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立一师（今济南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师范学府。王尽美、庄龙甲等革命先驱，臧克家、李广田、邓广铭、王幼平、刘汉、项堃等社会知名人士，均出身于这所学校。廿年代，是山东学运中心和革命重镇。在地下党领导下，教育团结一师及济南各校学生，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曾作出卓越贡献。大革命中，在白色恐怖下，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该校有一百多名进步同学，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其中有八十多人参加“广州起义”，血洒南国，壮烈牺牲，用年青的生命，谱写了革命的光辉篇章，气壮山河，名昭日月。一、在“书报介绍社”的熏陶下
  “五·四”运动后，全国形成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地处平、津、沪、宁之间的济南地区，也处在这种潮流之中。在中共山东区支部王尽美同志的指导下，1923年2月，中共山东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光荣诞生，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cp）、团（cy）组织，1924年建立“书报介绍社”，革命空气相当活跃，成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
  “书报介绍社”是地下党支部领导的团结进步学生、交流进步书刊的群众组织。庄龙甲（革命烈士、一师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臧克家（著名诗人）、李广田（解放后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现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幼平（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刘照巽、邓广镇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秘密组织进步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中国青年》和《向导报》，以及《语丝》周刊、《洪水》和《莽原》半月刊、《创造》月刊和《小说月报》等大量进步书刊，并向济南各校进步学生出售和介绍大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及苏俄出版的作品。
  创办“书报介绍社”，传播革命思想，这在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确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同学们冒着风险，四处奔走，有的秘密向京、沪各地赊购大批新书，卖出后再续购新书；有的通过个人到有关私人家中去购买，冲破军阀的层层搜查，使同学们获得“精神食粮”。本科朱渥丹及数理科孙继善同学，曾被军阀以赤化罪名进行追捕；李广田同学因寄送《文学革命》等进步书刊，被张宗昌的特务逮捕入狱，“书报介绍社”的同学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很多进步学生
  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摆脱了封建意识的桎梏，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走向革命的道路。
  二、投入大革命洪流，到南方去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的斗争，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进一步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反抗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决心。南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伐军的节节胜利，给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以更大的鼓舞。在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武汉、广州成为爱国进步同学向往的中心。“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到南方前线去！”“到大革命洪流中去！”成为当时进步学生的革命口号。他们冲破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封锁，选择革命的光明道路。
  当时，省立一师校园内，两种力量的斗争非常激烈。一派是以殷洪杰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
  一派是以地下党田慕韩（田厚琪，一师农师班）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双方斗争尖锐，经常发生摩擦、冲突。田慕韩同学胆略过人，富有组织才能，团结广大同学与校内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组织动员一师和济南各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批离开济南，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在先后南下的一百多位学生中，95％是省立一师同学，其中有一师的共青团员（cy）谢拙民、朱道南、杨容林（杨的）等大批同学，以及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等。
  在白色恐怖下，动员组织这样多的学生南下武汉，是相当困难危险的。当时，山东督军“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人混入山东，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故对车站、关卡、海港、码头盘查很严，特别是济南、青岛盘查更紧。在山东省委的关怀指导下，经过一师田慕韩同学等
  地下党的细致周密的组织安排，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并根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分别化装成商人、挑夫、小贩、少爷、小姐和家庭妇女。他们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然后根据指定的接头人——《青岛时报》总编辑王子云同志，由他妥善照料，再通过我党打入青岛敌军魏旅作副官的谢同志，想方设法护送同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盘查较山东松些，根据山东省委和田慕韩等事先安排，被安顿于上海霞飞路一家旅社，然后经上海党同志们的帮助照料，化装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胜利到达大革命中心——武汉。
  三、在武昌中央军政干校
   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与军阀统治区是两个世界。由于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武汉街头五光十色的标语，一队队佩着红袖章的工人纠
  察队，剪掉了发髻和辫子的妇女，到处呈现一派新的气象。
   省立一师南下的朱道南、谢拙民、杨容林、臧克家、曹星海、臧功郊、崔荣全、孙叶煊、王智之、王学礼、王英杰、王一民、李如华、刘增、闫书古、杨天华、尹象升等八十多名同学和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同学等进步青年，先后考进了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年仅十七岁的女学生刘辉，校方考虑她年龄小、体质弱、很难经受严格训练，因而未予录取。这位济南女青年把头发剃光，表示自己决心，从而深深感动了招生委员们，终于录取入校。一师的杨容林同学，为表示自己跟随党闹革命的坚定目的，把自己的名字，由杨容林改为“杨的”。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设立于武昌原两湖书院，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干部的学校，全国很多优秀青年汇集于此，共有学生五千多人。校长和党
  代表虽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但实际负责人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恽代英同志，因此，学校是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济南考入的八十多位同学，从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跑出来，进入这所朝气蓬勃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辟自己的道路！……”，进行着严格、紧张的训练。这批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队伍，在1927年5月征讨夏斗寅、杨森，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初试锋芒，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四、“马日事变”、湘江逆流
   1927年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在武汉招收新生，济南的朱道南、杨的、谢拙民、今公寿等一批学生，经组织同意，作为骨干力量从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湖南长沙分校。分校校址在长沙小吴门外，学生六百多人。当时湖南
  政治形势更为活跃，分校大门口挂着一块四字大匾：“尽量左倾”，两条长幅标语，左边是“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右边是“打倒一切国外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新军阀！”毛泽东、蔡和森、夏曦等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领导着湖南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工会、农会力量非常强大，土豪劣绅不敢作威作福，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如火如茶。书店中挂着马、恩、列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巨幅画像，《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到处可见，革命空气较武汉更为浓厚。
   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使国民党右派感到极大的恐惧。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疯狂反共。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在大骂湖南农民运动“过火”、
  “无法无天”。湖南长沙拥共、反共两种力量进行着更加尖锐的斗争和较量，较武汉更为剧烈。五月中旬，长沙出现了什么“左社”、“拥蒋棒喝团”，长沙分校内也出现了反动组织。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无耻造谣污蔑，公开拥蒋反共。湘江逆流，剑拔弩张，白色恐怖笼罩长沙城。结果，1927年5月21日夜晚，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许克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长沙分校内的孙得胜、余五一等反动头目，也在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双方进行了一夜的肉搏激战，分校党的负责人、教官赵柔坚和大批党团员、进步同学倒于血泊之中，当时适逢大雨，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积水。济南的谢拙民、朱道南、今公寿和一部分分校同学，突围冲杀，离开长沙奔回武汉。长沙已全部被仇鳌、许克祥所控制，革命团体全部被捣毁，监狱中原来关押的土豪劣绅全部放出，疯狂
  烧杀，长沙处在血雨腥风之中。
   五、阴云密布下的武汉
   武汉三镇市民，对反动派在长沙的血腥罪行表示极大愤慨。奔回武汉的长沙分校的同学们，并未被失败所吓倒，以济南朱道南、谢拙民、今公寿为首，并会合从长沙跑出来的部分中学生，怀着为烈士复仇的怒火，一面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控诉仇鳌、许克祥等反动分子罪行；一面组织请愿队向武汉政府汪精卫请愿，结果被汪精卫的警卫排驱出“国民政府”大门，同时，还遭受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通缉。大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恽代英同志冒着很大风险，据理力争，给同学们偿还了旅馆欠债100元，使这批被通缉的分校同学，又重新回到中央武昌军事政治学校。
   “马日事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反共面目暴露无遗，他们大骂长沙事件是“第三
  国际的重大阴谋”。他们从河南前线调回大批部队，以对付两湖农民运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进步学生们组成街头宣传队，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的反共宣传队在街头发生武斗。济南的谢拙民和今公寿等同学带领大批学生，痛打了三十多名反动警官和警察，形势更加尖锐化。这时进步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去武汉国民政府请愿，坚决要求国共合作，继续革命，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大屠杀。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夹攻中的战斗》两篇反动文章，撕破“左派”假面具，公开叛变革命，进行所谓“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的领导人恽代英和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奉命迅速离开学校，形势日趋恶化。
   狰狞的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这批进步学生开刀，恶毒地制造了“洪山事件”。1927年7月
  15日拂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们突然接到命令；全部集合，带枪、带子弹，开往武昌郊外二十里的洪山打野外三天（作战演习）。这些反动派先以整日的干渴劳累大量消耗学生体力之后，突然在夜晚由亲汪精卫的第四集团军所属何健、李品仙、刘兴三师军队把洪山四面包围，叫嚣全部进行消灭。在万分紧张关头，幸有我党叶剑英同志的出现，挽救了这批学生（叶剑英同志公开身份是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总参谋长），由于张发奎没有地盘，并受第四集团军的排挤，双方矛盾很深。叶剑英同志巧妙利用张发奎想利用这批学生增强本身力量的企图，几经交涉，最后迫使第四集团军撤退军队解除包围，才转危为安。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从而渡过危机，挽救了这支数千人的优秀学生队伍。
   六、艰难曲折，南下广州
   当时，汪精卫和蒋介石正进行权利争夺，张发奎从中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1927年7月下旬，张发奎在南湖“誓师”，进行所谓“东征讨蒋”，军官教导团的数千学生随军由武汉乘船开往九江。这时，江西南昌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受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除贺龙、叶挺同志带走起义部队外，还损失了十、十二、廿五、廿六师的部分力量，几乎濒于瓦解。这个野心勃勃的张发奎惊恐万状，深怕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的学生也乘机“图谋不轨”，因此，在九江又发生了张发奎解除学生武装的“收枪事件”。在武装包围下，张发奎命令数千名学生放下武器，并假惺惺的说什么“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跟我走；共产主义信徒我也不加难为，限三天报名，发给路费还乡……”。在危急时刻，教导团
  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根据党的秘密指示，绝不暴露自己身分，随部队南下广州。同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乘机企图消灭这批学生，声称：“教导团内有大量共产分子”，硬要张发奎交出全部学生进行整肃。危机四伏，处境险恶，在张、朱双方勾心斗角中，又一次由叶剑英同志出来收拾局面，宣布解散原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合并，并由叶剑英兼任团长。由于叶剑英同志的深谋远虑，再次保住了这支党领导的进步力量。
   在九江南下途中，张发奎始终对这批学生放心不下，多方加强戒备，走在前面的是新编入的学生队伍，后面则由荷枪实弹的原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学生进行监视。同学们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寄人篱下的处境万分愤慨，但为革命大多强忍下满怀怒火。8月5日路经南昌，大家目睹起义后被反动派残酷烧杀、横尸街头的凄惨情
  景，教导团进步同学悲愤宣誓：“一定要为烈士复仇，留得青山在，总有一天叫反动派尝尝济南学生的厉害”！南下途中，学生中也进行着进步与反动的尖锐斗争，反动分子请来“导社”和“国家主义派”分子作反共宣传，胡说什么“外御强权、内除国贼”（指共产党），大肆攻击三大政策。教导团内进步同学在谢拙民、朱道南等同学的率领下，与他们针锋相对展开激烈斗争，一直闹到教导团团部，由于人多势众，终于把反动头目（一名营长）和一批反动分子“骂”出了教导团，使教导团内部更加纯洁和巩固。
   南下广州的队伍一路步行，同学们虽然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但长途行军还是首次。叶剑英同志经常来教导团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练出铁脚板，换上劳动人民的筋骨，才会有劳动人民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同学们倍受教育，高唱革命歌曲，从每天步行六十里，增加到八十里、一
  百里、一百廿里。步崎岖、冒风雨、涉泥泞，历尽千辛万苦，1927年10月，终于到达广州城外黄花岗四标营。
   逆流、暗箭时时向教导团袭来，广州的环境也是非常险恶的。这时桂系军阀的军队已从潮州、汕头回到广州，一心想吃掉“赤化”了的教导团，企图把张发奎赶出广东。为了对付桂系军阀，张发奎给教导团学生发了枪炮。11月27日，张以“护党运动”名义先发制人与桂系开战，教导团投入战斗，并且迅速解决了桂系黄绍竑的司令部和兵工厂，把桂系赶回广西。由于打垮了桂系军阀，张发奎误认为教导团可以争取，每人每月发给12元小洋的军饷，加以笼络；但教导团内的革命进步力量，洞悉张发奎想学“曹操收买关羽”的把戏，嗤之以鼻。排除异己、驱除共产党，这是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本色，第二方面军在广州市站稳脚跟后，张发奎部内以第一师师长缪
  培南为首的一些反动将领，又开始妄图除掉教导团的活动。他们要求张发奎不要养痈遗患，并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把教导团全部送到黄埔军校审查；第二，化整为零，下放连队；第三，发给路费全部解散回家；第四，仿效第四集团军洪山打野外的办法，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在这黑云密布、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又是叶剑英同志出面力挽狂澜，保全了这批进步力量。他向张发奎指出：“这批学生打败过夏斗寅、杨森，在广州又打败过桂系军阀，战功卓著，战斗力强，应予保存……”。这样，叶剑英同志继武昌“洪山事件”、九江“收枪事件”之后，又第三次挽救了这支革命力量。但张发奎并未放松对教导团学生的警惕，派了姓朱的德国留学生作教导团的参谋长，从中分化控制。
   七、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冬，广州的党组织很活跃，街头大批
  出现“打倒新军阀！”“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广州市警察局长朱辉到处疯狂抓人，局势一天天恶化起来。教导团内部也由于有姓朱的参谋长作靠山，残余的反动分子活动日益猖獗，疯狂的迫害进步学生，一场潜伏着的势不两立的斗争迫在眉睫。根据党的指示，要求党团员争取团结更多同学，作好准备，严阵以待。这时由于前方继续作战，北江、东江、西江又要布防，张发奎的兵力不足，广州空虚，市内只剩下教导团和500多人的警卫团以及一些零星留守部队，教导团成为广州市唯一的主力。因此，经过党周密的计划部署后，1927年12月11日深夜，闻名全球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南方漆黑的夜空，又升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教导团的学生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解决了教导团内所有的反动分子。3000多名优秀儿女个个用红布系着脖子，按照张太雷、叶挺、
  恽代英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作战计划，会同警卫团500余人和事先组织好的数万工人，分别投入战斗，全市冲锋号声、枪炮声，尤如万道山洪，万条鞭炮，惊天动地，响彻云霄。风暴横扫腐朽的落叶，敌十三军留守处、二十五师师部、市公安局、警察厅、兵工厂迅速被教导团和武装工人攻克。敌十、十二师师部和第四军军部，经过激战，亦相继占领。济南的八十多名同学，个个奋勇当先，以一当十。省立一师十五班的尹象升同学，第一个冲进市公安局，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经过一夜的战斗，广州市内敌人大部就歼，反动派的市公安局成了苏维埃的所在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任苏维埃主席，恽代英同志任秘书长。到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红旗，市民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次日，在攻打珠江岸边张发奎军部老巢时，战斗特别激烈，敌人凭借一座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工事，居
  高临下，易守难攻。子弹象夏日暴雨，掀起一阵阵灰沙。济南的同学们怒火满腔，英勇冲锋，省立一师李如华、刘增等同学壮烈牺牲。正当敌人竖起白旗投降时，英帝国主义的五、六艘军舰，从江面一齐向我开枪开炮，使我方遭受重大伤亡。英帝国主义军舰乘机把张发奎军部全部人马接走，大家痛骂英帝，怒气满胸。
   半夜，黄花岗附近爆发战斗。十三日晨9时，敌人占领了观音山。它位于广州城西，与白云山相连，是通往广州的咽喉，失掉观音山敌人即可长驱直入。情况危急，教导团中一些济南同学和400名武装工人同志首先跑步增援。炮兵、工兵及数千工人又相继到达，与敌军展开了观音山的争夺战。中午，敌人援军漫山遍野向观音山冲来，战况惨烈，敌我双方均伤亡十分严重。省立一师的闫书古、杨天华、曹星海、王英杰、王一民等一些优秀同学和大批工人同志，先后壮烈牺牲，
  阵地上只剩下五、六十人。下午六时，敌人又发起冲锋，手榴弹打完了，子弹所剩无几，只有十余发迫击炮弹。因炮架被打断，无法应用，济南的今公寿同志跪在地上，以身体当炮架，前胸依靠山岩，由省立一师朱道南同学开炮。敌人被打退了，但今同学的鼻孔被震的流出鲜血昏迷过去。大家视死如归，坚守阵地，一直到次日拂晓，最后只余下济南的朱道南、王学礼、今公寿等七人，才奉命撤出阵地。
   广州市一片火海，蓝天布满赤云。薛岳的部队进入市区，到处放火，见人就杀，一批批教导团学生和武装工人的尸体横卧街衢。济南刘辉同学的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右手小指套着手榴弹的小铜环，四周环卧五、六个敌军尸体，这位年仅十七岁的济南小姑娘，是与敌人最后拼博时同归于尽的。张太雷同志十二日光荣牺牲，苏维埃政权仅存在三天就失败了。在广州起义的大血战
  中，省立一师南下的同学有五十多名壮烈牺牲，这些从山东来的优越儿女，血染南国土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相差过大而失败了，冲出去的教导团同学、武装工人、进步群众、学生……，冒着寒风冷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冲破民团的层层堵截，奔向海陆丰，与彭湃同志会师。
   省立一师和济南各校的80多位参加“广州起义”的优秀同学，除朱道南（已于1985年3月病逝于上海。逝世前任上海房地产管理局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逝世后按上海市副市级待遇。）等少数同学外，95％以上的同学血洒南国土地，在广州市郊、龙窝、惠来、海丰、陆丰等一些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是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他们为党、为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反帝爱国的崇高品质和
  坚强意志，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们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我们济南的骄傲，是我们后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光辉榜样。先辈们的壮烈事迹，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党的指引下，为革命、为“四化”事业奋勇前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浪淘沙，英烈千秋，爱党爱国，气贯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