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83年9月，三十年代前后的一些齐鲁大学的女同学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们，回忆和畅谈了她们在齐鲁大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峥嵘岁月。会后，参加会议的韩豁、韩亮、张芳（李度）、王泽（武送銮）、宋汀（宋守莲）等同志对会议记录进行了整理，成为此稿·现在，本会对此稿略加删削予以发表，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
  私立齐鲁大学是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所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其经费由设在纽约的美、英、加三国十三个基督教差会联合托事部供给，唯其如此，所以学校行政大权均操于外国人之手。校内师生员工信奉基督教的很多殖民地性、封建性都很严重。三十年代初，国氏党反动派的触角也伸进了这所学校。所以，从外表上看来，齐鲁大学似乎是一个与社会上的风云雷雨无关的安谧的学府。
  然而，齐鲁大学毕竟不是一潭死水。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大革命的风暴一次次冲击着这所古老的教会学校，新思想逐渐在进步师生中间传播开来，反抗的情绪正在孕育。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日寇对我华夏国土的蚕食，亡国亡种厄运迫近，广大爱国志士由悲愤到焦虑，进而发展为团结行动了。这“沉默”的一角沸腾了！在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影响下，齐鲁大学的爱国学生也行动起来了，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召开报告会、座谈会，文、理学院的学生自治会还作出罢课决议。为了统一行动，我们与济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头，共同出面请北平来的学生代表作形势报告，同时，也与平津学生南下代表团接上关系。从北平来的王仲华（可能是化名）同学召集我们齐鲁大学的几个同学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教给我们如何与北平学生配合，如何团结周围的人等等。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宋守莲、孙香亭、刘维祯等同学回校后，信心百倍地开展工作，以配合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各种形式，同学们政治观点更加明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更加坚定，大家明确地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反对投降的《敦睦邻邦令》。面对国土一天天沦丧的现实，同学们忧心如焚。1936年初，在齐鲁大学的爱国学生计划下乡宣传抗日、到北平串联、成立“读书会”时，学校当局伙同山东省的反动军阀政府，突然贴出布告，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命令学生立即离校，并以停火停食相威胁，妄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扑灭学生运动的烈火。我们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反动派所吓倒，我们决定一部分同学先离校，一部分同学到北平去参加运动，一部分同学继续留校坚持工作。但山东的韩复榘反动军阀政府对进步学生的活动严加防范，把持枪荷弹的武装军警派往学生运动比较活跃的学校，并在校门内外设岗，教育厅长何思源也亲自坐镇。邮政断绝了，来人断绝了，我们便化装成家属，外出与济南高中的同学进行商讨，决定留下刘维祯、刘静莹同学坚持工作，其他同学到北平参加运动，还有几个同学下了乡。
  不久，寒假结束了，同学们陆续返校。学生会没有头，我们自告奋勇出头露面了。实际上，刘维祯、武送銮同学已经公开活动了。这个阶段我们开展过形势报告会、讨论会、讲演会等多种活动，扩大抗日宣传，并且同济南中学、济南师范等学校保持经常的联系，学生运动已开始活跃起来了。
  （二）
  1936年夏天，林浩同志直接找了宋守莲。从这以后，以宋守莲为主的我们这几个同志，便在林浩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心中也有了“底”，与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的抗日形势配合得更加紧密了。
  在林浩同志领导以及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的王仲华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们组织起了齐大的“民先”。从这以后，齐鲁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齐鲁大学的“民先”最初只有三个人（刘维祯、孙香亭、宋守莲），后来又发展五人（刘静莹、武送銮、韩豁、冯兰珍、李金榜）。当时，我们发展“民先”队员条件很高，活动是秘密的，领导是单线的。在我们周围还组织起了形势研究会、救护训练组、歌咏队、“读书会”、宣传组、教育组等组织，活动在学校的各个角落、济南市的街头巷尾以及乡村。此外，我们还积极酝酿成立现代学术研究会，并贴出布告，以便更广泛地吸收爱国师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进一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学校当局当天就把我们贴出的布告撕毁了，扼杀了这个组织。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对他们进行慰问，并请他们的代表来学校讲演，听众很多，有时多达二、三百人。我们及时组织人员把宣传材料散发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在礼拜堂散发传单提出指责，我们不予理会，照样继续这样干，甚至有的基督教徒也帮助我们散发传单。1936年下半年，日寇侵略绥远，绥东军民奋起抗战，全国各地同声支援。在林浩同志领导下，“民先”以群众面目出现发起募捐，齐鲁大学的师生非常积极。我们募集到一大笔款子，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等物品，印刷了宣传品、慰问信等，经过充分酝酿，正式选出宋守莲、李耕田、李度（现名张芳），代表齐鲁大学文、医、理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他们带着慰问品和慰问信，到部队、医院慰问了抗日将士，并同各地代表广泛接触，还直接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我们把剩下的七十多元大洋全部赠给了抗日联军，表示对他们的慰问，这是我们计划外的爱国活动。从绥远返回济南时，已是寒冬。学校放寒假后，我们一部分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旅馆中坚持斗争，不久，又回到学校。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林浩同志不断深入到齐鲁大学校内，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礼拜堂后边、千佛山脚下是我们开会的主要场所。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针对齐鲁大学的实际情况，着重宣传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信仰基督教与热爱祖国并不矛盾，把有爱国思想的基督教徒也团结在我们周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抗日队伍。
  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不断深入，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群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反日货运动此起彼伏。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设法同各个抗日救亡组织取得联系，在斗争中互相声援、互相帮助，我们同北平“民先”总部、北平学生南下代表团、济南高中、济南中学、济南师范、济南职业学校以及“济南各界妇女抗日救亡会”、抗援会等组织，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三）
  1937年，我们的斗争经历了坚持、发展、转移的曲折过程。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我们“民先”大部分同志都留在学校内坚持工作。韩豁同志利用与韩复榘的亲属关系，经常深入官府做工作，带些宣传品进去，教太太、孩子们唱救亡歌曲，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武送銮同志深入到许多教师家中，共同商讨酝酿成立妇女救国会问题，教师越来越多地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工作不断深入，宣传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林浩同志直接领导下，对于齐鲁大学政治环境作了调查。通过对齐鲁大学教职员工的全面分析，我们在有爱国思想的教授当中，也开始进行宣传抗日的工作，并进一步在外国教授中展开了宣传攻势。象罗天乐教授（后来到过延安）、田安（英国人）教授等对我们的抗日也都表示了同情。
  在林浩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学习了《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大家满怀革命热情，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斗争中去。
  1936年寒假结束后，同学们陆续返校，我们更加抓紧了工作，在同学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亡国的危急。同学们越来越多的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在饭堂里、教室里、宿舍里，议论时局的空气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
  1937年三月的一天，校长刘世传突然找韩豁谈话，指责她违反校规、违反新生活运动、宣传共产主义、不好好读书等，威胁她说：“先警告，以后不改就开除学籍”。韩豁义正辞严地驳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爱中国，不愿做亡国奴，这有什么错？你是中国人，为何说出这种话？”校长被驳斥得恼羞成怒，火气更大了，气势汹汹地找宋守莲，拍桌子、瞪眼睛，当场拿出北京寄来的书刊作为“罪证”。但宋、韩均不示弱。当天晚上，校方搞突然袭击，秘密搜查了宋守莲同志的宿舍。同屋的同学迅速把宋守莲的箱子转移了，杨乃光同学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圣经放在了宋守莲床下，邹尚卿同学故意说；“宋守莲是基督教徒。”结果，校长的主意又落空了，不仅没有拿到什么把柄，他们的无理压制，反而激起义愤，愈来愈多的同学逐渐认清了学校当局追随国民党卖国政府压制抗日的投降嘴脸，更加同情我们，靠近我们了。
  此后，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处处受到监视，北平寄来的书刊不断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在这种形势下，林浩同志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并指示我们改变活动方式，少开大会，不要集体活动；在有些活动中，不要所有的人都出面；不要以“民先”的名义出面召集会议，要以抗日救国会、读书会、抗援会的名义掩护“民先”的活动；减少与学校当局的直接对立，不要过分刺激他们等等。这样，在林浩同志帮助下，我们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特别是上层关系作掩护开展工作。韩豁同志经常活动于韩复榘府邸内外，形势一紧张，就把宣传品存在韩复榘的姨太太纪甘清处。余心清的太太刘兰华是齐鲁大学的教授，并兼女生宿舍舍监，我们便利用孙香亭、武送銮在山西铭义中学与她的师生关系，叙旧事，加强来往，取得一定成效，后一段我们在宿舍的活动相对自由些，来往信件也放松了检查。宋守莲利用她中学同学李生兰的爱人、国民党军队的军医田玉璜的关系，往军营中送抗日宣传品。在这一段时间，医学院的曹素月同志和韩豁同志的妹妹韩亮同学等也成了我们的得力助手，替我们收接书信、宣传品等，有时还替我们通风报信。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1937年四、五月份，我们的活动又渐渐频繁起来。学校加紧用考试压制学生运动，我们针锋相对，组织罢课、罢考。学校无奈，最后宣布提前放暑假。我们找到李杜同志，向他请示今后工作，他从形势一直到具体行动都给了我们以明确的指示。
  当时，我们决定：刘静莹同志回合肥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孙香亭回山西找同学串联；宋守莲、韩豁、刘维祯到北平参加“民先”工作；把齐鲁大学的工作做了短暂的安排，并给李杜同志介绍了几位留校同学，继续联络。六月份，我们“民先”队员按计划奔赴各自的目的地，分头进行工作。在合肥、绥远、山西、北平的同志都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宋守莲、韩豁、刘维祯同志在北平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接受讲演任务，参加报告会；积极参加读书会，发展读书会成员，并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正当我们满腔热情地工作时，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同志们迅速做好了回济南的准备。宋守莲、韩豁同志等相继于1937年7月11日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抵济南。回到济南后，马上与平津流亡学生一起活动，在“民先”负责人陆平、孙陶林、姜文彬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各种活动，并加强了与各校抗日救亡团体的联系，展开全市性的宣传活动，到各学校、军营、市场、大明湖公园、千佛山、车站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以及小型集会，散发传单。在街头巷尾还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救亡进行曲》、《九·一八小调》、《五月的鲜花》等等。我们组织过数次募捐活动，还协同平津流亡学生组织“九·一八”纪念大会。
   在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面抗战爆发的形势下，我们更抓紧了对韩复榘的工作，有的还给他送去抗日宣传品，并逼使他同意组织大规模抗日游行示威。为了及时救护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我们组织了救护队、救护训练班，请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们自己募集棉花、纱布。这项活动由韩豁同志负责，其活动用费是向韩复榘要的。
  “九·一八”纪念大会后，林浩同志指示韩豁同志留在济南继续做韩复榘的工作，介绍其他人到延安学习，当时去延安的有：宋守莲（宋汀）、王泽（武送銮）、孙香亭、冯兰贞、贺海清、李金榜（李立和）等同志；到根据地去的有李度（张芳）、刘维祯等同志；继续到后方学习的有李耕田等。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都入了党。
   以上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期的片断回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象刘维祯、刘静莹、李金榜等同志已经离开了人间。他们生前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事迹，健在的人还常常怀念她们。现在，党正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我们这些同志大多年过花甲，但是，仍在不同的岗位上坚持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四化建设发挥着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