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教士勾串无赖教民骗取寡妇产业，遭到了德州官绅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起重大中外交涉，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德州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即很快传入了天津，尤其该会传教士山嘉利（C.A.Stanley）等到达天津后，公理会更是加紧了对内地的窥伺。而大运河畔的鲁西北重镇——德州及其附近地区，便成为他们觊觎的主要目标。早在同治六年（1867），公理会即与德州一带民间的秘密会社有了一定的联系。其后，公理会便每年派传教士由天津至德州及附近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光绪初年，山东大旱，山嘉利、明恩溥（Arthur H.Smith）、博恒理（Henry D.Porten）、谢卫楼（D.Z.Sheffield）等公理会传教士，见有机可乘，便以办理赈济为名，于光绪三年（1877）先后窜到山东德州、恩县等地活动，很快在一年间收纳教徒150余人。至光绪六年（1880），美国公理会正式作出决定，以运河沿岸的庞庄（属原恩县）为据点，派明恩溥和博恒理两人驻扎，并在庞庄寨里占地建房，很快建立起一个传教中心。从此，公理会便以庞庄为基地，不断向四外扩张，并积极在各地网罗教民，强夺民产，“德州教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德州教案”（1880—1882）有两次大的风波。
  光绪六年（1880），博恒理进驻庞庄后，在向四周扩充势力的同时，认为运河岸边的鲁西北重镇——德州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可作教会传教中心。因而，他久欲在德州或德州附近获得一块地皮，设立教会基地。于是，他勾串德州城南15里第七屯的教民吴长泰，企图骗取吴长泰寡居嫂子吴夏氏的一份产业。他们利用光绪四年（1878）灾年之际吴氏全家曾受公理会赈济而“感恩图报”的心理，哄骗吴夏氏将一所余宅捐与第七屯的公理教会，充作讲堂。在博恒理、吴长泰等人甜言蜜语以至软硬兼施的诱逼下，吴夏氏终于被迫同意将夫兄吴长茂、夫弟吴长安所遗宅院一所，“舍给教会”，并请地方罗大成、本屯先生陆国顺充当中人，于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间立下了“永不反悔”的捐献字据，其内容如下：
  立字人吴长泰暨寡嫂吴夏氏，三弟妇吴潘氏、并次子保成，胞侄双盛，因全信耶稣道理，今同中人地方罗大成、陆国顺（说合），情愿将先兄长茂、亡弟长安所遗宅院一处，北平房三间，西平房四间，平门楼一间，土木相连，舍给教会，作为礼拜堂，永不反悔。东至吴振湖，西至伙道，南至门头地，北至吴瀛洲，四至开清。又有庄东地一段，约二分余，情愿给耶稣教会。恐（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光绪六年九月×日立。吴长泰、（吴）夏氏、保成、（吴）潘氏、双盛画押。
  为能尽快将房产弄到手，博恒理又唆使吴长泰出面，诱骗吴夏氏于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880年12月13日）立下了正式的捐献文约。文约内容是：
  立约人、孀妇吴夏氏与夫胞弟长泰同信“耶稣圣教”有年。既明天上主宰保佑之恩，又蒙荒年赈济之情；因与弟议，愿将自己余宅一所，上带北房三间，小西房四间，大门楼一座，捐输“耶酥堂公会”，以便讲道读书之用。今同教友陆国顺、地方罗大成、催头郑国梁，丈清宅基，共闲地四分九厘八毫二丝。照地应值实价共计银叁两壹钱八分五厘六毫，投报抽税印契过割，恐后无凭，立文约存证。
  七屯卫粮三分，吴瑞名下开。新立“耶稣教堂公理会”名下收。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立。
  博恒理等人哄骗民产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光绪七年八月初七日（1881年9月29日），“州官（陈嗣良）为此事传讯地方”。陈嗣良，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秀水，同治年间，曾署招远等地知县；光绪四年（1878）起，充任德州知州。他在胶东任职期间，目睹帝国主义者尤其传教士的罪恶行径，抵抗外来侵略的本能，使其很早即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此次美国传教士在其辖境哄骗民产一事被揭露后，他内心更十分恼火，决意书面阻挡。当他传讯地方时，为博恒理所悉。该传教士“当执其文约，前往州署呈阅”。陈州官压住愤怒，对其“按礼接见”，并“谕其照所立文约，另缮一份送至州署存案，俟查明该孀妇捐输一事，果出情愿，必为盖印”。这样，就很顺利地于八月初九日（10月1日）将其文约内容搞到了手。因查知此宅地基房舍捐输并非情愿，陈州官便计划动员吴夏氏将此宅院捐办官义学，故让来送文约的教徒“将约内所书之耶稣圣教名字改去，并将约内捐输耶稣堂公会等字，改为七屯官义学。又于约后改为官义学陆国顺名下收字样”。事隔不久，陈州官还“传集该州绅士，谕其劝戒该处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任何交接”，防止教会哄骗民产之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八月十六日（10月8日），陈州官又出示限制教会的晓谕，并四处张贴。其晓喻的内容如下：
  德州正堂陈谕：该地方知悉：查外洋教士在中国传教，原载在和约，奉旨允准，概不禁止。惟习教之人，亦必须严为稽查，以防滋生事端。本州前在招远县任内，曾闻教士言及“凡入教之人，均系正人君子，至匪类小人，一概不许入教”等语。以此谕示闔境军民人等，并地方庄长知悉：凡有愿习教者，既属正人君子，一概不禁；惟责成庄（长）地（保）邻佑等，随时查明习教人名、数目，赴州报名（明），以便稽查。自示以后，若匿不呈报，即系匪类小人，惟利是图，致扰洋教。一经本州查出，或经人告发，必将匿不呈报之邻佑庄地，从严惩办不贷，毋违。特谕。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德州各阶层民众亦纷纷掀起驱教运动，阻止教会哄骗民产等暴行，很快发展为一场全民性反教斗争。除将七官屯所捐宅院“放火烧毁”外，城内外铺主、雇主还将奉教者解雇。教会势力受到很大冲击。
  九月上旬（约11月初）间，博恒理将德州一带情形禀报给美国驻华公使馆，声称：“德州有一孀妇吴夏氏，住该州第七屯地方，因素奉耶稣教，去岁愿将地基及房间捐输与屯内公教会，作为讲经堂，随按其意见办成。该亲族亦俱情愿，并有地方及本屯先生作证”，无奈州官因此传讯地方，强令修改文约，并召集士绅，出示阻教晓谕。据此，九月十四日（11月5日），美国驻京署理公使何天爵（Holcombe，Che-ster）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德州一案情形，认为：奉教之人被其铺主、雇主解雇等情，“皆由州官不按条约，自出己见，张贴示谕而起”；并指出：“该教民在七屯设立讲堂，自应与释道二教之设立寺院无异也。是该孀妇所捐之地，与贵国律例毫无不合。而该州官有所阻挠，殊非合例。至州官所出示谕……不但违例背约，且系最易由此滋生事故”；因此要求总理衙门“转行饬知德州州官，仍按原立文约盖印，毋得按其不公之谕办理；并饬其嗣后格外留心，毋得自出何等意见，以致民教日久相安者，反至多事可也。”
  因未接山东巡抚咨文，总理衙门不明事件真相，乃据何天爵来函，于九月十八日（11月9日）照复何天爵：“吴夏氏如实系愿将房间捐作讲堂，按约自应照准……德州（州官）强令改为义学字样，办理自属未合”；但在照会中，总理衙门亦为州官限教示谕加以辩解：“所粘示谕，该州系为便于稽查起见……查其（教民）是否善良之意，并非有所阻挠。”对总理衙门“按约自应照准”的表态，何天爵曾表示“曷胜欣谢”，但对限教示谕的辩解，则十分不满。九月二十五日（11月16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仍据《中美天津条约》（1858）第二十九款关于“耶稣基督圣教……原为劝人行善……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等规定，指责德州陈州官所出之谕，声称：“今德州（州官）出此示谕，显系干预教士，稽察来习教者之权……该处所定办法，不但无故背约，无所得益，且多多有损……”再次要求总理衙门“即行咨饬该处州官，不得按此示谕办理，并饬其于中国教民如非犯法，不得有所阻挠也”。不久，何天爵又为“德州教案”专程前往总理衙门，带去吴夏氏手押及德州卫之戳记阅看。总理衙门亦当面告知“已转饬该地方官，不可稽查入教人名、数目、不可于教民与别项民人有所区别，总须看待入教之民，与奉释道二教一律。”
  当时，济南府知府梅启熙、山东巡抚任道镕都支持陈嗣良的限教做法，因而支持他在第七屯开办官义学而息争讼的方案。有上司的默许，陈嗣良的限教措施执行起来较前更为坚决。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20日），陈嗣良又派差持票，“传教友吴长泰与送教会宅基立约契同人罗大成等，催逼急速赴州”。并声称：“抚台来文，已定准将宅立为官义学，传尔等到案，具字画押。”除吴夏氏不在州境外，其余吴长泰、陆国顺、罗大成及吴夏氏夫弟媳吴潘氏等人，均被押赴州署。当时，吴长泰妻十分恐惶，急忙跑到庞庄送信给博恒理。初二日（21日），博恒理即又“执原文契赴州”，“往见州官，辨此办法”，希望能顺利“税契过割”。陈嗣良却“坚拒不许印契”，并言：“系奉上宪分示如此办理”，并将抚院（任道镕）札文给阅。几经交涉，陈嗣良“仅许吴长泰等讨保回家，候传吴夏氏到案，再来州听讯”。陈嗣良的所作所为，使博恒理恼羞成怒，遂又添枝加叶般禀告给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最后还危言耸听：“思此威逼改契，立作官义学，又势迫教民，具字画押，不遵和约，不服上宪，恶很（狠）诡诈，一至于斯，若不赶紧调处，圣会教民，祸莫测矣。”
  十二月十六日（2月4日），何天爵根据博恒理的一面之词，给总理衙门照会说，德州州官违约有三：“一系强改孀妇捐输房间，为作讲经堂之文约；一系饬令庄地邻佑人等，随时查明教民人（名）数目；一系谕饬绅士，劝谕商民不可与洋人有何交接。”另外，还在照会中附吴夏氏原立字据等件，企图证明吴夏氏是情愿捐输宅地；并指责德州州官并未按总理衙门的饬令办理；要求总理衙门“速行设法，饬禁该州官如此紊乱行为，使其明晰轻视上宪分示，必未干便”。最后，为督促总理衙门“速为查办”，何天爵还威胁说：“此后若无别法按理结办，本署大臣自必另派委员，由本馆前往德州查办”。
  尽管美国公使馆屡屡“抗议”、威胁，且总理衙门亦咨行山东巡抚任道镕从速结案，但州官陈嗣良和当地士绅仍凭借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不肯让步。当地绅民“为感州官能抑制洋人与传教者，送其匾额与万民伞”。而陈嗣良亦在其召集的士绅会议上表示：“无论有何重事，我在此一年，至于十年，必使洋人来此地不得安。”当地官绅士民反洋教情绪的持续高涨，致使美国公理会占地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
  在“德州教案”发生的同时，省城济南亦发生一起重要教案，是由美国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强买民房引起的。因这起教案久悬不结，光绪八年二月十七日（1882年4月4日），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本署大臣现已特派天津色领事（即色克，JasC.Zuck）及本馆前翻译官德尔乐作为委员，前往济南查办此案。”临行前，何天爵曾特为叮嘱色领事和德翻译，要他们途经德州时，顺便将“德州教案”设法了结。二月廿五日（4月1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北京行抵德州。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当地绅民又跃跃欲试，准备痛打洋鬼子。二十六日（13日），色克与德尔乐骑马前往州衙，沿途横冲直撞，很快遭到城内绅民的反抗。当时，参与反抗的除城内李姓店主为首的绅民外，还有不少四邻的乡民。因“适值征收上忙钱粮之时，四乡花户，纷纷进城完粮”；及见色克一行横冲直撞，亦十分气愤，并奋起响应城内绅民的反抗活动。他们嘴里骂着洋鬼子，跟随在马后投掷石块，一直追至州署。色领事一行跑到州衙时，州官陈嗣良也不给其好脸，“不特不为出迎，则至客厅门首，亦不出迎”。会晤时，色领事等“请其（州官）拿办保护，并未肯查拿究惩”，且州官对洋人亦无半句安慰之言。色克等不得要领，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州衙，在沿途绅民的唾驾、抛击下，夹着尾巴，前往济南去了。
  三月十五日（5月2日），色克、德尔乐一行由济南回德州。这时，德州城内外绅民的反抗情绪仍十分高涨。“彼时城外、城内，民人聚集无数”。所以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再次到达德州时，仍遭到了绅民们的反对。据色领事等事后回忆，“情形与初次相同，其辱骂抛击，则尤甚，且为时甚久”。当时绅民们“将砖石瓦块抛击，计有一点钟之久”。在其未进城前，色领事等“屡告以我等系美国官员，来此办理公事，尔等不必欺凌”，满以为亮出外国牌子，就可吓退民人。但绅民们却“始终弗听”。这次至德州，色领事等“亲见有铺户及街市等人同为辱骂欺凌……由城南至城北，约有六里之遥”。进城后，色领事一行曾请防营汛官派兵保护，深受民众反抗情绪影响的汛官“答以不管，并言不配保护”。至州衙后，陈州官仍不肯给其好脸。当色领事“复面请州官拿办”时，陈州官“亦未行认真查拿”。色领事又告以“此次打骂之人，内有在该处开店者（即李姓店主）”，并认获送案。而陈州官亦不肯究办，“犹任其于署内脱逃”，后经色领事等一再抗议，陈州官虽不得不将李姓店主拿回，但亦“只于该委员等面前虚为责打”而已。色领事还要求出示“禁止商民欺凌教士教民之示”及“谕禁商民欺凌大合众国（美国）委员之示”，陈州官阳为许之，但“亦未即张贴”。结果，使色领事一行仍不得要领，只得悻悻北归。
  色领事等北归后，陈州官的限制措施仍未停止。
  他曾精心炮制“禁止欺凌教士教民告示仍赋予限教内容告示”，并“遍贴于州属各处”。难怪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见后即照会总理衙门说：“此示词语，甚巧于影射，虽其中未言明不准在境内传教，本署大臣则不能不疑其意在于此—以之煽动百姓，使其忿恨教士与奉教之民。”不仅如此，陈州官在发贴此谕示之际，还再次饬谕各处地保说：“如有传耶稣教者，亦须与别项邪教之人，一律查拿，至拿之如何办法，及有何罪，均有本州作主。”州属各处地保与奉教者有戚者，闻讯告知有关教民“不可在各村传教散书，免至拿去，被其（州官）惩办”。而州官发布晓谕之后，“各处民人已行激动，声称击打洋人，驱逐教士，拆其房屋”，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洋教活动。在绅民们的打击下，一些平时为非作歹的教民被迫“离家避至天津”。由于上述均属“违约之事”，与州官所出告示有一定关系，因而美国署理公使对这个州官恨之入骨，必欲除去而后快。
  在德州的两次“遭遇”，使一向不可一世的色领事、德翻译一行受到当头一击，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早在第一次被砖石抛击之次日，色领事等便将“在德州被州官轻待及该民欺凌一切情形”报告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三月初七日（4月24日），何天爵曾据色领事等人之报亲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及色领事一行回京，他们更夸大其辞，向何天爵描述在德州两次被“辱骂欺凌”的经过，并声称在德州“屡与该州（官）会晤，州官甚失礼仪”，不仅不为“出迎”，而且还称委员为“老先生”、“老兄”等等，均属“违约之事”；甚至还说两次被“辱骂欺凌”，系州官与该处“恶人”早有定议故。根据这个片面的汇报，何天爵三番五次照会总理衙门，乘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销州官之职，指名“认真惩办”无罪百姓，压迫清政府就范。
  三月二十日（5月7日）何天爵获悉色领事二次被“欺凌辱骂”事后，又亲至总理衙门“将此不合情形，复行缕言”。二十三（5月10日），何天爵正式照会总理衙门：“该委员等系本国官员，因公前往，已为该民所共知，乃于初次赴署晤谈，竟有民人于其出署，胆敢在署前欺凌，实属不合。本署大臣万不疑贵亲王（指恭亲王奕訢）于此案办法不即行切惩该处州官，及该欺凌之民，以全本国体统，以伸委员之辱。”不久，山东巡抚任道镕来函，告知总理衙门：“初次欺凌，系由乡民聚观，未免拥挤；经该州善言抚慰，并许出示禁，”总理衙门一面“咨行山东巡抚严为查办”，一面据实照复何天爵。
  四月初一日（5月17日），何天爵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歪曲事实，对山东巡抚咨函加以批驳，告知第二次被“欺凌”等情形，指出：“按此被欺凌一切未合情形，本国足谓该州系有大错。贵亲王现办此案办法，想本国必以为尚未行从重办理。是以请贵亲王再思一重办之法，为此要案伸理，以敦两国睦谊可也。”四月初五日（8月21日），何天爵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指责州官所出示谕及其限教言行，声称：“德州附近地方，现有洋教士数人居住，该州如此谬妄，违约之事，恐于教士之身家房产，致有危险……如本国商民或致身家房产被伤，想本国必惟贵国是问。”同时声明说：“本国于德州（州官）之事，可谓大有忍耐，贵亲王应设善法，使其不得再有恶行，致烦公牓，并免将来滋事可也。”
  四月初八日（5月24日）总理衙门根据何天爵照会，一面“飞函密致山东巡抚，切实筹办妥结”；一面将办理情形照复何天爵。
  四月十三日（5月29日），何天爵以闻山东巡抚“尚未办理德州之事”，表示十分不满。至四月二十五日（6月9日），何天爵又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该州官从前凌逼教士教民，并轻藐本国委员，唆民肆行凌辱，迄令未经受谴，宜其益无忌惮，依照前此不合者踵而行之……如此迟延，是不惟使该委员一辱愈增，并使本署大臣心疑于山东巡抚不为妥办此案也。”最后还进一步威胁说：“本国委员因公路过德州，系为人所共悉，竟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国。按万国公法之议，应惟贵国是问。贵亲王虽已曾咨行山东巡抚办理，请知此要案，本国所与议办者，乃与贵国，非与山东巡抚。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以予之应得之咎，本国必以办法为未妥。本国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
  由于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一再威逼，清政府不得不表示妥协，并催促山东巡抚任道镕速将“德州教案”各事妥结。任道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原德州知州陈嗣良“撤调”，另行委派茅方廉署理知州。茅方廉抵任后，仅将参与两次围攻洋人的李姓店主“枷责示惩”，而于其余之人，“当时既未拘获，又不知其姓名”，如“一经妄拿，难免无辜受罪”，乃不了了之。
  但清政府的退让，并未使何天爵感到满意。执意干预中国内政的何天爵，又节外生枝，于四月三十日（6月15日）照会总理衙门：“两次滋闹之事，均由该州（陈嗣良）阴主其谋，该民不过听其唆使，故所请严惩者，惟在该州。”因而对四月廿九日（6月14日）总理衙门照会所谈对陈嗣良的“撤调”处分不满：“文内‘撤调’二字，是否即系撤其任，抑系撤之调以别缺。如系因其不合而撤任，本国自必以贵国办理该委员等被欺一事为办法妥协；如系撤之而调往他州，及调补优美之缺，本国亦必以所办为未妥。”
  “德州教案”后，虽最终按美国公使之意撤去了知州陈嗣良，枷责了李姓店主，但其结果只能激起德州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最终迫使美国公理会不仅未获得地皮，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行侵入德州。
  作为德州一带绅民反洋教活动的主要倡导人陈嗣良，虽因美国公使威逼而被清政府免职，但其限制行为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也多多少少是受到清政府默许和支持的。因而在其去职未久，清统治者对其仍加录用。光绪九年（1883）以后，他相继署理过曹县知县、蒙阴知县、章邱知县等职，所至皆有政声。至光绪十四年（1888），又得以回德州知州任。
  198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