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革命英雄，猛将如虎；
  头脑极新，坚持民主。
  奋勇抗敌，气壮威武；
  义不顾身，名垂千古。
  这是辛亥滦州起义目击者，滦州已故知名耆宿吴湘甫先生对“北方军政府”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等滦州起义阵亡将士的缅怀和称赞。
  1911年10月10日，在我国南方爆发了由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民主革命的篇章。时隔两月余，1912年1月3日，在封建势力强大、满清统治的心腹地区河北滦州（今河北省滦县），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一营管带（营长）王金铭和二营管带施从云等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年轻军官和革命党人白雅雨等组织发动了滦州起义，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王金铭任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任总司令，冯玉祥任参谋总长，白雅雨任参谋长。起义军誓师进攻北京，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滦州起义震惊中外，撼动了满清统治的基础。由于起义军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又加中途遭受奸诈之骗，终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主要领导人王金铭等惨遭杀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因滦州迫近京畿，变生肘腋，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助长了南方民军士气，对于颠覆清廷起了极大作用。正如1937年《国民政府令》所述：“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起义主要组织领导者王金铭及其他阵亡将士为求共和奋然起事、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烈气慨也将与世长存，永远激励着后人。
  一
  王金铭，字子箴。1880年出生于山东省武城县东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四人，长兄金镜，金铭行二，三弟金钰，四弟金钫，两姊一妹。其父王成，终生务农，上需事双亲，下要抚子女，数十口之家仅靠耕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家境贫困。
  金铭8岁入本村私塾就读。他生性活泼，天资聪颖。在塾期间，虽所学乃《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儒家经典教科书，晦涩难懂，但他勤奋刻苦，仍诵读自如。默记成篇，学习成绩常列前茅，并渐具阅读和理解能力。稍长，仅塾内所学难以满足，便走访邻里借阅图书。但乡间散书多武侠、言情小说，惟一部《精忠传》令其爱不释手，尤对书内所表岳飞精忠报国、刚直孝廉的高尚品德所折服。1896年，其父迫于生计，难以供奉金铭续读，便令其退学入同族兄弟王湖所办“洪瑞钱庄”学徒。金铭虽辍学从商，但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其嗜读如痴。白天听命于店铺，夜间秉烛伏案，每读必至深夜。久之，难免白天瞌睡，影响做事。1897年，便被店东之子王金栋借故辞退。回家后，他帮助父母下地耕田，协助姊妹料理家务。他聪明勤快，深得家人喜爱。正是回家务农这段时间，使他亲身体验到广大劳苦大众终年累月，辛勤操劳，仍难果腹的艰难生活。同时。他仍象过去一样，孜孜不倦，偷闲攻读。通过自学，已具相当文化水平。
  入洪瑞钱庄学徒和回乡务农二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金铭亲眼目睹了豪门的奢华和贫民的疾苦，强烈的对比，使他感到社会的不公。清朝末期，国家外受列强凌辱，内部秕政百出，农村更是盗匪猖獗，恶棍横行，仗势欺人，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黑暗的社会现实给金铭以强烈的刺激。虽然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又处边远乡村，他没有也不可能接触到更为先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和知识，但他却从《精忠传》等历史书籍中受到封建农民革命思想的启迪，进而他认识到非革新政体不能救国救民，非军人革命，不能推翻专制，遂抱志从军。从而初步奠定了他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二
  金铭之兄金镜长金铭16岁，早年考入武备学堂，毕业时，适逢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遂被分配到小站，参加练兵。1898年，金铭18岁，决意弃农从军。他征得父母同意，自带干粮，徒步500里直奔金镜处。时金镜已为新军军官。金铭便于小站报名当了学兵。当兵后，他品学兼优，颇得长官赏识，被选拔送入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提升为正目（班长）。
  1899年，首先在山东爆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义和拳农民革命运动，山东巡抚毓贤剿办不力，屡吃败仗，便改剿为抚，并改名义和团。清廷慑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毓贤，调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遂率所练武卫右军（原新建陆军）赴鲁。他制定了极为残酷的剿办政策，勾结外国驻军，大肆戮杀义和团民。金铭随袁部入山东，驻扎家乡武城县四女寺镇。他体察和同情百姓疾苦，不忍同族操戈，弹压百姓。况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外国列强，代表了我中华民族之心愿，理应大力支持。遂在四女寺剿办义和团民时，他微词具多，行动怠慢，并对义和团民加以庇护。为此，曾受到统制曹锟的厉言训斥。
  由于金铭曾入塾八年，此后又经刻苦自学，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这在当时新军中并不多见。且他品行端正，为人忠义，足智多谋，乐于助人，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具有较高威望，并深得上级赏识，提拔很快。1904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遂将所率武卫右军改为北洋常备军，金铭则被擢升该军第二镇（师）第七标（团）某营左哨哨长（连长）。1905年，北洋常备军第二镇一部与武卫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金铭调该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防济南。1907年，徐世昌改任东三省总督，率曹锟第三镇、王汝贤第二混成协和由第五镇、第六镇各抽一标新编第一混成协入东北，金铭调第一混成协并擢升某标一营帮带（营副），驻防辽宁奉天（沈阳）新民府。1910年，第一混成协和原独立第一、第二标合编为第二十镇，张绍曾任统制，金铭任第七十九标一营帮带。1911年夏天，奉天一带连降大雨，新民附近巨流河洪水泛滥，危及军营，部队防洪抢险。原一、二营管带指挥无方，行动怠慢，贻误时机，被张绍曾免职。王金铭和施从云二人带领一、二营官兵，积极抢险，保住了军营，遂被张分别提升为一、二营管带（营长）。
  金铭十余年军旅生涯，驻山东扎东北，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也逐步了解到封建上层腐朽内幕。加之，列强凌辱，更显清廷无能，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不覆清廷，革除弊政，国家不能图强、图存、图富。民族革命思想日渐形成。
  1908年，同盟会员开始潜入东北各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同盟会员刘瀛深入部队后，很快与金铭相识并悄悄送他两本书：《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此书为明末清兵入关屠杀汉人的血腥记录，同盟会起初曾作为主要的反清宣传品。金铭读后，对书内所叙清兵摧残戕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所激愤，进一步增强了对清王朝的仇恨心，更加坚定了他的民族革命信念。
  稍后，一批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从日本留学归来，打入二十镇充任下级军官；吴禄贞部参谋、同盟会员刘一清于间岛抗击日军后，也调二十镇任参谋长。他们进入二十镇后，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军官中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仅推翻清廷不够，必须变革政治，改封建专制统治为民主共和政体，建立新型的民主共和国。非此不能使民主盛强、民权伸张、民生富裕，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浸润于广大年轻军官的心田中。金铭很快与他们结识，并经常听取他们的宣传，革命思想日进，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
  有了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金铭革命信心大增，遂在军营中秘密活动，联络同志。但北方封建势力强大，清廷防范甚严，革命运动不易开展。于是，金铭便与冯玉祥、施从云等密议并于1909年发起成立了“武学研究会”，借以掩耳。起初参加“武学研究会”的有倾向革命的年轻军官冯玉祥、施从云、郑金声、岳瑞洲、王石清等六人。“武学研究会”采取读书会形式，名为研究“武学”，实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搜集清王朝卖国投降、压榨百姓的罪行，以作宣传；互相通报各自所知各地爆发革命的时事新闻；传播革命思想；联系同志，壮大队伍，做革命的
  准备工作。由于金铭等人的组织和发动，二十镇大批青年军官如张之江、石敬亭、韩复榘、吕均、鹿钟麟、周文海、张树声、张振扬、何任之、李鸣钟、李冠军、李子锋、李滋懋、张绍棠，郭风山、戴锡九、刘瀛、张振甲、葛盛臣、胡长标、黄宝善等均加入了“武学研究会”，革命势力日渐壮大。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金铭认识到，举行武装起义，必须具有活动经费。同时，“武学研究会”声誉日隆，影响过大，已引起协统潘榘楹的怀疑。恰在此时，吉林邮来一份《山东同乡会》章程，金铭觉得可借题发挥。原来二十镇由原第五、六镇各一标和原独立一、二团组成，山东同乡很多。成立“山东同乡会”，既可避“武学研究会”之嫌，又可发动同乡募捐。遂与山东同乡孙谏声商议成立“山东同乡会”。因协统也为山东人，金铭便商请潘榘楹参加。潘允诺并亲自担任“山东同乡会”会长，金铭任副会长。“山东同乡会”成立后，凡山东籍官兵均为“基本会员”，外省官兵为“名誉会员”。金铭任“会内干事”，施从云、冯玉祥等任“会外干事”，并派出孙谏声、鹿钟麟等以同乡会名义到奉天、北京、天津等地联络会员。“山东同乡会”成立后，金铭动员会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经全体会员共同努力，筹集了大量资金，秘密购置了一批军火。“山东同乡会”的成立，既掩盖了“武学研究会”的活动，又购置了枪械，使金铭等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1910年冬，清廷派人到东三省检阅驻军，所派之人均为贵族子弟。这些贝子贝勒一派纨绔习气，穷奢极欲，动作乖张，语无伦次。只知苛求供应，不知军士之苦，勒索全镇每营管带各摊派银两四五百之多。其挥霍无度，甚至以雪茄烟充作火炉燃料。此辈丝毫不知检阅为何事，而对各级官兵却随意怒骂。为敷衍此事，众人议决，不得不由一军需官筹银七万元，为其招募日妓五十名，伴游消遣，打发了事。金铭看罢此事，义愤填膺，加剧了他对腐朽昏庸的满清统治阶级的痛恨，遂与冯玉祥、施从云等率先剃去发辫，以示革命之坚。并积极与其他革命同志在“武学研究会”和“山东同乡会”掩饰之下，加紧革命准备工作，以择机起事。
  三
  1911年9月，清廷决定于永平府（明清两代冀东行政区划，辖一州六县，即今唐山、秦皇岛两市大部地区）举行秋操（军事演习），新建陆军第六镇、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受命参加秋操。时吴禄贞已由延吉边务督办调任第六镇统制驻防保定，蓝天蔚为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任第二十镇统制驻防东北。吴、蓝、张三人于早年留学时结为密友，且成绩优异，人称“士官三杰”。吴、蓝二人受孙中山先生影响极大，曾于1907年与宋教仁等于奉天成立同盟会辽宁支部，向具革命思想。金铭等革命同志认为永平秋操是举行起义的绝好时机，遂密谋策划并派人至吴、蓝两部与二统制密议于秋操时暗带实弹，相机起义。同时吁请本镇统制张绍曾就机起义。孰料，及秋操临近，事机微泄，清廷起疑，遂命第六镇停止秋操，只令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按原计划参加秋操。
  金铭发动滦州起义与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有关。张早年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主持训练新军，后任“贵胄学堂”监督，既与上层皇族关系密切，又与君宪党魁梁启超为至友。他于日本看到“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又受梁启超影响至深，具有典型的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退避日本后，仍奔走立宪。他与宫廷上层人物载涛、良弼等人密谋制定了一个以张部武力胁迫清廷立即颁宪的宫廷政变计划，也预定于永平秋操时发动。所以，迨清廷秋操令下，张绍曾立即统率三军一万余人，于辽宁奉天至新民府一线开拔关内。他满以为此举定胜无疑，因而信心百倍，率部水陆兼程，边行军边演习，迅速进发。十日内，二十镇司令部已抵达昌黎，先头部队已西渡滦河进入滦州。谁知，就在部队就要进入预定地区，迫使清廷立宪的枪声即将打响之时，1911年10月10日，在我国南方由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巨大事变——武昌起义，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惊惶失措的清政府立即电令停止秋操，并命各军原地待命。于是，梁启超、载涛等筹划的宫廷政变计划顿成泡影，张绍曾也一下子进退失措，无所适从了。
  武昌起义成功，揭开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篇章，“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在我国近3000年封建统治的国土上，第一次出现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武昌事起如同一把火炬，很快便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各省宣布脱离清廷的独立宣言纷纷传出。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金铭等革命志士认识到，清廷惊魂未定，又大量调兵入鄂镇反，京城空虚，如二十镇起兵攻打北京，定可成功。于是觐见张绍曾，力陈革命形势之有利，吁请张率部起义。但张贯受立宪思想束缚，又顾本部保皇派聚多，迟疑不发，消极等待立宪首领的下文。他把部队调集滦州一线，“架浮桥于滦河之上”，“据河为阵”，“按兵不动”。由于张绍曾的优柔寡断和受立宪思想至深，使二十镇痛失了攻取北京的良好时机。
  此时，武汉前线，民清两军对峙，清军吃紧，前去增援的第一军接仗即溃。清廷又将第二镇、第三镇、第五镇混编为第二军，并令其火速南下。接令其他部队已陆续开拔，唯二十镇尚未出动。于是，清廷一日数电，急令张绍曾即刻率部南下增援，时局发展十分紧迫。金铭立即与施从云等革命军人计议：如张受命率部南下，革命计划难以实现；而张握万名兵权于一手，促他率部起义，革命定成。遂同去面见张绍曾。金铭指出，目前，南方民军已起，各省又纷纷独立，清廷大势已去，如我部立即奋起直捣北京，定能取得革命胜利，力促他率部进攻北京。但张绍曾执迷不悟，仍坚持自己的立场。1911年10月29日，他与卢永祥、蓝天蔚等联名电奏皇廷，宣布“停军不发”、“要求立宪”、“废除内阁”、“速开国会”。发动了以保皇立宪为目的的“滦州兵谏”。清廷接到张绍曾等“兵谏”电奏，虽“暴怒异常”，但终因大势已去。为保其全，不得不表示接受。“滦州兵谏”虽使二十镇不曾南下攻打民军，但使金铭革命计划再度受挫。张绍曾为“兵谏”一时成功而振奋不已，但岂料清廷对他正暗中计算。
  为防二十镇继续哗变，清廷派吴禄贞前去“抚慰”。吴至滦州，与张密谋：吴部进攻西直门，张部进攻东直门，会师北京，铲除袁世凯，实现君主立宪。张更为之欣喜，认为此计万无一失，胜券在握。正值此时，清廷派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奉命于奉天押运一批军火送南方接济清军。彭向具革命思想，又早已加入同盟会。他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金铭为其学生。他闻及滦州准备起义的信息，于起运前电告二十镇扣压军火。金铭得此消息，吁请张绍曾同意，率兵布防于滦河大桥至车站两侧。列车一到，立即鸣枪迫停，将军火截扣于滦州。
  至此，滦州事态的发展已趋白热化。金铭意识到，“兵谏”电奏虽为清廷接受，但扣压军火，如同釜底抽薪，清廷必定恼怒，形势十分紧迫；且二十镇又平添军火，力量壮大，起义更加有力。遂再次面见张绍曾，诚挚敦促他率部起义。张绍曾抱定“立宪”这棵死树不放，仍耐心等待与吴部“会师北京”，使滦州革命又一次错过了有利时机。
  对于滦州方面的事态，清廷表面假装镇静，暗中却杀计已定。此时，阴险毒辣的袁世凯已东山再起。吴禄贞于滦州与张绍曾密议后，速赴石家庄联系民军，正准备北上之时，被袁世凯暗杀于石家庄。消息传至滦州，张绍曾为之惊愕，心凉半截。接着，清廷又任命张为“宣抚大臣”南下湖北，削去他二十镇兵权，提拔昏庸透顶的潘榘楹为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更加沮丧。计划难成，兵权又削，遂欲卸职避去。金铭耳闻此事，义愤填膺，立即召集施从云、张之江、张树声、周文海等二十镇革命派骨干于滦州文庙举行会议。认为张绍曾被撤职是清廷消除革命力量的卑鄙手段，张的去留关系北方革命的成败。于是一致决议，吁请张切勿受命离任，并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
  为瓦解滦州革命力量，清廷将二十镇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标等兵力分调关外，滦州只剩七十九标第一、二、三营。革命力量分散四方，金铭等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的电报又无下文，张绍曾已感计划彻底破灭，心灰意冷，意志衰竭，决意离去。金铭仍欲挽留张抗命留滦革命。遂与施从云率革命军官70余人至镇司令部，并命全营官兵列队于外，以示众心所望。金铭向张绍曾陈明大意：“统制与其服从清命，甘做奴臣，不如整我旗鼓，直指燕京，倾覆满清二百余年之专制，建立我汉室新型民主之共和。”
  “将军与吴统制素为至交，而今他已为此而罹难，我们应做后继之来人，焉有退却之道理。目前，南方革命势力，正欲到达本省。因此，将军去留，牵动全局，部属皆愿在统制领导之下，完成革命之使命，以竟全功。”金铭话语，既具革命道理，又富人伦常情，且情真意切。但张绍曾却以为吴禄贞被刺，失去应援，计划破灭。而兵力又分调四方，“革命是铤而走险，徒取败亡。”听不进革命派的忠告。当他即将登上西去列车时，金铭率众官兵聚集车站，再次诚挚予以挽留，然而张却决意离开。金铭见他决心已定，念及旧情，处于对将军的敬重，也为保其安全，派十余名官兵护送张至天津避居。
  在革命大潮汹涌澎湃滚滚袭来，黎明的曙光已现，革命胜利在即的关键时刻，被立宪思想毒害至深的张绍曾退避了历史的潮头。他的退去宣告了君主立宪路线的彻底失败，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北方革命的悲剧。
  四
  在二十镇具有革命思想的宫兵中，金铭以其饱学识、善洞察且足智多谋，向为时人所重。施从云性豪迈，富胆略，冯玉祥性刚直，重义气，深受士兵爱戴。他们三人又早于1900年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长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是军内革命派之中坚人物。当张绍曾离职而去，革命暂无领导之时，金铭与张之江、鹿钟麟、石敬亭、李鸣钟、韩复榘、张树声、周文海、李滋懋等进行秘密集会。一致认为，革命工作绝不能以张的离去而中止，我们要继续进行，而继续进行必须推举领导，以免群龙无首。当时大家一致公推金铭、从云、玉祥担当此任。他三人也当仁不让，愿领导群众志士一起革命。
  于是，金铭召集全镇革命同志集会。他激情陈词：“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复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的字典里无难字，我也云然！同志相处，非依朝夕，愿共以铁肩当革命，竟厥全功。”全体同志闻声肃然，群情荡激，革命斗志倍添。从此，由民主革命志士领导的滦州革命，冲破立宪束缚，走上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道路。
  滦州方面革命运动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和支持。中国同盟会、湖北军政府、北方革命协会等组织曾先后派出王葆真、胡鄂公、白雅雨、凌钺、孙谏声等革命党人至滦发动革命。他们以天津为据点，数次冒险进滦，调查滦州社情，联系革命力量，筹措活动经费，疏导清廷驻滦军政要人，为滦州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白雅雨、孙谏声、凌钺等人立志留滦与革命军人一道起义，表现了他们革命的坚定性。
  金铭得知天津革命同志的到来，分外喜悦，与其积极进行联系，共商革命大计，并将驻于滦州城西坨子头的“共和会”全体革命同志接入城北师范营部内。此后，又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对革命党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至此，北方革命武装与革命团体实现了完全结合。
  白雅雨等革命党人的到来及与革命军人的结合，使滦州形势发展很快，发动起义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金铭召集施从云、白雅雨、凌钺等人秘密召开会议。他指出，武昌事起，各地响应纷呈，清廷镇压不及，改施剿抚兼用之策。上海和谈已近十日，尚无结果，且有破裂之势，如战事再开，北方无军队响应，清廷必将倾其全力以镇民军，民军必遭重创而危及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于和谈决裂之时，在清廷肘腋之间爆发革命，响应南方民军，使其首尾难顾，以共同推翻帝制大计。同时他又指出，目前，滦州力量仅有三营，势单力薄，需动员各方新军一同响应。他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
  随后，金铭派夏得祥奔辽阳、庄河，密约商震、王德权部届时自海路前来，共同举义；派汤寿麟南下山东，联络第五镇旧部，沿津浦路北上增援。
  时冯玉祥所属第八十标已由奉天新民府移驻海阳，金铭又亲赴海阳向冯玉祥通报了滦州方面的活动情况，与其共商起义方案和具体作战计划。他们认为，目前，南方事紧，北方因袁世凯再度出山，形势也日趋恶化，如不及早动手，有被袁氏消灭之危，且难以策应南方。于是决定，迨烟台民军至秦皇岛，海阳、滦州同时起事。海阳方面由冯负责，以郑金声营为右翼，王石清营为左翼，冯玉祥营为预备队，袭击清军炮兵阵地，并解决标、协本部。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三骑兵营于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然后与滦州部队会师，进攻天津，此举可直接威胁北京，并可牵制清军进攻武昌。金铭与冯玉祥密谈竟宵，制定了滦州起义的大计。
  金铭长期酝酿革命，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日愈坚决。当时形势已异常紧张，为摆脱一切牵挂拖累，遂将随军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送返山东武城县东屯故里。
  五
  滦州自“兵谏”事发已引清廷戒备，俟至革命欲发，更为中外反动势力严密监视。清廷外务部密令直隶总督陈夔龙对永遵（永平至遵化）一带要严加预防；英、法、德、日等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也增兵对京奉路分段把守；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更视冀东新军为心腹大患，而设防极严。南方议和又行将破裂，情势十分紧急。金铭自海阳返滦后，见由革命党人所联络各路英杰百余人已于12月23日、29日分批陆续抵滦，又观滦州城内“反正”空气日浓，且白雅雨已于天津带来“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印章。事已至此，遂于12月30日召集施从云、白雅雨、孙谏声、周文海、石敬亭、凌钺、鹿钟麟、韩复榘等于城北师范学校营部举行会议。他报告了与冯玉祥商议结果，当即决定即日宣布独立。会后，金铭派深沉多谋的周文海去海阳面告冯玉祥独立计划，又派李滋懋去秦皇岛约骑兵三张（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如期起事（此时，冯已被监禁；三张刚欲出发，便被标统扣留、分调而瓦解）。
  是日夜，金铭便以施从云、冯玉祥三人名义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和谈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和天津顺直咨议局发出了主持共和通电：“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之心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日后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近，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读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尧，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空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惊之至。”
  滦州酝酿革命被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察悉。他召见警务所长张注东（张为开明人士，与革命党人接触后倾向革命，曾收缴滦州征收局税款用于滦州革命）询问端底。张说：“是的。是革命党人带着南方军政府的委任状来滦州，统制部下均已参加，而且要在州衙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还推你为大都督”（白雅雨秘谋暗杀岳未成，故金铭欲以高官笼络之）。岳为守旧懦弱之人，故闻言惊惶唏嘘，啼流满面。金铭、从云于12月30日决定宣布独立后，也面见岳，向他陈说革命要义，促他率部革命，推他为大都督。岳听罢此言，惊恐万状，连连摇头：“我可不敢。”不肯参加。金铭见此人不可与共大事，转身而去。岳兆麟连夜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报告了滦州兵变详情。
  王怀庆接此密报，急电直隶总督陈夔龙，陈又立即禀告清廷内阁军咨府和陆军部。奸诈凶狠的袁世凯采取剿抚兼施之策。一面令死党曹锟调兵布防，一面派王怀庆至滦抚慰（王与金铭之兄王金镜和从云之兄施从滨为新军内世交，关系默契，为结拜兄弟）。
  1912年1月1日，王怀庆奉命抵滦，立即召见金铭、从云等人。见面即说：“你们做得不对，不应该乱来”（既以盟兄辈份劝告，又以长官之职阻挡）。金铭说：“你来的正好，你要帮助我们一起干。”王说：“今南方议和，尚未成立，革命成败，复不可知，我辈军人，应忠职守。军人独立，不仅违犯纲纪，且区区兵力，岂足与战！审时度势，实非所宜，望请诸君善自采择，毋贻后悔！”
  金铭见其不仅不与支持，反振振有辞，力阻革命，便大义凛然予以反驳：“清廷误国殃民，罪恶昭彰，海内志士，同举义旗，凡有血气，皆当振臂兴起，光我民族！公总领师干，宜以民义为重，不可冒此不韪，招致自危。我辈宣言独立，词义正大；心之所至，万死不辞！”同时厉言胁迫王氏从命：“现将大都督位置让与你，若是不从，休想走脱！”一时众官佐将其团团围住。排长张振甲拔枪威胁：“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见全体官兵革命决心至坚，为保性命，假意接受大都督。为防王怀庆逃走，金铭令李滋懋等设防监视，又令凌钺等于夜间携炸弹入王怀庆下榻之车站客栈，晓以大义，施以高压，迫使王怀庆答应一起革命（然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施以威胁，也难改变其反动立场）。
  第二天早上（1912年1月2日），金铭率众官兵前往车站迎接王怀庆（车站距滦州城五华里），请其至营部就职，并备乘轿。王说：“吾昨夜细思，君等所言极是。但凡举兵起事，粮饷为要。吾与城内士坤，多为世交，恕请前往劝告捐之。”金铭从其言，请乘轿前往。但王以坐轿寻常，不足壮观，便改为骑马。行出车站里许山岗处，马弁出身的王怀庆骑术颇佳，故意勒紧马僵，马便狂跳不羁。金铭等不知是计，众人让开。他乘机调转马头，死命加鞭，奔向西北。等金铭等人醒悟开枪射击，王已奔过山岗逃之天夭。
  王怀庆逃回开平，一面施以缓兵之计，使人于秦皇岛给金铭、从云发来假电，称南军政府派兵舰三艘，载民军北伐。俟南军至秦，共取天津。使金铭缓发其兵。一面电告清廷增兵设防。袁世凯令曹锟第三镇拨兵一标归王怀庆节制。1912年1月3日，曹锟派该镇第六协统制陈文运率第十二标步、马、炮兵千余人由廊坊火速乘车至滦，于次日晚已达滦西雷庄一带布防。滦军在尚未出征之时，已置清军眈眈虎视之下了。
  金铭与从云原计于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因岳兆麟、王怀庆先后生变，故改为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金铭任军政府大都督，从云任总司令，张建功为副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周文海为秘书长。原州衙改为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城内街巷大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汉滦州光复”，并于城北广场搭起校阅台，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金铭命三营千余官兵列队集于广场。他身披戎装，腰佩短枪，英姿雄伟，斗志昂扬，阔步走上校阅台，宣誓就职。当他登上台去，差一步而至台中心时，回转身来，发表了既富革命道理，又重人伦常情，且具极大鼓舞性的讲话。“今日，我驻滦新军，响应南方爆动，揭杆宣布独立，誓师进军津京。众兄弟推吾为都督，吾当仁不让，愿率众公覆满清建共和，以竟大业。我辈军人，概以服从军命为天职，吾跨前一步，即为都督，授令各官定当必从。时下，差此一步，吾与大家仍为兄弟，余愿晓清理义，令兄弟决择。凡举事革命，必有流血牺牲。军内凡独生男儿者，或有家室妻儿者，劝其返乡事亲，抱孝高堂，抚育儿女，本府发放路费送返。再有怯懦怕事者，亦可退去，革命出于自愿，绝非强迫，不以军纪而处。众官佐，我辈男儿，正值血气方刚，应图鸿鹄之大志，誓把革命当已任，活就要轰轰烈烈，死也当壮烈千秋！愿众兄弟，抱定革命之主意，随我出征战清军，推翻满清倾帝制，光我汉室建共和。”言毕，全体官兵群情激愤，振臂齐应。遂金铭转身跨前一步，立竖台中，宣誓就职“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随后，从云等军政长官也分别宣誓就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是日，“北方革命军政府”郑重通电全国，宣布独立（电文同前致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天津直隶咨议局电文）。
  并致电袁世凯：“现闻南北议和期近，势将决裂，万恳迅速主持共和，切勿再开战衅，涂炭生灵。本军现已宣布独立，枕戈以待，特此电闻。”
  又致电南方民军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本军已通电清廷，宣布独立，使之北洋军不为所用。祈电袁氏，不得派兵来攻，是为至祷！”
  还向各国驻华公使、领事致电宣布：“现因我国南北议和，恐致决裂，本军已宣布独立，即日出师，所有外国人士性命财产，一概保护，特此知照。”
  时金铭之兄金镜被清廷任命岳阳镇守使已南下参战，从云之兄施从滨为标统也已南下。金铭、从云拟定电文，共致兄长：“现闻和议有决裂消息，果尔大局不堪设想。此间並已宣布独立，千祈联合前敌军队，从速反正，主持共和。兄等为大局计，亦即为兄弟计也，特此奉闻。”
  同日，金铭以大都督名义发布“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为布告示”，宣布了对外国驻华势力、满族亲贵、各地地方官、军界、警界、旗兵以及安民、招兵等十五项政策，使“北方军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比较完善。
  独立之日，滦州城内，一派节日景象。各种独立文告和标语遍贴大街小巷；城中居民欢颜嬉语：青壮男儿剃去发辫；商贾店铺一片繁忙。城北偏冷阁为清廷行宫，是满清亲贵游玩和返回东北的暂住之处，过去一般平民绝禁入内，独立之日，军政府宣布：“官民人等，均可观看行宫。”是日，城内官民及四乡百姓，争相前去游玩观看，男女老幼，人流如潮。滦州学者李宗尧先生，看到独立带来喜庆景象，由此感发，“从此不知天子贵，与君同做主人翁。”
  六
  金铭推戴王怀庆为都督，意欲挟其淮军，不至阻挡滦军西进。王怀庆自滦逃走，金铭知计已破，王必设重兵布防或反扑，遂决议即刻出师，先发制人，攻其不备。1912年1月4日，金铭、从云召集革命骨干举行紧急会议。金铭指出：“吾辈革命计划，奋斗业经数载，现在时急势迫，若按兵不动，是坐以待毙也。且吾辈所以实行起义者，原为促成共和，安能顾及个人利害；今日惟有进兵速战耳！”会后，金铭、从云向清廷发出长达千字讨伐檄文：“本政府位置滦州，遥临虏主，民清不两立，汉满不并存。即日振旅津京，廓清余孽。洗二百年之奇辱，看今赤日之重升：拯大千世界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
  时金铭、从云一、二营驻城北师范学校，张建功三营驻于城内。金铭、从云分率一、二营师誓，欲前往车站，登车西进。早已蓄意叛变的张建功于城内命所部向一、二营突然发起猛烈攻击。这一突发变故，打乱了金铭部署。但他遇变不惊，与从云镇静指挥，令王鸿升、石敬亭率一部予以反击。张素畏王、施骁勇，据城而战，闭门不出。金铭、从云率部与张叛军激战至晚八时，滦城不克。金铭意识到，继续恋战，恐被叛军拖住，贻误战机。遂留少数部队监视，率一、二营官兵700余人北行五里至车站，乘车西进，时已近午夜。临行前，金铭致词，以鼓官兵斗志：“吾辈革命原抱定牺牲主义，时势至此，若不努力，不惟坐以待毙，且于革命宗旨不符，于大局无补，是空有革命之名，无革命之实。吾以决计登车前进，以与反革命者决一死战，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胜固可喜，败也足寒清廷之胆，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耳。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主国家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而愿与吾同死者，请即登车！”于是全体官兵慷慨激昂，登车西进。
  死心塌地的反革命王怀庆逃回开平，设重兵布防于滦州至开平铁路沿线，并竟冒清廷与外国列强所签《辛丑条约》中“必须保障火车畅通”之规定，命陈文运部于雷庄一带拆毁铁路一段，以阻滦军西进。
  金铭率部乘车全速西进，当行至雷庄路轨拆毁地段，列车脱轨，全体官兵下车。金铭意识到，此处必有重点布防，遂命官兵散于铁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形准备战斗。驻防于此的陈文运部，见列车倾覆，有军队下车，料定必为滦军，便予以猛烈射击。金铭与从云镇静指挥部队作战，并身先士卒，奋勇还击，两军酣战时久。
  因夜间作战，敌军又分兵驻防，故形成混战局面，其中敌军一部受到本军与滦军双方夹击，招架不住，便吹号停战。金铭误为敌军求降，遂鸣号回应，战斗即止。
  不久，有敌徒手军官二人，来滦军阵前，言称，请王大都督、施总司令前去议和。金铭虽知其意非善，但以为同属汉室，当不致见害，且望以大义陈说，或能醒悟，一同革命。遂即前往。众官兵也情愿随从。
  金铭、从云至雷庄车站面见陈文运。陈说：“君等叛乱，谁为主动！”金铭慨答：“吾辈革命，志在推翻清廷，复我汉族，除暴安良，乃革命真谛。救饥扶弱，实我辈天职，并无主动者，唯有主义而已！”陈虽为金铭壮举所感，并言：“君等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富强而战，大义昭然，诚可钦佩。然吾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岂敢妄动。”
  老谋深算的王怀庆闻及金铭、从云等众官兵投营而来，恐众人为其征服，立命逮捕。王先以死予以威胁，后又以情进行软化，均遭金铭厉言痛斥。遂王怀庆电告袁世凯请求做何处理。袁复电就地正法。陈文运为金铭、从云大义所动，又念及与王、施之兄为军内旧交，曾致电曹锟：“他们有什么不对，我们应严加管教。”为之求情。曹言：“当年在四女寺闹义和团时，王金铭就行为不规。对这种犯上作乱的人，不杀几个还行。”
  1912年1月5日，北方的滦州，三九隆冬，寒气逼人，同时更为恐怖气氛所笼罩。金铭等被押赴刑场。刽子手欲行捆绑，金铭浩然斥之：“堂堂军人，何须如此。”遂昂首挺胸，阔步走向刑场。刑前，他跪地面南叩首三响，遥拜双亲。起身又见马弁刘荣和护兵黄云水同在身边，便对执刑官说：“责任在我，与他们无关，应将他们放走。”刘荣说：“我与都督同革命，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焉能独活人间。”黄云水则痛骂王怀庆卖友求荣，甘做满奴。气极败坏的王怀庆立命斩之。于是刽子手将金铭斩首杀害，时年仅32岁。正是：
  为求共和洒热血，
  英烈气慨壮千秋！
  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施从云、刘瀛、董锡纯、戴锡九、孙谏声、张振甲、刘荣、黄云水。白雅雨不日也被王怀庆逮捕杀害。
  烈士哀荣
  1932年，冯玉祥将军隐居泰山时，节省自家开支，争得多方支持，于泰山普照寺东麓辟地三大亩。主持修建了“泰山滦州起义烈士祠”，将金铭、从云等阵亡将士神位供于正面殿堂，藉慰英灵。全国许多知名民主爱国人士题词致挽。李宗仁题词：“百世名犹存，众所瞻依，祠巍泰岱；三代道未泯，闻兹义烈，气肃冰霜！”吉鸿昌题词：“国魂”。鹿钟麟题写“王公子箴施公燮卿两烈士赞”，称王施二烈士“其丰功伟烈，直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媲美而齐名”。均现缅怀和弘扬之意。
  冯玉祥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于1936年向国民党五次常会提出“褒扬辛亥滦州起义殉难诸先烈案”，建议南京国民政府于北京西山温泉和山东泰山分别修建“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和“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追任金铭、从云等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并举行国葬。南京国民政府接受提议，至两建筑物建成，于1937年1月与国民党中执委指令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韩复榘等为滦州起义先烈国葬典礼筹备委员，并“推鹿钟麟、王法勤、石敬亭三委员届时代表中央赴平致祭，推冯委员玉祥代表中央赴泰安致祭，并请张之江于‘中央广播电台’广播”。1937年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北京西山和山东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追任金铭、从云为陆军上将，并将金铭等阵亡将士衣冠进行了重新安葬。正是：
  后人不忘前人志，
  颂其功勋慰英灵！
  金铭烈士牺牲后，曾就地埋葬。191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北方革命协会”为烈士举行起灵仪式，移葬故乡。亲友、革命党人和政府代表分别至滦起灵。在雷庄车站搭设了庄严肃穆的灵棚。生前好友连之铎将烈士身首异处遗体起出，亲友为其洗去泥土，缝合身首，重新入殓，并进行了致祭。事后，灵柩运故里，安葬于武城县东屯村王家茔地。为宣扬烈士业绩，勉励家乡人民，武城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10月为金铭烈士修建了永久性陵墓，供后人凭吊和纪念。作者附后：
  为撰写此稿，本人曾赴外地寻烈士知情、亲友调查采访，内蒙古电力安装工程公司离休干部王华岑同志、河北省滦县政协干部唐向荣同志、北京市水锥子东里28楼101号王玉祥同志、北京市安内大街228号王同起同志及首都博物馆均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珍贵历史照片，至成此稿，在此一并致谢！
  199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