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宋达民，又名天华，山东临清城关人。出身贫寒，因父母早亡而随兄、姐度日。幼时曾在一所教会小学读书，因聪慧过人，博得一个牧师喜爱。故小学毕业后，牧师又资助宋达民来德县博文中学读书。当时博文中学已有国民党的秘密活动，不久便发展他参加了国民党。
  1928年，北伐军攻克徐州。德县国民党想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但因兵荒马乱，道路不宁，又兼路途遥远，无人敢去。当时，宋达民便自报奋勇，愿徒步去徐州同北伐军联系。这一果敢行动，深受部分国民党员的赞许。宋抵达徐州北伐军参谋总部后，谒见了总部参谋主任顾孟余、上校参谋何思源。他们认为宋达民千里跋涉，投奔党国，是个有为青年，就留下他当了上尉参谋。北伐军占领华北以后，各县都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省党部便委任宋达民为国民党德县党部常委。当时，德县的一些国民党员为了争夺席位，拉帮结伙，又欺宋是外乡人，就选举张慧生为常委，而把宋达民送往上海一所大学读书。1929年，宋达民因在上海参加反蒋学潮被开除后，又转入北平中国大学就读。
  1931年，张慧生当了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宋达民也从中国大学毕业回德县当了师范讲习所教导主任。因宋为人趾高气扬，自以为对党国有功，故在言行方面不加检点而得罪了一些人，造成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教育局部分人对他极端不满。但因张慧生是县党部常委，对宋有所袒护，因而别人虽然不满，亦无可奈何，便暗中谴责张慧生。因张慧生曾参加过汪精卫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而被一部分国民党员抓住把柄，乘机对张进行报复，肆意攻击。后来，终于撤销了张慧生师范讲习所所长职务，换上了李奕南。当时张慧生已自身难保，更无力袒护宋达民，以后，即跑到河南郑州去谋生。宋达民孤掌难鸣，苦思梦想：如要在德县站住脚根，必须另找靠山。
  当时，新兴起的地方实力派李玉双（燕大肄业，曾任德县九区区长）与德县县长李树德私交甚厚，也想在教育界争一席之地。于是，李、宋二人便结合在一起，宋达民在师范发动学生，为争取每月两块钱的生活补助费，掀起了学潮。县教育局方面袒护师范讲习所所长李奕南，因此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酿成学生罢课一月之久。县长李树德便以李奕南擅离职守，荒废学生学业为由，撤销了李奕南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职务，另任李玉双代理其职，宋达民仍任教导主任。嗣后，宋达民到山东省教育厅，谒见了厅长何思源（何、宋二人曾在北伐军参谋总部结为好友），通过私交代李疏通，于是，何正式委任李玉双为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为了占领舆论阵地，宋又办起了《北鲁日报》社，李玉双任社长兼总编，宋达民、于圣言为副总编。然而由此却引起县党部和教育局不满。因李玉双是地方实力派，又是县长的挚友，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李玉双，就极力反对宋达民。李玉双为缓和这种不利于宋达民的紧张局面，只好让宋达民出去避避风头。因此，在1935年夏，李便资助宋达民到日本去留学。1936年夏，宋回国筹措了部分款子后又返回了日本。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达民由日本回国来德县，适逢国民党特务六部专员殷耀武来德县视察抗日工作，正巧与张慧生同住一起，经张慧生介绍，殷认识了宋达民和李玉双，于是责成宋、李二人组织战地服务团，准备将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嗣后宋、李二人各自在德县发展学生参加。但服务团还没建成，德县守军便开始撤退。李玉双回到德县九区组织抗日武装，而宋达民则带十余名学生随殷耀武去了济南。斯年冬，殷耀武派宋达民回德县组织抗日武装。他首先组织了于志良民团，后又组织了德县魏朝重、梁芝亭地方武装。因枪支不足就鼓动他们到吴桥县去起财主家的私枪。而后，宋达民又到吴桥县，活动张国基组织民团，抵抗前来起枪的队伍。因此，于、魏、梁见宋达民两面三刀，制造矛盾，便与他反目成仇。吴桥县民众见起枪的人不光起财主的枪支，还抢老百姓的东西，便很快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当时习称“打三梁家”。这场风波经李玉双从中斡旋后双方才停战，宋达民却受到重用，在吴桥县当了张国基的副司令。
  1938年春，德平、德县、吴桥、宁津、乐陵等各县地方武装为了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便由宋达民到各县游说（shuì），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司令部设在义渡口。司令徐仲扬，德平曹振东，吴桥张国基为副司令，德县李玉双为参谋长，宋达民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派了一名代表赵焕文任政治部副主任。宁津县派了两个中队归同盟军指挥。
  1938年5月，惠民县的刘景良以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名义，妄图“统一山东行政区划”，亲自率领一个旅进攻乐陵，想把三十一支队赶出县城。指挥部设在城南五华里的半截皋，守城部队是三十一支队的一、二路和特务团，形势极为紧张，一场大拚杀有一触即发之势。邢仁甫（三十一支队支队长，后叛变）向同盟军求援，同盟军派副司令曹振东，政治部主任宋达民率兵东进，以调解为名，实是援邢。曹、宋到达乐陵后，由宋达民和宋春元（宋哲元的弟弟，乐陵的开明士绅）进行调解。刘景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后，同意和平解决，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他委任乐陵县长；二是保证他的军需供应，不得干涉他的军事、行政”。三十一支队为了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接受了这两个条件。县长牟宜之遂进入乐陵县城，刘景良撤回惠民。
  6月底，曾国华、孙继先率领永兴、津浦两个支队抵达乐陵。宋达民意识到同盟军将有解体之势，就活动改编为八路军。曹振东、李玉双也都同意接受改编。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曹为洛阳支队，李为潼关支队，臂章也已印好尚待公布。沈鸿烈为了扩张势力，插手其间，以山东省主席的名义，委任曹振东为山东省保安第五旅，李玉双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团（因李玉双始终没打出这个番号，故鲜为人知）。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将张国基部队收编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从此，抗日同盟军这个组织便解体了。
  宋达民自从调解邢、刘纠纷之后，被排挤出吴桥县而耿耿于怀，就在八路军方面大造张国基的舆论，说他如何如何的反共等等，妄图借八路军之手消灭张国基。由于张国基的恶迹当时尚未暴露，故宋达民的诡计未能得逞。因此，人们给宋起了个绰号叫“申公豹”。后来，张国基得知宋达民经常在八路军方面散布他的坏话，对自己极为不利，就派人把宋请回吴桥。宋达民也深感八路军对他也不信任，便顺水推舟，又回到吴桥县当了张国基的“挂牌”副司令。
  张国基坚持反共立场，明着通过宋达民和八路军保持联系，暗中却捕杀共产党员和地方干部，极力向宁津、东光、南皮等县扩张势力，因而导致与八路军摩擦日趋严重。张国基因害怕被八路军消灭，就在距津浦铁路30华里的彭家修建了据点，并和日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共的秘密协定，否则在日军的“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1940年4月，李玉双被其部属暗害。5月，宋达民便乘机进入德县，与梁赞忱（李玉双的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共同收容李玉双的旧部，自任司令，王树梅为副司令，梁赞忱为县长（此时德县有三个政府，一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一是国民党政府，一是伪政府）。宋达民自从任德县游击部队司令以后，仍和张国基藕断丝连，不断带着部队到吴桥县境内活动。
  张国基龟缩到彭家据点以后，自以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因此反共面目日益暴露，不断破坏共产党地方政权，袭击八路军少数武装力量，残害共产党员，逮捕地方干部。
  杨忠、周贯五为了稳定冀鲁边区的形势，共同磋商，决定消灭张国基这伙反动势力。同年11月，由鲁北、津南出动两个支队，南北夹击、全歼张国基部队三千余人，张国基被击毙。此时，宋达民正带着他的部队在彭家一带活动，在消灭张国基的同时，也消灭了他的卫队，活捉了他们的副司令王树梅。后经德县县长王哲和武克明出面调停才将王树梅释放。又经曹振东从中周旋把枪支马匹也发还给了他。经过这次变故，宋达民日夜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深感随时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因此，他便决心投靠日军，妄图借日军之势，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野心。当他向部众宣布投敌时，中队长刘儒林提出反对，并严历指责他的叛国行为，宋达民恼羞成怒，当场击毙了刘儒林，借此威慑部众。
  宋达民投敌，是在1941年春。当时因孙公庙据点还未建成，他的部队尚驻孙公庙周围村庄，故宋下令强行抓孙公庙一带的农民抢修据点。3月初，鲁北支队见其公开投敌，便在一个夜晚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向宋达民伪部营地——老鸦张发起了战斗攻势。刚一接火，宋部即向西逃窜。因系夜间敌人去向不明故我军未加追击。宋达民钻入据点以后，自以为有了铜墙铁壁，更加疯狂起来。3月中旬，配合义渡口日军到东堂一带扫荡，逮捕了我地方干部崔振东、王林。3月底，我德县二区（非原德县二区，乃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将原德县九区划分了两个区，东堂以南至马颊河为一区，东堂以北为二区）区政府驻徐百万。宋达民派他的中队长田文明，小队长韩子彬率领所部，利用内奸解景文领路，趁夜间战士们都在沉睡之际，包围区队，收缴了区队全部枪支，打死了区长于洪臣。指导员张明远也受重伤。六月份，我德县一区（新划区）区政府驻冯家寨。宋达民派他的车子队（队长王海瀛、副队长王海瑞弟兄二人），由叛徒解景文（已参加宋伪部）领路，于黎明前包围了区队。伪队长王海瑞手提马枪，腰插匣枪到处找区长。当时，区政府的几个人都在睡觉，只有区长张博正在写材料没睡，忽听外面胡同里有脚步声，就拿起匣枪出门察看。这时，王海瑞也闯进门来，两人撞了个对面。王海瑞的马枪尚未亮开，就被张博一枪击毙，缴了他的马枪和匣枪。枪声一响，敌人随即包围了区政府。区政府其它四个人也都醒来参加了战斗。他们凭着三支枪，同十数倍于己的敌人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11点左右，敌人始退。当张龙同志带着德县三区队（吴桥南部为德县三区）赶到救援时，区政府只剩下张博一个人了。宋达民指挥的这两次偷袭，对我们的损失很大。他自知作恶多端，罪不容诛，深感孙公庙据点朝不保夕，便转移到津浦铁路东侧九华里的上村陈家另建巢穴，后又逃至沧州投奔靠山。不久宋又和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的堂兄勾结上，并和他的女儿结了婚。婚后，宋达民想通过其老婆的关系，钻进华北临时政府或政务委员会。是时他的妻子曾带领他面见了齐燮元，但齐的态度很冷淡，当面只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最后告诫他说：“光想当大官不行，得好好地干哪！”说完就传唤：“送客！”宋达民回到住所，感到大失所望，心情烦恼，而对妻子产生了歹意，每天指桑骂槐，故意刁难，致使他的妻子忧郁而死。后来，宋又和他原在德县师范时的女学生王桂馨结了婚。
  1945年，日军投降后，由于他反复无常，谁也不愿收留他，他只好逃往北平，企图另投靠山，结果被北平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收容入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从监狱里把他清查出来解回吴桥县，经过公审后处以极刑，时年48岁。
  1989.10.20
  乌龟本有好名声
  乌龟，现代成了骂人话，名声相当不佳。但是，从古时到唐代，或许还要更晚一点的时候，乌龟在人们概念中是吉祥的东西，它有着好名声。一是乌龟长寿，寿命可达百岁以上；二是古代以龟壳为货币，龟是财宝的象征；三是龟壳是占卜的工具，又是记载文字的工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为这些缘故，古代人视龟为宝。
  古人不但不避“龟”字，且乐意用“龟”字，用“龟”的形象。古代以龟为高贵。汉代丞相、列侯、将军等所用的银印、印钮都是龟形。；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所用银印、印钮也是龟形。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的大官，墓前的石碑可用龟座，就是龟驮石碑，五品以下的官，墓前石碑的碑基，不能刻成龟形。
  大约在元朝开始的，当时有人把纵妻行淫者比作“缩头龟”，一下子坏了乌龟高贵而神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