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是北京芦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二战场，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八·一三”事变的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起来的，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作为当时亲身经历此事的过来人，现在有责任把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写出来，证明我国广大军民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也是敢于保卫自己的祖国的。
   上海“八·一三”事变是由一位普通的爱国士兵自发开枪打起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我芦沟桥守军的事件，我当地守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保卫国土，八年的中日战争由此开始。
  当时驻在河南省鹿邑和柘城两县的军队是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旅长钟松，副旅长杨文瑔）所辖的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李忠）驻柘城，第二团（团长何藩）驻鹿邑。1937年7月10日，补充旅奉命由防地出发，开往苏州待命。在苏州驻留时，第一团改换了宪兵服装，以宪兵十四团的番号开赴上海淞江地区。第二团改换了上安保安团的服装，开赴上海龙华、虹口地区。到了上海后，第二团机枪三连（当时我在该连代理连长）奉营长李秀岭的命令驻龙华机场担任警卫。
  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第二师补充旅在开赴上海时为什么要改换军装呢？因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野战军不能进驻上海市区”。我们第二师补充旅是野战军，按协定规定是不能进驻上海市区的。但是为了保卫上海，我们又必须进驻上海市区，所以补充旅所属的两个团便分别改换了宪兵团和保安团的军装。
  1937年的上海，日本的特务、侦探是非常多的，所以尽管我们改换了服装，却依然为日本上海驻军所侦知。1937年8月9日下午，一个日本驻军的军曹，驾驶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了龙华机场门口附近，向我机场守卫部队探视和张望。我机场守门士兵发现日本军曹这一鬼崇行动，就向他问话。可是这个日本军曹一见我军发现了他的行动，就立即开车逃跑。我卫兵大声喊话，命令日军军曹停车，日军军曹见事不妙，企图逃跑了事。我军士兵一看日军不停车，便按照战时典令规则开枪射击，一枪就将这个违犯战时军令的日本军曹击毙。击毙以后，士兵便来报告当时代理连长。连长随即查看现场，并问明经过情况，于是派兵将现场保护起来，回头即将事件经过先用电话报告营长李秀岭，再写成书面报告呈报团部。经过三天时间，除营长李秀岭、团长何藩来现场看过外，上海保安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以及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都没有任何指示和任何处置措施（可能有，我当时不知道）。直到8月13日凌晨，突然奉上级命令说：日本已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部队立即出发，将日军尸体、汽车现场，一并交由龙华地区保安团中队接收保管。记得当时天降小雨，我们第二团全部经过大场向江湾地区挺进。当我们跑步抵达江湾时，天已经拂晓，日租界和日海军司令部的炮火即向我们开炮射击，企图阻止我们前进布防。由于我们身穿保安团服装（是黄卡叽的），目标特别显著，在前进中官兵自动将原来的草绿色服装换过来，到了八字桥、爱国女校、持志大学后，几乎全部改换完了。上午八时左右，补充旅第一团也从淞江赶来，接着第二团的左翼在持志大学、五三公墓、虬江码头一线布防。我们防线的正面就是日本租界和日海军司令部。它们的工事构筑得非常坚固，平时修建的所谓高层屋顶，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战时堡垒和瞭望台。我军的飞机开始两三天还能看到一次两次，有时也在日租界和日海军司令部上空盘旋、扔炸弹、扫射，三、五天以后，不仅看不见我们的飞机，连炮火的声音也没有了。每天拂晓与黄昏，敌军炮火的声音如雷贯耳，干扰我们的一切活动。白天日军飞机在头上不停的飞翔，我军第一线部队，根本无法举火做饭。一日两餐，只能在后方做好，趁日落以后和拂晓以前，紧接敌人炮击之后，由炊事人员送往第一线。我军后勤机关，对战时补给既无准备又无计划，更没有群众支援，当时官兵确实是饿着肚皮坚持战斗。侥幸的是日租界和日海军司令部没有坦克车，装甲车的数量也很少。我军采取层层设防的办法，每一线只要有人在，阵地就不准失守。这是一次真正的人与阵地共存亡的实战演习。到了夜间，我军就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出击，近战、肉搏战经常在夜间发生。有一天晚上，八字桥阵地就阵亡了三位连长。官兵英勇杀敌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就是这样，我们坚持了四十多天，江湾战线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屹立如山。我们的部队番号由第二师补充旅改编为独立二十旅，旅长、副旅长仍是钟松、杨文瑔。不久又改编为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师辖两个旅：一八一旅，旅长杨文瑔；一八三旅，旅长邓钟梅。但因战斗激烈，官兵伤亡过重，改编成六十一师后，便奉命调河南补充整训。
  这次防卫战损失的情况，仅就第一团机三连而言，先后补充连长五人，士兵七百多人，最后从第一线撤下来时，只剩十二人而已。当然，这是伤亡比较严重的，其它连队比较好一些，但就是最好的连队，补充也是一、二百人，撤离时只剩半数左右。我们于1936年7月毕业的中央军校第十期的学生，分配到补充旅第一、二两团的共计十人，其中魏昌文、梁雄飞、程广山、何宝珊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其余石建中、吕伯服、里健民、胡锡桂、傅立贤、王大中六人幸存。幸存中的石建中同学负重伤，肠子被子弹打断，被送进法租界法国医院，接了一节狗肠治愈。
  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一枪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它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士兵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而发出的，这自发的充满民族自尊的一枪，说明了中华民族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它决不会灭亡！
   ※作者当时任第二师一团机枪三连代理连长，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