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运动，是本世纪中伟大的事件之一，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它推翻了在我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山东是辛亥革命的酝酿地区，又是首义省份之一；济南是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辛亥革命在济南的情况，对于当时的山东省全省，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革命的政党。它在日本成立，海内外山东省籍学生加入者有刘冠三、徐镜心、蒋衍升、谢鸿焘、邹秉绶、陈干、邱丕振、于洪起、丁惟汾、王朝俊等，自1905年至1907年三年中山东的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者有53人。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学堂，其次是新军。因清廷搜捕甚严，所以他们多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当时主要是以学校为据点进行宣传，组织发动并互相联系。其中著名的有设于济南城北之杨家庄的山左公学，还有东牟公学、胶莱公学、英林公学、掖西公学、棣州公学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左公学被清廷查封。山左公学创办人刘冠三去青岛设立震旦公学，成为山东革命党之重要机关。山东留日同盟会会员蒋衍升和丁惟汾两人在日本创办了直接威胁了清廷的统治，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重视和赞许。一大批致力于革命的仁人志士，为了民主共和，毁家纾难，抛头颅，洒热血，在齐鲁大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创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山东的辛亥革命自始至终，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党人的斗争水平不断提高，由通过议会，和平争取独立，最终走上了拿起武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因此，山东辛亥革命对于牵制袁世凯派兵南下进攻民军，对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辛亥革命历史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史料专辑，旨在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次伟大的革命，通过追忆广大辛亥革命先烈和一大批爱国志士的丰功伟绩，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同时，也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一批可资借鉴的资料。辛亥革命又是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所共同纪念的，通过对此类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学术的交流。在过去历年纪念辛亥革命时，我们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都曾出版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这次编印此书，我们一方面尽量广征博采，努力反映山东辛亥革命的全貌；另一方面，则尽量多选编一些过去未曾发表过的史料。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遗漏恐怕是在所难免的。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参加辛亥革命的前辈已鲜有人在，因此，除了“三亲”资料外，我们也选用了一些整理稿。至于有些资料的撰稿人由于所见局限偏于一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考据和订正工作。对于一些确实本、北京和各地向济南集中。他们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绅商学界、官僚集团及山东籍在京人士中开展活动。再加上清政府搞了个“筹备立宪”的骗局，为各省所不满，各省纷纷请愿，因此请愿立宪的潮流和济南各学堂的一部分革命运动，汇而成为策动山东独立的潮流。
  清末济南有专科学校四个，即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高等学堂。当时法政学堂监督是河北人孙念希（举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在这个学校任教员的有丁佛言、丁惟汾、李伯申、王志勋、周建龙等，他们大都是日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该校学生参加革命的很多如王乐平、杨明漪、邓松平、孙水平等。师范学堂的监督是王讷（字墨仙，安邱人，清举人），王原为民政部主事，孙宝琦奏调回籍办学，遂任是职。该校教员除少数日本教师外，其他皆留学东西洋毕业回籍者，如綦衍麟、丛禾生、谢翊臣、姜制中等，皆为同盟会员，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山东独立革命运动。农林学堂和高等学堂参加的也有很多。
  辛亥革命时期清廷在山东的最高统治者是巡抚孙宝琦。他是山东独立的当事者之一，对山东政局的影响以及他对辛亥革命的抵制和破坏都不容忽视。孙曾出使外国，是所谓著名的洋务派，对清廷统治集团深为不满，但他却并不同情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这决定了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武昌起义后，孙宝琦感到财政困窘，兵力分散，而北洋陆军五镇各部又不归其节制，很难对付革命力量，故一时颇有捉襟见肘之感。于是他想出了两手策略：一面宣称大局危在旦夕，主剿断不济事，在立宪派势力大张的情势下宣扬“剿不及抚”，主张“怀柔”；另一方面，他又暗中积极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准备伺机镇压革命。孙宝琦以“巡警未能遍设，防营分布未周”为理由，奏请免于裁汰绿营兵，以便辗转抽调，暂救一时之急。他命令尚在各地“剿匪”的巡防营“悉数调回”，并“暂添巡防马队一营、步队三营”。驻守济南的北洋新建陆军第五镇隶属陆军部，孙宝琦并无节制权；而各省独立发难于新军者多，这是他最担心的。当时五镇官兵对武昌起义态度尚不明朗，于是他三番五次电催清廷，要求五镇归其节制；同时，他还加紧了拉拢五镇上层军官的活动。此外，他还筹款、招募训练武装巡警、添招军队；命令加征“义坡”捐，裁汰员役，裁并政府机构，削减薪俸。以上所有裁节各款均需另款存储，以充军饷。除此之外，孙宝琦甚至还企图借外力镇压革命，曾密电青岛德国税务司，要求德方干涉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政局的微妙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都需要一位能够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911年10月30日，济南各派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和教育会的名义，向尚在北京的吏部侯选京官夏溥斋发出两封电报，敦促他火速回到济南共商大计。夏与立宪派非常接近，在知识界也小有名气，凭借这些复杂的关系，成了当时众所瞩目的人物。
  11月2日，夏溥斋来到济南，下车伊始即开始了他穿梭般的往来于各派之间的政治活动。11月3日，各界代表在师范学堂开会，欢迎夏氏。会上，他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一番陈述，颇得各界好评。此时在省城济南，革命派要独立，但力量不足，必须联合立宪派；而立宪派要与顽固派抗争，需要借助于革命派的声势；顽固派中一部分人面对革命新前途尚难预料的趋势，为了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又要向革命派、立宪派作出靠拢的姿态，进行政治投机。孙宝琦坐镇济南，深感自己力量单薄，政治上也需要一个暂时维持平衡的局面，以应付形势。正是这种复杂的合力，把夏溥斋推上了山东政治舞台的中心，扮演了一个领导独立、联络新旧各派政治力量的角色。
  11月初，济南各界突然盛传清廷拟借外债3000万元，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山东当局也准备向德国借款300万元添置武装。此消息立即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主张利用这种形势立即组织暴动，但革命派主要领导人对孙宝琦的两面手法却没有看透，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夏溥斋、丁世峄等人在促进山东独立的过程中，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11月5日，济南各界人士在谘议局联合召开各界座谈会。会上，同盟会提出了由徐镜心等人事先在法政学堂拟定的《山东独立大纲》草案，要求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实现山东独立。大纲共七条，即：
  一、山东全省自今以后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
  二、联合全国父老兄弟，组织民族大帝国，满清所订之各种专制伪法，概不承认。
  三、山东省之土地财产，山东人自有主权，满清无论抵押给何国、何借款，本省人概不承认。
  四、凡本省已成军队、警察及将来招募新团，均有本会调遣执行，不受满清指挥，违者与满贼一体仇视之。
  五、凡山东省之公款、公产及军火制造，一切公共营业，均交由本会承管，其满清课税一律停止交纳。
  六、现行自治制度，概由各省自行酌定，一俟新政府成立后，再重行修改。
  七、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而对于外国之旅游绅商，均负保护之义务，不得有野蛮之举动。
  此纲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有狭隘的排满色彩，但它坚决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夺取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仍不失为具有一定革命性的纲领。《山东独立大纲》在会上提出后，遭到立宪派和旧官僚们的反对，但迫于各界的压力，他们不便公然对抗，只是提出了一大堆修正意见，因此在会上没有达成协议。立宪派乃利用控制议程的机会“擅改草案，敷衍终会”。会后，夏溥斋、丁世峄将草案改定为“劝告政府”，其要求共计八项：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
  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
  三、现驻在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境。
  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荒之用。
  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六、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谘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订之。
  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会议并声明，如清政府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布独立。
  上述八项要求取消了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政府的基本要求精神，而代之以温和的妥协性的条件，其根本的一点是在承认清廷为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只要求一些自治权，作一些改良主义的改革。立宪派的基本口号是“保卫地方”，重在“罢战息兵、以免生灵涂炭”。这个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及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较之《山东独立大纲》是一个倒退。孙宝琦在11月6日给清廷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派”起到了顽固派所起不到的作用。
  会后，夏溥斋等数十名代表到巡抚衙门交涉。夏溥斋、丁世峄、周树标、赵正印、王志勋、朱承恩等6人谒见孙宝琦，提出八项要求。丁世峄与孙宝琦反复论辩，夏溥斋从中斡旋，最后孙宝琦答应向清廷代奏八项要求。
  11月6日，各界继续在省谘议局开会，孙宝琦应邀出席。会上推举孙担任山东独立交涉长，但他断然拒绝，扬言“我系清国官吏，清政府一日不倒，我即为之尽一日之责任”。这种顽固态度引起代表们极大不满。大多数人认为，谘议局完全听命于孙宝琦，腐败无能。是日，各界散发传单，在山西会馆集会，酝酿推翻谘议局。
  当时，山东谘议局在“六二党”控制下，尤其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莱阳、海阳事变中，完全站在官府立场上与群众作对，谘议局实际上成为一具阻碍革命发展的政治僵尸。曾受“六二党”排斥的立宪派人士丁世峄等在推翻谘议局这一点上是与革命派一致的，于是开始了推翻谘议局的活动。
  11月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于谘议局。代表们列举了谘议局勾结官府、破坏独立的种种恶行，是山东独立的最大障碍。于是全场一致通过立即组成“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领导山东的独立斗争。大会还通过了《山东全体联合会简章》、《山东全体联合会职务权限章程》等文件。简章规定：“联合会系山东全体人民及各机关所组织，以预备独立、主张息战、组织联邦共和政体为目的，是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联合会选出正副会长各一人执行政务。下设二部：一为执行部，下设书记部、会计股、庶务部、招待部；二为纠察部，负责治安保卫。各部职员均由正副会长共同指定。联合会日常事务是召集各界代表协商会议，特别事件由会长召集特别大会。
  大会选举夏溥斋为会长，而夏溥斋却提名原谘议局副议长于普源为副会长候选人。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减少旧派和“六二党”的反对力量。这实际上是向顽固派的让步，以制约革命派在联合会的力量。二是于普源为人庸懦无能、便于驾驭，以便夏把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无奈于普源却不敢就任，悄然逃回原籍潍县。于是夏溥斋又提名翰林范之杰出任副会长。秘书长是人事安排中的关键要位，夏提名由丁世峄担任。这样，联合会的领导权便基本上被立宪派掌握。
  联合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独立的呼声更加高涨。孙宝琦立即电告袁世凯，说明事实真相，并特意派新军五镇各部分别据守山东机器局和商埠各要冲。一方面取悦五镇官兵，“以示不疑”；另一方面他则加派武装警察对革命派活动的中心法政、师范两学堂严加监视。
  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孙宝琦委夏溥斋以巡警道之职，总督全省警政大权。夏溥斋提议增设提调一员，并提名由其父生前幕僚汪涵担任，办理警署日常事务。孙宝琦的目的一方面是把维护治安的责任推给联合会，笼络立宪派；另一方面利用联合会限制革命派的“过激行动”，使联合会变成维护旧统治秩序的工具。所以孙宝琦等一般旧官僚又称联合会为“保安会”。
  联合会是革命高潮时期各派政治力量联合的产物，是立宪派、革命派及顽固派中投机分子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后来同盟会员庄陔兰、王讷也参与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革命派始终是推动联合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所以它成为领导山东独立运动的核心。但是，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权被立宪派掌握，又有孙宝琦暗中插手，所以，它本身从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暗含着危机。
  到11月8日为止，沪、黔、苏、浙、闽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济南各界代表连续到巡抚衙门请愿，丁惟汾、王讷等人直接与孙宝琦等官员交涉多次，要求宣布山东独立。
  11月8日，清政府电复山东请愿八条：
  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所抵押之说，决不作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至所称南军要求一节，俟将来提有条件再行集合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条：已有电谕停止调遣。第四条：协饷请准其暂停。第五、六、七条：应先在宪法中规定，资政院业经提出协商修改谘议局章程，确认谘议局为各省长官对等机关，将来编篡宪法及局章、官制、税法，各省事同样，自应征集各省意见共同议决。第八条：为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应予照准。清廷上述不负责任的推诿敷衍，激起了革命派及各界群众的义愤，他们立即向孙宝琦提出“不认皇位，意在共和”，要求组织临时政府、宣布山东独立，各界“集众会议，汹汹不可遏抑”。
  武昌起义后，驻济北洋新建陆军五镇的态度对于独立的进程至关重要，孙宝琦一直笼络五镇上层军官，企图控制该镇；而革命派则在五镇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鼓吹独立。于是五镇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同情革命、拥护独立；五镇原统制张永成慑于革命的声势，告病卸任；部分军官乃拥戴第十协协统贾宾卿代理五镇统制。五镇的人事变化与前对比有利于革命。
  孙宝琦眼看大势不好，急电内阁，表示“若不稍示变更，深恐酿成暴动……溃不可收拾”。示意欲假意答应山东独立的要求，“万不得己，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为保本境秩序、不予战争，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孙宝琦意图在于万不得已时不妨搞个假独立，以稳住济南局势，保全山东，守住畿辅重地南大门。
  11月9日晚，五镇参谋黄治坤，教练弼臣，十九标第三营长上官建勋，五镇军佐潘小泉、胡继芳到联合会找夏溥斋，力主山东独立，并推举贾宾卿代表军队参政。可是夏溥斋却以种种借口对五镇军官们的要求加以阻拦。黄治坤当即表示“军界已经一致，一两天内要听回信”，口气很硬。事后，夏溥斋连夜赶到孙宝琦处报告五镇态度。孙宝琦表示“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但孙事后发给内阁的急电中却表示：“琦惟有相机因应，挽救危局，准备见机行事。”
  同盟会领导人连日秘密集会，认为时机日臻成熟，遂于11月10日推举丁惟汾、周建龙、杨明漪、王讷等人赴辛庄五镇营房谒见代理统制贾宾卿，丁惟汾向贾陈述时局，条析利害，劝他立即赞助独立。贾宾卿因孙宝琦的态度游移，所以也十分犹豫。王讷则说：“孙宝琦没有直接兵权，容易对付，今日之事，一言而决在明公矣。”于是贾宾卿慨然允诺，亲自去劝说孙宝琦，劝其赞成独立。
  贾宾卿态度明朗后，革命派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独立“不宜太缓，缓则生变”，遂定于11月12日在联合会大会场（原谘议局）开会，召集各界共商宣告独立事宜，并电话通知五镇采取共同行动。这一行动由同盟会策划，五镇赞助，“其他乃无所通知，恐生枝节”。
  当晚，贾宾卿赴夏溥斋寓所商议独立事宜。夏感到突然、毫无准备，所以敷衍搪塞了之。贾走后，谢鸿焘、丁惟汾又来与夏溥斋、丁世峄协商，夏仍推托。谢鸿焘晓以大义，表示应置派系偏见和个人利害于度外，“只要能独立就好，别的暂不必去管它！”由于革命派的坚持，最后决定于11月13日最后解决山东独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