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邱丕振是我的七兄，1885年农历七月初八生于掖县大珍珠村。他既是我的兄长，也是引导我参加辛亥革命的良师。他是同盟会员，又由孙中山直接介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幸，1914年秋被袁世凯杀害于济南，年仅29岁。
  一
  我家本富有，商店几乎遍布华北各大都市。南方的上海，日本的神户，也有商号开设。致富的由来是清同治年间起由我祖辈开始收购当地的草帽辫销售海内外，为此曾获过巴拿马赛奖。最初3年获利达20万贯钱（折白银15万两）。到满清末年，我家经营出口草辫已占山东贸易出口的第一位，年利润在800万元以上。
  我们兄弟10人（我排行10），是当地少有的大家庭。子弟既多，家中便聘请了3位先生教书（一教大学生，一教小学生，一教英文和算学）。1899年春日花开，家父宴请诸师于桃园，教英文的倪师酒醉，错打了我九兄子厚。丕振以为倪师是教他的老师，不应乱管别人的学生，况且管的又不对，愤怒之下殴辱了倪师，教中文的孙师见他这样粗暴无礼便教训他。丕振不服，又和孙师对打起来。于是3位先生一齐辞馆，丕振见乱子闹大，父将重责，便避至青岛自家商店学习德文。是年他刚15岁，身体早长，已近成人。他正直刚毅，喜雪不平，已从此开始。
  他在青岛学了两年德文，1901年，济南开设武备学堂，招考学生，他应试考入。丕振在学堂里，抑强扶弱，加之有钱，常济人危急，博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虽在弱龄，而一班同学遇事每以他的态度而定从违。在旧社会，有钱人家都不愿自己子弟习武，认为打仗是苦事险事，家父却让自己的爱子走习武这条路，是有用意的，家父常恨自己不是武官，逢着非常时机，一无作为，所以对丕振进武备学堂寄予莫大希望。
  丕振在武备学堂肄业二年，值山东第一次选派留日陆军学生，他以成绩优异被选，1903年到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该校是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丕振入学后刻苦学习，无任何嗜好，独极热心于国事。每逢涉及国事的重大问题，他激昂陈词，气壮理明，因此见重于一时。
  我五兄砥之，先丕振一年赴日。他俩及徐霜林、徐鸿启、任集庆、孙展如等在日共组“利群社”，表面上是文化事业机构，实际在宣传反满、鼓吹革命，不时散发一些短文揭露清廷的罪案与腐败。
  常与丕振讨论国事的，除“利群社”的人以外，还有徐子鉴、彭青岑、丛禾生、丁惟汾等。他们不时聚会，过从甚密。后来，他们都参加了同盟会，始终保持联系。
  丕振在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一心想入日本军事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由于准备各种功课，昼夜苦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劳累，得了脑病。在日本东京附近的“田端脑病院”疗养期间，适遇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湖南宋教仁也在此养病。二人朝夕相聚，纵论国事，在政洽思想上受宋一定的影响。
  丕振当时打算，要在日本陆军大学取得最高学位，回国后再重金贿赂清廷当局，谋一协统（相当旅长）、镇统（相当师长）职位不难。如有万人在手，自信可以击破敌方两三万人的兵力。倘驻防在北京附近更好，一旦发难，不待清兵大集，可直捣中枢，一举颠覆清室而定大局。另外，已由我五兄砥之在家乡倡办实业、教育，集中财力，培养人才，以备非常之需。（我家虽雄于资，但经济支配权操在长兄手里，长兄很顽固，一切异图，不敢使闻，故与五兄同谋另建经济机构。当时办有济和烟草公司、爱群印刷所和掖西学堂等）。惜于丕振脑病久治不愈，辍学归国；五兄砥之经营实业又赔了十几万元。丕振后来在就义时，曾慷慨悲伤地说：“不料10年光阴，以病了之。……”实有余痛。病，是他一生不能完全实现自己抱负的原因之一。
  二
  1908年，丕振在日久病不愈，只得归国作长期疗养（家父精于中医），思乘养病期间，建立足够的经济基础，为将来大举革命活动准备条件。当即由日本购入织网机器多台。家父病故后，弟兄分居，丕振乃与诸弟全力创办了“元和机器织网厂”。为解决进口网机不便及网机损坏不能修理的困难，丕振决定自设一小型机器制造厂，自制和维修织网机，不再进口。正在进行中，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丕振便放下实业，积极响应，负病投身革命。
  正当丕振收拾行装，准备到济南联系在军队里的旧同学旧朋友时，适黄县徐子鉴遣人来约，谓：“先举胶东，实较西去更有把握，且有裨大局”。子鉴系同盟会山东主盟，在东京常与丕振密谈，彼此相知。丕振乃偕我八兄典五、九兄子厚和我转而东行，与子鉴共同发起创组“革命急进会”。会员渐多，推子鉴为临时会长。丕振与子鉴各担负筹备活动费10万元的义务，很快筹齐。
  在烟台独立时谋得司令一职的王传炯，态度骑墙，暗通清廷。他见起义军打了败仗，便挂起龙旗；闻及有的省又独立了，则又改换白旗。革命党人到烟，他表面上欢迎，也同“急进会”有所联系，但却以兵力单薄为借口，不肯出兵西进。“急进会”见此情景便决意组织队伍西进，一俟势力壮大，不怕王不俯首听命。正在筹组，会内急躁分子嫌此法缓慢，不如直接夺王兵权，便突改以往决定，即佯举王为都督，而由会内出一人任司令，统率烟台军队，使王徒有虚名。后来，乘“急进会”开会王出席时，于会场内将王扣留。丕振略加阻止，并未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也有有利的一面。孰料会内一些同志竟把王以下的军官轻易放走。这些军官回去领着队伍当夜包围了“急进会”，要求把王放出，双方打了一夜。翌晨，由《扶桑报社》的日人出面调停，放回了王传炯。后来，“急进会”全部退出烟台。
  “急进会”会员先迁到日本旅馆“爱国亭”，然后搭日轮退往大连，进行秘密活动。而王传炯终于食言，把一时未退出的同志逮捕系狱。“急进会”退到大连后，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是先取何地作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推选都督的问题。关于前一问题，丕振力主先取莱州，认为莱州是鲁东重镇，清军主力所在。莱州一下，山东半岛全部传檄可定。据有富饶的半岛，壮大实力最易，可迅速收复山东全省。有人则主张先取文登、荣成。认为文荣僻在海隅，敌不重视，易取易守，徐图前进。丕振驳道，只应衡量大局的利害，不应过于计较自己的得失。倘僻难就易而取文荣，发动以后，地方僻清，难以养成实力。敌遣兵东下，阻我前进，何日能戡定山东全局？此案对于整个北伐大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双方争论激烈，几乎破裂。后经张彦臣出来调停，提出折衷办法：先取登州。
  关于次一问题，当时已盛传由胡瑛督鲁的消息，会内同志大哗，说：“山东不是他们的征服地，为何不征求山东同志的同意，硬派一个都督来！”主张即推一个都督以相对抗。徐子鉴也是这样持论。有的更激烈地说：“如南京竟这样蛮干，我们应以武力与之周旋！”崔士杰反对这个作法，他说：“为革命流血我干，为争都督流血我不干。”丕振则主张根本取消都督这个名称。他说：“华南先独立的省分，好些是为争都督而起内讧，是革命中的极大耻辱，我们应坚决取消这不祥之物。用司令的名义一样可以戡定山东全局。山东同志无妨高明一点，不需紧步他们的后尘。”争辩许久，最后悉从丕振提议。
  “急进会”先取登州之谋既定，即积极准备。共集合了六七百人，密携武器，于农历11月25日，雇一日轮“永田丸”，托言到上海，船刚出港口，“急进会”的人即掏出手枪，逼迫船长，转开登州。抵登，正值深夜，无法下岸。直至拂晓，登州来接应的同志，才遣两只舢板来迎。当时举的临时指挥是安静山，而安于下舢板时，借口海水打湿了裤子，重返大船。下岸的不过20人，加上来接应的同志不到30人。丕振见天色渐明，大喊着说：“我们不能再等船上的人了，海岸平坦无隐蔽地，如被敌发觉，片刻即被消灭，危险已极，我们就此干吧！”于是大家爬上北城，直奔水师营，正值晨起刚开营门，便喊着冲入（最先闯入者为辛少白、邱典五二人），缴了敌人的枪械并活俘敌统领王步青。当未冲入的一刹那前，已有敌探驰报王说：“革命党来了！”王嚷着说：“那咱得和他们比量比量。”及至被俘，王又改口说：“久已盼望，一表同情。”北城既得，登州本城已无抵抗力，为首官员相率投诚，人民乍见义军旗帜，鼓掌欢呼。当天正是集日，集市买卖，一如平日，秩序井然。在水师营查到王传炯给王步青的电报：“得密息，革命党人拟偷袭登州，务严防。”此电文是王传炯通敌的铁证。
  登州光复，“急进会”开会组织山东军政府时，违背了在旅大时的决议，照样举出都督。丕振当时喊出的口号是：“要来革命，不要来做官！”他力戒我们三兄弟：“只争多作革命事，不要担任军政府任何职位。”我八兄弟典五担任了军政府军事副部长，遭到他的严厉斥责。徐子鉴也是这种态度。实践证明，丕振他们这种口号只能说明自己光明无私，但却使领导权未能操在会内真正的中坚分子手里而旁落。都督是连绍先，司令是姜文卿，由于领导不力，以致酿出许多意外问题，妨碍了整个计划。丕振在“让他们做官吧，我们来搞实际的革命工作”的见解下，另外组织了鲁军北伐队，设立司令部而不设司令，他只管司令部大印以行事。所以，当时的布告只有“司令部”而无“司令邱”的字样。
  登州既下，即遣邱典五，邱子厚、丁纪常等人到黄县，同黄县的同志一起，缴了驻防敌军巡防营的枪械，使黄县光复。
  “急进会”光复登州时，王传炯仓惶遁去。适丁惟汾、杜辅东等搭沪军先锋司令刘基炎的兵轮北上抵烟，声称南京中央已定胡瑛督鲁，先派杜为代理都督前来代行职务，便在烟组织起都督府来。数日后，烟人渐疑：一是始终未见明令及其它信件；二是如此要员只身前来，无一兵一卒之卫。数日后，烟军虞克昌借故率兵到都督府后放了几枪，把丁、杜等驱走，虞入都督府自称起都督来（杜做都督不足旬日）。丁、杜见在烟立不住脚便转与刘木铎联系，带着两营刚由广东新开到的“学生军”（也称十字军）到了登州（12月14日），连夜开会企图改组军政府。当夜，丕振接到刘木铎召开会议的亲笔信，极感异讶：前线既已告捷，有何急事必深夜开会！乃嘱司令部赴会人员（时北伐队司令部设登州旧镇台衙门，军政府设在旧察院）都携带武器以防不测。至则果见武装士兵上着刺刀，布满会场内外，丁惟汾正在台上讲话。会内有人把刘木铎刚宣布的内容潜告丕振：杜辅东为都督，丁惟汾为财政部长，刘自己为司令（不再代理），并于宣布后掏出手枪拍案大呼：“有不赞成的便是汉奸，我将以此对待……”丕振闻此大怒，站在会场门口厉声斥责：“武装开会，采取强迫形式，完全失掉会议的根本意义。今晚一切决议概行否认！”说完拔出战刀，注视讲台上刘木铎等的动静。同去的司令部人员也都持枪以待。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即将演出流血惨剧。幸吴振夫起来阻拦，极力调停（吴任军政府军事部长，与丕振是留日同学，与刘是湖北同乡，与双方关系都深），始得和平解决：一、这次的决议完全无效；二、限刘等24小时内退出登州；三、军政府由“急进会”召开会议另行整顿。于是刘木铎等迅速离去。接着“急进会”即着手整顿军政府，举丕振为司令，张彦臣、邱子厚为正副财政部长。除少数附刘分子外，多数无变更，仍维持了连绍先的都督职位。时，连在黄县，丕振约他回来共商大计。连回登州到军政府访丕振未遇又到北伐队；丕振则闻连回即赶到军政府，双方交错未得晤，如此者二。连顿疑丕振故意不见而误会，便急离登去烟，反与取消他职位的刘木铎等合流。
  丕振最初拒任任何名义的职务，此时却接受了司令名义，是因在实践中感到名实不可分离，居其实而无其名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认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丕振既兼主持军政府事宜，首先扩编部队，充实力量，乘敌新挫准备西进以定鲁局。他一方面遣财政部长张彦臣携军政府存款12万元（现款8万，余4万存烟“急进会”机关，路过烟台时提出），赴大连尽购武器；一方面与关外都督蓝天蔚商妥（蓝派代表张明远参谋常驻登州），接济关外军饷4万元，彼方给鲁军枪支一千，约定鲁军攻下莱州分兵一支协助关外军戡定东北各地。但是，张彦臣赴大连经过烟台时，即被刘木铎等扣留；邱典五在大连购到的一批步枪、大炮、机枪等经过烟台回登州时也被扣留；被扣留的还有购置的一船军装。丕振连续派人赴烟交涉，皆无消息，甚感惊讶。再派我九兄子厚前往，也无音信，直至蓝天蔚的代表张明远由烟台回到登州，丕振才知实况。原来是刘木铎他们去烟后，起初势单力薄尚不敢公开翻脸，对被扣留的人只是软禁还未失礼。嗣后胡瑛带3000光复军由沪抵烟后，刘等便把丕振说成是反胡瑛督鲁最力之人，胡便与他们并力反对登州军政府，还把扣留的人全数投狱。丕振严电质问胡瑛，胡答复：一、逮捕的原因是有人控告；二、要求立即承认烟台的军政府，登州改为军政分府；三、送好枪500支到烟。丕振不服，往复电驳，未获解决。此时，黄县突告失守。破城后，敌军大肆劫掠杀戮，我方伤亡甚重。
  黄县败讯传来，由于胡瑛等人的增援不力烟台遭到各方激烈的非难，后经关外军蓝都督和沪军刘司令从中斡旋，才得和平解决：一、登州改为军政分府，丕振为分府司令；二、烟台方面放弃索枪要求；三、逮捕的人，尽行释放，分任军政府各职。内部问题暂告解决，于是又合力应敌，夺回黄县。此役我方采取精确的作战方案，由鲁、沪军相互配合，断敌归路，迫敌弃城西逃。参战者鲁军三个营（登州的所有兵力）、沪军五个营、烟台援军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由连长盖朝千带领）。
  收复黄县后，革命军正在集聚力量征进，南北和议告成，南京的停战令下，烟台始放回典五。子厚则乘监视人酒醉，逃至蓝天蔚的兵船上而得返。
  丕振在北伐队，虽身体有病，仍与士兵共甘苦，同生活。朋友见其自奉太苦，以私人资格赠500元让其调养，丕振不用，仍以朋友名义转捐给军政府。丕振见典五吸烟卷，说：“你吸一盒烟卷，就是损失几粒子弹！”典五即将未吸完的烟卷扔掉，终登州之役没再吸烟。典五在初光复黄县归登州时，军政府设宴欢迎。典五说：“大家知道在前线冰雪寒天中，装备不足的士兵，与敌人搏斗是怎样艰苦吗？这样盛筵怎能下咽！”不食而起。这固然是典五个人的行动，但也是丕振素日持论行事的影响。丕振一见司令部摆着两根军棍，立命撤去。他说：“我们的士兵用不着这些东西”，“我们果能象兵家吴起那样带兵，直至亲为士兵吮疮，我不信会不打胜仗！”
  停战令下后，内部多数主张乘胜急击败敌，一鼓而下莱州。丕振不听，遵命停止前进，并把队伍调回登州。又有人主张继续购械扩军，丕振也不以为然，他说：“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清廷，清廷既倒，再想拥兵就是造反，此后需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是结束军队，不是扩编军队。即使没有造反思想，拥兵自重，不为国谋，而唯个人利益是图，亦是可耻。尤其我本人，以大义所在，带疾从戎，本不堪常过军队生活，也势难继续下去，必须早求摆脱。”他决计解散军队，对徒手新兵，给费解散；将有枪支的1000多人，交给刘基炎改编为三营。丕振解散军队，走的人都多少发给些解散费，唯他自己没有留下半文钱。他后来去济南，还是向朋友借的路费。
  三
  1912年，丕振在济南与山东第五师师长马龙标共组“五族大同会”山东支部，他为副会长。后因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政党，马退出，山东教育司长王鸿一参加。此会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当时计划发展水产公司、水产银行、黄河沿岸大规模造林等。这年冬，丕振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初以为国家从此可长治久安，太平无事。而不久，袁氏叛国迹象渐露，乃知这种希望纯属梦想，于是又中断从事实业的活动，再转到军事活动上，本想谋一军职，但百方营求不遂。1913年春，宋教仁在沪被刺案发生，丕振感到须即诉诸武力，不宜再迟。乃秘密组织“革新会”以团结现役军人。山东当时第五师的一些军官多是丕振在武备学堂和留日的同学，所以有多人先后填具誓书参加。丕振大喜，便赴沪拟与国民党各要人商定一整个计划，一齐发动。但党内意见分歧，竟有人主张法律解决，迟迟不发。待袁氏准备妥当遣兵南下，先发制人，我方便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卒为各个击破，使革命大业毁于一旦，实在惋惜！
  当我方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发动进攻山东时，丕振由沪急速返济谋求响应，比及抵济，冷军已败溃南退，于是丕振再渡赴沪，拟共商以后进行方针，而党内诸要人已相继东渡赴日。在沪的湖北詹大悲则极赞成丕振计划，便赴日谒孙中山先生陈述，孙先生命即电召丕振到日一谈。此时丕振打算再返济南，见机行事，途中闻敌密缉正急，便停留于青岛。嗣奉孙先生电召，即绕道大连而东行。丕振必须经过大连是有原因的：原来是山东都督周自齐的同乡徐炳炎，带着周的40多万元盐票和5万元汉口水电公司的股票到上海去抵押。徐携此款潜到大连，有人问他是否想作富家翁，他说：“还是要革命。但自己无能，愿觅如丕振者而共图之。”在大连的同志据实告诉丕振，丕振因而从大连经过。徐第一次见面，即把这些东西（已损失盐票38000元）全数交给丕振。丕振一方面着人设法抵押，一方面准备东行赴日。
  丕振到日本东京晤孙中山先生，所谈内容主要有三：一、当时进行的种种情况；二、华北革命的重要性，即非由华北着手，革命不能彻底；三、华北革命的可能性。孙先生极嘉许。即介绍丕振参加了他所创组的中华革命党。孙先生无现款，只有8万元铁道公债，一时押不出，即给丕振3000元路费先行。议定着陈英士随后携款到大连协助进行。并嘱丕振绕道上海考察朱光明（化名王某）所称已联络好一些军队的真伪（朱系特务，刺杀陈英士即有他，此际陈尚不知，将其当好同志，后朱给刺陈凶手程国瑞当了副官长）。经丕振考察全不可靠，便据实报告孙先生。丕振回大连途中，所乘日船到达烟台港时为敌侦知，扣船不让走，要求引渡，烟台日领事拒绝。抵暮，船长告诉丕振：“如交涉无效可能强行引渡，日本在此无实力，无法阻挡，不如用小艇送你上另船，速离此地为妥。”丕振依计，得以安全抵达大连。大连日当局接到日公使电报云：“袁政府谋捕此人正急，务加意保护。”因而常有日警给站岗，造成丕振在大连活动的有利条件（时1913年底）。
  1914年初，陈英士偕戴季陶携款到大连与丕振共同进行活动。陈先拨款一万元给沪方自己的部属（铁道公债共押3万元）。在款项极不足的情况下，又分供他方，丕振已为不满。对在大连种种活动的用款上意见亦不一致。丕振多次说明理由，英士仍是坚持，最后都致电孙先生争论是非。由于陈根本不了解华北情形，倏忽款尽，悄然返去。丕振只有把盐票、水电票送往青岛抵押。在青岛负责的是子厚，而子厚又突为德当局所捕，并将引渡。幸我三兄鲁斋在青与德人关系素密，贿以巨金，多方营救始得释免。但盐票等竟于此际遗失，仅剩两张水电股票在连（每张一千元，是商量抵押作样子用的）共抵押一千元，毫不济事。此时，丕振将前次未卖完的家产尽行变卖，又得其他方面的援助，如刁雨亭、姜占五及日本人冈崎铁首等，都有三千五千援助。由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活动费，丕振即屡仆屡起，再接再厉地干起来。
  丕振当时分析：袁氏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办法。国势日削，民生日苦，长此下去，唯有一亡。革命的责任，是促袁早亡。对革命力量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对山东五师做的工作最多，是革命主要力量所在。直隶第四师（驻马厂），在已有联系的基础上，再下点功夫，可能有进一步的成就。东北地方多枪，人民习于武事，组织起来便有战斗力。可先在东北各地联络群众，能够集中一二千人便可进行游击战争。待在东北建立起不可扑灭的力量以后，更有力量布置山东的军事。
  当时，一般同志都为丕振这种革命理论所鼓舞，坚信本着这条道路去做，革命必会成功，因而百折不挠。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举国沉寂，而东北独能以孤弱力量，不断起来与敌搏斗，正是这个缘故。丕振当时的布置：一、设活动中枢于大连，在大连工作的主要人员是尹仲材（川人）、简孟平（黔人）、傅立鱼（皖人）、姜华亭、徐炳炎、徐宣辰、李仲刚和我等；二、各地分工：孙竹君负责长春；毕藤斋、顾正义负责安东（后转昌图）；陈志杰、王作民负责营口；陈幼宏负责辽阳（后转铁岭）、牛镜海负责哈尔滨。邱子厚在青岛；李慕文、韩梅清、董其成在济南；三、各地负责人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武装力量。待联络成熟，即多去同志组织军事领导核心，进行发动。
  1914年的夏、秋期间活动情况：长春方面，经我方活动，敌军内部矛盾逐渐尖锐以至发生冲突，惟以该方负责人孙竹君不是军人，不能参加其中作实际指挥而告失败。等大连的大批同志赶到，机会已错过。昌图方面，共联络3000多地方武装，约以通江口为中心集合。不料城市所用的月份牌和乡间所用的皇历差着一天。当丕振带百余人向通江口集合时，根本就晚着一天，途中夜间又与已联络的部分武装发生误会，又晚了一天。等他到达通江口时，各方来集合的部队，因久等不见，已纷纷撤走。丕振无奈暂退昌图，正在设法联系时，遭到张作霖两营骑兵的包围。幸徐宣辰带6人经此，由敌后袭击，丕振等百余人才得脱险（主要骨干都在内）。敌虽遁去，但6人阵亡，徐亦负伤。本溪湖方面，徐炳炎以15人解除了驻军300多人的武装。由于准备不足，所得枪支没人扛，敌军大队到来，只得退去。营口方面，经陈志杰的联系，驻营口的道标队，已有刘杰等三个连长填具誓书，正在计划发动时被敌人发觉。陈志杰、王作民先后被捕，以重金运动，幸得不死，被判处15年徒刑。铁岭方面，联络成熟时，丕振因事又东渡日本，令我主持，准备发动。当时密设的机关即在敌营近旁，可以看到隔墙敌兵演操。举事前亦被敌察觉，除我一人因事外出得以幸免外，孙竹君、陈幼宏等全体被捕遇难。此役损失，最为惨重。在济南的李慕文、韩梅清也先后被捕牺牲，只剩董其成一人。邱子厚在青岛亦不能立脚而抵大连。牛镜海在哈尔滨也牺牲了。这些挫折虽然严重，但联系群众的面更广，参加的同志更多，革命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四
  唐蟒（丕振的在日同学）、何海鸣等，于陈、戴去后，曾由日本来大连短期逗留，听到丕振的整个计划，深信其有成功的可能，愿为援助。唐是当时国民党内孙、黄两大派系中的黄系。他回日后讲了丕振的情况，得到黄系多数人的赞同。唐召丕振赴日，在东京开了一个会决定了一些办法和步骤，并由谭人风、程潜、龚振鹏、熊克武、唐蟒、郑人康等分担10万元。又致电黄克强，让黄独出10万元（时黄已赴美），支持丕振作进一步的活动。丕振即电召我赴日，询问了情况，并对东北工作作了新的部署。他自己决定亲到天津去，一是建立联系机构，把对济南的联系，由青岛移到天津。这样，不仅对济南五师可以联系，对马厂的四师联系尤便；二是考察济南方面发展的情况，作大举的准备；三是马厂四师有一团长是丕振的同学，拟密约其赴津一谈。他抱着极大的希望登程赴津。
  丕振赴津后，不意为敌侦悉，夜间外出行至租界僻处，突出多人强拖至中国地面被捕（以后得知系变节的邬少卿，假名张良忱、又名张大英告的密）。解至济南，不屈，于1914年农历9月8日就义。后由同狱的张肃九密带一函，内容是勉励子厚和我继续努力勿懈，并附有告国人书（张亦因丕振案而系狱，丕振否认与张有联系，乃得释）。这些文件于1916年在济南开革命烈士追悼大会时，都在会上展览过，各报都有登载。后历经战乱，已经遗失。
  丕振对于枪学曾殚心研究，常想创造出一种新型连发枪，从狱中带出的函中又说明其原理并附草图，指示关键所在，后亦遗失。
  丕振罹难后，这个集团共同发誓，必须继续奋斗，实现丕振遗志。1916年，子厚兄和我再次在山东组军讨袁，实际是这一集团的共同表现。只是由于我们二人领导不够，致在大有可为的机会，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
  丕振、典五、子厚和我四兄弟，在奔走革命中直接间接的损失共达10多万元，家产以倾。这种为革命事业人亡家破，牺牲一切的精神，不限于山东一省，即在全国说来亦是少见的。

作者邱绍尹，生于1893年，是辛亥革命烈士邱丕振的胞弟，辛亥革命光复登州时。任鲁军北伐军司令部参谋、山东军政府秘书。建国后，任银川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银川市人大代表，1974年病逝。本文由莱州市政协提供，孙一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