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山东籍成员（53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期烟台独立活动的组织、指挥者栾星壑，本名锺尧，字星壑，亦作惺壑，栖霞县臧家庄镇西栾家村人。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二月初九日出生在一个普通吏员家庭。其父介甫栾远绍先生上戴祖辈之文德而小有才学，曾由内阁供事（旧时翰林院的一种低级顾员），议叙九品，升通化巡检。然在45岁故去时，仅遗两袖清风，远未实现使家境达到殷实的夙愿。当时，长子义亭业已完婚并自立门户；幼子锺尧年方7岁，只能同母亲肖氏相依为命，面对着孤儿寡母所特有的艰难困苦。但是，小小年纪的锺尧已显示出成人般的晓事，每见母亲忧郁或饮泣时安慰有加。常说的一句话则是：“待我长大后与父亲替职”。肖氏见幼子志气非小，遂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直至为之卖出总田产中的大半（十八亩中的十亩）也绝无犹豫。幸运的是：锺尧稍稍长大，即得到父亲故交、远戚李砚丰先生（邻村马陵冢财主）的关照，进入了李氏之家塾，并师承本邑名儒牟绩卿先生多年，后来，更由牟先生门下的“小才子”考取廪生。
  时值中日甲午海战后不久，朝廷之无能与国势之颓废，已到了人人忧心的程度。莘莘学子如栾锺尧，早把强国富民的责任暗自担在双肩，并期待着一个大展宏图的机遇。到1904年当局选派留日学生之际，栾锺尧被选中，从而得官费东渡，进入日本法政大学。他恰如一尾终日盘桓在山乡小溪的鱼儿，得以畅游于大江大河。眼界豁然开朗而外，还接交了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有同样抱负的朋友。称最亲密者有徐镜心（黄县），丁惟汾（日照）、魏连希（吉林某地）等人。次年12月，经徐镜心介绍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后，还认识了仰望已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此，走上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之路。
  1906年学成归国后，栾星壑并不曾充当清政府的官吏，而是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他先在青岛主持《晨钟》杂志（出版于东京，主编丁惟汾）在国内的发行事务，旋应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秋瑾女士之邀，南下参加武装举义的秘密活动，往来于浙、苏、皖三省之间。次年，由于秋瑾、徐锡麟蒙难，幸免的栾星壑改而北上奉天（今沈阳），并立即成为徐镜心（时在《盛京日报》任主笔）的主要助手。曾以他擅长的文笔，写出过一批有强烈反响的文章。
  1909年，同盟会山东主盟人之一的丁惟汾亦由日本回国，意在联合同志，谋取山东举义。遂召志同道合的栾星壑从奉天回鲁议事。栾氏欣然应召后，作了“山东起事，必先取烟台”的建议。指出：“彼时，既可断省城之左臂，使鲁东各县依次而定；又可北联辽东，西进济南，钳击津沽，直迫京师”。于是，谋取烟台首义一事遂成定议，其责任也便主要由栾星壑承担。
  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自1906年后，曾是徐镜心、谢鸿焘等大批同盟会员集中活动的城市，也是当局极为敏感、防范最严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徐、谢等人所创办的东牟公学被勒令解散，党人纷纷出走，而出现了革命的低潮。故栾星壑之去烟台活动，无异于重新开始，甚至要冒数倍于此前的风险。
  潜入之初，栾星壑选择了较为偏僻的吉星客栈作为住址和指挥中心。但为安全起见，还时常变化联络地点。或某一朋友家，或某处树林中，使当局难以侦知。就这样，栾氏以先期派来的肖廷枚（栾氏之表亲）和时在烟台《渤海日报》担任主笔的李凤梧（栾氏同乡，亦同盟会员，留日学生）等为骨干，着手革命力量的发展。曾重点进行分化，争取驻烟清军的工作。使当时的海防营，海军练勇营和两个警卫营内部都有了革命的同情者和自己的同志。特别是由于吸收了一两个同清军管带（相当营长）有姻亲关系的人入盟，为后来的举义获得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栾星壑等在烟台活动的同盟会员，并促使他们加快了举义的步伐。同月底，以《渤海日报》刊出：“黎元洪致山东人民的公开信”为开端，烟台街头巷尾随即出现了“告我同胞，速举义旗，协助民军，驱逐满虏”为内容的标语，顿使登莱青道徐世光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为由，电请上峰增兵来烟；却又一面收拾细软，疏散眷属，作随时出走之准备。见状，革命党人作出了立即举义的决定。栾星壑举武功有素的杨德盛任指挥，自己领副指挥头衔。
  11月12日夜10时整，栾星壑等12名革命党人分头行动。当第一步取得海防营响应后，栾氏亲率数名人员直取道署。他们用布片包裹着苹果、扫帚头等冒充武器，靠如虹气势和里应外合，很快解除了道署警卫人员的武装。继而，栾星壑偕一人往西山劝降警卫营。开始统带郑汝成拒不应命，反而下令拘捕来者。危急中，郑手下之管带虞克昌宣布取郑而代之，并集合队伍加入民军行列。于是，一夜之间，以不发一弹，未伤一人的纪录，取得举义成功。
  孰料，独立的迅速实现，反而使多系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不知所措。包括栾星壑在内，毕竟胆大有余而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以致于在讨论成立军政府的时候，竟无一人挺身而出，反而仅仅在刚刚反正过来的清军指挥官中推举为首的人。结果，让奉命来烟台港防范暴动的舞凤舰长王传炯，用动人的演说博得信任，从而摄取了总司令职，并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后闻济南亦于同日宣告独立，乃改称山东军政分府）。待意识到大权旁落，特别发现王传炯居心叵测时，革命党人后悔不及，愤慨之余，栾星壑决定率二三同志赴上海请援。彼等至上海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于南京宣告成立，徐镜心恰于其时乘船北上而未得谋面，遂与其时在沪的丁惟汾、谢鸿焘、蒋衍升等共商对策，无不认为烟台之局势，非更换都督不可扭转。乃议定分头往见孙总统和沪督陈其美。在他们的支持下，很快以代都督杜潜为首，一行人率3000沪军北上，始驱逐王传炯，稳定了烟台的局势，能够在济南独立被取消的情况下，继续举着山东独立的旗帜，赢得国人注目。这期间，退到栖霞臧家庄一带的清兵扬言，栾星壑是皇上的叛臣，若不自缚，将择日血洗栾家。闻讯，栾星壑亲率民军百人赶往讨伐，村东三官庙一战，敌酋授首而余众作鸟兽散。民军秋毫无犯和英勇善战的印象，深深留在当地百姓心中。待由孙总统正式任命的山东都督胡瑛抵烟，并改组军政府时，栾星壑被任命为执法司司长。至此，“栾大胆”的绰号不胫而走。以栾星壑为首的烟台独立十八豪杰，以及同清军作战时赫赫有功的“八大金刚”们的名字，广为流传。栾氏本人，还获得了孙总统奖给特制军服一套的殊荣。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妥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的南北和议告成。就在孙中山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后不久，胡瑛也接受袁之委任离去，把属下人员的安置权，拱手让与了由袁世凯任命的山东新都督周自齐。作为前山东军政府（驻节烟台）司长之一的栾星壑，虽被权授为邹平知县，却使他有机会作了一次当“父母官”的实践。由于把全部心术和知识用在为一县百姓的事业上，使得他于一年后卸任离去时，赢得了有口皆碑的赞誉。
  邹平，原是一个民风敦朴的县份，只因长期闭塞而在当时显得有些落后。因此，下车伊始，栾星壑首以普及教育为根本计划，常常徒步赴乡抽查，诱掖和奖劝之，很快使初校由原来的四十余处扩充到一百五十余处。其中创设女校一事，尤被称为空前盛举。作为一县之长，栾氏曾冒暑捕蝗以带动民众，人见其往来指挥于田间，虽汗流浃背，终不惮其劳。他还发挥法政知识之特长，拆狱如燃犀烛物，使多年未清积案，无不一讯而服。又有天主教神甫某，企图购买邑西之连珠山麓，靠售石料渔利，经栾星壑出面抗议而止。次年春，他约乡绅等讨论续修《邹平县志》，说：“县志之不修，于今八十年矣，其间善政懿行，待采辑表彰者曷可偻指，数脱听其散佚，毋亦居是邦者之羞欤”，于是筹资分职，从事搜罗，为民国之修志，建立了首创之功。
  虽然，因去职过早，栾星壑未得观县志之修讫。却通过他的邹平县志序，披露了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序中写道：“际此时代过渡，国基甫定；教育制造，日益改良；孝义节廉，微且扫地，及此时而不扬厉之，表彰之，则物质之文明，国粹之光华，其何以掖进而激劝之，以培养我国脉耶！”又写道：“夫我国魂所以不屈不挠，而光耀于人寰者，惟此文化礼教、道德、伦常昔为各国先导，今为世界独步。此盖我先民壅培滋酿而渍染于匹夫匹妇者也。”他甚至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名心、利心的关系，表明了自己毫不含糊的态度。称：“敦伦立节，爱国济人，名心也，良心也。人方心冷之，我以心热之；讲生计，谋幸福，营商劝工，利心也，雄心也。人方心热之，我以心冷之”。指出：“余何尝超出于名心、利心，生死冷热之外”，只不过“特欲纳斯人于名利轨道之中”而已。序的末尾，还以“死灰不可溺，断虺不可践。冻蝇无势，玷玉可虞；腐蟹无味，豆漆有余”一类论述，反映出他革命者的胸怀，以及主张在地方志事业中取创新和继承相结合的态度。作为儒生出身的方志倡导者，实属难能可贵。尽管如此，栾星壑犹以“深惭抚字名”进行自责，并对邹平的人文和山水依恋不舍，写有“植就松槐生意满，枝枝叶叶总关情”的诗句，作为“会看霖雨及时沛，泽普梁邹待后贤”的祝愿。
  然而，邹平并非世外桃源。就在栾星壑担任邹平县知事的一年里，全国政局一直处于大动荡、大变化之中。从宋教仁被刺身亡开始，历经二次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国民党被取缔和国会被解散；到废止《临时约法》和《公布大总统法》，袁世凯假共和真复辟的面目暴露无遗，其迫害、屠杀前同盟会员的手段，也由秘密转向公开。在这样的形势下，曾经在辛亥年树过独立旗帜的栾星壑，也就在劫难逃了。
  1914年夏，当栾星壑一如既往地忙于县事而决心作出新的政绩时，接到了即调省城应考的命令。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东人治东土须回避”，实际上，栾氏卸任抵济南，即被囚禁于杆石桥监狱。对“磊落胸怀众许看”的革命家，自是怒从五内起，火由双目出，仅仅一夜之间，栾星壑骤然失去左目之明。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并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同某当权大人物针锋相对，得到的却是：此人不可化，其志不可夺的结论，从而名列死囚单。后来，因某人士主动说情，才使栾星壑暂时不死，却成了被软禁的人物，被闲置二年。不过，被闲置的二年，也正是栾星壑同当局进行斗争的二年。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竟约同志六人，创办了一份秘密的反袁报纸。除了赞成护法护国之外，对前同盟友人如参加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胡瑛等人，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
  1916年秋，因袁世凯已死，栾星壑奉调进京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遗案。当时，他相信即将获得再为民国效力的机会，孰料，在等待的几个月中，连一家三口（时生有长女）的生活费用都要靠写写画画筹措，而结局是被遣戍吉林省宁安县之宁古塔，降职担任宁安县司法官兼二十一旅军法处长。唯有此时，栾星壑方才明白：黎元洪、段琪瑞之流，同袁世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从邹平到宁古塔，实际反映各派军阀对真正革命者的清洗。现实是：堂堂国民政府，竟一依前朝之惯例，把他作为高级囚犯，发配到了边陲流放地。在抗拒不可能，情知也难以如期开脱的情况下，栾星壑只能为出生在宁古塔的儿子命名“承洗”，来表示对遭际的忿怒，发出无声的抗议。
  一个时期后，栾星壑发现宁古塔这地方，有从全国许多地方流放来的政治犯，其中有清朝的，有民国的，不一而足，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作为司法官，他每到一地，不由不发出“砸冤狱”的呼声，去为各式各样的”罪犯”鸣不平。此举，免不了同上峰之间顶顶撞撞，成事维艰。是以回到家里常常双眉紧蹙，回答妻子的问话也是没头没脑的几个字：“我栾星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次，某监狱被打开，致使犯人上堂闹事。栾氏赖亲随之保护而无恙。但他想：司法官本人不也是当局的罪犯嘛？此中直曲，人们如何考虑得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栾星壑把“衔泥虽苦燕无功”的经历同时局一一对照，悟出民主革命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的现实，萌发了再次革命的信念。特别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栾星壑通过当地的俄国侨民，接触了列宁、苏维埃等新事物，以为俄国革命的经验，的确是启迪中国革命党人的法宝。这才在致孙中山先生的两封信（由日本友人转）中，写下了以俄为师的内容。只可惜关隘重重，路程遥遥，孙中山先生接到这些信与否，迄今也还是个谜。倒是栾星壑这位身处逆境的志士，在宁安一带相继交了一批俄国朋友，并把他们中的某几个带回家中叙谈。事后向妻子解释说：“外国人也不都是坏人啊”，“列宁，就是一个大好人”。为了实践“耕者有其田”，栾星壑曾出资购买到一大块廉价的土地，并无偿地从家乡招来农民种植。直至雨后土地泛碱，作物无收，他才发现是自己做了一件大傻事。赔了买地钱，还得筹集路费送招来的农民返回胶东。
  整整5年，栾星壑在宁古塔的一举一动，显然不是知罪认罪，相反，同上峰之间的矛盾则与日俱增。这才以丁母忧为名（实际他母亲早已故去），作出了辞职的抉择。同他那名叫“承洗”的儿子生于宁安，又夭于宁安一样，栾星壑终于结束了流放地的生活，回济南隐居，时在1922年。
  当时，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由于孙中山先生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后称总统）和“北伐”口号的提出，使栾星壑精神一振，等待一个时期后，便采取了主动寻找同志，积极参与的行动。遗憾的是，栾氏身无充足的盘缠，远行谈何容易？其第一次南下，偕友人某君仅达湖北而不得不返回。甚至在囊中空无一文，而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两人只好到农民地里摘青豆吃。
  1925年春，当栾星壑第二次南下一无所获，却在火车上听到孙中山先生已在北京的消息时，遂改道直趋北京。出乎他意料的是：一因孙先生病重入院不得见，二因当局监视，不得不立即从津沽乘船回胶东避难。同电召回栖霞的妻子会合后，曾在亡友徐镜心的家乡隐身数月之久。在那里，他面对滔滔渤海，自是心潮澎湃，相继写出许多忧伤的诗句，作出许多张寄托心绪的画幅。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他失去了精神依托，面对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国民党内右派的出现，栾星壑陷入茫然不可自解的境地。至1927年夏，因张作霖大肆捕杀左派，栾星壑再次由济南仓促逃回栖霞避难，疲病交加。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并占有全国后，栾星壑目睹当局所做所为，同自己理想中的政权似乎大有距离，这才感到彻底失望。此前，他寄希望于北伐，曾给小女命名“军官”，此刻，“军官”已于逃难中离他而丧，北伐也成了过眼烟云。这才强忍忧思，借为1928年出生的女儿作画题诗的机会，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七绝：
  “买得鳜鱼酢美酒，折将蕉叶题新诗，待侬饮个酩酊醉，醉到人间大同时。”
  不言而喻，这醉梦中的大同世界并非现实，而是渺茫的。至少是在栾星壑尚在人世的时候无法实现。
  1929年初，经济上的拮据，使栾星壑不得不离开又有身孕的妻子，带病远去东北谋事。孰料至则不起，仅仅维持到12月19日。在夫人扶持他登上从洮南南去的火车之先暴亡。计从1905年起至1929年止，2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栾星壑是心忧天下，却报国无门，终饮恨而去，给后世留下一个不断奋斗、死而后已的形象。他的留别邹平诗有句云：“圆角模棱匏一官，折腰五斗只应难。清幽山水余亲领，磊落襟怀众许看。人不阿私随处好，事无羁绊此身宽，和光浑俗从来惯，得失何须与世拚”。看来，正是他一腔磊落，一味无私，才使他一生坎坷，得不到世俗的宽容。其遭际之不幸，令天人悲愤。
  军、政之外，栾星壑可谓一个具有诗、书、画多项技艺的全才。曾有诗集四函，毁于“文化大革命”；指画更称佳绝，获得过日本指画研究会一等银牌奖。在理论上，他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非不知世人“誉合毁离，嗜酸恶碱”之可恶，盖知“悄然以思，旷然以放”之可贵。对当时社会文学界一味贬低所谓陈腐文字，竟趋章、梁、林、蔡之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
  栾星壑之遗孀刘哲枢女士，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不曾入过学校。但她从33岁失去丈夫到91岁逝世，一直以栾星壑的爱国精神为支柱，以培养好子女为己任。节操可范，爱憎分明。对于最后一个儿子（父子还未得见面）的天亡，她悲痛欲绝，以为有负丈夫的寄托。仅靠理智，使她终于把两个女儿——芷果（现名青萍）和芙果培育成对新中国有用的人才。一个是医师，一个是教师，近年都光荣退休。
  对国家来说，不幸的是栾星壑所遗诗文稿、辛亥烈士名册、孙中山特赐军服等一系列文物的失落，使今日之文史工作者无法考知一代志士的全部经历，有损于栾星壑所作历史性贡献之表彰，至为遗憾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