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我十三岁那年，也就是1928年，父亲已经从北京学习回来，在德县南关崇真小学教书。这年寒假，父亲回到家里，给我补习功课，叫我春节后到他那个学校去读书，我当然很高兴。我在村里虽然已经读过七年书，只不过是初小程度。这次到县城去读书，准备从高小读起。而高小一年级的学生，已经读过了半年（秋季始业）。我要去插这个班，就得把半年的功课补上（主要是算术课）。
  德县旧为德州，是鲁北历史名城，燕南齐北重镇。地濒运河东岸，是津浦铁路的一个大站（当时德石铁路尚未修建），南北交通的水陆码头。据《州志》、《县志》记载，德州一带古为有鬲氏之国，秦设鬲县，宋、金为将陵县，元设陵州，明、清为德州，民国改为德县。解放后建立德州市。德州旧有城墙，是明代洪武三十年建筑的。初建时本为德州卫城，后改为州城。原来城墙紧临运河，后来河道西移，河水才离开了城墙。至今在此处尚有一片坑塘，人们把这一带叫做“旧河”。
  德州自古以来，即为南北要冲。在元代修通运河，清末修通津浦铁路之后，地位更加重要。由北京向南经过德州，有通往九省的大道。在小西门外的大路上，有一座牌坊，上写“九达天衢”四个大字。沿着这条大路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尤以春季为最多。在城北的大路东边，有一座苏禄王墓（苏禄群岛现属菲律宾）。是明朝永乐年间，苏禄国王为反抗西班牙的侵略，到中国来访问，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回国途中，病故于安陵，厚葬于德州。至今还有他的后人，即温、安二姓，留在那里看守坟墓，现已成为中国的公民。由此可见，过去南洋诸国使节来北京时，也是走德州这条大道。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也逐渐侵入德州。在清朝光绪年间，即有美国传教士在恩县庞庄（在德州南边，现已并入武城）建立基督教会。1881年，传教士博恒理等在德州制造教案，知州曾被撤调。到民国四年（1915）这个教会就迁来德州，在城东南隅（通称东地，原为德州人墓葬义地）修建楼房，开办博文中学（因博恒理命名）和卫氏医院（因美国公使馆秘书卫三畏命名），并在德州南关建立教堂，开办崇真小学（意为崇拜“真主”）。
  从此以后，古老的德州便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
  在这年春节之后，我跟随父亲到县城去，这是我第一次进城。说到进城，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是多么新鲜的事啊！在这次进城之前，我对城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什么城墙呀，火车呀，还有运河里的船呀，都是些什么样子呢？就拿城墙来说吧，无论大人怎么比方解说，我总是想象不出城墙的形状来。我只见过一块城砖，那是有一年的正月十五，街上小铺的人从城边捡回来的，中间挖了个圆洞儿，装上花药，晚上用它放花（焰火）。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跟着父亲离开家乡，一路向东南行。经过几个村庄，在桥口（德州城西的渡河点）渡过运河，再穿过城西南隅的火车站，便一直走向南关。在这一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巍然屹立的城墙，帆樯罗列的运河码头，轨道交错的火车站，和那河里行驶的帆船，陆上奔驰的火车，感到大开眼界，胸怀顿时开阔起来！
  南关教堂在南关街路东。我随着父亲走进教堂门口，崇真小学就在教堂的院子里边。这处学校约有五六十个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高级班，把高小的一二年级合在一起，进行复式教学。一个是初级班。我父亲（江松庭）是校长，还兼一个高级班的教员。学校只有两座教室，三间教师宿舍，两间学生的住房。在学校东边，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教会的牧师（姓李、中国人），一户是教会的职员（姓贺，还担任学校的音乐课），房子都是教会的。这两户人家的东边院外，有一个南北很长的大水坑，其长度约与整个教堂东面的院墙相等，人们叫它后海子。后海子东边就是农田。走出教堂东面的后门，站在后海子边上，就可以望见东地医院和博文中学。学校的北边，是教会的育德堂（幼儿园）。学校西边就是教堂，教堂的西边紧临南关街。在教堂的北面，有一个操场，归学校使用。教堂南面，有一座钟楼，高六七丈，远在十数里外即可望见，是德县南关的制高点。每到星期日，那钟楼上的钟声四面传播，附近的教徒闻声即来做礼拜。在我到这家学校之前，听说还有宗教课，以后没有了，但星期日学生们还要随着教徒做礼拜。
  在我到县城读书的这年（1928年）春天，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帜继续北伐。但是这次北伐，在性质上与上次大不相同。上次的北伐，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人民大革命。那次革命，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相继叛变而失败了。这次的北伐，则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不过既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也还喊着几句革命口号，从而带来了南方革命的一些影响。在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北伐军到济南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命令绕道北上。五月上旬，北伐军到达德州，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军队，早在三天前就逃走了。德州各界代表，包括中小学生，到南关街南头的玉皇阁外边，列队欢迎北伐军。北伐军的先头部队，是冯玉祥部下方振武的队伍。方振武进城后，第二天在南关教堂召开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方振武报告了济南惨案的经过。德州铁路工会代表和博文中学的学生代表等，相继在大会上讲话，慷慨激昂，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这时我的脑海里，头一次感受到革命热情的激荡。据说在这次北伐之前，有些博文中学的学生，到南方当过学兵，接受了一些革命影响。在北军进入德州之后，这些当过学兵的学生，便成了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在嗣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德州的各界群众，不断集会游行，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学生们还组织宣传队，到街上进行抗日宣传，反对日军侵占济南的暴行，鼓动抵制日货等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伏彼起，震动全城。崇真小学的学生，也由教师带领，参加了这些活动。这是德州历史上空前的一次革命高潮，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之后，这个古老的县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所不同的，就是在大大小小的各种“衙门”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衙门”，即国民党县党部，它给人民又增加了一套新的精神枷锁！
  在这时候，群众的革命热情很快就低沉下去。人们看透了国民党并不想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所讲的那一套，不过是以孙中山做招牌，来掩盖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反动统治罢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在北伐后的一段时间，“中山牌”的商标大为兴时，不管是牙刷、肥皂、火柴等等，无一不是“中山牌”。有一次，有人买了一双胶底鞋，在鞋底上也印着“中山牌”的商标。人们冷笑着说：“这就是把孙中山踩到脚底下去了！”当时在学校里，虽然还唱着几支革命歌曲，例如：“打倒列强”呀，“三次北伐”呀，等等，但，它早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有一位小同学听到歌词里唱的“铲除新军阀”，问道：“谁是新军阀呀？”别的同学毫不犹豫的答道：“蒋介石就是新军阀！”但是，德州经过这次短暂的革命高潮，再加上“五·三”惨案的影响，群众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情，确实提高了一步。有些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正进一步探索着各种救国道路。我父亲的同学张仁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仁山是我父亲的挚友，经常来往，我称他张大叔。他是山东平原县人，家里比较贫寒，在博文中学未读完初中，就离开学校办工厂去了。他决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近百年的革命历史上，事实早已证明，单纯的“实业救国”，是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但他在当时的思想局限中，还认为这是可行的一个途径。然而要办工厂，就得有资金，有厂房，有机器，有工人。他没有资金，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去募捐；没有厂房，就利用德州税务街上的一座关帝庙，把神像搬出去做厂房；没有工人，就在家乡招来十几个青年，到城里来学徒。为了学会办工厂，他自己还到外地（山东峄县）去学习了一年。他这种实干精神，人们都很称赞，都积极支援他的活动。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凑集了一部分资金，买了几架旧纺织机，请了一位师傅，带着十几个徒工，居然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纺织厂来。他给这个纺织厂起了个名字，叫做“济贫工厂”。他自己做经理，经管一切行政事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每月只拿十五元薪金（这是当时小学教员的最低工资），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为了让工人学文化，在工厂里还办了义学。他激于爱国热情，不用进口棉纱（当时叫做“洋线”），而用国产的粗纱织布。但是这样一来，他织出的布价钱贵，质量差，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经常赔钱。几年以后，他这个小小的工厂，越来越感到难以支持，最后终于倒闭了。他这个实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他这种爱国热情，却是值得钦佩的。
  我在崇真小学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高小课程。由于学习了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功课，我的普通知识提高了一步。在学习中，我了解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近百年革命运动的历史，接受了一些革命的影响，反帝爱国热情更加提高了一步。在这期间，学校里有位张季良老师，他也是父亲的同学，平原县人，在博文中学毕业，当过学兵。他常对学生讲一些革命的故事，如“铁军”（张发奎的第四军，共产党的力量较强）在北伐中的事迹，汀泗桥战斗等等，使我很受教益。有一天，他在学生宿舍里对人们说：“中国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虽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早就被帝国主义瓜分了”。人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他接着说明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人们感到非常气愤！最后他说：“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今后如何，就要看我们自己了！”我这时开始想到，中国落到这步天地，今后该怎么办呢？
  192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张季良老师找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姚殿华、李保忠），到教堂北面的操场上，席地而坐，四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张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可知道世界上有个苏联吗？它就是过去的俄国。在苏联这个国家，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又说：“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也有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样的，普通人入不了共产党。”还说：“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个苏联，中国有个共产党，感到非常新鲜，非常振奋，非常鼓舞！心想，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但是，共产党这种不平凡的人物，要到那里去找呢？这时，那教堂楼角上的斜阳，已渐渐西沉下去。
  在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史书上总是写着：“天下大乱，群雄四起”。1937年的冬天，中国并没有改朝换代，但在冀鲁边境一带，却出现了这种“群雄四起”的局面。这是因为，在津浦北段相继沦陷之后，日军的势力还未深入到农村，因而形成了一片空隙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在有党组织的地方，党组织便领导群众，建立起革命武装；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队伍也乘机兴起。当时有句民谣：“司令满街走，主任多于狗。”这虽然有点挖苦，但也反映了当时名目繁多的各种队伍的情况。据我当时了解和以后听说，仅在德州周围一带，就有下面几种队伍：一、在河北景县南部，有一位做小生意出身的葛荣华，他组织了一部分人，称为“抗日义勇军”。
  二、在山东德县南边，有两股土匪，其头目，一个叫“高粱茬（当地音炸）”（即王化山，后来投敌任武城伪县长），一个叫“胖娃娃”（即李俊兰，又叫李秀芝），都是多年的惯匪，这时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三、陵县有一位于志良，他参加过1927年的陵县暴动，这时也组织了一部分人。据说他生活简朴，吃苦耐劳，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
  四、在德县东部，就是李玉双组织的“德县抗日游击队”。他和德平的曹振东，吴桥的张国基，于义渡口（在原德县与德平两县之交的马颊河边，是一大村镇），共同组织了“冀鲁边区抗日同盟军”。
  这些杂牌队伍，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标榜抗日，但是他们内心的打算却各有不同。因而在抗战进一步深入，敌人回师扫荡，环境更加艰苦的时候，便发生分化：有的经过改造，加入了八路军，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有的投降日军，当了汉奸；也有的和国民党挂钩，成了顽固派，与八路军进行摩擦。
  在我的家乡王官店（村），当时也成立了一个名目很大的小队伍。王官店东头有一位姜玉海，在旧军队当过兵。他和西头的江汝源，搞了五六个人，到陈庄（在王官店东南三里）一个地主家里，起出了几枝枪，小队伍便成立起来，称为“华北抗日第一军”。他请我三叔给他做“师爷”，第一项工作就是编造花名册。一天中午，他和江汝源来到我们家里，找到我三叔，我当时也在场。他拿出一个订好的本子来，里面已经划好了格子，这就是他们的花名册。他说着，三叔叫我给他们写。首先在皮面上写上：“华北抗日第一军”，然后在里面写职务和姓名：第一名是“连长姜玉海”；第二名是“班长江汝源”；第三名是“通讯员某某”；第四名是“炊事员某某”；第五名、第六名是“战士某某、某某”。全部人员只此而已。我真佩服他们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我三叔这位“师爷”，给他们造好了花名册后，就回天津工厂去了。后来听说，姜玉海以后参加了葛荣华的义勇军，因为意见不和，又把队伍拉出来，被葛部派人打死。江汝源住在家里，陈庄的地主勾结敌人，也把他弄到陈庄去杀害了。
  1938年春天，德县南关崇真小学已经开学，父亲仍然到那里去教书。祖父也在德县南关的陈家，当一名家庭教师。我这时也到崇真小学，帮父亲做一点教学工作。在这期间，津浦线的敌人已经渡过黄河，韩复榘不战而退，台儿庄大捷和徐州失守的消息相继传来。
  一天夜间，忽然听到学校西面的南关街上，有几辆汽车响着喇叭，向南急驰而去。紧接着，在玉皇阁外边断断续续的响了几梭子机枪。这时父亲也醒了，不知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床上坐起来，从窗子往外一看，院子里月光正明。在月光下，看见学校东面靠后海子的墙头上，有十来个穿着短装便衣的人，手里拿着大刀，一个接一个的由北向南走去。他们沉着勇敢，从容不迫，在月光下更显得威武雄壮，真是令人羡慕！我把这副情景指给父亲来看，父亲说：“不知是哪里的游击队，又来袭击敌人”。
  第二天上午，祖父到学校来，说起夜间的事情，祖父说：“外边传说八路军过来了，但不知在什么地方？”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父亲也激动的说：“不管八路军，九路军，打日本就是好队伍——共就共了吧！”（当时人们不了解八路军的政策，误以为八路军过来就要“共产”了）。祖父说：“人老了就没法说了，要说年轻的是该鼓鼓肚子出出这口气！”我听了祖父和父亲的话，就像“椅子上长了刺”一样，怎么也坐不住了！我想起曲阜师范，想起那些老同学，想起鱼台书院小学，想起凤彩同志……他们都在那里呢？敌人已深入江淮，我却还是坐在这里，日后有何面目见故友、同学？
  过了两天，父亲的同学张觉民来了，他是德县城东将军寨（村）人，原先在教育局工作，我称他觉民大叔，这时也躲在家里。他谈到城东的情况，我问他：“李玉双的游击队组织的怎样了？”他说：“早就组织起来了，听说有几百人呢。”又问：“他们在什么地方？”他说：“李玉双的司令部就在城东的边临镇，你要去我领你去。”我听到这个消息，便决定先到李玉双那里，然后再去找八路军，父亲也同意我去。张觉民走了以后，第二天，我便带了一个小包袱，里面包了几件单衣，离开了崇真小学。到德县城东去需要经过柴市街，而柴市街东头就有日本兵站岗。为了应付敌人盘查，我身上穿了一件月白大褂，手里拿着一本英文，装做到博文中学去学习，大摇大摆的走出柴市街。我经过东地医院，绕过博文中学，出了东堤（在东地东边的一道旧河堤），便顺着已经破坏了的德陵公路（德州到陵县的公路），一直向东南走去。这时满地的庄稼一片葱绿，谷子刚在吐穗。我想起有句农谚说：“六月六（农历），看谷秀。”这大概正是阳历七月初吧。
  我经过白家桥、土桥等村，然后到达将军寨找到觉民大叔，晚上就住在那里。第二天上午，我和他一块儿到边临镇去找李玉双。相见之际，李玉双表示很高兴！开口就说：“你来的好，就做我的随营参谋。”我想，我一点军事常识也没有，怎么能做参谋呢？但既然来到这里，也只好由他安排。他又对张觉民（他们也是老同学）说：“你还是躲在家里不出来吗？”张说：“我想再看一看。”李说：“等你出来的时候，我们坟上的草就该这么高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比划着（离地有一尺多高）。我听到他说的话十分豪爽，心里也很振奋！吃过午饭，他叫我在他的炕上同他一块儿休息，东拉西扯，谈到他组织德县抗日游击队的经过，以及他和德平（曹振东）、吴桥（张国基）成立冀鲁边区同盟军的情形。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书橱’，我什么都知道。”最后他问我：“你看是国民党的力量大，还是共产党的力量大？”并说国民党有多少军队和飞机、大炮。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地对他说：“我看是共产党的力量大！”他问“为什么？”我说：“国民党虽然兵多、武器好，但是不得人心；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国民党的多，但有群众的拥护。”他没有辩驳，接着又问：“在国际上，你看是德国能够胜利，还是苏联能够胜利？”我说：“我看是苏联能够胜利，理由与国内的大致相同。”他没有说话，以后就再不和我谈了。我想他大概已摸清了我的思想底细。
  德县的东乡，过去是有革命传统的。早在1924年，宋集就建立了青年读书会。1926年鲁北县委成立后，东乡的红枪会四万余人（内部就有共产党的活动），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被军阀徐源泉镇压。1927年宋集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进一步开展了党的活动。李玉双原系博文中学的学生，上过大学，后来成为地方实力派，在德县教育界有一定影响。他除组织了德县抗日游击队外，还成立了德县抗日县政府。县长是八区王淮安小学的校长王树梅。李玉双的游击队，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各区的民团、联庄会（他的队伍就是从组织民团、联庄会开始的），这部分人成分比较复杂，有些人在旧军队当过兵，个别的还有当过土匪的。另一部分，就是一些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员，这一部分是进步力量。李玉双主张抗日，但也有乘机扩充实力的思想。他自己曾说：“将来成为正式军队，至少也要编他一个营。”当时他有九个中队，虽然人数不足，却是一个团的架子。他拉起来的这部分人，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他自称是“橡皮司令”。意思是说，在各种矛盾之间起缓冲作用。他本人忙于各方应酬，很少在司令部办公，其实也无公可办。在开始的时候，他的队伍既不游也不击，坐吃山空。政工人员还做一点抗日的宣传，参谋人员则只是催给养，传口令而已。我去了没有几天，就遭到敌人的袭击，当时他不在家，司令部的人员仓惶撤退。有位排长（旧军队出身）带领本排的士兵打了一下，负了伤。李回来后亲自慰问，大加表扬。他看到自己的部队不能打仗，才开始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一方面建立政治部，并派政工人员到各中队去工作；另方面则派干部到八路军学习，自己的队伍也开始游动起来。这时，八路军的东进纵队（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已于七月初由南宫到达德县东边的乐陵。过津浦路时，痛击惯匪胖娃娃（在当地以善战著称），声威大震。到乐陵后，和同盟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同盟军司令部（驻德平县城）驻有联络参谋。李玉双时常到司令部开会，回来后常传达八路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以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
  我到这个部队以后，先是住在司令部，无事可做。后来派我到一个中队，没有宣布名义，我也不会工作，只是教战士们识字和唱歌，人家叫我“江先生”。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大刀进行曲》，这支歌也是从八路军学来的。教战士们一唱，确是振奋人心！在政治部成立后，我便到政治部去做宣传员。政治部主任梁赞臣，原为德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员，老奸巨滑。政治部共有十几个青年学生，分为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一个是宣传科。这两个科的工作，就是到附近村庄组织儿童团，教唱抗战歌曲，做一点抗日宣传。
  在“八·一三”一周年的前夕，八路军发起对津浦路的破击战，冀鲁边区同盟军包括德县游击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据李玉双到德平开会回来传达，这次行动的任务，是破击从沧州到济南这段津浦铁路，八路军与各地方游击队统一部署。八路军主要监视沧州和德州等处敌人，对破击进行掩护。各地方游击队则分段破坏铁路。德县游击队的任务，是破坏德州到黄河涯这段铁路，并袭击黄河涯车站。李玉双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袭击黄河涯车站，一部分破坏铁路，并发动一部分群众参加。李玉双亲自带领袭击黄河涯的部队。他派一个小队到铁路西边进行佯攻，自己带领主力进入车站，企图拿下黄河涯敌人的据点。我跟随佯攻的小队，绕到铁路西边，到处放枪，虚张声势。车站上的敌人，便集中火力向西面射击。我们隐蔽在一个坟地的后面，听到敌人的枪不响了，就转过去打几枪。等敌人的枪又响起来，便回到坟地休息，知道他反正不敢出来。李玉双进入车站后，发现敌人的据点已有准备，不好下手，只好把部队撤回。撤回时，我也随他们到车站上转了一趟。这次战斗，虽然黄河涯的据点未能拿下，但是破路的成绩却很不小，使敌人几天没有通车。我当时没有枪，只是跟着他们听了听枪响，参加了一次实战演习。
  我到政治部后，人们对八路军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大家感到，李玉双这个部队没有前途，都想去参加八路军。我到德县游击队来，本来就是为了寻找八路军，并不想在这里多呆。后来，听说八路军在乐陵有个干部训练队，便和另外几个青年，要求到八路军驻地去学习。当时地方上这种杂牌部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愿意干的就留下来，不愿意干的就走。梁赞臣听说我们要走，不好阻拦，便悻悻地说：“你们有本事的都走吧，我们没能耐的还留在这里。”我们离开政治部，经过义渡口，到了德平城，带上同盟军司令部的介绍信，便径直到乐陵去了。
  后来听说，李玉双的游击队，在我们离开之后，到1940年3月，内部发生了分化，李玉双被投降派剌杀。有个中队长董书斋投降敌人，到德州做了汉奸大队长，德州解放时被我军俘虏。梁赞臣到吴桥当了汉奸，解放时也被我军俘虏。下面的队伍，一部分参加了八路军，一部分被他们带走，大部分溃散回家。
  1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