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首古远的民谣，一个朦胧的移民故事
  从孩提时代，就听着奶奶一边纺线一边讲，咱村子里六姓，都是燕王登基坐殿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说着说着，奶奶还会娓娓动听的哼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
  要问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洪洞城北老鹳窝！
  那里本是那平阳府，
  那里有条汾水河……
  ……
  奶奶哼着这首歌谣时，神情是虔诚的、神往的、缱绻的，唱着唱着，还会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儿时，虽不懂得老人心底那浓重而悠长的寄许，更不可能体察其中的文化根因，但却也感到了那份深切与沉重，知道这时候是不能调皮嘻闹的。于是情不自禁的向奶奶发问：“谁是燕王？”“为什么我们要从山西往这儿搬家？”“什么朝代的事？”奶奶的解答全属模糊逻辑：“燕王是燕王。”“这边人少，让燕王扫北给杀光了。”“燕王扫北朝代。”燕王扫北是哪个朝代？这个燕王为什么要杀人？奶奶都解答不出，一概叱责道：“别打岔！”“一边子玩去！”——而我全然不懂这种用长辈的威严来掩盖文化困窘的难堪，一再刨根问底，奶奶就会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无奈地叹口气说：“快长大了去念书吧，书里准有！”久而久之，这首歌谣，连同这些疑问，竟流进了心底，流进了血液……
  于是我就盼着长大，盼着能念书的那一天。虽然由于那个饥饿的年头儿地瓜干子的严重不足而书也读得不多，但爱读书的习惯却保持了下来。这得归功于奶奶。
  及长，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文史知识，自不免特别留意这方面的记载。只可惜，出版物虽多，事涉洪洞移民的记载却有如凤毛麟角。事实一再打破奶奶那“书里准有”的论断。读起书来，不觉就对《诗经》里那些描写离乱之苦、思乡之痛的篇什格外动情：“四月维夏，六月租暑。先祖非人，胡宁忍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参加工作之后，出发到冀、鲁、豫三省的任何地方，与当地人攀谈起来，关于远祖的来历，几乎都有和奶奶完全相同的说法，都在流传与奶奶哼唱的类似的歌谣。这就更加激发起我的兴趣与好奇心：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在我心底里凝结成一种洪洞情结，撩拨得人心里时而激奋，时而烦燥……
  有了这样一个念头，也就有了探索的激情，也就不会因为史料的稀少而放弃努力。渐渐的，从一些史书上懂得了：所谓“燕王”，是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前的封号；燕王虽也曾奉旨征北，但并不以“扫北”名世，倒是为了和他侄儿朱允文争夺帝位，而兴兵征讨南京这一点，使他在历史上大大著名。民间广泛流传的“燕王扫北”，实应为“燕王扫‘碑’”，是那些用正统思想武装到血脉的大臣们对于朱棣的讽刺与蔑视：你作为朱允文的亲四叔，却和侄子争帝位，这就既“以长欺幼”，又“犯上作乱”，岂不把树立在南京城的朱元璋的“功德碑”也给扫掉了！潜台词是明白无误的叱责朱棣：“成何体统？”“脸面何存？”这就直接了当的为朱允文的“我大明”曲线救国了。朱棣为此挺恼火的，登基之后，把持“扫碑说”而又不肯转变观点的大臣们的吃饭家伙砍下来不老少。现在济南“大明湖”公园里的“铁公祠”所祭奠的山东布政使铁铉，便是持“扫碑”说而终以身殉的代表人物之一。
  朱棣当了皇帝，年号“永乐”。江山还是姓朱，社稷还是“我大明”，迂阔的大臣们不但白白丢掉了脑袋，还辜负了伟大的亚圣孟老师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真也有几分不值得！大概出于这个原因，铁铉的祠宇香火从来都不旺盛。铁铉没有成神。络绎如织的游人没有几个知道它的纪念意义，到那里去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风光漪旎的游玩去处罢了。
  然而“永乐”却是个不错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二年，为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明王朝当国之初，便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新：从朱元璋开始，年号固定，终生不变。从此，给了臣民们称谓方面的方便：“鸿武”就是朱元璋；“永乐”就是朱棣。“我大清”因袭了这种作法，后人们才可以称“康熙”“乾隆”什么的。在此之前，皇帝们一个个象患了“改元癖”似的，遇到好事先改年号。武则天在位期间，改元十六次。创造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李隆基，仅仅因为有人报告说是地下挖出了个什么值钱的好东西，马上改元“天宝”，这下子，“开元之治”变成了“天宝之乱”，还弄得后人们不知道该称他“开元”好，还是“天宝”好。
  不过，永乐帝和我们的老家（包括华北、华东、中原地区许许多多人的老家）从山西迁来到底有什么关系？既然面积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的人们都持此说，应当是一次政府行为下的有计划的移民了！这次移民与德州的关系如何？这些中心问题还是不甚了然。也曾向学有所长的前辈请教，皆曰：“民间传说，正史无载”！令人灰心而又绝不甘心！极想到当地去找点资料，说来也怪，在三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我出发到过北京、上海、西安等许多地方，远及古代西凉州——甘肃武威，但偏偏没有进过山西一步。有次到了河北井陉了，下一站就是娘子关了，却又因故折了回来……
  《明史》中的山西洪洞移民
  八十年代中，在“中国人口报”上读到一篇长约千余字的散文《洪洞古大槐树记》，作者王家铃，对这次移民作了概略的、艺术化的描写。美中不足的是所引史料极少，仍不足以解决我的疑问。但却也再度燃发了我的热情。乃自费购置了二十五史，在业余时间抉微钩沉，仔细研读。终于有所发现：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户口、田制〈上海古籍版“明史”第二〇七页〉记道：“……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宗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我为之狂喜，不管怎么说，“正史无载”的说法被打破了！没有文化的奶奶那“书里准有”的预言被证实了！
  同文记道：“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这可以领会作明代政府对移民的经济补贴政策。
  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在“民政部主管农民生产生活事宜的司长刘九皋的建言”下，明初的移民工作成为一项长期的、用以恢复元末以来因战争造成的农业经济的破败局面的有力措施。同文记道：“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指南京〉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又记道：……中书省言：‘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人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这可以领会成明政府对于屯田性移民的体恤和照顾，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
  正史的记载总是简略的。涉及到明永乐帝的就那么一段。明史为清相张廷玉等所修，当不至于有“为尊者讳”的顾虑。中国的正史除“前二史”即《史记》、《汉书》为当代人写当代史以外，余皆为后世人所修，在这类具体问题上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问题是，原始档案的阙如与详略不当均可能造成许多地方的隐诲不明。不过就是这样，也已经为明初的移民勾划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轮廓了。
  由于元末长达数十年的农民战争，由于战争的善后无人问津，造成尸横遍野、瘟疫流行，又由于水旱灾害频仍，华北地区人烟稀少，耕地过剩。在德州地区的许多县份都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新任地方官为了验证人少到什么程度，把银元宝放置到原野上的交岔路口上，三天后前往验看，元宝仍在草丛里银光闪烁，无人拾捡。这位朝廷命官大哭一场，给皇帝上书说：臣请从人多地狭之区往这儿移民。三个月不见移民到来，请陛下看在臣追随多年的份上，派员来给臣收尸。臣无民可牧，有疆难守；与其当不称职的地方官被皇上处死，还不如自裁了事。生不能当大明忠臣，死愿作大明忠鬼。把我埋到这里，也算大明曾置官设守管辖过这里的见证……朝廷怕他上来这股子孤忠脾气当真自杀，又为这番铮铮烈烈、忠忱感人的言词所动，乃决定从速移民。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选在了山西平阳府，即今天的临汾地区。临汾地处晋南平原，左有太行屏障，右有吕梁回护，俨然一个天然的“独立王国”；这里风调雨顺，人和物阜，人民勤劳，极富耕作经验而又极少受兵燹之害。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了这些地区“地狭人稠”、“村庄相连不盈里”，与山左、河朔、中原地区的地广人稀形成尖锐对照。迁民总站选定在人口众多、地理适中的洪洞县广济寺。因这里有一株千年古槐，遂被称为大槐树下、老鹳窝等俗名。
  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是一幅何其悲壮的画图！
  先民们按着政府的抽丁，往大槐树下集中，然后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横越太行山脉，往华北地区迁徙。别了，世代生息的热土；别了，依依长流的汾水河；别了，埋葬先人的祖茔；别了，相依为命的兄弟姐妹、三亲六故、师长睦邻……从此天各一方，何年何月再见？过去我和你吵过架，骂过街，这全都怨我，原谅我吧；高看我那留在这里的老父老母、兄弟姐妹一步吧！我给父老乡亲们磕头了……
  长须过胸的老族长们强忍悲恸，进行最后一次家训：“我的孩子们，你们不是去逃难，你们是为光大祖宗的荣誉，为皇上、为国家拓荒垦殖！不要忘了你们是尧帝的子孙！不要忘了列祖列宗是在尧帝的国土上发祥的，不要忘了祖茔还在这尧帝的故里呀，无论走到那里，都不要给家乡丢脸哪！记住这棵大槐树吧，这里有你们的根……”说着，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于是，人们眼含热泪，虔诚的、高尚的向家乡行了一跪四叩的诀别大礼，然后带着那份崇高与感动，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屯垦拓荒的征程。当他们眼含热泪走出一箭之遥，再向家乡投去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最后一瞥时，他们只看到了大槐树上那高高的老鹳窝……
  六百三十年后，他们的一个子孙在他的小说《故读》里，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对这次移民作了真情灌注的描述，曾受到诸多评论家的赞许……
  那时候，在作家的心海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先民们，在太行山脉的高陵深谷、羊肠小道上，前攀后援、艰难跋涉着。一路上，他们辞娲庙、过尧山、经微水、出石门……历经千般辛苦、万种悲楚，终于走出了大山的遮敝，来到了前所未见的广袤苍莽的大平原上。那身影，象最伟大的青铜雕塑那样富于立体感；那画面，象最伟大的油画作品那样清晰而又带着经典的古铜色。
  他觉得这就是我们民族历劫不复、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是我们民族生命力的一根砸不断、烧不烂、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折损的链条。
  这幅画面就此在他的心灵的底片上定影了。……
  于是他联想到共互触山、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羿射九日……
  于是他想起了尧与颛顼、舜与娥皇女英、禹与皋陶……
  于是他想起了孔孟、老庄、墨翟、公孙龙和他们的百家争鸣……
  他还想到了李世民和他的下级、包文正和他的上司、从岳飞到彭老总等等……
  他还想到了那些除去管不了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之外什么都能管的物事儿……
  他还想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的大大充盈和精神的相对匮乏……
  理所当然的，他还想到了“科学与文化、民主与法制”这样一个几乎涵盖了现代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概念，他觉得这是和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永恒的话题；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还将讨论着这些话题生活等等……
  于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意识到了一种责任：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以“炎黄子孙”的共同名分生活而且感到骄傲的人，都应该非常自觉的把自己变成民族文化的载体，以世代相续的“藜焰传薪”精神，把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下去；这种传绪，正由于“文革”刚过对于民族文化实行了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立体的大摧毁而濒于绝灭，因而特别迫切；
  思考至此，顿觉视野为之开阔，心胸也豁然开朗，于湖居士有诗云：“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是何等境界！
  所以他想再写一部；
  所以他需要寻根；
  所以他要到洪洞去……
  ……
  “靖难之役”与定居德州的山西移民
  老百姓口碑相传的东西，虽然在细微处难免有以讹传讹之虞，但在大的方面却绝不会错。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说谎或“同时记错了”，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事过六百年，奶奶坚信我们村“六姓”的由山西迁来都与“燕王扫碑”有关，当不会大错。那么，“燕王”朱棣与德州移民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依据现有资料，证之以口碑流传，原来与所谓“靖难之役”有关。
  经过几十年的杀伐征战，安徽凤阳的贫苦农民、雇工朱元璋穿戴上了象征天子威仪的龙袍与冠冕，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他在位三十一年后驾崩，而他立的太子朱标先于他死去，于是毫无“祖制”根据的将皇位直接传给皇太孙朱允文，史称建文帝。长达三十一年的统治，使穿龙袍的贫下中农朱元璋来得及收拾掉所有为他开基立业建树了汗马功劳的元勋重臣，以为大明江山消除“隐患”，但他却想不到会后院起火，他死后家族内立即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朱允文即位后，立即感到他那些“皇叔”们对他的皇位的威胁。他们一个个身居藩王之位，都有争夺大位的资格，且都拥有一支据说是为了自卫的兵力。于是朱允文根据亲信大臣们的意见开始“削藩”——不但削去藩王们的权力，多数还要加以肉体消灭。雄才大略的朱棣本来对没有接班一肚子意见，这下有了起兵夺权的理由，立即发兵“靖难”。叔侄双方都憋足了劲儿，打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争。在建文帝这边，“削藩”的重点就是这位武功赫赫的皇四叔。他削藩的第一刀就捡了在开封的周王朱肃，因为朱肃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而在燕王朱棣这边，争的就是皇位。南北两军兴师的目的都是很明确的。
  扼南北两京孔道的古战场德州，再一次成为“必争之地”。
  先是，太祖在德州置“德州正卫”，驻有朝廷精兵，又在北郊老虎仓屯粮。现在的德州市政府，便是明代的管理屯粮的政府机关——德州督粮道署。建文帝元年，朝廷的五十万大军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统帅下，“驰至德州”，驻屯下来，并在此提调各路兵马，进剿燕王的封地北平，大败后“退至德州”。燕兵乘胜攻德州，李景隆退守济南，德州陷于燕军。燕军收德州储粮“百余万担”。稍后南军又“乘隙收复德州。”……
  此后的三年，南军和北军象拉锯一样，投入兵力以百万计，在德州反复厮杀。德州象一块肥肉，一忽儿被南军攻陷成了明惠帝朱允文的“战利品”，一忽儿被北军夺取成了大明皇叔朱棣的“缴获物”；德州又象块面团，被战争机器来回的揉搓着，反复如是者十数次。
  如此惨烈的血战恶争，老百姓所受的惊扰与屠戮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德州近郊长庄乡境内的十二连营（城），是当年李景隆的屯兵之所，也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这里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初，还残存着明显的战争痕迹：地上劫灰沉湮，衰草荒丘，冷风斜阳；地下时有明代的箭镞、火器出土。农民耕作时不时会遇上荒冢朽骨，被犁耙带出，当是牺牲的兵士乱葬于此。其中夹杂着多少无辜百姓，只有天知道了。康熙年间德州学者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战事的惨烈：
  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
  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
  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
  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
  战争，造成了华北地区人烟减少。人民死于战火的、死于流离失所的、死于战后的瘟疫流行的………水旱灾害的交错肆虐，加剧了人口减少的趋势，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朱允文的五十万大兵终于不能抵挡燕王的精锐之师。李景隆是个书生，明史上说他“不知兵”“唯自尊大，诸宿将皆不为用。”这样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三军统帅，无可避免的弄到了部属“皆不为用”的地步，这决定了南军败绩已定。果然，他在屡战屡败后投降了朱棣。“虎貔熊罴五十万，纷如槁叶随风零。”“济上犹传铁太守，白沟空恨李将军。”他是在时势的无奈中作了投降将军。
  朱棣的替侄子清除奸臣的“靖难之役”以朱允文投火自焚而告结束。这标志着朱棣的权力之鼎得到稳固。他立即采取了两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措施：一个是将国都迁到了他的封地北平，并更名为北京；一个是在明初移民的基础上，再度从山西往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移民。他要弥补战争给这个地区造成的创伤——包括人口的减少与生产的恢复。而移民是解决这两件互为因果的大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明史所谓“成祖核太原、平阳……丁口，以实北平。”说明北平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德州地区的“丁口”已经出现了可怕的“空虚”了。
  迁都北京，开创了现代中国政治地理的新格局。从此，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象征——“三足宝鼎”正式形成。这尊宝鼎的三条腿，分别是西安、南京和北京。三座故都稳稳地拱卫着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拱卫着祖国母亲的腹心地带中原大地。在地图上，你怎么度量，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等腰三角形！一个这样完美的中国政治地理的“金三角”自西周奠基，历经漫长的二千五百零三年，至明永乐帝最后完成！——应该指出，只有明王朝才是第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把首都设在北京，只有明成祖朱棣才是第一个清醒的认识到把中国的政治中心设在北方的重要性、必要性的皇帝。在此之前的大元王朝、享有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的定都北京，都不过是因地制宜之举、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于是，我们德州一带就出现了一些“永乐”年间从山西迁来的移民。
  于是，这件史实便被老百姓口碑相传下来，并且象他们的村名一样，也象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一样，历千古而不会传错。……
  难道人们会传错了自己的村名？
  难道人们会记错了自己的祖先？
  不会的。
  只不过，这种流传的价值取向，也有着正统思想的消极影响。“正统思想”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东西，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试看人们只说“燕王扫碑”把人“杀光了”，却不说“惠帝削藩”把人给“杀光了”。“杀光了”云云，显然是一种夸张，而且是偏袒后的夸张。德州旧志的“艺文志”中，保存了几首清人描写这场战争的诗作，无一例外的表现了对于朱允文的同情。“自昔燕王觊神器，内蛇外蛇纷斗争。”“纨绔竖子何足道，青史秽传羞北平。”“屯兵谁失长河险？翦纸难招故国魂！试倚寒云望江左，铜仙依旧泣黄昏……”
  三百多年过去，从这些诗中仍然听得出对于朱棣的咬牙切齿之声。学术地位之高如田雯先生，以诗论史竟也全然不顾事实！可怜的李景隆那五十万“王者之师”，明明惨败得血本无归，他的声威仍被夸张为“扫秋箨”，意即扫荡垃圾。中国封建士大夫的“老王情结”，堪称牢固至极！凡是“先帝爷”已经决定的东西，一概进入法统，成为祖制。而一旦成为祖制，那就管它曾经祭起五股妖风，把老百姓的盘中餐当作“秋箨”给扫荡到爪哇国里去，也不能改动。反正只要按祖制办事，就显得“无限忠于”而成为进身之介、登龙之木。退一步说，也高尚也光荣也不会犯错误丢官儿，何惠而不为呢？难怪从枢机大臣到未入流品的鱼盐小吏，一个个都以精神上的“托孤之臣”自居，有一股子非得替人家皇上摆平家务不可的积极性呢？
  故事的结局——没有结局的故事
  去年初夏，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到晋南、豫东一带参观学习，就便作一点考察民俗、收集创作素材的工作。于是，我来到了“心仪久矣”的山西洪洞县。
  多少年来魂牵梦绕的洪洞古城，虽不能说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却使我没有一点点陌生的感觉。
  那古色古香的关帝庙大街，那全国仅存的一座明代监狱——苏三监狱，甚至那老街上店铺门楣上方的砖雕木刻，无不显示着洪洞的文明与古老，无不洋溢着浓郁扑面的明代气息。一街两行的各式面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面食总汇。卖刀削面的可以执面团在手，象削苹果皮那样，团团旋转，使硕大的一碗面竟然是一刀削成的一根，令人叹为观止，不忍下筷……种种切切，无不炫耀着典型的三晋风情。
  现在，我一步步走近了位于县城北郊的“古大槐树公园”。
  那株令千千万万炎黄子孙梦魂萦绕的大槐树，就在这座公园以内，第一代大槐树早已枯朽，第二代大槐树也已成老干虬枝，现在枝繁叶茂供人们瞻仰的，是第三代了。好象是一种民族延续的象征，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从那棵母树的老根上钻出的新芽。在古槐树荫里，树立着一幅陶瓷烧制的巨型壁画《明代移民图》，画家用凝炼而富于想象力的笔触，再现了当年移民远行在即、生离死别的动人场景。据公园负责人介绍，洪洞县政府已经把每年四月初一至初十定为“寻根祭祖节”，这样一个凝结着炎黄子孙与生俱来的追本溯源意识、寻根问祖情结的“金点子”，自然对海内外华人及华裔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这个县结识了一位张青先生，他多年来潜心于古大槐树移民史的研究，与同事一起著有《古大槐树志》一书，真可谓讴心沥血、孜孜以求，举凡当代能够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一一详列，实在是给中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于是有人乘便将资料收入自己的所谓“著作”中，一本业经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的严谨的学术资料著作，竟被收入一种非正式出版物中。这“收入者”极为聪明，把全书内容作了若干肢解，有些内容分别收入不同地方，并且不署原作者姓名。这样一来显得似乎就成了他们自己“编著”的作品。张青先生气愤之余，一笑置之：“好在收到他的‘书’里也是宣传洪洞！”这使我看到了洪洞人民的宽厚、善良与恢宏。他告诉我：“每年祭祖节时，总有大批美丽的小鸟，鸣叫着从北天而降，它们来到大槐树公园里，在大槐树上欢歌笑语，甚至落在祭祖的人们的肩头，轻轻的啄弄他们的头发、耳朵，十分亲昵。“祭祖节”一结束，群鸟随风飘逝，不知所向。拿几只送给生物学家请教，竟不知其名。洪洞人民于是自行名之曰“吉祥鸟”。我认为，从我们懂得了珍视民族文化并主动为此作些努力那一天起，我们的民族就要真正“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了！吉祥鸟的不期而至，正是征兆。大家深以为然。
  听洪洞的同志说，张青先生最初写“古大槐树志”时，极左路线的影响尚在，有些人对于编纂这样一本书自是说三道四。于是想到了北京中国方志学会会长、著名史学家傅振伦先生，如果请傅老为文作序，不但在学术方向上有所遵循，于政治上也是一种支持。但也难免有所顾虑：“傅先生位居清要，德高望重，会不会答应我们？……”。不意说明来意后，八十高龄的傅老击节赞赏：“大好事一桩！我欣然从命！”“一使这一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得以总纂保存；二使我辈得免于数典忘祖也！”等拿到“序文”一看，洪洞的同志们全都愣了；傅先生写道：“我家世居河北新河城召村，十二世祖傅百万、宝成三兄弟于成化十一年从洪洞迁来。以爱桑梓之情，并喜此书资料丰富、翔实可信，可补旧作《新河县志洪洞移民考》之缺，因应命序于简端。……”
  原来，傅老也是明代山西洪洞遗民的后裔；而且早在二十年代就写下过《洪洞移民考》；同时他的序言又提出了明代成化年间移民的问题。
  看来，一部民族文化的历史，就象是浩瀚的大海，任多少人付出毕生的精力也难以穷其理而尽其义，让我们为此而竭弩尽钝，用为民族复兴提供殷鉴。其中，那些移民史联系着社会的变动和经济的消长，更是弥足宝贵。明代“洪洞移民”，便是研究中国移民史、经济史的宝库，一块当代史学的处女地。美国犹太学会，收藏我国家谱、方志五千余种，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展、体质寿限……等，作为历史学优生学的依据。一个顽强图存的民族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拿来作为复兴本民族的范本！这使我震惊之余，心头泛起难言的苦涩与惆怅。扶膺之痛，涌入毫端。多年来，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都干了些什么？！时至今日，又拥有多少张青和傅振伦呢？有几位史家把这次移民作为他们的课题呢……近日在“新闻联播”中，见有关部门呼吁重视谱牒资料的研究，认为它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更加感到“文革”对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多么可惜！而这种破坏又岂止“文革”一次！从新闻媒体的报道看来，也许事情有了转机，无疑，这是令人欣慰的！
  现在，我来到了那庄严肃穆的祭祖堂前。我仿佛感通到六百年前祖先们那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我仿佛看到了民族文化的一个辉煌的制高点。一个古远而神圣的声音在朗诵着“诗经”的富于哲理的预言：“山有蕨薇，隰有杞夷。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我正衣肃容，绝无犹疑的大步登上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