东夷，因称“夷羿”；又因国名“有穷氏国”，历史上又称他为“有穷后羿”。他的史迹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贿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愿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有穷由是遂亡。”这就是一度篡夏从而进入了上古帝王名单的有穷后羿兴亡之始末。这里，“靡”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原来是夏的亲信重臣，后羿篡夏之际，不得已表面上降顺了后羿，实则忠于夏王朝，终于在约四十年后，以有鬲氏国为根据地，帮助少康恢复了夏朝，使出现了“少康中兴”的局面。
关于有穷后羿的家世渊源，《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记道：“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
有鬲氏国即古德州，德州学界有的人士认为，故址应在抬头寺乡武庄一带。逃来有鬲氏国的是有穷后羿的亲信大臣——靡，而不是后羿本人。后羿在国破之际被他的家臣杀了。愤怒的家臣们还把他“烹而食之”。后来，这个靡在有鬲氏国，收夏国和有穷氏国的残余势力，帮助夏禹的后人少康复了国。由此可知，后羿，主要活动在大禹为帝的夏朝，与羿活动在舜帝的“虞”朝（姑妄言之）不同。
综上所据，羿，与古德州没有任何关系；后羿，也没有来过古德州的记载。后羿与有鬲氏国的联系，仅仅在于他的一个臣子以古德州为根据地恢复了夏对于中国的统一和治理。
而问题在于，古籍对于两个“羿”的记载，也呈现了一定的参差和错落。《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但马上指出：“赐以彤弓素矢”这一点“本《山海经·海内经》之‘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两个羿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人。
四、作为旅游文化资源的神话传说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比较明白地得出了一个稍嫌糊涂的结论。我们有了作为神和作为古帝的两个羿；这两个羿雷同之处有如下几点：都是东夷人，都善射，都不得善终。有了一个可以领会成三个人的妻子的嫦娥。只不过，由于古今学者和通俗读物编辑们的精选，只有“射日”“奔月”等比较美好的东西得到广泛流传，而为读者所熟知罢了。
这些资源德州可以不可以利用？我的看法是明确的：未尝不可。理由是，当作一种风光旅游文化资源来装饰、点缀景点，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是两码事。这些资源本来都是神话传说，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考证近于不可能。既然全国史学界都尚没有解决夏、商、周的断代问题，何必为了记载并不确切的夏朝以前的古代神话争论不休呢？
据资料载，全国现有舜帝的故乡二十余处之多，孰伪孰真，短时间大概看不出结论。我认为，也不可能有一个圭臬式的结论。那就宽容一些，模糊逻辑一点吧。神羿射日也好，嫦娥奔月也好，这两则神话很美很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那就让他们在德州安下家来吧！
羿和后羿
张洪波
据《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帝俊（即后文中的天帝）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帝赐给羿彤弓素矰（zēng音增），让他下界体察民情，治理民间事务（大概也是代天巡狩的意思）。这也许就是有关羿之神话传说的开始。
这时的下界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淮南子·本经训》中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可怕的画面：在上古的帝尧时期，天空中有十个灼热的太阳，它们撒下了无限的光和热，晒焦了大地上所有的庄稼草木，一大群凶猛的恶禽怪兽到处肆虐横行，吞噬着无辜的生命。羿就是这时来到凡间，他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地到处奔波征杀，剿除了大地上的恶禽怪兽，射下了以过度的光和热为害天下的太阳（见《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yàyǔ音亚雨）、凿齿、九婴、大风、封豨（xī音西）、修蛇（以上均为上古传说中的恶禽怪兽）皆为民害”，羿下界后，“诛凿齿于畴（chóu音愁）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zhúo音灼）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恶神怪兽祸乱民间，百姓苦不堪言。其中为害最甚者，莫过于那“焦禾稼，杀草木”的十个太阳了。而这十个太阳的身份又是那样特殊，因此文中不能不略作说明。相传，天帝的妻子羲（xī音西）和为天帝生了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便是十个太阳，十兄弟都住在东海之外汤谷里的一棵大扶桑树间。每天都有一个太阳出来值日，其职责是巡视天空照耀万物，其余九日便栖居树间。如此周而复始，大地上四时有节一派生机。然而后来不知为什么，十个太阳一起跳到空中，其为害之烈可想而知。（事见《山海经》中的《大荒南经》、《大荒东经》、《海外东经》等篇）。羿应天顺人，上射九日（据《楚辞·天问》王逸注：“……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故留其一日也”）下诛群怪，成就了他一生的功业，“羿射九日”便是其光辉的顶点。
然而这一切却成了他后半生不幸的根源所在。他上射九日虽然有功于天下万民苍生，但其射杀的毕竟是天帝的儿子（而且几乎是斩尽杀绝），羿所有的功绩都换不回天帝的笑脸，解除不了他的失子之痛（《楚辞·天问》曰：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帝不若”意思是：射杀了封豨，把它的肉蒸作成鲜美的肉膏赏上献天庭，为什么天帝还是不顺心）。在天理人情面前，天帝动了私心，因此羿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贬下天庭，由无生无灭的天神，变成了一个倍尝世事艰辛的凡人，再也没办法返回天庭。
天上人间荣辱巨变，羿自是不免怀念那旧日的时光，于是他远赴昆仑“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见（《淮南子·览冥训》）。羿千辛万苦向西王母求来的不死之药被妻子嫦娥吃了个精光，她轻身飞向月宫，只把羿孤身一人留在凡间。以上大约便是“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的梗概。
后来，羿曾与洛水之神宓妃（宓音fú又称雒[读luò]嫔，传说为伏羲氏之女，后溺死于洛水为神）相处过一段美好时光。但不知为什么，这段情缘不知所终（事见《楚辞·天问》）。孤寂中的羿后来收逢蒙为徒弟，将其全身的技艺倾囊相授，然而品行不端的逢蒙不但不思感恩图报，相反却因嫉生恨，用桃木大棒害死了恩师（见《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淮南子·诠言训》云：“羿死于桃木棓[bàng音棒]”，许慎注：“棓，大棒，以击杀羿”）。以上可算是羿一生的不幸遭遇。
关于后羿（古籍中也有称之为“帝羿”、“夷羿”的记述），我们从有关记载中大略知道，他从五岁起就开始向楚狐父（一作楚弧父，史迹不详，应该是弓箭手或山间猎户）学习射箭，待成年时，他已是艺冠天下了（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三·夷羿传》云：“夷羿有穷氏，五岁得法于山中，传楚狐父之道”。其注引《括地象》云：“羿五岁，父母与之入山……遂捐而去，羿为山间所养，年二十，习于弓矢”）。关于后羿的家世渊源，西晋先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则进一步做了如下交代：“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这段话告诉我们：后羿祖上世代都是帝王主管射礼的官员，到帝喾时又赐给他们家“彤弓素矢”，后将他们家封为诸侯（据上下文看，这应该是后羿袭职之前的事）。
后羿何时继掌射正，史书的记载并不十分明确，但其腾达发际以后之事，我们可以在《左传·襄公四年》里看到这样的记载：“昔有夏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熊髡（kūn音昆）、尨圉（méngyǔ音盟雨）（数人皆上古贤臣）而用寒浞（zhúo音浊）。寒浞伯明氏之谗弟子也，伯明后寒弃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匿（tè音特，邪恶之意）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quān音圈，悔过之意），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sì音四，拿东西给人吃）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大约是穷石之都门或宫门）。”这就是说，后羿自鉏地来到穷石建国立号后势力逐渐强大，后来他趁夏朝政治衰败起兵取而代之。在这之后，后羿并没有吸取夏的教训。他荒淫无道，专门以游猎为乐，政治不明贤臣被逐，奸佞小人寒浞趁机而入。寒浞明投所好献媚邀宠，暗中培植个人势力，最后乘乱起事将后羿杀死，连其儿子都未能幸免。
关于后羿之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楚辞·天问》以及现代著名学者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得知另外一个原因：后羿在驱逐太康的征伐中，杀死了夔（kuí音葵，尧舜时的乐官）的儿子伯封并吞并了他的封地。然而此时的后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伯封全家斩草除根，而是贪恋伯封之母玄妻（亦作眩妻）的美貌，将她霸作自己的妻室。玄妻因丧子亡祀（谓之儿子被杀封邑被废，家国两脉均不得延续）之恨，于是同寒浞暗中勾结，合谋将后羿杀死。后羿不修德政恣意妄为，既亲信劣迹斑斑，连本国人都不屑于收留的小人外庭，又宠幸怀有刻骨之恨的仇女于后宫；他却置心腹之患于不顾，一味地骄奢淫逸纵欲狂欢，以致激起变乱，不被杀被烹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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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就上述内容进行研究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羿和后羿确实难以指证为一人。
我们先来看看二者身份的区别。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羿”是这样解释的：“羿……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清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对此又作了详细说明。关于“射师”，段注中简洁明确地指出：“……是尧时羿也，能射十日，缴大风，杀窫窳（yàyǔ音亚雨，即前文中之猰貐）、斩九婴……非有穷后羿。按许云，一曰射师，亦谓尧时羿”。至于“古诸侯”之义，段注中的解释也十分明了：“此谓有穷后羿，……夏后时诸侯夷羿国也……夏少康灭之”。结合前文来看，羿和后羿的身份之别再明显不过了。
羿作为天帝（即前文提到的帝俊，一说为帝喾）的射师，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部下的一位神祗，地位十分有限（射师本来就是下级官员）。至于他下界之后的一番作为，虽然也是轰轰烈烈，但他是因射杀帝子而触犯天怒，想来天帝是决不会再给他加官进爵的。这一点，从羿被贬下凡间不得重返天庭，便可推知一二。就其全部遭遇来看，羿只不过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平民英雄。
而后羿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如《帝王世纪》中所载：“帝喾以上世掌射正”，仅就这一点来看，后羿的家世和前面的羿倒有几分相似（射师、射正好象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名位不怎么很高的下级官职，大概后人也正是因此而产生误解），但是自帝喾以后的景象便大大不同了：他们家受封鉏地，有了自己的食邑，地位自此开始升迁；后羿袭职迁封穷石又因地建号，成为一国之主；至于驱逐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成为一朝帝君，其身份更远不是一个小小的射师羿所能相比的。
这身份之别从二者的称谓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羿前为下级属神后为平民，无爵无号，因此不能加冠称，只能直呼一个“羿”字。关于后羿，有人曾认为他和羿在生存年代上先后有差别，冠以“后”字以示区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先后的“后”字古代写作“後”，古文献记载中后羿均记作“后羿”而不是“後羿”，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后羿之命名决不是表示顺序的先后之别。其实这个“后”字的意思在《尔雅·释诂（gǔ音古）》中的解释再明白不过了：“后，君也。”另外在《尚书》的《大禹谟（mó音膜）》、《汤誓》、《仲虺（huǐ音悔）之诰》等篇目中都有意思相同的记载；在《尚书·舜典》等古籍篇目中，“后”字又被解释为诸侯之意。无论为君为侯，这个“后”字都符合后羿的身份。如此冠称，一如“后帝”、“后唐（即帝尧）”、“后稷（jì音记）”、“后启（禹之子）”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由此看来，后羿之“后”是身份有别于羿，而决不是年代先后有别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所以《帝王世纪》等书中也称后羿为“帝羿”；又因为后羿是东夷族的首领，因而《左传》、《路史》等典籍中也称之为“夷羿”；另外，后羿迁封穷石，因地建号称有穷氏（见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羿居穷石之地，故以穷为国号。以‘有’配之。犹言有周、有夏也”）。因此，史籍典册中为表示他和羿的区别，也多称之为“有穷后羿”。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里，纷繁的称谓代表着人物不同的身份。如果我们能由此入手深入进行研究，便可以澄清许多模糊认识，便可以明白做为平民的羿和做为帝王的后羿决不应该是一个人。
羿和后羿的史迹亦是杂说纷陈莫衷一是，但如果能详加考辩。其实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精要所在。羿在上界时的史迹，古籍中少见记载无可考证，其作为主要在下界之后。他擒杀恶禽怪兽的那些地点畴华、桑林位于南方，青邱远处海外，洞庭不必细说，凶水偏居北狄（上述均见于东汉高诱《淮南子注》）。射日之事虽未见载发生于何地，但其事既是应尧之所命，其行自然应当是在尧之左右，尧帝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想来射日之事应当是在平阳附近（没理由跑出很远）；日落沃焦，是在东海之中（见《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鲁迅《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云：“……沃焦者，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后来求灵药于西王母，事在昆仑；会宓妃于洛水，地处河南（洛水在黄河以南）。羿最后授徒遇害之事，悠悠千年泱泱书海，总不见只字片言提及其地其时。上古传言本无凭据，今日有君笔下生花突来奇说，实在是有点不可理解。
总观羿一生的事迹，多在秦、晋、中原及湘、汉之间，从未见有履足东夷的记载。嫦娥奔月之事虽未见明载，但她与羿既为连理，依常情而论，其事应当不会同羿相去太远。足以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诸般传说之事绝与德州无干！
史书中关于后羿履历的记载尚为简明，其史迹亦有踪可寻。他继位以前之事以传言居多无可稽考。自从他在鉏地继位起，史迹渐可辩析。如前文所述，后羿迁封立国号为穷氏，源出于其封地穷石，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及臧励和《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书考证，这个穷石便是今天的德州（本文专指德城区）一带！
夏帝太康荒淫无道民怨沸腾，后羿于公元前2170年乘机兴兵夺位，取而代之（见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之后，他依穷石、据斟寻（又作斟鄩，为太康旧都，地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见《竹书纪年·帝太康》、《中国地名大辞典》、《辞源》等），建立起庞大的有穷氏国，至公元前2139年，后羿重蹈太康覆辙，被寒浞篡权杀身（见《纲鉴易知录》），这30余年，其统治重心一直在今德州向东至潍坊一带。这是众多典籍都可以证明的。
如果对上述资料再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羿和后羿的有关史料，似乎形成了有着各自不同特点的资料体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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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史籍浩如烟海，其间参差交错含混不清者在所难免。因此，史料研究中鲁鱼亥豕以讹传讹者实不少见。其实，如果能对这些内容认真加以研究分析，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例如羿和后羿名字中的这个“羿”字，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它本义是指鸟儿飞旋向上的样子。古人也许是受此启发联想，后来就引申“羿”的含义，以此称呼那些善射的勇士。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中对这个“羿”字做的解释还是比较说明问题的：“‘羿，帝喾射官’，故其后善射者皆谓之羿。有穷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这就告诉我们：古人因羿之善射而命名，后援以为例，凡善射者皆可如此称之（此多见于上古先秦时期，以后随着姓氏制度的严格完善，此种状况渐少）。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善射者非止一人，同名者亦比比皆是，岂能因同艺而同名便将其混为一谈？
《山海经·海内经》中曾记载有“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之句；《帝王世纪》中也曾经提到过“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至喾赐以彤弓素矢”等内容，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两条记述望文生义，将羿和后羿混指为一人，这也是一种误解。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需搞清楚什么是“彤弓素矰（或矢）”。其实，彤弓就是漆成朱红色的弓；矰，按照《玉篇·矢部》的解释就是“结缴（zhuo音卓）于矢也”，根据《说文解字》中的进一步说明，“缴”就是丝绳的意思，照此看来，素矰（其实就是素矢，这里矰和矢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义，就是系着白（白即素）丝绳的箭。据《尚书》等典籍记载，这是帝王专赐于臣下的佩饰。在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里，所有的物品（如服饰、器具等）一旦受到礼仪制度的认定规范，便成为一种仪仗，再由于帝王的赐赠，这便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比如这弓矢，本不过是用来射猎厮杀的器具，一旦变成王权象征的“彤弓素矢”，它便具有了无上的威严，受赐者佩之既是一种荣耀，同时也便具有了帝王所赋于的生杀征伐之权。一如后来商周时的黄钺白旄，秦汉以后的尚（上）方宝剑。这便是羿下界后为什么敢于擒恶诛怪大动干戈甚至于射杀九日，后羿在征伐攻战中为什么敢擅自杀戮诸侯（如伯封）的原因。既然这彤弓素矰（矢）是等级社会里王权的象征，我们也就不能再说它是专属于哪个人的特定标志，若以此为据将羿和后羿混为一谈更是没有道理。
羿和后羿都遭小人暗算不得善终。于是也便有人根据这简单的毫无联系的表象之似，将二者混同起来，甚至更将逢蒙和寒浞搅在一起。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曾注云：“羿，有穷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众也。……羿将归自田，家众杀之。”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这种观点不知是因为羿与后羿之争推及逢蒙和寒浞，还是因逢蒙、寒浞之辩导及羿及后羿，总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在他们看来，羿和后羿名字相近，又都因善射著称，所以二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又因为逢蒙学射于羿，自然应当随侍羿的身旁，所以他便是羿的家众，不言而喻，他的主人羿也就是后羿，逢蒙杀羿也就是《帝王世纪》和《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的后羿被家众所杀这回事。（如此推论，似乎逢蒙和寒浞也成了一个人》。这种含混错乱的矛盾观点，也许就是后世谬传百出的一个根源所在。如果我们以赵岐、朱熹二位夫子所本《孟子·离娄下》的那句“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稍作研究，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学生身份虽逊于老师但并不是奴仆《也就是前文中的家众》，逢蒙学射于羿，证明他们是正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也存在着上下之序，但是它和那种等级森严界限分明的主仆之分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师生之间不存在那种严格的阶级地位的差异。古人云：“师徒如父子”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唯因如此，逢蒙才能够“尽羿之道”将他的本事全部学到手（倘若是主仆之分，纵然有缘分学得一二，也决不会象师生那样尽传其道）；同样也是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寒浞绝不能同逢蒙混为一谈。
逢蒙与羿既有师生之谊，按伦常之理二人也便有了一份亲情。因而逢蒙因嫉生恨心动杀机，便是有悖于人伦。他无颜面对师尊，大约也不敢公开的欺师灭祖，只能是单人独行（伦常治国的社会里，悖伦之举是不可能有人相助的），用桃木棒从背后偷袭；寒浞身为下人（虽然后来后羿拜其为相，但他仍然是君下之人），他首先卑躬屈膝地求取宠信，然后便内外串通广结党羽，动摇后羿的统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不会遭到拒绝（况且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因为利害相关，小人结党是不愁没人相助的）；待到时机成熟公开聚众反叛，把后羿置于死地，那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因此我们说，逢蒙和寒浞的身份性质截然不同，绝不能搅在一起，而羿和后羿更不能因此而混为一谈。
无论是学生背师，还是家奴造反，羿和后羿不得善终的结局倒很有几分相似；但仅仅是相似而已，如果据此而将两人扯在一起那便大错特错了，因为探寻他们的身后之事，我们发现更多的却是截然的不似：羿遇害之后人们怀念他的功绩，供奉他做了宗布之神（《淮南子·汜论训》中说：“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东汉史学家高诱为此还特别说明：“有功于天下，故死托祀宗布……此尧时羿，非有穷后羿也”）。以祈求他为百姓消灾祛难保佑平安；而后羿却是被众家臣杀而烹之（事见《帝王世纪》等篇）。杀死了还要被煮来吃，这该是多么深的仇怨。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后羿身后是绝不会得到人们的供奉的。与前面的羿相比，其优劣高下相距何其之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羿和后羿就是最好的注脚。如此迥异之事，我们还能再将二者指为一人么，此论又如何还能再令人便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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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总总写到这里，其是非高下泾渭清浊已经是明得不能再明了。然而就此讨论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什么，却不能不令我们为之长思。
前文曾提到过，羿和后羿的资料体系（如果可以称为体系的话）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只要对史料稍作研究我们便不难发现：史籍中那些有关羿的记述，充满着浪漫和幻想的绮丽色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更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坦率地说，那些关于羿和嫦娥的记述与描写，与其说是史料，还不如说是充满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文学作品更准确，羿和嫦娥就是这些作品所塑造出来的血肉丰满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然而从文史研究的角度上讲，象羿和嫦娥这样的文学艺术形象虽然可敬、可爱、可亲，但是却不可信，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艺术的虚构。对于这样的艺术虚构，我们可赏可叹，但却不必去攀援附引，若执意要给它附会出个籍贯宗谱之类的什么来，那可实在太有点胶柱鼓瑟了。
历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不少有关或类似于“射日”及“奔月”等内容的作品图案。这些发现虽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传说的源头和蓝本，但却向我们展示了有关羿和嫦娥等神话的形成演进过程，从而证实了这些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的那种广泛而又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证明了“射日”、“奔月”等传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羿和嫦娥是整个华夏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艺术形象，或者也可以讲，整个中华大地都是他们的家。
后观后羿的有关史料，虽然没有那么华丽的文彩，但是资料严谨脉络清楚记述准确，其真实性是让人难以怀疑的。诚然，后羿的形象不怎么完美，其所做所为也难免遭物议，但从事史学研究的角度上讲，后羿要比前面的羿和嫦娥更加真实可信得多。虽然他的名声让人耻于与闻，但是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权选择，因为这是历史！我们无须隐讳什么，更不必文过饰非，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鉴古知今，好好地把握住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顾炎武济南蒙难德州诸名士营救记
孙寿昌
顾炎武，明清之际著名进步思想家，学者，文献学家，诗人。他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传世之作。特别是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先生曾多次来德州访友，与德州结下不解之缘，后蒙难，德州诸名士鼎力营救，使先生免除囹圄之苦，这里介绍此事之始末，以飨读者。
一
顾炎武（1613—1682）明万历四十一年，生于江苏昆山县亭林镇一书香士族之家，原名绛，字宁
人，号亭林。明亡后易名炎武，以表示对南宋爱国志士王炎午的仰慕。他自幼在嗣祖顾绍芾的指导下，学习《左传》、《史记》、《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从十五岁他就阅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和多年的邸报①。他对明代朝野史实，兴亡之由，典章制度等都非常熟悉。在哲学上，他非常欣赏南宋大儒、思想家朱熹的“理”、“气”二元论观点。
炎武青年时代便参加了由张溥，张采领导的爱国社团“复杜”及反对抨击当时宦官权贵的斗争。1644年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他时年三十一岁，次年清兵南下，炎武积极投身昆山、嘉定等地人民自发地抗清斗争。清兵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对平民百姓疯狂地大屠杀，严重地伤害了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炎武的民族自尊心。亡国之痛，促使他的爱国思想在脑海里扎根萌芽，并占据其主导位置。
鼎革之变，江南社会秩序紊乱，他的家庭一再遭受抢劫②，更严重的是他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一条胳臂，其后生母与俩弟都罹于难。他的嗣母王氏绝粒身亡，王氏本是顾绍芾的儿媳，未婚丈夫顾同吉早夭去世，但她仍然决意到顾家当媳妇。过门后照料公婆非常细心周到，婆婆病，忍痛割下自己的手指熬药，当时昆山盛传王氏断指疗姑（婆母）的故事。王氏二十八岁时，抱抚顾炎武为子，从小循循善诱，教他读书明理。崇祯九年王氏五十一岁时，朝廷为她立了贞孝牌坊。而清兵攻入江南时，她绝食表示不作亡国之民，并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七日夜后，王氏溘然长逝。顾炎武对母亲的遗训刻骨铭心，后来在给他学生潘耒（音垒）的信中，曾提起此事“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殁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他母亲临终的遗言，对他一生行止，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改朝换代，兵连祸结，亦引起了顾氏家族内部矛盾的产生，其严重达到箕豆相煎的程度，如他在《答再从兄书》中述到，其族人逼的他“一壥不守，寸亩无遗”，“四壁并非己有，一簪不得随身”，他不得不将祖遗田产“半价而卖”而又“倍息而举”。他家世仆陆恩之叛投，本乡富豪叶方恒公然侵夺他家田产，并诬陷他“通海”（与海上倭寇勾结），后来炎武在江南被人陷害而下狱，这一非常事件，多亏
他的亲密之友路安卿兄弟二人大力营救而获释（安卿是晚明大臣路振飞的儿子），国仇家恨，冷酷险恶的现实环境，家乡是再也待不下去了。顺治十四年（1657）四十四岁的炎武决心“浩然有去志”③两匹羸马：一匹坐骑，一匹驮载竹箧，内装衣物书籍笔墨纸砚，离开江南，开始他流亡北方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漫游写作生涯。
凭炎武才华学识，去北京考个进士，猎取功名，立致卿相，是易如反掌、探囊取物之事。然而炎武不屑一顾，他标揭《行己有耻》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还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④。他以明遗民的身份，坚持爱国忠贞的民族气节，誓死不为满清统治者利禄所诱惑，至死保持高风亮节的风范。
二
炎武离开江南，首先进入山东，他选择了济南以东章丘县大桑家庄，置田舍为基地，开始对齐鲁大地的周游，遍历东部的莱州、即墨、崂山，西部的泰安、曲阜，北部的德州。他一面作着山川地理、郡邑沿革、名胜古迹、民情风俗的调查；一面广泛而又奇诡地访问明末“复社”的旧朋老友，遗民文士或诗人、退职的和一些关系可利用的虽已出仕清朝，但民族天良尚未全然泯灭的大臣和官吏。据《济南府志》、《章丘县志》云：顾炎武顺治十四年来济南，与学者张尔岐，马骕及诗人徐夜等订交，结为挚友。
张尔岐，济阳县人，字稷若。他父亲张行素于崇祯十二年、清兵破济南时，曾格杀数名清兵而被害。显然国恨家仇，反清爱国思想，与炎武是相似的，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由炎武为之序。
马骕（1621—1673）史学家，邹平人，字骢御，一字宛斯。顺治十六年进士，为淮安推官，终灵壁令。著有《绎史》、《左传事纬》，尤精春秋左氏学，博雅嗜古，炎武尤服之。
徐夜，新城（桓台）人，字东痴，一字嵇庵。崇祯十五年（壬午）冬，清兵破新城，徐氏一家被害五口，其母王氏被清兵逼得投井自尽。痛母之死，痛国之亡的徐夜，弃家飘流到江南，他“诗不存稿，投到水中”。他在《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诗中写到“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怨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为高吟。”来抒发对大明的怀念之情，过着远离朝市、悲凉的隐士生活，其遭遇与炎武大同小异矣。
炎武在曲阜还有一位挚友颜光敏（修东），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吏部考功郎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著有《乐圃集》。
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来游鲁西北重镇德州，他首先拜访了已故明大臣程绍（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之孙程正夫（先贞）。程先贞（1607—1673），字正夫，别号葸庵，以祖荫授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由于不慕荣利，淡薄仕途，中年辞官归里、又逢鼎革之变，林居三十载，杜门简出，以读书写作自娱。先贞比炎武年长六岁，以兄视之，志同道合，首先订交，先贞在《赠顾征君亭林序》中说：“每过吾州，辄见访，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或留信宿，浃月怪时，然后乃得去⑤。”炎武在《德州过程工部》诗中写道“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每逢佳节至，常得草堂开。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迴。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⑥。”足见俩人友谊多么真挚，炎武每次来德州，都是住进程家（州城里石头牌坊街，今石芦街）。后又结识了李源，李浃、李涛兄弟。
李源，字星来，一字江余，德州人。他是明乡贤李诚明的嗣子，顺治二年举人，三年进士，授官山西河津知县。当时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原明大同总兵
姜瓖降清又叛，“号称反正，易明冠服，据城反清”，其附近十一城皆应⑦。河津豪宦张家壁内变为应，城失，李源突围奔芮城，向李浃请兵，前驱击贼，克河津，擒家壁，事平。后罢归，终生不仕，过着隐士生活。
李浃，字孔皆，一字霖瞻，德州人。顺治二年举人，三年进士，授官延庆知州，又调茶陵州。清初，反满思潮，抗清行动，遍及神州。由于李浃为人禀性仁恕，不愿镇压百姓，滥杀无辜，被大吏以失察之过降山西芮城县令，后罢官归里，再不出仕，隐士终生。
顾炎武每来德州在程家，以他渊博的史学知识，给朋友们讲解经史和《易》学。他在朋友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而严格的，他鄙视功名利禄，注重德行、节操和学问。德州李浃、李源虽然出仕清朝，但都是民族天良没泯之士，其思想内心是相通的，友谊是亲密真诚可信赖的。
炎武以山东为基地，漫游范围并非局限于鲁，他曾数次出游冀东和北部的边塞，出过山海关、居庸关和古北口，做些地理调查和古迹的访问。在河北，他住在冀南广平府曲周县晚明大臣路振飞的儿子路安卿家。在北京有时住进报国寺里，有时住在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们的官邸里。他还曾四次南归，远到浙江，还去过一趟西北，和山西、陕西的朋友们做些初步的联系。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曾“五拜孝陵，七拜恩陵”，其眷恋故国之情，可见一斑。
三
康熙七年（1668）山东即墨发生了一桩黄氏家奴姜元衡控告其主黄培、黄坦、黄贞麟“南北通逆”案。首告状文《南北通逆》一禀，略云：“山左有丈石诗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明孽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书中确载有阴叛与中兴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义，小则谤读言，大则悖逆。”
又说，“北人之书，曰‘斩虏首’，‘拥胡姬’，‘征铁岭’，‘杀金微’，又有‘思汉威仪’，‘纪汉春秋’；南人之书，有起义，有举事，有‘县高皇帝像恸哭等事……”⑧。奴控其主之案，虽就其动机说属陷诬，文网甚密的清初，民族矛盾相当敏感、尖锐、复杂。这种政治性的“逆诗，逆文”案件，那还了得，由县闹到省城济南府。不巧此案涉嫌又牵连到顾炎武身上，因此先生在济南下狱七个月。消息传出后，炎武的朋友们闻讯立即奔走呼号：有富平的李天生，曲阜颜修来，德州程先贞，李浃，李源等。他们各自利用同年、同僚、官场友好关系和个人的声誉、才名、及社会威望，八方疏通，上下斡旋，鼎力相救。最后以“通逆一案，荒诞无稽。奴控其主，负义抅陷，好讼之徒，事无实据。驳回谬诉，不准再讼。”不予立案，批死完事。
炎武终于在朋友们，特别是德州程先贞、李源、李浃兄弟诸名士的大力营救下而获释。经过此次非常事件，炎武便产生了舍弃在山东的漫游，计划到西北去定居的念头。康熙十四年（1675），六十三岁的顾炎武离开山东，经河北、入山西，住进祁县戴廷栻（枫仲）家里，隔了一年，他又移居陕西华阴朋友王宏撰（山史）家中。王诗曰“气以艰难壮，怀因诵读新。重逢面黧黑，垂老惜征尘。”炎武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但看上去，他毫无力衰老迈感觉疲倦的样子。
陕西，一个距离京畿较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省份，又恰值大暴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对于顾炎武的反清活动是有利的。他曾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义，实与他省不同”。⑨又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⑩当时，他有一首诗《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
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荫旧翠长浮院，菊蕊初黄欲照畦。
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他怀着反清复明的伟大抱负，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到陕西住了五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日，七十岁高龄的顾炎武外出，上马不慎失足坠地，次日凌晨，这位学者、史学家、文献学家、诗人，与世长辞了。他艰辛而勤奋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不朽的著作。他的好友李因笃（天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惟吴郡顾亭林征君不愧斯语，征君与古文词纵横左史，诗独爱盛唐。”〓
顾炎武仙逝已经三百一十八年了。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精湛宏富的学识，为后人学习敬仰。
“千金”原指男子
现代汉语中的“千金”是指对女孩子的爱称。而它最早却是对男子的称呼。据《南史·谢诎传》记载，安徽当涂的谢诎，十岁时就能文善诗，被人称为神童。其父谢庄对他十分钟爱，称之为“吾家千金”。从此，不少父母对特别喜爱的儿子都称为“千金”。
把女子称为“千金”，那是元朝以后的事。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中有一句“乃是官宦家的千金小姐”，首次将“千金”与“小姐”连用。此后，不少话本小说把女孩称为“千金”，作为对女孩子的专门称呼。
（摘自《湖南工人报》）
大顺军在德州被逐简述
孙寿昌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正月初三，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随之封功臣，命官职，定军制，平物价，开科取士，檄告远近。继之，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兵分两路，进军山西，直隶（河北），直捣北京。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攻破京师紫禁城，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李自成登临皇极殿（今太和殿），明祚亡。
近畿之山东、河南，大部传檄而定。当大顺军还没有到达之府、州、县城，腐朽的明朝地方政权，一片混乱，各级官府官员如惊弓之鸟：有的逃遁，有的隐匿，有的等待观望，有的准备投附，其统治机构已成瓦解之势。大顺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畿内，山东、河南，诸伪官单骑之任，士民胁息不敢动，恣意刑虐，首勒绅衿助饷，少靳，即收拷”。（见《平寇志》卷十）据直隶《（乾隆）景县志》卷六“杂识”载：“三月十九日，果毅将军张某入（景）州东掠……。越二日，置伪知州贾元麟，肆虐逞凶”。山东情况也大致相似，据《（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何振先传”载：“李自成既陷京师，宫车晏驾，乃遣其巨师郭将军者，以精骑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处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继又别遣余贼，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再看河南归德府一带情况，据《豫变纪略》卷六载：“夏四月，伪官（即大顺地方官员，以下简称伪）入归德。府属一州八县并管河通判，一时伪官贾士美等十人来上任……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
从各地史志记载看，当时大顺军在接收冀、鲁、豫（限于豫北、东、西地区，豫南还有明军驻守）广大地方政权是多么顺利，有些边远偏僻县城，只委派一人前去接任就可以了。大顺军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直隶、山东及河南大部，并没有遇到明地方武装力量的反抗，非常轻松地建立了大顺各级地方政权。
一
德州为鲁西北重镇，地理位置，北拱京畿，东连齐鲁，西通漕运，南接藩省，又是皇粮漕运寄存之所，可谓“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战略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顺军进兵山东，德州首当其冲，必经之地，据《（民国）德县志》载：“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师，遣贼将郭陞狥山东，四月初八日，陞陷德州，设武德道闫杰，伪知州吴征文。”大顺军攻下北京后，李自成马上命郭陞为大将军，率骑兵快速进军山东。当时，明德州知州朱咸庆（直隶衡水人）早已望风而逃。四月初八日，大顺军并没有遇到明军反抗，而顺利地占领了德州城，设置了文武官员，建立了新政权。
大顺德州牧吴征文，武德道防御使闫杰，接任德州后，本应首先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民心，访贫问苦，团结各阶层广大人民，打击潜伏的少数敌对势力，巩固新政权，才是最最紧要的当务之急。然而，新政权并没有这样做，出乎意料的是，上至文武官员，下至兵卒，兴高采烈地陶醉在胜利之中。高枕无忧，一味的认为“大功告成”，“大顺江山永固，从此天下太平了”。其警惕性置于脑后而丧失殆尽。他们财迷心窍，大搞所谓“追赃助饷”运动（对官僚士大夫缙绅追索金银）。不分青红皂白，粗暴地严刑拷打，酷刑追逼金银财宝，达到疯狂的程度。
其实，新政权不了解当时社会详情，所谓上流社会之官宦士绅，大多数都想投附新主，幻想易主后再求得一官半职，坚持抗拒新政权只是极少数。而大顺官员，目光短浅，良莠不分，一律采取粗暴手段，把这部分人强行赶到对立面的绝境，迫使这部分人走投无路，不得不挺而走险，决心颠覆新政权。
二
当德州大顺官员正在搞“追掠缙绅”之时，一场暴力推翻新政权的阴谋也正在酝酿之中，州城官僚士大夫们感到与大顺政权无法合作，水火不容，人人自危，顺则死，反亦则死。反或许侥幸转危为安，转祸为福。由邑人明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讚明，生员谢陛（谢重辉之父）等人，秘密四面筹划，八方串连，纠集一切对大顺政权不满的力量，准备孤注一掷，伺机而动，起来与大顺政权拼命。
古城德州朝阳门外，柴市大街东首，有座药王古庙，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该庙香火极盛，四方商贾云集，民间文艺杂耍，应有尽有，规模极大。二十八日那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庙会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人涌如潮。两台大戏，对台而立……。城内大顺军，无事可干，百无聊赖，闲困难耐，军纪废驰的士兵们，三五成群地纷纷出城去逛庙会。远远望去，高台大戏、锣鼓喧天，人挤如蚁，懒洋洋的大顺兵，说说笑笑，游荡进人海之中，挤身于戏台之下，浸沉在欢乐之中。
经过周密布署的州城官绅，得报大顺兵都出城逛庙会、看大戏去了。认为，时机已到，事不宜迟，马上举行武装暴动。命人首先急闭州城四门，拉起吊桥，切断城内外交通。随继，手持长枪、朴刀的所谓义军，蜂涌杀向州衙。此时，州牧吴征文、防御使闫杰，两人正在后堂饮酒作乐，州衙内仅几名亲兵护卫。当暴动武装旋风般地冲进州衙时，几名护卫早已变成刀下鬼，吴征文、闫杰还蒙在鼓里，压根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俩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二人的脑袋已被砍削落地。
逛庙会的大顺军士兵，得到城内首领被杀的消息后，急忙想回城取武器，进行拼杀斗争时，为时已晚矣。此时，士兵们群龙无首，束手无策，心灰意懒，各为己想，纷纷逃散。这一事件经过《（民国）德县志》说：“州人御使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讚明，生员谢陛等合谋诛之，为怀宗发丧，起义兵讨贼，并诛景州、故城、武邑、东光等处伪官。”另据《（乾隆）德州志》说：“德州士绅谢陛等乘当地举行迎神赛会之机，派人在城外搭台演戏，搞的很热闹，诱引士兵去看戏。大顺士兵竟空城而出。谢陛等急闭城门，举行暴动，杀死防御使，州牧各官。大顺军队也随着瓦解。”
三
大顺军攻破京师后，上至将帅，下至士兵，无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然而当时形势非常复杂险恶，如：明朝在江淮一带还有守土大臣路振飞和巡按王燮。豫鄂边境还有左良玉的主力部队。还有入川称王的张献忠及其他起义武装。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八旗清兵……大顺政权面对这么多的敌对势力，怎么就没有引起大顺政权官员们的警惕，而犯下了惨痛的历史错误：志小见浅，视财如命，斗志消沉，军纪败坏，士气低落，思乡厌战，上下腐蚀而变质。对一个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致命错误呵。
《平寇志》说：“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訉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大顺上层把得到的政权当儿戏，只顾掠夺数以万万计的金银财宝，运往西安。政权不保，金银财宝再多能保的住吗？上行下效，大顺士兵也“身各怀重资”，有些士兵把抢到的金银首饰，千方百计捎回家去，这样一支“只爱金银财宝，不顾政权安危”的队伍，能得天下？治天下吗？果然山海关一战，大顺军惨败，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极称帝，三十日命焚毁紫禁城宫殿和各门城楼，率军匆匆撤离北京。进京出京仅四十三天，大顺上层愚昧，失策，荒唐到何种地步。
大顺政权派往各省各县上任官员，对李自成仓促撤离北京，尚不知情，还在那里大搞“追赃助饷”，搜刮金银哩，直隶的宣府、清苑、定州、大名、长垣等。山东的德州、青州、临清、济宁等，河南归德府的一州八县等地，都相继发生类似士绅武装袭击大顺地方政权的叛乱，从而导致大顺地方政权被消灭的悲惨结局。
大顺军四月初八日占领德州，二十八日被官绅暴动而消灭，仅存二十天。究其败因：坚持扩大化错误的“追赃助饷”政策，不善于联系团结百姓，失去人民支持，陷于孤立、被动、无援、挨打的境地，这种沉痛历史悲剧教训，给后人以启迪、深思、回味。史也，为鉴。
梁启超慧眼识俊才
吴秋辉，清末临清人，久居济南。他天资聪颖，卓异不群，对六艺、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建树。他的著述，从不走前人之路，从不袭古圣贤之言，自称“己之说一出，中国二千年之学术乃根本动摇，直复无存在之余地”。不论是他自己独创或是推翻古人成案的著作，他证据确实，义旨宏远。清华大学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所长梁启超先生偶读吴秋辉的《学文溯源》一书，深感吴有真才实学，远胜侪辈，称之为平生难得的天涯知己。随后二人曾几度传书，梁启超在复信中称吴“识力横绝一世，而所赁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并愿出资承揽吴先生全部未发表的著述，以公之天下。1927年，梁又派两位青年研究员专程去济南，特邀吴前往清华大学任导师兼教授。当时，任导师者均为海内名家如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辈，梁启超将吴先生与这些国学泰斗并列，可见对他是极端看重的。不料吴先生忽患感冒，兼之咳嗽，积久渐剧，未能成行。然而，梁启超慧眼识俊才的故事却传为千古佳话。
（摘自《齐鲁晚报》张容元）
私塾的管理与教学
华应民
古代经籍所载，文有私塾。《学记》中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痒，术（逐）有序，国有学”。塾乃旧时家庭家族或村庄设立的教学机构，是私人出资兴办的一种学校，是青少年读书的基本教育形式。
废科举，兴学以来，私塾开始衰落，但由于旧中国的教育发展缓慢，公立学堂寥落晨星，能就学的青少年仍在私塾里读书。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还有为数不多的私塾，直至全国解放后，私塾才不复存在。
私塾的办学形式大体有这样几种：
一是城乡的大家富户为自己的子弟延聘教师在自己家中设教。这种私塾一般只有一两个学生，其学习目的也只是求取功名富贵，科举时代纯粹为科举服务。废科举后，也是为升官发财奠立基础。在这种学校里，也有大家富户的亲族子弟在这里就学读书，称为“附学”。
还有一种塾师自己设馆收徒。有的秀才或童生，或兴办学堂之后的各类师范类毕业生，因不能高就其他职业，就设馆教书。学生只要交上一定的学费，即可入馆读书。不过这样的学校为数不多，因为塾师大多贫穷，无力筹措房屋及教学设施。
数量最多的一种是由私人募捐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这种学校称为“义学”，“武训乞讨办义学”，就是这类学校。以后发展演变为民办学校和民办公助，这种办学形式延续多年，城市街道上有这种学校，农村一般较大村庄都有一处，较小村庄数村合办一处，德州地区俗称“书房”或“学屋”。抗战时期农村村办学校，随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民办逐步发展为公办，城市学校也由民办发展为公办。
这样的学校在旧中国入学的学生有地富子弟，也有劳动人民子弟，不过劳动人民子弟上学，在当时大多是为了识几个字，会看信、会记帐、会打算盘，读三几年书便中途辍学。所谓“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只是少数。
“学东”与“塾师”
富贵人家，为了教育其子弟，在家设立书房，聘请教师，有的让老师住在书房里，日供三餐，也有的只供一餐；聘请教师的人家称“学东”，教师称学东为“东翁”、“东家”，学东家长称教师为“先生”。有的朝代，富贵官宦人家把书房设在院落的西屋，因为左为上，右为下，东为上，西为下，故而塾师亦称“西席”。沿袭到民国初期还称教师为“教席（教习）。
许多年来，凡从事私塾教师之业者，多系家境清贫的知识分子。充任塾师的水平不同，有造诣深的知名人士，这仅是少数，也有不少塾师知识水平很低，只不过借教书以糊口而已。
“聘师”与“就馆”
设立私塾的家庭，确定聘请某人为师，于旧历年前把聘书送达所要聘请的人，叫做“下关书”。应聘者把“关书”留下既定，只等来年“就馆”（开学）。
教师就馆，一般于正月十六。这天学东在书房里设孔子牌位，上写“至圣先师孔子之位”，以学东家长为首的各个学生家长及所有学生都聚在一起，教师在孔子牌位前焚香行跪拜礼，然后，学生按年龄依次对孔子牌位向老师行跪拜礼。然后，学生家长也要向老师抱拳行礼，但教师必须拦住。这就是拜师仪式，也就是开学典礼。富庶之地还吃顿“公饭”，对教师祝酒。
教师的聘任期是一年。是年，腊月十五日（最晚至二十日）私塾结束教学。学东设宴款待教师，席散之后，教师回家，此称“解馆”。如来年继续聘请，年内要另下关书。
“聘师”、“就馆”实际就是一种雇佣关系，允许学东解聘，也允许塾师辞职。所以解放前称教师为“自由职业者”。
“束修”与“节礼”
束修是学生家长送给塾师的工资。工资数额没有统一规定，都是“聘师”时介绍人讲明的。一般是学东拿的多一些，附学的学生拿的少一些。一般是端五节交一部分，中秋节交一部分，解馆时全数交清。
端五节、中秋节，学生除交一部分束修外，还给老师送“节礼”，“节礼”所送的礼物多少轻重不等。
教学内容及课程
私塾无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学习年限。其教学内容可分读、写、讲、作四方面。
读 主要是《四书》、《五经》。读的顺序从《百家姓》读起，然后读《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有的也兼读《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合解》等。凡是读的书都要背诵。每天早饭后，教师教给学生新课，这叫“号书”。教一段，学生便回座位朗读、背诵。教师教几段，学生背几段，背过了，这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果一本书读完了，并能从头至尾通背，这叫“背通本”，背熟了通本再读下本书。
写 写是练习大小毛笔字，一律写正楷字。学生每天写一“盘”大仿，一篇小字，一般都用方稿纸写。写大仿先从“描红”写起，再写“仿影”，然后写碑贴。写碑贴一般先写“柳”，再写“颜”，或“欧”、“赵”。学生写完大仿，要送交老师批阅，都是用红笔在好的地方“画圈”，在坏的地方“打杠”，在错的地方打“X”，这叫“盘仿”，然后发给学生，相互对照比较，以利提高。
学生写小楷多是抄书，每天可写一百至二、三百字左右，以备老师查阅。
讲 所谓讲，就是老师教给学生新课文，主要是教给句读和生字的读音，并不讲解内容。学生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老师就给“开讲”。一般先讲二论典故，然后讲《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老师讲后，学生自己理解、领会，然后向老师回讲。
作 主要是作文，从《四书》里摘句为题，体裁是论说文，有“义”，“论”等名目。有的老师每天让学生写文章，也有的三五天写一篇。清末，不少私塾教师让学生作“八股文”。开始学作八股文，先以“破题”学起。例如，作“学而时习之”这个题，可以写“圣人以学勉人，时习要关”作为破题，然后写“夫子不时习，不可为学也”，作为承体。然后，就是“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学到“入手”叫做半篇，学到“束股”叫做满篇。半篇和满篇是学生写作水平的标志。“五四”以后，私塾里的“八股文”逐渐绝迹。
其次是作诗，以五、七言律为主。学作诗篇先学“对对子”，学“对对子”要先学对仗，实对实虚对虚，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另外，还学一些声韵知识，使学生懂得平仄。
教法与规矩
私塾里的教学是注入式、填鸭式，个别讲授的教学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程度讲授不同的内容。
私塾里的规矩一般都很严厉，学生上厕所要领“签”。因为上下课都是半天，中间没有休息。讲台桌上放着戒尺，学生如果违犯规矩或做不完功课，背不过书，就是挨戒尺，一般是打手心。另外，还有“罚站”、“罚跪”等戒律。
私塾里有老师指定的“学长”，老师因事不在，都得听“大学长”的指挥。
上述的一些情况，到了辛亥革命后才有所改变，民国初年，发布了教育改革令，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体现了资产阶级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君权和儒家独尊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科举概况
华应民
晚清时期德州所属各县的教育行政机构称儒学署。内设教谕、训导，管理选拔秀才事宜。县学称“学宫”，学生称“学童”，亦称“童生”。学习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典籍。后又成立社学、义学、书馆、书院，剖析经义，以备科考。
考秀才称“童子试”，考场称“贡院”。秀才在当地宫学中有名籍，所以考取秀才也称“进学”。没能进学者，年逾八十仍是童生。根据考试的名次，秀才分廪膳生员（廪生）、增广生员（简称增生）、附学生（简称附生）。秀才换次补廪后，可按月到官府领膳米。秀才只能担任教书先生。
从秀才选拔到国子监（国学）肄业者称贡生。贡生实际不一定入学，清代有多种途径可以取得贡生资格。每年按资格换次推出的“岁贡”（又称换贡），遇皇家喜庆大典额外加考选出的称“恩贡”，每十二年保送一次到京城应试者称“拔贡”，每三年由学政选送“学行兼优”并经考试取得的称“优贡”。贡生的附榜称“附贡”。秀才得贡生资格后，可在宗祠或家门前竖花饰匾，以表光宗耀祖。贡生一般派任县学官（即教谕、训导），也有选任知县者。
在国子监里的生员称“监生”，监生分恩监，优监、例监。监生初由学政于秀才中考选或由皇帝特许，后来却可交钱捐买，叫做捐监，不一定实际入监读书，捐了监生即可入学考试。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逢子、卯、午、酉年于省城举行。以年纪科如甲子年称甲子科，丁卯年称丁卯科等。乡试考中科称“举人”。举人第一名称“导员”，第二名称“亚元”，所以中举也称“发导”。举人也有副榜。中举之后俗称“老爷”。举人可任知县，在野举人也有一定的地位，与知县称年兄年弟。
举人可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于京城举行），举人参加京试称“举子”，考中后称“进士”，进士与状元同科。殿试（皇帝亲临主持于宫庭举行）中试者为“科甲出身”。进士分一、二、三甲（等第），一甲名称“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统称“鼎甲”。二甲若干名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同进士出身”。殿试三甲者，一般派任各部主事官职，进士任知县者，乃大材小用。
进士被选进翰林院，称“翰林”，殿试一甲的进士，按例授职翰林院修撰或编修，二甲三甲授职翰林院检讨或庶吉士。从翰林院调官员入阁，加殿阁大学士衔，充当皇帝顾问，起草诏令，批答奏章。
封建王朝全国和地方历代的科举会试大同小异。大体可划分为三级考试。
一级考试称院试。院试前有两次考试为预考，每年一次在县城由县知事主持，录取者再府试，由知府主持，及格称童生。院试在府城举行，考中者取得生员（即秀才）称号。考官称学道或学政。
生员（即秀才）可免征丁粮（人口税），见县官不下跪，视为国家培养人才对象，要求各部门以礼相待，秀才比一般乡民高了一等。
二级考试称乡试。
乡试在省城考试，三年一次，考试时在秋天，故称“秋闱”。
秀才、贡生，监生通过乡试考取即为举人（或称孝廉）。中举者，社会地位很高，取得做官、进京考试资格。
三级考试称殿试。
殿试在京城考试，三年一次。考试时在春天，故称“春闱”。
殿试前有内阁大学士或礼部尚书主持的会试，复试，取为贡士，一般不落榜。
殿试在太和殿由皇帝亲临主持。殿试后为“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到了头，然后授职，最低任七品知县。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封建的科举制度执行“学而优则仕”的路线，学位越高则地位越高。
鸦片战争后，科举制度日趋衰弱至光绪三十二年（1907）彻底废止，被现代学制取代。
封建科举的考生规定是：
一、家庭出身为理发匠、成衣匠、皮匠、花子、奴仆、戏子、道士、巫医、屠户及三代中有妇女淫乱者不准参加考试。
二、考生入场要搜身检查，不准携带一切书籍。
三、文章定用“八股文”，“试贴诗”，为五言六韵，以毛笔墨卷成文。
四、不准触犯历代帝王先圣先贤的名讳，违者除名或定罪。
五、考官行贿，买卖关节者，分别予以杀头、坐牢、革职或降级处分。
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
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破题”用两句话说破题目要义。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
自“起股”至“束股”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也称“八比”。
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宋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作者自由发挥。这种形式死板的文体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概况
华应民
德县（现陵县境）隶属渤海行署。当时这个县东南两部与本省德平、陵县、平原、恩县衔接，西北两部与河北省故城、景县、宁津、吴桥毗邻，地处冀、鲁交界。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占据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后，即率同汉奸伪警备队侵入我德县农村。筑炮楼、修据点，到处奸淫烧杀，德县人民和沦陷区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0年四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德县县大队相继建立。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发表了抗日宣言，颁布了我党的政策法令，坚持了统一战线，建立和逐步发展了人民武装，开展了游击战
争，德县人民群众开始拨云见日。当时，德县划为九个区，均设区政府。一区即德县县城，为敌人占领。我区政府和区中队，游击于县城内外。自边临镇以东至德平为八九区，地处几县交界，为我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划区建政、发展武装的同时，根据我党指示，抗日政府提出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抗战八年，德县抗日军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根本改革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教育为政治服务。德县教育成了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有力武器，对德县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八年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是随着党政力量、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时县境内的学校，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抗日学校。一九四二年曾建立“德县抗高”。学生多是县、区青年干部和部分有炽热爱国热情的农村青年。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常随抗日县大队转移。实行“敌来停课，敌走上课”的游击式教
学。学校条件是“大地为睡铺，树林作课堂；门板当黑板，膝盖代课桌”。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到那里上课，使敌人捉摸不定，无法破坏。但是，当时正处于敌强我弱的时期，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这所学校被迫停办，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小学进行“隐避教学”。于一九四四年，德县又固定在八九区的邓集和东堂两村恢复了抗日高小。
抗日初级小学，多设在抗日根据地，完全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进行抗日民主教育。，这样的学校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德县境内逐步拔除敌伪据点后，由东向西不断发展的。
（二）抗日两面小学。这种学校多设在游击区。表面上是“自己办学自己管，自聘教员自拿钱”的各种形式的群众办学，对敌是公开“合法”的，实际上由抗日政府领导，执行我们的政策法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用伪装方式讲授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这样的学校为数较多。于一九四三年之后都建立了中心校区和抗日通讯网。所以，敌人“扫荡”刚出据点，通过我们的校村传递，很快都有了反“扫荡”的准备。
（三）中间两面小学。这种学校是两面派的，对敌对我是两面应付。教学内容多用封建的和抗战前
的课本。教师有的是地富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而被雇佣当教员。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未丧失，因而有仇恨敌人和惧怕敌人的一面，但又对我们有疑虑和不愿接近的一面。这样的学校和教师，在我们不断团结教育争取下，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多数转变为抗日两面小学。
（四）敌伪小学。均设在敌伪据点内，在德县农村为数不多，这种学校为敌伪控制，间有特务教师与反共特务结合，刺探我方军情，对我进行破坏，他们以法西斯的训导方法管理学生，讲授日语及伪课本，对我民族后代实施奴化教育。但是，其中有的教员也和我们建立某种联系，也有的学校有我们地下工作者。
以上几种性质的学校，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中间两面小学居多，间有部分敌伪小学。自一九四三年后，中间两面小学逐步变为抗日两面小学。敌伪炮楼据点不断被我拔除，敌伪小学在德县农村境内已寥寥无几。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德县除县城外均被我控制。我们的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蓬蓬勃勃。全县较大村庄都有了小学，都建立起农民夜校，妇女午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学习组织。这时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虽然还相当艰苦，但政治上、文化上翻身喜悦的情绪却十分高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起彼伏，特别每到傍晚和夜间，各村抗日歌声响彻四野，龟缩在炮楼据点中的敌人，只能愁肠百转，仰天长叹了。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在培养革命干部、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地方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保证革命胜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一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执行了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教育为抗战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需要大批懂军事、有文化的干部，德县抗日政府就举办了很多期干部训练班，开设抗战需要的课程。把学政治、学文化结合起来，培养训练了很多抗日干部。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政府就通过学校教育这个阵地及各种渠道和形式，对群众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广普及教育，广泛开办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加抗战。
为分化瓦解敌伪力量，我们还不断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少年儿童和有关人员把对敌伪的宣传品带入据点村或敌伪内部。组织教师书写敌伪人员“黑红榜”到处张贴。学校师生在敌伪炮楼附近夜间“喊话”，对敌伪军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悔过反正，争取立功等。
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是随着敌我斗争的形势与需要而灵活变更的。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对群众、对学生就进行“反扫荡”教育和应敌教育，教育群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教育学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对付敌人。
抗日战争中的学校教育，把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学校里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坚壁清野，转移保护抗战物资，秘密传送信件，保护抗日干部，募捐支前，运送公粮，优待抗属，护送照顾伤病员。有的直接参加封锁据点，破坏敌人交通，埋设炸药地雷，截击敌人车辆等游击战斗。在一系列抗日战争中，许多青少年儿童表现了聪敏灵活、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热爱祖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精神。
抗战时期的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成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阵地。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使教育和生产脱节，并把劳心者和劳力者区为贵贱。解放区的教育粉碎了旧的一套，破除了封建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教育制度，解放区的环境是农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曾产生两种矛盾：一是“学习要求与生产”的矛盾，二是“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的矛盾。因此，抗日政府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劳动光荣，以生产养学校”等号召。经过不断实践，在群众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充实了新的教学内容，解决了大量贫苦儿童入学问题，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解决“学习要求与生产需要”矛盾的办法，就是教育与生产结合，与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教学组织与生产劳动组织相结合”，“教学时间适应生产需要而灵活变更”。如农民白天忙，晚上闲，就组织他们上夜校。妇女中午闲，就组织她们上午学，冬季农闲，就开展冬学运动。下雨天，农民不能干活就办“雨天学校”。拨工组、变工队等集体生产时，就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田间地头”学习。总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方面都要和生产结合。有很多地方的群众教育，在组织上和教学内容上把抗战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学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许多经验。如男子变工组，妇女纺织组，它本身也就是识字组，利用生产的空间读书识字，学习服从生产而不妨碍生产。所读的书、识的字，有些又是抗日教育内容。对农民群众还时常进行有关生产的思想和政策教育，生产的知识技术教育和解放区生产管理教育，也很受群众欢迎。
学校教育也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对象变更教学时间和方式。小学设整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使学生按自己的空闲时间上学。农忙季节放麦假和秋假，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午班，以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由于生活在农村，而且是战争环境，平日经常参加劳动，所以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不断增强，还练就了经受风雨、吃苦耐劳的好体质。
解决“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矛盾的办法，就是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具体贯彻到发展教育建设学校方面来，“以生产养学校”。解放区的很多学校大都开辟了“学校生产”这条道路，做出了显著成绩。
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
抗战时期，由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由于敌我斗争紧张的战斗环境，我们的教育工作势必要密切联系群众，学校建立在群众之中，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都是普通劳动者，完全打成一片，平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特别在对敌斗争中，干部、战士、群众、教员、学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当时德县抗日根据地广泛流行一首歌曲“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老百姓好比河中的水呀，咳！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咳！离水的鱼儿呀不能活呀，伊呀咳！……”军民关系确是鱼水关系。没有人民群众，军队不能打胜仗，也无法生存。同样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也是骨肉情深，形影不离的鱼水关系。
“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是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在文化学习上，群众需要学啥就学啥。群众需要记帐、写便条、认钱票、打算盘、丈量土地……就先编这样的教材。村干部要和工作需要结合，就学“全村花名册”，县、区、乡、村名称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拥政，反奸除霸等政治词语。青年男女爱唱歌就先从歌曲子教起。冬季有些农民做小生意就结合行业学识字、学文化，这样学习积极性就高，学习效果也好。
学习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就是“能者为师”，会的教不会的，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兄弟姐妹互教互学。也通过学校教育开展“小先生活动”，让少年儿童带字回家，送字到门，到“炕头识字组”任教。有许多村庄，村村有黑板报，家家有识字牌。有些人家灶前放一块瓦片，写上字，妇女边烧火，边认字，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环境。
学校教育也是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办学，定期召开学校管理委员会议，学生家长代表会议，研究学校教育问题，教师经常走门串户征求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以上所述，只是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的概况，是全国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点缩影。有许多具体工作情况和群众创造的经验，还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儿童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有待进一步追忆和叙述。我想，这样做，不仅对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少年有某些启发教育，对自己也能够抚今思昔，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古代的“劝学诗”
古代的“劝学诗”按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劝其“立志”的。如：“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神童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又如：“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明·杨继盛《言志诗》）。
（二）勉励刻苦勤学的。这一类诗流传最广的是为人方正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代诗人刘过也写过一首题为《书院》的“劝学诗”：“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称时。”是说勤奋读书如农夫种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三）劝勉惜时的。“古乐府”诗《长歌行》道：“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结尾两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惜时”名句。
又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写过一首思想、意境与《长歌行》接近的《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四）劝其讲究学习方法的。宋代陆九渊写过一道题为《读书》的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强调读书切戒慌忙，贵“涵泳”（细细体会琢磨），真是经验之谈。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曾写过一首“劝学诗”道：“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提出治学的四个重要方面：多读、深思、虚心、躬行。
（摘自《语文报》）
田贵宝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活动的状况，世界各国在有文字记录以前，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传说由于是口耳相传，就难免杂以后人附会臆造的成份，增添某些近似神话的色彩。这些传说隐隐约约地反映着历史的某些影象，它既不可视为确凿的信史，也不可视为完全纯属编造的神话，它多多少少包含着某些历史事实的内核。
近闻，有关羿、后羿；羿与德州之说，都算是持之有据，但仍有未解之处。乃于读史之暇，略作考证，故不各其陋，陈此管见。嘤其鸣关，求其友声。
羿之其人其事
据《孟子·离娄》载：羿，偃姓（古偃姓在今山东费县境南一带）。年二十时，开始学习拉弓射箭，并抬头面朝天空赞许说：“我将射四方。”其父在楚地，善射箭。生于楚地的荆山（今山东诸城县境内），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生不见父母，为见时，学习使用弓箭，所射百发百中，无一射脱。羿跟其学射，得其射箭的方法以后，“羿以术博”。成为一名勇猛善战的神箭手。
古书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轩辕）、炎帝（神农）。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此时，中华大地上，相传氏族如林，尚未形成统一的帝国。诸侯互相侵伐，残害百姓，而炎帝因势力衰微，无力征讨。于是黄帝便操练士卒，征讨诸侯，使四方诸侯便全部前来俯首称臣。黄帝住在轩辕之丘，娶西陵氏女嫘祖为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器，居住江水；一个叫昌意，居住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死后，玄器的孙子高辛继承帝位，即帝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帝俊。帝俊体察民情，与民同乐，选贤任能，受到天下人们的称颂。帝俊为治理好不同地域的部族，便赐给羿一张红色的弓和一些有白羽毛的短箭，令羿射除恶患，扶助下羿（境域部族）的国家。羿开始便体恤民间疾苦，为民除害。即《山海经·海内经）中载的“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相传，“在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个羲和国。那儿有个女子名叫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在甘渊中为太阳洗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个太阳”（《山海经·大荒南经》）。在“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立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此大意是：在帝尧的时候，十个太阳一齐出来，晒焦了庄稼，枯死了草木，老百姓都快饥渴死了。而且祸不单行，当时又出现了凿齿、九婴等许多猛兽作害百姓，帝尧于是派羿去为民除害。羿在畴华泽地上杀死了凿齿，又到凶水河上杀死了九婴，还杀死了其他许多作害百姓的猛兽，用弓箭射掉了天上的九颗太阳。从此万民欢喜，把尧奉为天子。这是广为流传而记载比较完整的羿为民除害的故事。后来，羿之徒弟蒙，欲专善射之名，产生了杀羿的念头。“蒙上谋杀羿，……八年，羿将归自畂，逢蒙取桃棓杀之”（《孟子·离娄上》。蒙，逢蒙也。“昔逢蒙学射于羿，而尽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之人，惟羿之射为愈己，于是杀羿，以专善射之名天下。桃棓，大杖也。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淮南子·诠言篇》）。有关羿射日的故事，在各地流传很广，传说各异。一说是神；一说是人。那么，羿究竟是神还是人呢？天上真得有十个太阳吗？答案：只有一个。作为“十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注释：“所谓十日并出，反映着十个氏族或部落首领同时称王，那些毒蛇猛兽也都是氏族的名称。例如，大风可能是居于山东青立（广饶县北）的风夷，封豨可能是有仍氏，修蛇则是用来称三苗的”。由此可以看出，羿这个形象，表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要求、决心和毅力。
有关羿的传说，还有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亦作姮娥、恒娥，羿之妻。传说中的月中之神。据《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帐然有衷，无以续之。”这个故事在《楚辞·天问》中也曾提到“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又《太平御览》卷四引张衡《灵宪》说：“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见《易经》第五十四卦归妹卦），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具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嫦娥奔月后，羿昼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日夜，忽有童子诣宫求见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怀念，无从得降，明日乃月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团团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复为夫妇如初”（元伊士珍著《嫏环记》引《三余贴》嫦娥故事）。但作嫦娥的说法文史典籍各有所异，除以上羿妻之说外，另有帝喾之妻之说，一说嫦娥即由常仪演变而来。“常仪，一作尚仪，相传为娵訾氏女，帝喾妃，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后人有谓嫦娥奔月神话故事，或即由常仪演变而来”（见辞海）。一说帝喾娶了取訾氏女生挚。“帝去世后，由挚继位，帝挚在位，治理不好，他的弟弟放勋继位，这就是帝尧。”据1987年版《辞源》注：“‘常仪’，谓为帝喾下妃娵訾之女。”《史记五帝记》、《汉书古今人表》、《大戴礼帝系》载：娵訾“古史相传帝喾之妃，挚之母。”可见帝喾是娶了娵訾氏为妻，并非嫦娥。如常仪即嫦娥的话，应为帝喾之女也。
关于后羿其人其事
原始社会末期，生活在山东地区的东夷族与从中原地区东来的夏族，结成了庞大的部落联盟。因禹治水有功，舜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让给了禹。东夷族另两个首领皋陶、伯益曾辅作禹，禹年老的时候，选定皋陶作为继承人。因皋陶早死，禹又把职位传给伯益。但是禹的儿子启在夏部落贵族的支持下，破坏了禅让制，杀死伯益，夺得了王位。夏启当上国王以后，对大臣的非议，充耳不闻；对诸侯王的反叛，也只是匆匆镇压下去了事，整天无忧无虑，饮酒作乐，过着荒淫无度的日子。仅坐了九年国王，就一命呜呼了，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他的长子太康。太康即位后，也跟他父一样，不理朝政，十分昏庸，整日外出狩猎，吃喝玩乐，有时竟百日不归。
在东夷各国中，有个有穷氏国（今山东德州境内）势力发展最快。它的国君就是射击技术精湛无比的射击之王——后羿。
后羿，妘姓，善射，传说他五岁开始学射，为古史上有名的射击能手，凭着勇猛过人的胆略和盖世无双的射技，很快成了一方诸侯之王。因为东夷族首领，亦称夷羿。因国名“有穷氏国”，历史上又称有穷后羿。后羿箭法娴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部落中的青年人也都喜射好武，而且还把邻国的不少青年招引到有穷国来，有穷国渐渐强大起来，许多东夷人，也都把复仇以雪先人（伯益）被杀耻辱的希望寄托到了后羿身上。一年秋天，太康带着自己的弟子仲康及一帮大臣，离开王都到山林中打猎去了。此时有穷部落的首领后羿，看到这正是夺取夏王权力的好机会，于是带兵把守在洛水，等太康携猎物回归时，行至洛水边，看到洛水对岸皆是后羿的军队，太康此刻后悔已经晚了。无奈只好在洛水之滨的荒郊野外过起流亡生活。“太康盘游田洛十旬弗反，羿因民怨距於河”（见《辞源》）。后羿虽夺取了太康的权力，但未敢自称为王，遂“立其弟（太康的弟弟）仲康而相之”，控制着实权。在仲康继位十三年间，东方有个叫伯封的是夏人的友邦，拒不向夏纳贡。后羿率重兵，冲进伯封的封邑，射死伯封，抢占了伯封的母亲玄妻为妻，下令将伯封的尸肉切碎，煮成一鼎肉羹，派使臣送给仲康，仲康当即气绝身亡。“子相立时，权归后羿。”相被后羿赶到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后又投奔到斟灌氏（今山东寿光县东北四十里）、斟寻氏（山东潍坊西南五十里）两个同姓诸候。
灭掉了伯封，逼走了夏相，“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自立为王，仍称有穷氏国，号令天下。但是后羿只是个粗鲁无文之辈，只懂射箭，不修民事，淫於原兽。他不重用好人，却非常重用手下的小人，“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图，而用寒浞”（《左传襄公四年》）。寒浞本是伯明氏部落的子弟，由于他生性奸狡，专爱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结果被伯明氏驱逐出部落。他正在漂泊之际，恰逢后羿率军西征，便凭着自己的巧嘴利舌，成了后羿的心腹。寒浞完全摸透了后羿的脾性，常“行媚于内，施赂于外”。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篡谋之心。他利用后羿外出打猎的机会，经常到后宫向玄妻献媚，在讨得玄妻欢喜后，便在整个王宫中拢络大臣，同玄妻密谋杀害后羿。一日，后羿获猎甚多，心中高兴，晚上又逢夜晴月圆，便邀玄妻饮酒赏月。夜已很深，大殿中散发着酒香，浓抹艳装的宫女们还在歌舞，娇滴滴的玄妻陪着后羿，蜜语柔情；已经醉醺醺的后羿，仍不肯放下酒杯。不一会，后羿就瘫软在酒宴上。寒浞见状，一声令下，从殿外窜进十几条大汉，挥斧抡刀，将后羿杀死。玄妻知道后羿的前妻曾生有一个儿子，在封地穷门，便学着当年后羿杀伯封的办法，下令把后羿煮成肉粥，让使者送到穷门。“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自立”（《孟子·离娄下》）寒浞篡夺王位后，霸占了后羿的妻子玄妻，仍袭用后羿的有穷国号。
关于有鬲、有穷氏之国
有鬲氏国，夏时为鬲国，也称有鬲氏。《春秋襄公四年传》言：“糜奔有鬲氏，后属齐为鬲邑。汉置鬲县，后汉为侯国，北齐省，故城在山东安德县北。”又《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云：“古鬲国，郾姓，咎繇之后。汉为县，高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并入安德，废城在今县东北。”《左氏传》载：“糜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死浞而立少康。”安德即古德州，邑置在今陵县。根据以上记载，故址在今商河县城西北怀仁镇一带。笔者曾前去考察过此事，其遗址距怀仁镇古城村三里许，面积较大，城墙遗迹可见，中间略洼，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据当地人介绍，东西有古城墙，南面有高八九尺的土台，西面有南北大道。相传“土台”为“点将台”；大道为“跑马道。”据《德平县志》“此城为古鬲城，汉置，宋熙宁三年（1070）废。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封朱佑为鬲侯，鬲即其地也”的记载和东汉应劭的“鬲，偃姓，咎繇后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议将军朱佑为侯国也，今德平县旧鬲城北，有朱佑墓”所说足以证明有鬲氏国在此也。
有穷氏国，夏代国名。《水经注》云“鬲县，故有穷后国也。”“大河故渎迳平原鬲县故城西”王奔名曰：“‘河平亭’，故有穷后国也。”相传，有穷国君后羿善射，夺夏帝相的王位，其相寒浞杀羿，代之为王，袭有穷之号。为夏之遗臣糜所灭，故址在今山东德州市南（见辞源）。《左传襄公四年》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河南滑县）迁于穷石。”关于穷石，文史典籍各异，仅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于穷石的解释就有三，其中之一：谓在山东，〈水经注〉云：“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羿国，即今德县境。”平原，平原郡也，址在陵县。德县境，即今德城区的范围。所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认为：“后羿，一作夷羿，夏代东夷族首领，原为有穷氏部落首领，名羿，妘姓。”可民国二十四年《德县志》载：“州东南二十五里武家庄，明末掘井，得城墙形一段，即古鬲城。”笔者认为，此遗址应为有穷氏国故城。理由有二，一是此遗址与史籍中记载的有穷国的方位大体一致。史籍中所指的平原，即平原郡，址在今陵县，陵县在德城区东，因此，古有“平原鬲县故城西”之载。二是后羿在夺得夏王太康的统治后，由于喜信小人寒浞，被家众杀死，寒浞灭夏相后，夏相臣糜奔鬲氏国，借其力量帮助少康恢复了夏王朝。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有穷国的东北有鬲氏国（今商河县境）、东有斟灌国（今寿光县境）、西南有仍氏国（今济宁境），糜为何奔鬲氏国而不奔其他别国呢？原因是鬲氏和有穷氏是邻国，（鬲氏国今商河县怀仁镇古城村，有穷氏今德城区抬头寺乡武庄村）；两个国是唇齿与国，所以糜才奔鬲，借此力量复兴了夏朝。因此，有穷氏国故城在今德城区东南部的武庄西一带。
综上述据，我们不难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羿和后羿都是东夷人。无论是从羿和后羿的身份、姓氏、名字、字义来看，还是从他们的事迹、死因来看，羿和后羿绝非一人。
从羿和后羿的身份来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羿……亦古诸候也，一曰射师。”关于“射师”，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说：“……是尧时羿也。能射十日，缴大风、杀猰貐、斩九婴，……非有穷后羿。按许云，一曰射师，亦谓尧时羿。”至于“古诸候”，段在注中释，“此谓有穷后羿，……夏后时诸候夷国也。”这使我们不难看出羿和后羿的身份之别。羿作为帝喾的射师，只不过是一名职位下等的官员，地位十分有限。至于羿到下界（诸候国）后的作为，虽轰轰烈烈，功绩卓著，也没有得到帝喾、帝尧给他加官进爵。原因是传说：他所射杀的毒蛇猛兽和九个太阳是帝喾的儿子，帝尧之兄弟，故此没有得到封赏，到最后只是一名官级下等的平民英雄。后羿则就不同了，仅就《帝王世纪》所载“帝喾以上，世掌射正”来看，后羿与羿的官职有所相似，因射师、射正职相差不大，这大概是后人因此而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但后羿袭荫祖职后，自鉏迁封穷石，成为一国之主。至于篡夏室王位，驱逐夏相、杀死伯封，“因夏民以代夏政”，成为一朝帝王，其身份羿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从羿和后羿的姓名来说：羿，偃姓，前为下级射师，后为平民，无爵无号，因而不得加冠，只能直称一个“羿”字。而后羿，妘姓，前袭荫职，后为诸候，至直为帝。有些资料曾认为，后羿和羿因生存年代不同，冠以“后”字，以示区别。其实非也。在古代先后的“后”字，只写作“後”。对于这个“后”字，在《尔雅·释古》中释“后，君也。”在《尚书·舜典》等古籍中，被释为诸候之意。再就是在古文献中，记载后羿，均作“后羿”，而不作“後羿”。由此来看，后羿之名决不是年代不同的问题，而是身份的区别。所以，在《帝王世纪》等典籍中，称后羿为“帝羿”；又因后羿是东夷部落首领，《左传》中亦称“夷羿”；后来，后羿迁封穷石，因地建号有穷氏，因此，史籍中为表示他与羿的区别，更多地称“有穷后羿”。
再就是这个“羿”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鸟儿凭风飞旋向上之意。古人是否受此启发，将那些善射之人引申到“羿”的含义。清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云“羿，帝喾射官。故其后善射者，皆谓之羿。有穷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但善射者并非一人，同名者亦众多，岂能因同名及艺将其混为一体？《山海经·海内经》曾记有：“帝俊（帝喾）赐羿彤弓素矰”之句，《帝王世纪》中也有“帝羿，……至喾，赐以彤弓素矢”之言。因此，表述者们便望文生义的将羿与后羿混为一人。其实，彤弓，即朱红色的弓；素矰，即用绳子系着白羽的箭。据《尚书》载：“彤弓素矰”，是指帝王赐与臣下的佩饰。一旦受到礼仪制定的认定和规范，便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如“弓矢”，本来是用于射猎、征伐的武器，可成为王权象征的“彤弓素矢”后，它就具有无上的威严。受赐者佩之不但是一种荣耀，同时也具有着帝王的特赋生杀征伐大权。这便是羿下扶诸国，敢于诛怪擒恶、射杀“九日”的主要原因。后羿敢杀诸候，就是凭着这“彤弓素矢”的特赋大权。如若不能说它是专属那一人的特定标志物的话，也就不能以此为据，将羿与后羿二者之事混为一谈了。
从羿和后羿的事迹来言，可谓杂说纷陈。羿在帝尧之前的事迹，除在《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外，其他则少见记载，其主要作为是在帝尧时期，他擒杀的那些恶禽怪兽的地点，除畴华在河南汝南县东南，凶水在山西大同境内外，其余均在山东，即：青丘在山东的广饶县北、桑林在兖州西北、洞庭在东平县北二十里，蚕属山下。至于射日之事，虽未见载于何地，但就其“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山海经》）之说，应在今四川松潘县东南一带。据《玄中记》云：“沃焦者，山名也。”即沃焦山，沃焦山即岷山，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县东南。后又“求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事出昆侖（即昆仑山，我国古史所谓昆仑山，系指昆仑中山之南部。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794页）；会宓妃于河南洛水，最后被徒逢蒙杀害。羿之一生事迹，除活动在豫、川一带，大多活动在山东境内，可未见有履足德州之载，“嫦娥奔月”也未见史有明说。但羿与嫦娥作为夫妻，依情度理。至于“羿射九日”、“嫦娥奔月”诸般传说，确与德州无关。
后羿，受封之前事多传说，无可稽考。可自受封之后，经历则有明简，史迹有踪可寻，渐可辩析。如前所述，后羿迁封立国有穷氏之号，源出封地穷石（今德城区境内），足可以证实是德州之人。自夺得夏之王位其间三十余年，其统治中心，一直在今德城区向东以及东南潍坊一带，这是众多史料典籍都证明了的。
从羿和后羿之死来说，都死于小人暗算，不得善终。东汉赵尔岐《孟子章句》中曾云：“《孟子·离娄上》曰：‘羿，有穷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众也。羿将归有田，家众杀之，”。朱熹注：“羿，……羿善射，篡夏自立，后为家众所杀。”袁珂驳斥说：“完全是主观臆测，毫无根据，《左传襄公四年》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不知是因羿与后羿之争，推及逢蒙、寒浞，还是逢蒙、寒浞之辩，论及羿与后羿，使的这些古代史学家们将这简单的表
象之似，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把逢蒙和寒浞也搅在一起。或许是他们看到羿与后羿的名字相近，都善射而著称，将二者合而为一。如果我们对《孟子·离娄下》中的“逢蒙学射于羿，……”稍作分析，就不难看出逢蒙与羿是正式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虽存上下之序，但和那等级分明的主仆之分是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寒浞是不能同逢蒙混为一谈的。
逢蒙既然与羿有师徒之谊，为何要杀死羿呢？“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专善射之名天下。”是否是逢蒙有悖于人伦，还是不敢公开欺师灭祖，才单人独行用桃木棒子在羿背后偷袭，将羿杀死。寒浞身为后羿下人，虽为后羿之相，但仍为君下之人，他先卑躬屈膝地求得后羿对他的信任，尔后寻找同盟，公开聚众反叛，把后羿置于死地。无论是徒背师，还是家奴造反，羿和后羿的结局：东汉史学家高诱在《淮南子》中把他们加以区分。《记论篇》载：“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注云“此尧时羿，非有穷后羿。”。《淑其篇》载：“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注云：“是尧时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鸟……非有穷后羿也。”而后羿却是被“家众杀而烹之。”所以，羿遇害后，人们怀念他的功绩，供奉他做了宗布之神，以祈求铲除灾难。后羿就不同了，与羿相比，他是绝对得不到人们供奉的，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沾了人们对此糊涂的认识一点光罢了。
神话和传说本来是容易相混的。史料中那些有关羿和嫦娥的资料记述，无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羿作为一名善射的英雄人物，只不过在流传中他的形象被神话化了，但“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更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渴望认识和征服及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
光阴何以称“寸”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什么把“光阴”称作“寸”呢？
原来，古时人们用“晷”来测算时间，在圆形石板上刻上表明时间的度数，圆心立一小棍，由日出到日落，小棍的阴影由长而短，又由短而长地映在度数上，即标示着时间。“寸阴”，即阴影缩短或延长1寸的距离，通常用来表示时间极为短暂。后来，人们使用“寸阴”来劝导大家要珍惜分分秒秒的点滴时间。古有《惜阴》诗云：“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吾辈方少御，更应惜秒阴。”可见，前辈对光阴是十分珍惜的。
（《摘自《大同晚报》）
羿·嫦娥·后羿
刘金忠
近闻议论“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有鬲氏国”等典故者颇多，乃于读史之暇，略作考证，亦一趣也。一仍旧贯，欢迎指教与争鸣。
一、关于“羿射九日”
羿，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流传千古的“羿射九日”“嫦娥奔月”之说，就是这个羿的事迹。初见于《山海经》之“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这是关于羿的神话的大要。一个下国，一个下地，说明他原来是个天神，后来到人间来“恤民百艰”来了。
这里所说的“帝俊”，就是舜帝。〈据郭璞《山海经注》〉但是，不同的典籍也有说“帝俊”就是“帝喾”的。“帝喾”是尧的父亲。清张澍粹集补注本《世本》云：帝俊亦即帝喾。在两种说法中，帝俊即舜帝的说法影响较广，姑从此说可也！既然，舜帝“赐其彤弓素矰”，要求他“以扶下国”，说明作为神的“羿”下放人间之后，是活动在舜帝时代。这个时期，史书上与“唐尧”并称为“虞舜”。而且有着“尧天舜日”之誉。据《孟子·离娄下》载，这位“神羿”，后来被他的充满妒忌的徒弟逢蒙用桃木棍子击杀了。传说，这就开了中国风俗中鬼怪害怕桃符、桃木剑等桃木制品的先例。《淮南子》许慎注说：“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二、关于嫦娥其人其事
嫦娥，又作姮娥，羿的妻子。她的名字又叫常娥，恒娥，常羲、常仪、尚仪……等。《淮南子·览冥训》记载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这是作为羿妻的最为流行因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然，文史典籍对于嫦娥的记载相当混乱，她的身份至少有三种说法，除以上羿妻说之外，又有帝舜之妻、帝喾之妻两种。毕沅说：“尚仪即常仪，古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鄙言与否姑无论，是生月之常羲，乃渐演变而为奔月之嫦娥；其身份亦由帝俊之妻，一变而为帝俊属神羿之妻。”恒与常同意，可能是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为姮。《说文解字》没有这个“姮”字，说明是后人为了避讳而为“恒娥”专造的。
三、关于后羿与有鬲氏国
后羿，是为了有别于羿，才称做“后羿”的。由于他的部落，地处东夷，因称“夷羿”；又因国名“有穷氏国”，历史上又称他为“有穷后羿”。他的史迹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贿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愿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有穷由是遂亡。”这就是一度篡夏从而进入了上古帝王名单的有穷后羿兴亡之始末。这里，“靡”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原来是夏的亲信重臣，后羿篡夏之际，不得已表面上降顺了后羿，实则忠于夏王朝，终于在约四十年后，以有鬲氏国为根据地，帮助少康恢复了夏朝，使出现了“少康中兴”的局面。
关于有穷后羿的家世渊源，《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记道：“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
有鬲氏国即古德州，德州学界有的人士认为，故址应在抬头寺乡武庄一带。逃来有鬲氏国的是有穷后羿的亲信大臣——靡，而不是后羿本人。后羿在国破之际被他的家臣杀了。愤怒的家臣们还把他“烹而食之”。后来，这个靡在有鬲氏国，收夏国和有穷氏国的残余势力，帮助夏禹的后人少康复了国。由此可知，后羿，主要活动在大禹为帝的夏朝，与羿活动在舜帝的“虞”朝（姑妄言之）不同。
综上所据，羿，与古德州没有任何关系；后羿，也没有来过古德州的记载。后羿与有鬲氏国的联系，仅仅在于他的一个臣子以古德州为根据地恢复了夏对于中国的统一和治理。
而问题在于，古籍对于两个“羿”的记载，也呈现了一定的参差和错落。《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但马上指出：“赐以彤弓素矢”这一点“本《山海经·海内经》之‘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两个羿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人。
四、作为旅游文化资源的神话传说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比较明白地得出了一个稍嫌糊涂的结论。我们有了作为神和作为古帝的两个羿；这两个羿雷同之处有如下几点：都是东夷人，都善射，都不得善终。有了一个可以领会成三个人的妻子的嫦娥。只不过，由于古今学者和通俗读物编辑们的精选，只有“射日”“奔月”等比较美好的东西得到广泛流传，而为读者所熟知罢了。
这些资源德州可以不可以利用？我的看法是明确的：未尝不可。理由是，当作一种风光旅游文化资源来装饰、点缀景点，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是两码事。这些资源本来都是神话传说，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考证近于不可能。既然全国史学界都尚没有解决夏、商、周的断代问题，何必为了记载并不确切的夏朝以前的古代神话争论不休呢？
据资料载，全国现有舜帝的故乡二十余处之多，孰伪孰真，短时间大概看不出结论。我认为，也不可能有一个圭臬式的结论。那就宽容一些，模糊逻辑一点吧。神羿射日也好，嫦娥奔月也好，这两则神话很美很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那就让他们在德州安下家来吧！
羿和后羿
张洪波
据《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帝俊（即后文中的天帝）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帝赐给羿彤弓素矰（zēng音增），让他下界体察民情，治理民间事务（大概也是代天巡狩的意思）。这也许就是有关羿之神话传说的开始。
这时的下界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淮南子·本经训》中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可怕的画面：在上古的帝尧时期，天空中有十个灼热的太阳，它们撒下了无限的光和热，晒焦了大地上所有的庄稼草木，一大群凶猛的恶禽怪兽到处肆虐横行，吞噬着无辜的生命。羿就是这时来到凡间，他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地到处奔波征杀，剿除了大地上的恶禽怪兽，射下了以过度的光和热为害天下的太阳（见《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yàyǔ音亚雨）、凿齿、九婴、大风、封豨（xī音西）、修蛇（以上均为上古传说中的恶禽怪兽）皆为民害”，羿下界后，“诛凿齿于畴（chóu音愁）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zhúo音灼）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恶神怪兽祸乱民间，百姓苦不堪言。其中为害最甚者，莫过于那“焦禾稼，杀草木”的十个太阳了。而这十个太阳的身份又是那样特殊，因此文中不能不略作说明。相传，天帝的妻子羲（xī音西）和为天帝生了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便是十个太阳，十兄弟都住在东海之外汤谷里的一棵大扶桑树间。每天都有一个太阳出来值日，其职责是巡视天空照耀万物，其余九日便栖居树间。如此周而复始，大地上四时有节一派生机。然而后来不知为什么，十个太阳一起跳到空中，其为害之烈可想而知。（事见《山海经》中的《大荒南经》、《大荒东经》、《海外东经》等篇）。羿应天顺人，上射九日（据《楚辞·天问》王逸注：“……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故留其一日也”）下诛群怪，成就了他一生的功业，“羿射九日”便是其光辉的顶点。
然而这一切却成了他后半生不幸的根源所在。他上射九日虽然有功于天下万民苍生，但其射杀的毕竟是天帝的儿子（而且几乎是斩尽杀绝），羿所有的功绩都换不回天帝的笑脸，解除不了他的失子之痛（《楚辞·天问》曰：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帝不若”意思是：射杀了封豨，把它的肉蒸作成鲜美的肉膏赏上献天庭，为什么天帝还是不顺心）。在天理人情面前，天帝动了私心，因此羿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贬下天庭，由无生无灭的天神，变成了一个倍尝世事艰辛的凡人，再也没办法返回天庭。
天上人间荣辱巨变，羿自是不免怀念那旧日的时光，于是他远赴昆仑“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见（《淮南子·览冥训》）。羿千辛万苦向西王母求来的不死之药被妻子嫦娥吃了个精光，她轻身飞向月宫，只把羿孤身一人留在凡间。以上大约便是“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的梗概。
后来，羿曾与洛水之神宓妃（宓音fú又称雒[读luò]嫔，传说为伏羲氏之女，后溺死于洛水为神）相处过一段美好时光。但不知为什么，这段情缘不知所终（事见《楚辞·天问》）。孤寂中的羿后来收逢蒙为徒弟，将其全身的技艺倾囊相授，然而品行不端的逢蒙不但不思感恩图报，相反却因嫉生恨，用桃木大棒害死了恩师（见《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淮南子·诠言训》云：“羿死于桃木棓[bàng音棒]”，许慎注：“棓，大棒，以击杀羿”）。以上可算是羿一生的不幸遭遇。
关于后羿（古籍中也有称之为“帝羿”、“夷羿”的记述），我们从有关记载中大略知道，他从五岁起就开始向楚狐父（一作楚弧父，史迹不详，应该是弓箭手或山间猎户）学习射箭，待成年时，他已是艺冠天下了（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三·夷羿传》云：“夷羿有穷氏，五岁得法于山中，传楚狐父之道”。其注引《括地象》云：“羿五岁，父母与之入山……遂捐而去，羿为山间所养，年二十，习于弓矢”）。关于后羿的家世渊源，西晋先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则进一步做了如下交代：“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这段话告诉我们：后羿祖上世代都是帝王主管射礼的官员，到帝喾时又赐给他们家“彤弓素矢”，后将他们家封为诸侯（据上下文看，这应该是后羿袭职之前的事）。
后羿何时继掌射正，史书的记载并不十分明确，但其腾达发际以后之事，我们可以在《左传·襄公四年》里看到这样的记载：“昔有夏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熊髡（kūn音昆）、尨圉（méngyǔ音盟雨）（数人皆上古贤臣）而用寒浞（zhúo音浊）。寒浞伯明氏之谗弟子也，伯明后寒弃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匿（tè音特，邪恶之意）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quān音圈，悔过之意），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sì音四，拿东西给人吃）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大约是穷石之都门或宫门）。”这就是说，后羿自鉏地来到穷石建国立号后势力逐渐强大，后来他趁夏朝政治衰败起兵取而代之。在这之后，后羿并没有吸取夏的教训。他荒淫无道，专门以游猎为乐，政治不明贤臣被逐，奸佞小人寒浞趁机而入。寒浞明投所好献媚邀宠，暗中培植个人势力，最后乘乱起事将后羿杀死，连其儿子都未能幸免。
关于后羿之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楚辞·天问》以及现代著名学者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得知另外一个原因：后羿在驱逐太康的征伐中，杀死了夔（kuí音葵，尧舜时的乐官）的儿子伯封并吞并了他的封地。然而此时的后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伯封全家斩草除根，而是贪恋伯封之母玄妻（亦作眩妻）的美貌，将她霸作自己的妻室。玄妻因丧子亡祀（谓之儿子被杀封邑被废，家国两脉均不得延续）之恨，于是同寒浞暗中勾结，合谋将后羿杀死。后羿不修德政恣意妄为，既亲信劣迹斑斑，连本国人都不屑于收留的小人外庭，又宠幸怀有刻骨之恨的仇女于后宫；他却置心腹之患于不顾，一味地骄奢淫逸纵欲狂欢，以致激起变乱，不被杀被烹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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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就上述内容进行研究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羿和后羿确实难以指证为一人。
我们先来看看二者身份的区别。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羿”是这样解释的：“羿……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清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对此又作了详细说明。关于“射师”，段注中简洁明确地指出：“……是尧时羿也，能射十日，缴大风，杀窫窳（yàyǔ音亚雨，即前文中之猰貐）、斩九婴……非有穷后羿。按许云，一曰射师，亦谓尧时羿”。至于“古诸侯”之义，段注中的解释也十分明了：“此谓有穷后羿，……夏后时诸侯夷羿国也……夏少康灭之”。结合前文来看，羿和后羿的身份之别再明显不过了。
羿作为天帝（即前文提到的帝俊，一说为帝喾）的射师，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部下的一位神祗，地位十分有限（射师本来就是下级官员）。至于他下界之后的一番作为，虽然也是轰轰烈烈，但他是因射杀帝子而触犯天怒，想来天帝是决不会再给他加官进爵的。这一点，从羿被贬下凡间不得重返天庭，便可推知一二。就其全部遭遇来看，羿只不过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平民英雄。
而后羿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如《帝王世纪》中所载：“帝喾以上世掌射正”，仅就这一点来看，后羿的家世和前面的羿倒有几分相似（射师、射正好象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名位不怎么很高的下级官职，大概后人也正是因此而产生误解），但是自帝喾以后的景象便大大不同了：他们家受封鉏地，有了自己的食邑，地位自此开始升迁；后羿袭职迁封穷石又因地建号，成为一国之主；至于驱逐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成为一朝帝君，其身份更远不是一个小小的射师羿所能相比的。
这身份之别从二者的称谓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羿前为下级属神后为平民，无爵无号，因此不能加冠称，只能直呼一个“羿”字。关于后羿，有人曾认为他和羿在生存年代上先后有差别，冠以“后”字以示区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先后的“后”字古代写作“後”，古文献记载中后羿均记作“后羿”而不是“後羿”，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后羿之命名决不是表示顺序的先后之别。其实这个“后”字的意思在《尔雅·释诂（gǔ音古）》中的解释再明白不过了：“后，君也。”另外在《尚书》的《大禹谟（mó音膜）》、《汤誓》、《仲虺（huǐ音悔）之诰》等篇目中都有意思相同的记载；在《尚书·舜典》等古籍篇目中，“后”字又被解释为诸侯之意。无论为君为侯，这个“后”字都符合后羿的身份。如此冠称，一如“后帝”、“后唐（即帝尧）”、“后稷（jì音记）”、“后启（禹之子）”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由此看来，后羿之“后”是身份有别于羿，而决不是年代先后有别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所以《帝王世纪》等书中也称后羿为“帝羿”；又因为后羿是东夷族的首领，因而《左传》、《路史》等典籍中也称之为“夷羿”；另外，后羿迁封穷石，因地建号称有穷氏（见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羿居穷石之地，故以穷为国号。以‘有’配之。犹言有周、有夏也”）。因此，史籍典册中为表示他和羿的区别，也多称之为“有穷后羿”。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里，纷繁的称谓代表着人物不同的身份。如果我们能由此入手深入进行研究，便可以澄清许多模糊认识，便可以明白做为平民的羿和做为帝王的后羿决不应该是一个人。
羿和后羿的史迹亦是杂说纷陈莫衷一是，但如果能详加考辩。其实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精要所在。羿在上界时的史迹，古籍中少见记载无可考证，其作为主要在下界之后。他擒杀恶禽怪兽的那些地点畴华、桑林位于南方，青邱远处海外，洞庭不必细说，凶水偏居北狄（上述均见于东汉高诱《淮南子注》）。射日之事虽未见载发生于何地，但其事既是应尧之所命，其行自然应当是在尧之左右，尧帝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想来射日之事应当是在平阳附近（没理由跑出很远）；日落沃焦，是在东海之中（见《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鲁迅《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云：“……沃焦者，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后来求灵药于西王母，事在昆仑；会宓妃于洛水，地处河南（洛水在黄河以南）。羿最后授徒遇害之事，悠悠千年泱泱书海，总不见只字片言提及其地其时。上古传言本无凭据，今日有君笔下生花突来奇说，实在是有点不可理解。
总观羿一生的事迹，多在秦、晋、中原及湘、汉之间，从未见有履足东夷的记载。嫦娥奔月之事虽未见明载，但她与羿既为连理，依常情而论，其事应当不会同羿相去太远。足以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诸般传说之事绝与德州无干！
史书中关于后羿履历的记载尚为简明，其史迹亦有踪可寻。他继位以前之事以传言居多无可稽考。自从他在鉏地继位起，史迹渐可辩析。如前文所述，后羿迁封立国号为穷氏，源出于其封地穷石，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及臧励和《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书考证，这个穷石便是今天的德州（本文专指德城区）一带！
夏帝太康荒淫无道民怨沸腾，后羿于公元前2170年乘机兴兵夺位，取而代之（见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之后，他依穷石、据斟寻（又作斟鄩，为太康旧都，地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见《竹书纪年·帝太康》、《中国地名大辞典》、《辞源》等），建立起庞大的有穷氏国，至公元前2139年，后羿重蹈太康覆辙，被寒浞篡权杀身（见《纲鉴易知录》），这30余年，其统治重心一直在今德州向东至潍坊一带。这是众多典籍都可以证明的。
如果对上述资料再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羿和后羿的有关史料，似乎形成了有着各自不同特点的资料体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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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史籍浩如烟海，其间参差交错含混不清者在所难免。因此，史料研究中鲁鱼亥豕以讹传讹者实不少见。其实，如果能对这些内容认真加以研究分析，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例如羿和后羿名字中的这个“羿”字，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它本义是指鸟儿飞旋向上的样子。古人也许是受此启发联想，后来就引申“羿”的含义，以此称呼那些善射的勇士。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中对这个“羿”字做的解释还是比较说明问题的：“‘羿，帝喾射官’，故其后善射者皆谓之羿。有穷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这就告诉我们：古人因羿之善射而命名，后援以为例，凡善射者皆可如此称之（此多见于上古先秦时期，以后随着姓氏制度的严格完善，此种状况渐少）。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善射者非止一人，同名者亦比比皆是，岂能因同艺而同名便将其混为一谈？
《山海经·海内经》中曾记载有“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之句；《帝王世纪》中也曾经提到过“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至喾赐以彤弓素矢”等内容，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两条记述望文生义，将羿和后羿混指为一人，这也是一种误解。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需搞清楚什么是“彤弓素矰（或矢）”。其实，彤弓就是漆成朱红色的弓；矰，按照《玉篇·矢部》的解释就是“结缴（zhuo音卓）于矢也”，根据《说文解字》中的进一步说明，“缴”就是丝绳的意思，照此看来，素矰（其实就是素矢，这里矰和矢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义，就是系着白（白即素）丝绳的箭。据《尚书》等典籍记载，这是帝王专赐于臣下的佩饰。在制度森严的等级社会里，所有的物品（如服饰、器具等）一旦受到礼仪制度的认定规范，便成为一种仪仗，再由于帝王的赐赠，这便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比如这弓矢，本不过是用来射猎厮杀的器具，一旦变成王权象征的“彤弓素矢”，它便具有了无上的威严，受赐者佩之既是一种荣耀，同时也便具有了帝王所赋于的生杀征伐之权。一如后来商周时的黄钺白旄，秦汉以后的尚（上）方宝剑。这便是羿下界后为什么敢于擒恶诛怪大动干戈甚至于射杀九日，后羿在征伐攻战中为什么敢擅自杀戮诸侯（如伯封）的原因。既然这彤弓素矰（矢）是等级社会里王权的象征，我们也就不能再说它是专属于哪个人的特定标志，若以此为据将羿和后羿混为一谈更是没有道理。
羿和后羿都遭小人暗算不得善终。于是也便有人根据这简单的毫无联系的表象之似，将二者混同起来，甚至更将逢蒙和寒浞搅在一起。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曾注云：“羿，有穷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众也。……羿将归自田，家众杀之。”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这种观点不知是因为羿与后羿之争推及逢蒙和寒浞，还是因逢蒙、寒浞之辩导及羿及后羿，总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在他们看来，羿和后羿名字相近，又都因善射著称，所以二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又因为逢蒙学射于羿，自然应当随侍羿的身旁，所以他便是羿的家众，不言而喻，他的主人羿也就是后羿，逢蒙杀羿也就是《帝王世纪》和《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的后羿被家众所杀这回事。（如此推论，似乎逢蒙和寒浞也成了一个人》。这种含混错乱的矛盾观点，也许就是后世谬传百出的一个根源所在。如果我们以赵岐、朱熹二位夫子所本《孟子·离娄下》的那句“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稍作研究，其实并不难得出结论：学生身份虽逊于老师但并不是奴仆《也就是前文中的家众》，逢蒙学射于羿，证明他们是正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也存在着上下之序，但是它和那种等级森严界限分明的主仆之分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师生之间不存在那种严格的阶级地位的差异。古人云：“师徒如父子”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唯因如此，逢蒙才能够“尽羿之道”将他的本事全部学到手（倘若是主仆之分，纵然有缘分学得一二，也决不会象师生那样尽传其道）；同样也是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寒浞绝不能同逢蒙混为一谈。
逢蒙与羿既有师生之谊，按伦常之理二人也便有了一份亲情。因而逢蒙因嫉生恨心动杀机，便是有悖于人伦。他无颜面对师尊，大约也不敢公开的欺师灭祖，只能是单人独行（伦常治国的社会里，悖伦之举是不可能有人相助的），用桃木棒从背后偷袭；寒浞身为下人（虽然后来后羿拜其为相，但他仍然是君下之人），他首先卑躬屈膝地求取宠信，然后便内外串通广结党羽，动摇后羿的统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不会遭到拒绝（况且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因为利害相关，小人结党是不愁没人相助的）；待到时机成熟公开聚众反叛，把后羿置于死地，那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因此我们说，逢蒙和寒浞的身份性质截然不同，绝不能搅在一起，而羿和后羿更不能因此而混为一谈。
无论是学生背师，还是家奴造反，羿和后羿不得善终的结局倒很有几分相似；但仅仅是相似而已，如果据此而将两人扯在一起那便大错特错了，因为探寻他们的身后之事，我们发现更多的却是截然的不似：羿遇害之后人们怀念他的功绩，供奉他做了宗布之神（《淮南子·汜论训》中说：“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东汉史学家高诱为此还特别说明：“有功于天下，故死托祀宗布……此尧时羿，非有穷后羿也”）。以祈求他为百姓消灾祛难保佑平安；而后羿却是被众家臣杀而烹之（事见《帝王世纪》等篇）。杀死了还要被煮来吃，这该是多么深的仇怨。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后羿身后是绝不会得到人们的供奉的。与前面的羿相比，其优劣高下相距何其之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羿和后羿就是最好的注脚。如此迥异之事，我们还能再将二者指为一人么，此论又如何还能再令人便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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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总总写到这里，其是非高下泾渭清浊已经是明得不能再明了。然而就此讨论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什么，却不能不令我们为之长思。
前文曾提到过，羿和后羿的资料体系（如果可以称为体系的话）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只要对史料稍作研究我们便不难发现：史籍中那些有关羿的记述，充满着浪漫和幻想的绮丽色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更是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渴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坦率地说，那些关于羿和嫦娥的记述与描写，与其说是史料，还不如说是充满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文学作品更准确，羿和嫦娥就是这些作品所塑造出来的血肉丰满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然而从文史研究的角度上讲，象羿和嫦娥这样的文学艺术形象虽然可敬、可爱、可亲，但是却不可信，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艺术的虚构。对于这样的艺术虚构，我们可赏可叹，但却不必去攀援附引，若执意要给它附会出个籍贯宗谱之类的什么来，那可实在太有点胶柱鼓瑟了。
历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不少有关或类似于“射日”及“奔月”等内容的作品图案。这些发现虽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传说的源头和蓝本，但却向我们展示了有关羿和嫦娥等神话的形成演进过程，从而证实了这些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的那种广泛而又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证明了“射日”、“奔月”等传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羿和嫦娥是整个华夏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艺术形象，或者也可以讲，整个中华大地都是他们的家。
后观后羿的有关史料，虽然没有那么华丽的文彩，但是资料严谨脉络清楚记述准确，其真实性是让人难以怀疑的。诚然，后羿的形象不怎么完美，其所做所为也难免遭物议，但从事史学研究的角度上讲，后羿要比前面的羿和嫦娥更加真实可信得多。虽然他的名声让人耻于与闻，但是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权选择，因为这是历史！我们无须隐讳什么，更不必文过饰非，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鉴古知今，好好地把握住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顾炎武济南蒙难德州诸名士营救记
孙寿昌
顾炎武，明清之际著名进步思想家，学者，文献学家，诗人。他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传世之作。特别是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先生曾多次来德州访友，与德州结下不解之缘，后蒙难，德州诸名士鼎力营救，使先生免除囹圄之苦，这里介绍此事之始末，以飨读者。
一
顾炎武（1613—1682）明万历四十一年，生于江苏昆山县亭林镇一书香士族之家，原名绛，字宁
人，号亭林。明亡后易名炎武，以表示对南宋爱国志士王炎午的仰慕。他自幼在嗣祖顾绍芾的指导下，学习《左传》、《史记》、《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从十五岁他就阅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和多年的邸报①。他对明代朝野史实，兴亡之由，典章制度等都非常熟悉。在哲学上，他非常欣赏南宋大儒、思想家朱熹的“理”、“气”二元论观点。
炎武青年时代便参加了由张溥，张采领导的爱国社团“复杜”及反对抨击当时宦官权贵的斗争。1644年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他时年三十一岁，次年清兵南下，炎武积极投身昆山、嘉定等地人民自发地抗清斗争。清兵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对平民百姓疯狂地大屠杀，严重地伤害了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炎武的民族自尊心。亡国之痛，促使他的爱国思想在脑海里扎根萌芽，并占据其主导位置。
鼎革之变，江南社会秩序紊乱，他的家庭一再遭受抢劫②，更严重的是他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一条胳臂，其后生母与俩弟都罹于难。他的嗣母王氏绝粒身亡，王氏本是顾绍芾的儿媳，未婚丈夫顾同吉早夭去世，但她仍然决意到顾家当媳妇。过门后照料公婆非常细心周到，婆婆病，忍痛割下自己的手指熬药，当时昆山盛传王氏断指疗姑（婆母）的故事。王氏二十八岁时，抱抚顾炎武为子，从小循循善诱，教他读书明理。崇祯九年王氏五十一岁时，朝廷为她立了贞孝牌坊。而清兵攻入江南时，她绝食表示不作亡国之民，并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七日夜后，王氏溘然长逝。顾炎武对母亲的遗训刻骨铭心，后来在给他学生潘耒（音垒）的信中，曾提起此事“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殁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他母亲临终的遗言，对他一生行止，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改朝换代，兵连祸结，亦引起了顾氏家族内部矛盾的产生，其严重达到箕豆相煎的程度，如他在《答再从兄书》中述到，其族人逼的他“一壥不守，寸亩无遗”，“四壁并非己有，一簪不得随身”，他不得不将祖遗田产“半价而卖”而又“倍息而举”。他家世仆陆恩之叛投，本乡富豪叶方恒公然侵夺他家田产，并诬陷他“通海”（与海上倭寇勾结），后来炎武在江南被人陷害而下狱，这一非常事件，多亏
他的亲密之友路安卿兄弟二人大力营救而获释（安卿是晚明大臣路振飞的儿子），国仇家恨，冷酷险恶的现实环境，家乡是再也待不下去了。顺治十四年（1657）四十四岁的炎武决心“浩然有去志”③两匹羸马：一匹坐骑，一匹驮载竹箧，内装衣物书籍笔墨纸砚，离开江南，开始他流亡北方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漫游写作生涯。
凭炎武才华学识，去北京考个进士，猎取功名，立致卿相，是易如反掌、探囊取物之事。然而炎武不屑一顾，他标揭《行己有耻》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还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④。他以明遗民的身份，坚持爱国忠贞的民族气节，誓死不为满清统治者利禄所诱惑，至死保持高风亮节的风范。
二
炎武离开江南，首先进入山东，他选择了济南以东章丘县大桑家庄，置田舍为基地，开始对齐鲁大地的周游，遍历东部的莱州、即墨、崂山，西部的泰安、曲阜，北部的德州。他一面作着山川地理、郡邑沿革、名胜古迹、民情风俗的调查；一面广泛而又奇诡地访问明末“复社”的旧朋老友，遗民文士或诗人、退职的和一些关系可利用的虽已出仕清朝，但民族天良尚未全然泯灭的大臣和官吏。据《济南府志》、《章丘县志》云：顾炎武顺治十四年来济南，与学者张尔岐，马骕及诗人徐夜等订交，结为挚友。
张尔岐，济阳县人，字稷若。他父亲张行素于崇祯十二年、清兵破济南时，曾格杀数名清兵而被害。显然国恨家仇，反清爱国思想，与炎武是相似的，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由炎武为之序。
马骕（1621—1673）史学家，邹平人，字骢御，一字宛斯。顺治十六年进士，为淮安推官，终灵壁令。著有《绎史》、《左传事纬》，尤精春秋左氏学，博雅嗜古，炎武尤服之。
徐夜，新城（桓台）人，字东痴，一字嵇庵。崇祯十五年（壬午）冬，清兵破新城，徐氏一家被害五口，其母王氏被清兵逼得投井自尽。痛母之死，痛国之亡的徐夜，弃家飘流到江南，他“诗不存稿，投到水中”。他在《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诗中写到“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怨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为高吟。”来抒发对大明的怀念之情，过着远离朝市、悲凉的隐士生活，其遭遇与炎武大同小异矣。
炎武在曲阜还有一位挚友颜光敏（修东），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吏部考功郎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著有《乐圃集》。
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来游鲁西北重镇德州，他首先拜访了已故明大臣程绍（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之孙程正夫（先贞）。程先贞（1607—1673），字正夫，别号葸庵，以祖荫授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由于不慕荣利，淡薄仕途，中年辞官归里、又逢鼎革之变，林居三十载，杜门简出，以读书写作自娱。先贞比炎武年长六岁，以兄视之，志同道合，首先订交，先贞在《赠顾征君亭林序》中说：“每过吾州，辄见访，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或留信宿，浃月怪时，然后乃得去⑤。”炎武在《德州过程工部》诗中写道“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每逢佳节至，常得草堂开。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迴。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⑥。”足见俩人友谊多么真挚，炎武每次来德州，都是住进程家（州城里石头牌坊街，今石芦街）。后又结识了李源，李浃、李涛兄弟。
李源，字星来，一字江余，德州人。他是明乡贤李诚明的嗣子，顺治二年举人，三年进士，授官山西河津知县。当时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原明大同总兵
姜瓖降清又叛，“号称反正，易明冠服，据城反清”，其附近十一城皆应⑦。河津豪宦张家壁内变为应，城失，李源突围奔芮城，向李浃请兵，前驱击贼，克河津，擒家壁，事平。后罢归，终生不仕，过着隐士生活。
李浃，字孔皆，一字霖瞻，德州人。顺治二年举人，三年进士，授官延庆知州，又调茶陵州。清初，反满思潮，抗清行动，遍及神州。由于李浃为人禀性仁恕，不愿镇压百姓，滥杀无辜，被大吏以失察之过降山西芮城县令，后罢官归里，再不出仕，隐士终生。
顾炎武每来德州在程家，以他渊博的史学知识，给朋友们讲解经史和《易》学。他在朋友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而严格的，他鄙视功名利禄，注重德行、节操和学问。德州李浃、李源虽然出仕清朝，但都是民族天良没泯之士，其思想内心是相通的，友谊是亲密真诚可信赖的。
炎武以山东为基地，漫游范围并非局限于鲁，他曾数次出游冀东和北部的边塞，出过山海关、居庸关和古北口，做些地理调查和古迹的访问。在河北，他住在冀南广平府曲周县晚明大臣路振飞的儿子路安卿家。在北京有时住进报国寺里，有时住在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们的官邸里。他还曾四次南归，远到浙江，还去过一趟西北，和山西、陕西的朋友们做些初步的联系。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曾“五拜孝陵，七拜恩陵”，其眷恋故国之情，可见一斑。
三
康熙七年（1668）山东即墨发生了一桩黄氏家奴姜元衡控告其主黄培、黄坦、黄贞麟“南北通逆”案。首告状文《南北通逆》一禀，略云：“山左有丈石诗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遗清等社，皆系明孽臣与招群怀贰之辈，南北通信，书中确载有阴叛与中兴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义，小则谤读言，大则悖逆。”
又说，“北人之书，曰‘斩虏首’，‘拥胡姬’，‘征铁岭’，‘杀金微’，又有‘思汉威仪’，‘纪汉春秋’；南人之书，有起义，有举事，有‘县高皇帝像恸哭等事……”⑧。奴控其主之案，虽就其动机说属陷诬，文网甚密的清初，民族矛盾相当敏感、尖锐、复杂。这种政治性的“逆诗，逆文”案件，那还了得，由县闹到省城济南府。不巧此案涉嫌又牵连到顾炎武身上，因此先生在济南下狱七个月。消息传出后，炎武的朋友们闻讯立即奔走呼号：有富平的李天生，曲阜颜修来，德州程先贞，李浃，李源等。他们各自利用同年、同僚、官场友好关系和个人的声誉、才名、及社会威望，八方疏通，上下斡旋，鼎力相救。最后以“通逆一案，荒诞无稽。奴控其主，负义抅陷，好讼之徒，事无实据。驳回谬诉，不准再讼。”不予立案，批死完事。
炎武终于在朋友们，特别是德州程先贞、李源、李浃兄弟诸名士的大力营救下而获释。经过此次非常事件，炎武便产生了舍弃在山东的漫游，计划到西北去定居的念头。康熙十四年（1675），六十三岁的顾炎武离开山东，经河北、入山西，住进祁县戴廷栻（枫仲）家里，隔了一年，他又移居陕西华阴朋友王宏撰（山史）家中。王诗曰“气以艰难壮，怀因诵读新。重逢面黧黑，垂老惜征尘。”炎武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但看上去，他毫无力衰老迈感觉疲倦的样子。
陕西，一个距离京畿较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省份，又恰值大暴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对于顾炎武的反清活动是有利的。他曾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义，实与他省不同”。⑨又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⑩当时，他有一首诗《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
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荫旧翠长浮院，菊蕊初黄欲照畦。
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他怀着反清复明的伟大抱负，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到陕西住了五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日，七十岁高龄的顾炎武外出，上马不慎失足坠地，次日凌晨，这位学者、史学家、文献学家、诗人，与世长辞了。他艰辛而勤奋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不朽的著作。他的好友李因笃（天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惟吴郡顾亭林征君不愧斯语，征君与古文词纵横左史，诗独爱盛唐。”〓
顾炎武仙逝已经三百一十八年了。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精湛宏富的学识，为后人学习敬仰。
“千金”原指男子
现代汉语中的“千金”是指对女孩子的爱称。而它最早却是对男子的称呼。据《南史·谢诎传》记载，安徽当涂的谢诎，十岁时就能文善诗，被人称为神童。其父谢庄对他十分钟爱，称之为“吾家千金”。从此，不少父母对特别喜爱的儿子都称为“千金”。
把女子称为“千金”，那是元朝以后的事。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中有一句“乃是官宦家的千金小姐”，首次将“千金”与“小姐”连用。此后，不少话本小说把女孩称为“千金”，作为对女孩子的专门称呼。
（摘自《湖南工人报》）
大顺军在德州被逐简述
孙寿昌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正月初三，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随之封功臣，命官职，定军制，平物价，开科取士，檄告远近。继之，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兵分两路，进军山西，直隶（河北），直捣北京。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攻破京师紫禁城，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李自成登临皇极殿（今太和殿），明祚亡。
近畿之山东、河南，大部传檄而定。当大顺军还没有到达之府、州、县城，腐朽的明朝地方政权，一片混乱，各级官府官员如惊弓之鸟：有的逃遁，有的隐匿，有的等待观望，有的准备投附，其统治机构已成瓦解之势。大顺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畿内，山东、河南，诸伪官单骑之任，士民胁息不敢动，恣意刑虐，首勒绅衿助饷，少靳，即收拷”。（见《平寇志》卷十）据直隶《（乾隆）景县志》卷六“杂识”载：“三月十九日，果毅将军张某入（景）州东掠……。越二日，置伪知州贾元麟，肆虐逞凶”。山东情况也大致相似，据《（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何振先传”载：“李自成既陷京师，宫车晏驾，乃遣其巨师郭将军者，以精骑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处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继又别遣余贼，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再看河南归德府一带情况，据《豫变纪略》卷六载：“夏四月，伪官（即大顺地方官员，以下简称伪）入归德。府属一州八县并管河通判，一时伪官贾士美等十人来上任……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
从各地史志记载看，当时大顺军在接收冀、鲁、豫（限于豫北、东、西地区，豫南还有明军驻守）广大地方政权是多么顺利，有些边远偏僻县城，只委派一人前去接任就可以了。大顺军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直隶、山东及河南大部，并没有遇到明地方武装力量的反抗，非常轻松地建立了大顺各级地方政权。
一
德州为鲁西北重镇，地理位置，北拱京畿，东连齐鲁，西通漕运，南接藩省，又是皇粮漕运寄存之所，可谓“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战略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顺军进兵山东，德州首当其冲，必经之地，据《（民国）德县志》载：“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师，遣贼将郭陞狥山东，四月初八日，陞陷德州，设武德道闫杰，伪知州吴征文。”大顺军攻下北京后，李自成马上命郭陞为大将军，率骑兵快速进军山东。当时，明德州知州朱咸庆（直隶衡水人）早已望风而逃。四月初八日，大顺军并没有遇到明军反抗，而顺利地占领了德州城，设置了文武官员，建立了新政权。
大顺德州牧吴征文，武德道防御使闫杰，接任德州后，本应首先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民心，访贫问苦，团结各阶层广大人民，打击潜伏的少数敌对势力，巩固新政权，才是最最紧要的当务之急。然而，新政权并没有这样做，出乎意料的是，上至文武官员，下至兵卒，兴高采烈地陶醉在胜利之中。高枕无忧，一味的认为“大功告成”，“大顺江山永固，从此天下太平了”。其警惕性置于脑后而丧失殆尽。他们财迷心窍，大搞所谓“追赃助饷”运动（对官僚士大夫缙绅追索金银）。不分青红皂白，粗暴地严刑拷打，酷刑追逼金银财宝，达到疯狂的程度。
其实，新政权不了解当时社会详情，所谓上流社会之官宦士绅，大多数都想投附新主，幻想易主后再求得一官半职，坚持抗拒新政权只是极少数。而大顺官员，目光短浅，良莠不分，一律采取粗暴手段，把这部分人强行赶到对立面的绝境，迫使这部分人走投无路，不得不挺而走险，决心颠覆新政权。
二
当德州大顺官员正在搞“追掠缙绅”之时，一场暴力推翻新政权的阴谋也正在酝酿之中，州城官僚士大夫们感到与大顺政权无法合作，水火不容，人人自危，顺则死，反亦则死。反或许侥幸转危为安，转祸为福。由邑人明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讚明，生员谢陛（谢重辉之父）等人，秘密四面筹划，八方串连，纠集一切对大顺政权不满的力量，准备孤注一掷，伺机而动，起来与大顺政权拼命。
古城德州朝阳门外，柴市大街东首，有座药王古庙，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该庙香火极盛，四方商贾云集，民间文艺杂耍，应有尽有，规模极大。二十八日那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庙会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人涌如潮。两台大戏，对台而立……。城内大顺军，无事可干，百无聊赖，闲困难耐，军纪废驰的士兵们，三五成群地纷纷出城去逛庙会。远远望去，高台大戏、锣鼓喧天，人挤如蚁，懒洋洋的大顺兵，说说笑笑，游荡进人海之中，挤身于戏台之下，浸沉在欢乐之中。
经过周密布署的州城官绅，得报大顺兵都出城逛庙会、看大戏去了。认为，时机已到，事不宜迟，马上举行武装暴动。命人首先急闭州城四门，拉起吊桥，切断城内外交通。随继，手持长枪、朴刀的所谓义军，蜂涌杀向州衙。此时，州牧吴征文、防御使闫杰，两人正在后堂饮酒作乐，州衙内仅几名亲兵护卫。当暴动武装旋风般地冲进州衙时，几名护卫早已变成刀下鬼，吴征文、闫杰还蒙在鼓里，压根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俩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二人的脑袋已被砍削落地。
逛庙会的大顺军士兵，得到城内首领被杀的消息后，急忙想回城取武器，进行拼杀斗争时，为时已晚矣。此时，士兵们群龙无首，束手无策，心灰意懒，各为己想，纷纷逃散。这一事件经过《（民国）德县志》说：“州人御使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讚明，生员谢陛等合谋诛之，为怀宗发丧，起义兵讨贼，并诛景州、故城、武邑、东光等处伪官。”另据《（乾隆）德州志》说：“德州士绅谢陛等乘当地举行迎神赛会之机，派人在城外搭台演戏，搞的很热闹，诱引士兵去看戏。大顺士兵竟空城而出。谢陛等急闭城门，举行暴动，杀死防御使，州牧各官。大顺军队也随着瓦解。”
三
大顺军攻破京师后，上至将帅，下至士兵，无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然而当时形势非常复杂险恶，如：明朝在江淮一带还有守土大臣路振飞和巡按王燮。豫鄂边境还有左良玉的主力部队。还有入川称王的张献忠及其他起义武装。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八旗清兵……大顺政权面对这么多的敌对势力，怎么就没有引起大顺政权官员们的警惕，而犯下了惨痛的历史错误：志小见浅，视财如命，斗志消沉，军纪败坏，士气低落，思乡厌战，上下腐蚀而变质。对一个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致命错误呵。
《平寇志》说：“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訉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大顺上层把得到的政权当儿戏，只顾掠夺数以万万计的金银财宝，运往西安。政权不保，金银财宝再多能保的住吗？上行下效，大顺士兵也“身各怀重资”，有些士兵把抢到的金银首饰，千方百计捎回家去，这样一支“只爱金银财宝，不顾政权安危”的队伍，能得天下？治天下吗？果然山海关一战，大顺军惨败，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极称帝，三十日命焚毁紫禁城宫殿和各门城楼，率军匆匆撤离北京。进京出京仅四十三天，大顺上层愚昧，失策，荒唐到何种地步。
大顺政权派往各省各县上任官员，对李自成仓促撤离北京，尚不知情，还在那里大搞“追赃助饷”，搜刮金银哩，直隶的宣府、清苑、定州、大名、长垣等。山东的德州、青州、临清、济宁等，河南归德府的一州八县等地，都相继发生类似士绅武装袭击大顺地方政权的叛乱，从而导致大顺地方政权被消灭的悲惨结局。
大顺军四月初八日占领德州，二十八日被官绅暴动而消灭，仅存二十天。究其败因：坚持扩大化错误的“追赃助饷”政策，不善于联系团结百姓，失去人民支持，陷于孤立、被动、无援、挨打的境地，这种沉痛历史悲剧教训，给后人以启迪、深思、回味。史也，为鉴。
梁启超慧眼识俊才
吴秋辉，清末临清人，久居济南。他天资聪颖，卓异不群，对六艺、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建树。他的著述，从不走前人之路，从不袭古圣贤之言，自称“己之说一出，中国二千年之学术乃根本动摇，直复无存在之余地”。不论是他自己独创或是推翻古人成案的著作，他证据确实，义旨宏远。清华大学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所长梁启超先生偶读吴秋辉的《学文溯源》一书，深感吴有真才实学，远胜侪辈，称之为平生难得的天涯知己。随后二人曾几度传书，梁启超在复信中称吴“识力横绝一世，而所赁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并愿出资承揽吴先生全部未发表的著述，以公之天下。1927年，梁又派两位青年研究员专程去济南，特邀吴前往清华大学任导师兼教授。当时，任导师者均为海内名家如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辈，梁启超将吴先生与这些国学泰斗并列，可见对他是极端看重的。不料吴先生忽患感冒，兼之咳嗽，积久渐剧，未能成行。然而，梁启超慧眼识俊才的故事却传为千古佳话。
（摘自《齐鲁晚报》张容元）
私塾的管理与教学
华应民
古代经籍所载，文有私塾。《学记》中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痒，术（逐）有序，国有学”。塾乃旧时家庭家族或村庄设立的教学机构，是私人出资兴办的一种学校，是青少年读书的基本教育形式。
废科举，兴学以来，私塾开始衰落，但由于旧中国的教育发展缓慢，公立学堂寥落晨星，能就学的青少年仍在私塾里读书。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还有为数不多的私塾，直至全国解放后，私塾才不复存在。
私塾的办学形式大体有这样几种：
一是城乡的大家富户为自己的子弟延聘教师在自己家中设教。这种私塾一般只有一两个学生，其学习目的也只是求取功名富贵，科举时代纯粹为科举服务。废科举后，也是为升官发财奠立基础。在这种学校里，也有大家富户的亲族子弟在这里就学读书，称为“附学”。
还有一种塾师自己设馆收徒。有的秀才或童生，或兴办学堂之后的各类师范类毕业生，因不能高就其他职业，就设馆教书。学生只要交上一定的学费，即可入馆读书。不过这样的学校为数不多，因为塾师大多贫穷，无力筹措房屋及教学设施。
数量最多的一种是由私人募捐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这种学校称为“义学”，“武训乞讨办义学”，就是这类学校。以后发展演变为民办学校和民办公助，这种办学形式延续多年，城市街道上有这种学校，农村一般较大村庄都有一处，较小村庄数村合办一处，德州地区俗称“书房”或“学屋”。抗战时期农村村办学校，随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民办逐步发展为公办，城市学校也由民办发展为公办。
这样的学校在旧中国入学的学生有地富子弟，也有劳动人民子弟，不过劳动人民子弟上学，在当时大多是为了识几个字，会看信、会记帐、会打算盘，读三几年书便中途辍学。所谓“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只是少数。
“学东”与“塾师”
富贵人家，为了教育其子弟，在家设立书房，聘请教师，有的让老师住在书房里，日供三餐，也有的只供一餐；聘请教师的人家称“学东”，教师称学东为“东翁”、“东家”，学东家长称教师为“先生”。有的朝代，富贵官宦人家把书房设在院落的西屋，因为左为上，右为下，东为上，西为下，故而塾师亦称“西席”。沿袭到民国初期还称教师为“教席（教习）。
许多年来，凡从事私塾教师之业者，多系家境清贫的知识分子。充任塾师的水平不同，有造诣深的知名人士，这仅是少数，也有不少塾师知识水平很低，只不过借教书以糊口而已。
“聘师”与“就馆”
设立私塾的家庭，确定聘请某人为师，于旧历年前把聘书送达所要聘请的人，叫做“下关书”。应聘者把“关书”留下既定，只等来年“就馆”（开学）。
教师就馆，一般于正月十六。这天学东在书房里设孔子牌位，上写“至圣先师孔子之位”，以学东家长为首的各个学生家长及所有学生都聚在一起，教师在孔子牌位前焚香行跪拜礼，然后，学生按年龄依次对孔子牌位向老师行跪拜礼。然后，学生家长也要向老师抱拳行礼，但教师必须拦住。这就是拜师仪式，也就是开学典礼。富庶之地还吃顿“公饭”，对教师祝酒。
教师的聘任期是一年。是年，腊月十五日（最晚至二十日）私塾结束教学。学东设宴款待教师，席散之后，教师回家，此称“解馆”。如来年继续聘请，年内要另下关书。
“聘师”、“就馆”实际就是一种雇佣关系，允许学东解聘，也允许塾师辞职。所以解放前称教师为“自由职业者”。
“束修”与“节礼”
束修是学生家长送给塾师的工资。工资数额没有统一规定，都是“聘师”时介绍人讲明的。一般是学东拿的多一些，附学的学生拿的少一些。一般是端五节交一部分，中秋节交一部分，解馆时全数交清。
端五节、中秋节，学生除交一部分束修外，还给老师送“节礼”，“节礼”所送的礼物多少轻重不等。
教学内容及课程
私塾无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学习年限。其教学内容可分读、写、讲、作四方面。
读 主要是《四书》、《五经》。读的顺序从《百家姓》读起，然后读《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有的也兼读《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合解》等。凡是读的书都要背诵。每天早饭后，教师教给学生新课，这叫“号书”。教一段，学生便回座位朗读、背诵。教师教几段，学生背几段，背过了，这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果一本书读完了，并能从头至尾通背，这叫“背通本”，背熟了通本再读下本书。
写 写是练习大小毛笔字，一律写正楷字。学生每天写一“盘”大仿，一篇小字，一般都用方稿纸写。写大仿先从“描红”写起，再写“仿影”，然后写碑贴。写碑贴一般先写“柳”，再写“颜”，或“欧”、“赵”。学生写完大仿，要送交老师批阅，都是用红笔在好的地方“画圈”，在坏的地方“打杠”，在错的地方打“X”，这叫“盘仿”，然后发给学生，相互对照比较，以利提高。
学生写小楷多是抄书，每天可写一百至二、三百字左右，以备老师查阅。
讲 所谓讲，就是老师教给学生新课文，主要是教给句读和生字的读音，并不讲解内容。学生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老师就给“开讲”。一般先讲二论典故，然后讲《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老师讲后，学生自己理解、领会，然后向老师回讲。
作 主要是作文，从《四书》里摘句为题，体裁是论说文，有“义”，“论”等名目。有的老师每天让学生写文章，也有的三五天写一篇。清末，不少私塾教师让学生作“八股文”。开始学作八股文，先以“破题”学起。例如，作“学而时习之”这个题，可以写“圣人以学勉人，时习要关”作为破题，然后写“夫子不时习，不可为学也”，作为承体。然后，就是“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学到“入手”叫做半篇，学到“束股”叫做满篇。半篇和满篇是学生写作水平的标志。“五四”以后，私塾里的“八股文”逐渐绝迹。
其次是作诗，以五、七言律为主。学作诗篇先学“对对子”，学“对对子”要先学对仗，实对实虚对虚，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另外，还学一些声韵知识，使学生懂得平仄。
教法与规矩
私塾里的教学是注入式、填鸭式，个别讲授的教学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程度讲授不同的内容。
私塾里的规矩一般都很严厉，学生上厕所要领“签”。因为上下课都是半天，中间没有休息。讲台桌上放着戒尺，学生如果违犯规矩或做不完功课，背不过书，就是挨戒尺，一般是打手心。另外，还有“罚站”、“罚跪”等戒律。
私塾里有老师指定的“学长”，老师因事不在，都得听“大学长”的指挥。
上述的一些情况，到了辛亥革命后才有所改变，民国初年，发布了教育改革令，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体现了资产阶级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否定了君权和儒家独尊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科举概况
华应民
晚清时期德州所属各县的教育行政机构称儒学署。内设教谕、训导，管理选拔秀才事宜。县学称“学宫”，学生称“学童”，亦称“童生”。学习儒学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典籍。后又成立社学、义学、书馆、书院，剖析经义，以备科考。
考秀才称“童子试”，考场称“贡院”。秀才在当地宫学中有名籍，所以考取秀才也称“进学”。没能进学者，年逾八十仍是童生。根据考试的名次，秀才分廪膳生员（廪生）、增广生员（简称增生）、附学生（简称附生）。秀才换次补廪后，可按月到官府领膳米。秀才只能担任教书先生。
从秀才选拔到国子监（国学）肄业者称贡生。贡生实际不一定入学，清代有多种途径可以取得贡生资格。每年按资格换次推出的“岁贡”（又称换贡），遇皇家喜庆大典额外加考选出的称“恩贡”，每十二年保送一次到京城应试者称“拔贡”，每三年由学政选送“学行兼优”并经考试取得的称“优贡”。贡生的附榜称“附贡”。秀才得贡生资格后，可在宗祠或家门前竖花饰匾，以表光宗耀祖。贡生一般派任县学官（即教谕、训导），也有选任知县者。
在国子监里的生员称“监生”，监生分恩监，优监、例监。监生初由学政于秀才中考选或由皇帝特许，后来却可交钱捐买，叫做捐监，不一定实际入监读书，捐了监生即可入学考试。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逢子、卯、午、酉年于省城举行。以年纪科如甲子年称甲子科，丁卯年称丁卯科等。乡试考中科称“举人”。举人第一名称“导员”，第二名称“亚元”，所以中举也称“发导”。举人也有副榜。中举之后俗称“老爷”。举人可任知县，在野举人也有一定的地位，与知县称年兄年弟。
举人可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于京城举行），举人参加京试称“举子”，考中后称“进士”，进士与状元同科。殿试（皇帝亲临主持于宫庭举行）中试者为“科甲出身”。进士分一、二、三甲（等第），一甲名称“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统称“鼎甲”。二甲若干名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同进士出身”。殿试三甲者，一般派任各部主事官职，进士任知县者，乃大材小用。
进士被选进翰林院，称“翰林”，殿试一甲的进士，按例授职翰林院修撰或编修，二甲三甲授职翰林院检讨或庶吉士。从翰林院调官员入阁，加殿阁大学士衔，充当皇帝顾问，起草诏令，批答奏章。
封建王朝全国和地方历代的科举会试大同小异。大体可划分为三级考试。
一级考试称院试。院试前有两次考试为预考，每年一次在县城由县知事主持，录取者再府试，由知府主持，及格称童生。院试在府城举行，考中者取得生员（即秀才）称号。考官称学道或学政。
生员（即秀才）可免征丁粮（人口税），见县官不下跪，视为国家培养人才对象，要求各部门以礼相待，秀才比一般乡民高了一等。
二级考试称乡试。
乡试在省城考试，三年一次，考试时在秋天，故称“秋闱”。
秀才、贡生，监生通过乡试考取即为举人（或称孝廉）。中举者，社会地位很高，取得做官、进京考试资格。
三级考试称殿试。
殿试在京城考试，三年一次。考试时在春天，故称“春闱”。
殿试前有内阁大学士或礼部尚书主持的会试，复试，取为贡士，一般不落榜。
殿试在太和殿由皇帝亲临主持。殿试后为“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到了头，然后授职，最低任七品知县。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封建的科举制度执行“学而优则仕”的路线，学位越高则地位越高。
鸦片战争后，科举制度日趋衰弱至光绪三十二年（1907）彻底废止，被现代学制取代。
封建科举的考生规定是：
一、家庭出身为理发匠、成衣匠、皮匠、花子、奴仆、戏子、道士、巫医、屠户及三代中有妇女淫乱者不准参加考试。
二、考生入场要搜身检查，不准携带一切书籍。
三、文章定用“八股文”，“试贴诗”，为五言六韵，以毛笔墨卷成文。
四、不准触犯历代帝王先圣先贤的名讳，违者除名或定罪。
五、考官行贿，买卖关节者，分别予以杀头、坐牢、革职或降级处分。
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
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破题”用两句话说破题目要义。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
自“起股”至“束股”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也称“八比”。
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宋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作者自由发挥。这种形式死板的文体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概况
华应民
德县（现陵县境）隶属渤海行署。当时这个县东南两部与本省德平、陵县、平原、恩县衔接，西北两部与河北省故城、景县、宁津、吴桥毗邻，地处冀、鲁交界。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占据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后，即率同汉奸伪警备队侵入我德县农村。筑炮楼、修据点，到处奸淫烧杀，德县人民和沦陷区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0年四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德县县大队相继建立。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发表了抗日宣言，颁布了我党的政策法令，坚持了统一战线，建立和逐步发展了人民武装，开展了游击战
争，德县人民群众开始拨云见日。当时，德县划为九个区，均设区政府。一区即德县县城，为敌人占领。我区政府和区中队，游击于县城内外。自边临镇以东至德平为八九区，地处几县交界，为我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划区建政、发展武装的同时，根据我党指示，抗日政府提出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抗战八年，德县抗日军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根本改革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教育为政治服务。德县教育成了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有力武器，对德县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八年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是随着党政力量、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时县境内的学校，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抗日学校。一九四二年曾建立“德县抗高”。学生多是县、区青年干部和部分有炽热爱国热情的农村青年。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常随抗日县大队转移。实行“敌来停课，敌走上课”的游击式教
学。学校条件是“大地为睡铺，树林作课堂；门板当黑板，膝盖代课桌”。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到那里上课，使敌人捉摸不定，无法破坏。但是，当时正处于敌强我弱的时期，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这所学校被迫停办，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小学进行“隐避教学”。于一九四四年，德县又固定在八九区的邓集和东堂两村恢复了抗日高小。
抗日初级小学，多设在抗日根据地，完全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进行抗日民主教育。，这样的学校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德县境内逐步拔除敌伪据点后，由东向西不断发展的。
（二）抗日两面小学。这种学校多设在游击区。表面上是“自己办学自己管，自聘教员自拿钱”的各种形式的群众办学，对敌是公开“合法”的，实际上由抗日政府领导，执行我们的政策法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用伪装方式讲授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这样的学校为数较多。于一九四三年之后都建立了中心校区和抗日通讯网。所以，敌人“扫荡”刚出据点，通过我们的校村传递，很快都有了反“扫荡”的准备。
（三）中间两面小学。这种学校是两面派的，对敌对我是两面应付。教学内容多用封建的和抗战前
的课本。教师有的是地富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而被雇佣当教员。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未丧失，因而有仇恨敌人和惧怕敌人的一面，但又对我们有疑虑和不愿接近的一面。这样的学校和教师，在我们不断团结教育争取下，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多数转变为抗日两面小学。
（四）敌伪小学。均设在敌伪据点内，在德县农村为数不多，这种学校为敌伪控制，间有特务教师与反共特务结合，刺探我方军情，对我进行破坏，他们以法西斯的训导方法管理学生，讲授日语及伪课本，对我民族后代实施奴化教育。但是，其中有的教员也和我们建立某种联系，也有的学校有我们地下工作者。
以上几种性质的学校，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中间两面小学居多，间有部分敌伪小学。自一九四三年后，中间两面小学逐步变为抗日两面小学。敌伪炮楼据点不断被我拔除，敌伪小学在德县农村境内已寥寥无几。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德县除县城外均被我控制。我们的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蓬蓬勃勃。全县较大村庄都有了小学，都建立起农民夜校，妇女午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学习组织。这时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虽然还相当艰苦，但政治上、文化上翻身喜悦的情绪却十分高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起彼伏，特别每到傍晚和夜间，各村抗日歌声响彻四野，龟缩在炮楼据点中的敌人，只能愁肠百转，仰天长叹了。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在培养革命干部、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地方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保证革命胜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一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执行了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教育为抗战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需要大批懂军事、有文化的干部，德县抗日政府就举办了很多期干部训练班，开设抗战需要的课程。把学政治、学文化结合起来，培养训练了很多抗日干部。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政府就通过学校教育这个阵地及各种渠道和形式，对群众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广普及教育，广泛开办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加抗战。
为分化瓦解敌伪力量，我们还不断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少年儿童和有关人员把对敌伪的宣传品带入据点村或敌伪内部。组织教师书写敌伪人员“黑红榜”到处张贴。学校师生在敌伪炮楼附近夜间“喊话”，对敌伪军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悔过反正，争取立功等。
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是随着敌我斗争的形势与需要而灵活变更的。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对群众、对学生就进行“反扫荡”教育和应敌教育，教育群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教育学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对付敌人。
抗日战争中的学校教育，把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学校里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坚壁清野，转移保护抗战物资，秘密传送信件，保护抗日干部，募捐支前，运送公粮，优待抗属，护送照顾伤病员。有的直接参加封锁据点，破坏敌人交通，埋设炸药地雷，截击敌人车辆等游击战斗。在一系列抗日战争中，许多青少年儿童表现了聪敏灵活、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热爱祖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精神。
抗战时期的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成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阵地。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使教育和生产脱节，并把劳心者和劳力者区为贵贱。解放区的教育粉碎了旧的一套，破除了封建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教育制度，解放区的环境是农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曾产生两种矛盾：一是“学习要求与生产”的矛盾，二是“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的矛盾。因此，抗日政府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劳动光荣，以生产养学校”等号召。经过不断实践，在群众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充实了新的教学内容，解决了大量贫苦儿童入学问题，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解决“学习要求与生产需要”矛盾的办法，就是教育与生产结合，与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教学组织与生产劳动组织相结合”，“教学时间适应生产需要而灵活变更”。如农民白天忙，晚上闲，就组织他们上夜校。妇女中午闲，就组织她们上午学，冬季农闲，就开展冬学运动。下雨天，农民不能干活就办“雨天学校”。拨工组、变工队等集体生产时，就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田间地头”学习。总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方面都要和生产结合。有很多地方的群众教育，在组织上和教学内容上把抗战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学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许多经验。如男子变工组，妇女纺织组，它本身也就是识字组，利用生产的空间读书识字，学习服从生产而不妨碍生产。所读的书、识的字，有些又是抗日教育内容。对农民群众还时常进行有关生产的思想和政策教育，生产的知识技术教育和解放区生产管理教育，也很受群众欢迎。
学校教育也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对象变更教学时间和方式。小学设整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使学生按自己的空闲时间上学。农忙季节放麦假和秋假，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午班，以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由于生活在农村，而且是战争环境，平日经常参加劳动，所以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不断增强，还练就了经受风雨、吃苦耐劳的好体质。
解决“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矛盾的办法，就是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具体贯彻到发展教育建设学校方面来，“以生产养学校”。解放区的很多学校大都开辟了“学校生产”这条道路，做出了显著成绩。
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
抗战时期，由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由于敌我斗争紧张的战斗环境，我们的教育工作势必要密切联系群众，学校建立在群众之中，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都是普通劳动者，完全打成一片，平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特别在对敌斗争中，干部、战士、群众、教员、学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当时德县抗日根据地广泛流行一首歌曲“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老百姓好比河中的水呀，咳！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咳！离水的鱼儿呀不能活呀，伊呀咳！……”军民关系确是鱼水关系。没有人民群众，军队不能打胜仗，也无法生存。同样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也是骨肉情深，形影不离的鱼水关系。
“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是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在文化学习上，群众需要学啥就学啥。群众需要记帐、写便条、认钱票、打算盘、丈量土地……就先编这样的教材。村干部要和工作需要结合，就学“全村花名册”，县、区、乡、村名称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拥政，反奸除霸等政治词语。青年男女爱唱歌就先从歌曲子教起。冬季有些农民做小生意就结合行业学识字、学文化，这样学习积极性就高，学习效果也好。
学习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就是“能者为师”，会的教不会的，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兄弟姐妹互教互学。也通过学校教育开展“小先生活动”，让少年儿童带字回家，送字到门，到“炕头识字组”任教。有许多村庄，村村有黑板报，家家有识字牌。有些人家灶前放一块瓦片，写上字，妇女边烧火，边认字，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环境。
学校教育也是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办学，定期召开学校管理委员会议，学生家长代表会议，研究学校教育问题，教师经常走门串户征求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以上所述，只是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的概况，是全国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点缩影。有许多具体工作情况和群众创造的经验，还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儿童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有待进一步追忆和叙述。我想，这样做，不仅对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少年有某些启发教育，对自己也能够抚今思昔，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古代的“劝学诗”
古代的“劝学诗”按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劝其“立志”的。如：“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神童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又如：“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明·杨继盛《言志诗》）。
（二）勉励刻苦勤学的。这一类诗流传最广的是为人方正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代诗人刘过也写过一首题为《书院》的“劝学诗”：“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称时。”是说勤奋读书如农夫种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三）劝勉惜时的。“古乐府”诗《长歌行》道：“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结尾两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惜时”名句。
又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写过一首思想、意境与《长歌行》接近的《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四）劝其讲究学习方法的。宋代陆九渊写过一道题为《读书》的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强调读书切戒慌忙，贵“涵泳”（细细体会琢磨），真是经验之谈。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曾写过一首“劝学诗”道：“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提出治学的四个重要方面：多读、深思、虚心、躬行。
（摘自《语文报》）
附注
①朝内供大臣内部传阅的报纸。俗称“朝廷官报”也称“邸抄”。
②③（张穆《亭林年谱》）
④《日知录》卷13《廉耻》条与《降臣》条。
⑤《顾亭林学记》。
⑥《亭林文集》。
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21页。
⑧张穆（《亭林年谱》）。
⑨⑩《亭林文集》卷4与三侄书。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3《钮明府无准诗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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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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