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纵横捭阖的军阀纷争，波谲云诡的政局变幻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他象一支呼啸腾空的“起花”，迅速升至极点，而后一声爆响，骤然熄灭；又象一颗夺目的流星，一瞬间掠过中天，又倏然消逝，此人就是刘珍年。他短暂的一生，投褚（玉璞）杀褚，投张（宗昌）驱张，容共（产党）反共，投蒋（介石）抗蒋，一切都以是否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依归。他既有朦胧的爱国意识，又有强烈的自我奋斗、出人头地的欲望；既濡染了某些新思想，又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性；既看不惯军阀们的腐败、丑恶，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军阀圈子而不能自拔；既宣称“救国家、救人民”，又不可能跳出扰民、害民、镇压人民的旧辙；他反对奢侈糜费，个人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清廉”俭约，但又无法消除部将的龌龊、污秽，特别是他也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他既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谋略。他睥睨一切，目无余子，刚愎自用，独立特行，八方树敌，自筑“怨府”，终于导致杀身之祸，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弯弓待发
  刘珍年，字儒席，1898年生于直隶省南宫县刘家庄（今河北省南宫市王道寨乡刘家庄）一个地主家庭①。祖父刘党升，字聚英，诰封武卫校尉，例授徵仕郎，原有地10顷，后家道渐趋衰落。至其父刘书云分家析得地产50亩，由于嗜鸦片，家境更加败落。刘珍年有兄刘昌年，姊刘兆慈，弟刘文年、刘武年（即后文的刘锡九）。刘4岁丧父。稍长，就读于邻村寺旺私塾。少年时期喜静而不好动；其兄、弟或爱鸟，或爱鱼，或爱花，唯珍年无所好；近处有戏，亦不为所动；即使大雨浇淋，亦不愿奔跑躲避，依然稳步而行。年14岁，与本县东赵守寨村田玉存（后易名国珍，时年19岁）结婚。翌年，赴威县贺剑镇一家姓鲁的杂货店学徒，因不堪店主虐待，用烧火棍打了店主，不久被赶回家，受到母亲严厉训斥。刘珍年外祖父李老占在南宫城经营隆泰昌绸缎店、恒泰和杂货店，家境颇为殷实。1914年秋，刘珍年在外祖父的资助下，入南宫县立中学甲班读书；是年，长女恒馨出生。中学时代的刘珍年性格倔强，喜好拳术，书法不错，学习成绩亦佳。1918年，得子恒敏；同年中学毕业，8月赴北京考取保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按规定，先入伍一年，次年7月正式进陆校学习，编入步兵科第八期第一队。该校由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派人领导、教育内容完全是旧的一套，连报纸也不让学员看。刘珍年在这里除接受军事专业科目的学习和训练外，还受到封建道德和爱国爱民一类的思想教育，他和学员们常常被告诫：要做一个“道德军人”。刘珍年学习刻苦，成绩优良。1922年7月毕业，经南宫玻璃庙村韩某介绍，通过本县在总统府陆军部任咨议的老军人姜登选的关系，投奔奉军，在第一师李景林部军官教导团迫击炮科见习，不久被选送东北讲武堂学习迫击炮，结业后，回队任迫击炮连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刘珍年指挥所部6门八二迫击炮，一举摧毁对方阵地，为奉军开辟了进攻道路，是为刘军人生涯中首次崭露头角。战后升任团副，旋又转任营长。1925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发动反奉战争，12月下旬，李景林部在天津战败，刘珍年在天津附近的北仓战斗中，脑盖骨被擦去寸许，住天津东亚医院治疗半年始愈。刘发迹后，常指着这个伤疤自称为“军人之花”。他出院后，在北京虎坊桥赁房小住，读书自娱。不久，投直鲁联军，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长，后因过失，被褚重责100军棍，革去职务。刘乃于1926年秋率部分亲信自直隶赴山东投靠张宗昌，屈就张之“模范团”第二营营长。刘带兵有方，在该团训练中，刘营成绩突出，颇遭同僚妒忌，有人劝他注意有所谦抑，以避微词。刘不以为意，坦然对曰：“这有何妨！‘微云缀月，适增其美’耳。”1927年春“模范团”扩编为两个旅，刘任其中一个旅的旅长②，归第二军军长张敬尧、副军长班平秀指挥。该军在河南、安徽等地与国民革命军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作战屡屡失利，退到鲁南滕县一带。刘对两个军长的昏聩无能十分不满，曾对人说：“张敬尧满嘴胡说八道，老班胡吃闷睡，这种废物统帅打仗岂能不败”国民革命军攻势凌厉，班平秀一筹莫展，乃向张宗昌请准，将残部不足2000人交刘珍年整顿，刘欣然接手。部下有的向刘进言：“张（宗昌）、褚（玉璞）覆灭在即，咱们何苦接这个烂摊子？”刘慨然答道：“前汉亡去有后汉，他们不干咱们干！吾辈学当致用，建功立业，此其时也。”遂率班平秀残部开至临沂，编成一个团，改属第四军军长方永昌指挥。刘珍年大刀阔斧，严加整训，使这支残败队伍的面貌顿然改观。方永昌十分欣赏刘的治军才能，任命为第一二一旅旅长，并向张宗昌保举刘任该军参谋长。1928年夏，北伐军进攻山东，张宗昌败退冀东，任命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指挥，统辖鲁军残部开往胶东，以图将来东山再起。不久，方永昌遁去大连，将部队交刘珍年掌握，刘便自称军长，开始自立门户。
  驱张杀褚
  1928年5月，刘珍年与刘志陆两部交错驻扎于昌邑、平度、掖县一带。刘志陆首先同国民党南京政府拉上关系，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并一再写信给刘珍年，要他“改旗换元，共襄大业”，实际上企图吞并。6月10日，刘志陆诈称开会，将第四军4个旅长中的3个摘去兵权，加以参议、顾问的头衔，留住不放。刘珍年闻讯大怒，立即联系第四军各部拒绝刘志陆改编。于是刘志陆率第十三军包围掖县，企图胁迫刘珍年就范。刘珍年严阵以待，双方在掖城一带展开激战。13日，刘珍年督率全军冲出掖城，大败刘志陆于城西福禄山。7月上旬，刘志陆又联合张宗昌其他残部顾震、钟振国等以重兵包围了掖县城。刘珍年授意掖县民众代表出城求见刘志陆，要求停止炮火攻城，以免杀戮百姓。刘志陆让代表转告刘珍年：“总指挥（方永昌）既已弃军逃走，第四军自应由我副指挥统辖。倘若抗不听命，我定以大炮夷平掖城，诛灭逆军。”刘珍年毫不示弱，立即挂起青天白日旗作为政治招牌，继续抵抗。方永昌恰于此时自大连返回掖县，一到司令部，立即撕毁青天白日旗，怒斥刘珍年：“掖县乃张督办（张宗昌）家乡，也是我方某家乡，你竟敢在这里挑出青天白日旗来！眼下战事紧急，我暂不处理；看你此战表现如何，战后再作处置。”当夜，刘珍年指挥左翼军率先攻至城西南29里的的凤凰山，适逢大连日军侦察机掠过上空，刘志陆顿生疑惧，率部向西撤退，方永昌指挥全军掩攻，刘志陆逃往青岛，通电下野。刘珍年嘲讽刘志陆：“黔驴庞然，技止此耳！”
  击败刘志陆以后，刘珍年被方永昌任命为第一师师长（一说第四军军长），仍驻掖县。但他对方永昌既有疑虑，也有忌恨，密约驻蓬莱的第三师师长何益三杀方永昌，又约一个叫刘开泰的团长除掉方永昌的亲信、驻黄县的第二师师长张蔼亭。同年仲秋节（公历9月28日），刘开泰如约枪杀张蔼亭及其亲信多人。方永昌适至黄县，惊闻第二师有变，急奔蓬莱何益三处，又悉何已背弃自己，见势不妙，再度弃军，逃回大连。刘珍年乃取方而代之，进驻烟台，重悬青天白日旗，同时接受蒋介石所给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的番号。刘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擢升刘开泰为第二师师长，何益三仍为第三师师长。
  此时的刘珍年志得意满，一改平素寡言鲜语的性格，动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个不听，就打他个兔崽子！”他软硬兼施，将散处于胶东各地的张宗昌残部及其他杂军如顾震、钟振国、刘选来、施中诚等部，或武力吞并，或婉言劝服，基本上收拾干净，共编为5个步兵师另骑兵、炮兵、特务各一个团，工兵、辎重、通信各一个营。
  同年9月14日，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昌黎、滦州一带被白崇禧的国民党军缴械，改编为7个师，张、褚逃往大连。但他们仍然野心不死，张宗昌于12月在大连西游别墅召集褚玉璞、程国瑞等一干部将，在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公田的参与支持下，密商进军山东。不久，段祺瑞委任张宗昌为第一统帅，褚玉璞为副统帅。张、褚在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枪械、船只的帮助下，于1929年2月19日，带领方永昌、黄风岐等旧部以及白俄分子组成的“毛子军”在龙口登陆。原已归附刘珍年的第二师师长刘开泰、第四师师长李锡桐、第五师师长施中诚等部又叛刘附张。张宗昌派刘珍年的保定军校同学郎贯一劝说刘听命收编，刘珍年提出要先杀方永昌，再谈改编问题。张不得已，命方离军暂避。但方走后，刘仍不听命，张宗昌乃以武力解决。刘珍年因第二、四、五师叛离，本部只剩下自兼师长的第一师和何益三的第三师，奉蒋介石命令，缩编为新编第三师，刘任师长，何益三任副师长。为迎接张宗昌的进攻，刘命何在牟平城内外赶修工事，自己率部与张军周旋，在福山一带打了几仗，将刘开泰、刘选来两部击溃，但终因寡不敌众，迤逦东撤；张、褚指挥所部跟踪追击。3月26日夜，刘珍年放弃烟台，翌日上午退守牟平。刘的御敌方案是，凭借牟平高厚坚固的城墙及预构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准备充足的粮秣械弹，长期固守，伺机破敌。张、褚部队数万人（号称10万）将牟平城团团围住，自3月28日起，先以炮火向城内轰击，继以步兵昼夜轮番爬城。刘珍年亲临城头督战，并曾亲自为迫击炮装药。为节约弹药以作持久计，他命城头士兵以沸水、砖石、棍棒还击，夜间则在铁桶中燃放鞭炮，模拟机枪声音，引诱张、褚军射击，以消耗其弹药。4月14日晨，刘命部队出击，激战5小时，俘张、褚军700余人，白俄兵57人，督战司令2人、团长1人，缴获步枪、手枪500余支，两军每日隔城相对、形成僵持局面。张、褚军“挖掘隧道，暗藏猛烈火料，轰击城垣，中经毁坏而当即修复者凡数次”③，但终未能破城。张宗昌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在牟平城西一棵大树上系一条小板凳，他坐到板凳上向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就把全军交给你指挥了。老弟快出城合作吧！”这个卤莽灭裂的武夫一番疯魔般的表演，令人绝倒，连其部下官兵也禁不住暗暗发笑。刘珍年不为所动，他通过城头望远镜观察，小股武装侦察等掌握了张、褚军的虚实，同时考虑到“弹药将罄，给养渐少，而授军远隔，缓不济急④，若不出奇制胜，冒险蘼薰，则力尽城破，即在目前。”⑤他制定了一个“铁蛋碰鸡蛋”的反攻方案，挑选3000精兵，披挂整齐，备足3日干粮，定于4月21日晚10点，乘黑夜，出东门，从敌人配备薄弱的空隙⑥，穿过封锁线，集结于牟平城东7里的老人仓村，于拂晓前向士气怠惰的张、褚军奋勇出击，连续作战。出发前，刘珍年向出击部队作了动员讲话：“敌人虽然号称10万，但都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这次作战是以我节制之师击敌乌合之众，也可以说是以少数铁蛋碰多数鸡蛋，我铁蛋虽少，但必获全胜，你们只要顺利到达老人仓攻击准备位置，就算胜利了。到时候来个左右大席卷，然后是纵深大扫荡，再来个不分昼夜的大追击，管保他们乱了队、放了羊、官兵不见面，孩子离了娘，乖乖地缴枪投降。”他十自负地对其部将说：“张褚辈运用能力，不过尔尔，摧枯拉朽，乃我指掌事耳。”刘珍年部下级官兵多系山东人，对张宗昌祸鲁切齿痛恨；共产党人在该部主持的政治工作已产生积极作用，加上刘珍年知己知彼，事实果如所料，反攻几乎完全按照预定计划一举成功。次日凌晨两点，刘之突击部队从老人仓村兵分两路，向城东北隅迂回侧击，并以骑兵绕击张、褚后方，张、褚军大乱，疑是南兵增援，纷纷向西溃逃。张宗昌在牟平城西七里店督队肉搏数小时，终于不支，逃向烟台，刘军穷追不舍。23日凌晨3时，张宗昌、吴光新（段祺瑞妻弟）等一干头目乘日轮逃回大连。是日晨7时，刘珍年重占烟台。至此，仅一天一夜，计俘敌5000余名，缴获步枪3400余支，各种炮数10门，机枪200余挺，自来得手枪500余支。刘珍年孤军困守牟平27天⑦，终于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避免了“力尽城破”的结局。
  刘军继续向西追击，因动作迅速，双方部队交错混杂，刘部一度追过褚玉璞军，待发现失去追击目标后，又掉头搜寻，原来褚军已进入福山县城。刘部遂将福山城团团包围，要求褚玉璞立即投降，褚派代表谈判数次未能达成协议。刘珍年提出要褚之参谋长张骏出城面商，张坠城来见，却被刘扣住不放，部下有的以为两军交战不应扣留军使，刘珍年回答：“吕东莱曰：‘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权门之良，公门之蠹也。’”进而解释说：“褚之左右多是饭桶，唯张陆大毕业，有些智能。那些土蛋一旦离了张骏，就会昏了头，不降何待？凡事既有经常，也有权变。古人云，兵不厌诈。我们扣住张骏，以宾礼相待就是了。”扣张后，刘命加紧攻城，同时采用地道作业，近迫城基之下准备炸城。福山巨绅林秋圃深恐家产受损，乃以为使乡土免遭蹂躏为名，邀请烟台招商局长陈季安和美国驻烟台领事出面调停。刘部提出：褚玉璞交出军队可以放他，士兵个人财物仍归个人，愿干者留下，不愿干者可以回家为民。褚见大势已去，自知孤城难守，表示只要保证其生命安全，条件可以接受。于是褚军缴械投降。褚出城见刘，尴尬地说：“真是笑话，自己一家人打起来了。”刘珍年不动声色地回答：“很对不住，督办（褚曾任直隶督办）辛苦了，请到后方休息去吧。”
  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于牟平，并无立即释放之意。褚之亲属故旧四处活动，托蒋介石秘书杨永泰等求刘释褚，张学良也派人传话给刘：“你与褚过去都是东北军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还是放了他吧。”刘提出要褚出200万元添助军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定为50万元。张学良认为调解成功，乃派轮船，并由褚妾孙敬秋备足赎金，来烟台接褚。此时刘在天津，其部下不敢擅作主张，乃密电向刘请示：“款50万元已由汇丰（银行）提出，褚某已解来军部，大连接褚专轮现泊港外，是否开释”。正待回电，刘之秘书长进言道：“此事并不单纯，还是再加考虑为好。”⑧刘乃电复：“款可照收，褚仍还押牟平，俟予回军再办。”结果，褚玉璞只同其四姨太在烟台见了一面，仍被押回牟平。褚临行，自知释放无望，遥向其在大连的母亲叩了3个头，而后被软禁在牟平城常家祠堂。
  刘对褚表面上优礼有加，实则暗藏杀机。同年9月10日，刘珍年命其亲信第一旅旅长赵振起将褚秘密处决。赵当晚宴请了褚玉璞。夜间，赵持七音手枪，潜行至褚住的常家祠堂南屋西间窗外，见褚正以骨牌占卜吉凶，乃举枪射击，命中耳门，当场毙命⑨，褚死后，尸体被埋在北城墙根下，刘珍年离开胶东后，始由孙殿英派人将褚遗体迁原籍汶上县安葬。刘密杀褚玉璞一事传到外界，舆论大哗，多责刘珍年食言而肥，处事无信，刘亦不以为意。
  割据胶东
  刘珍年驱张俘褚后，名声大噪，同年夏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当时省主席为陈调元）。不久，又亲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受到蒋及中央大员们的热情款待；途经济南、天津，又受到陈调元、傅作义等人的隆重欢迎，刘此行公事私事均甚顺畅，特别是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影响。
  此时的刘珍年春风得意，野心膨胀起来。他常对其亲信部将说：“我们若有3万人马，便可横行域中。”并狂言：“若交给我一省或一国，无论军政，都不在话下，必能臻于治境。”战胜张、褚后，刘自身的兵力减至不足4000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积极扩充武力，大量收编流窜胶东各县的溃兵，还将以到胶东修路为名，从天津等地骗来的青壮劳工强编入伍。数月间，军队激增至2万余人。同时大量购买良马，招聘驯马师及武术教练，不惜工本制造、购置枪械。他从天津招收数百名技术精良的技工，成立了修械所和兵工厂，可以制造枪支、弹药乃至迫击炮和铁甲车，又从德意志等国分批购买了一些军械装备。为了提高军队素质，特别是大量培养下层军官，以适应扩军的需要，他到烟台不久，即创办了芝罘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半年一期，每期5队，队约百人，校长由他本人身兼。他把芝罘军校同黄埔军校相比并，自诩“前有黄埔，后有芝罘。以时间言也；南有黄埔，北有芝罘，以空间言也。”1929年他32岁时撰写的《（芝罘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序》不仅表明了他创办芝罘军校的宗旨，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刘珍年极力培植个人亲信，大量接纳并提拔重用家乡籍——河北南宫及临近县份的亲友故旧，所谓“会说南宫话，就把洋刀挎”，就是该部及刘珍年家乡的口头禅。中上级军官多系河北省人，其中又有“（南）宫里”、“宫外”之分，“宫里”人所占比例更大一些。以其1931年编的陆军第二十一师后的官佐为例，南宫籍尉级以上军官即达30余名。该师上校团长以上的10名军官中，河北籍为5人，其余亦多系刘珍年的保定陆校、或东北军军官教导团同学。芝罘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据不完全统计，南宫籍者亦有20余名。
  但是，刘珍年为扩展自己的势力，也需要吸收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在1928年到1930年期间，刘接纳了平津等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1928年秋，刘珍年胞弟刘锡九（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刘珍年部政训处长）专程到上海代刘珍年向中共中央写了请求派干部支援刘部的报告，由陈赓转交。中共中央从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地先后调派曾希圣、李楚离、彭雪枫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刘锡九等人的关系，到刘珍年部队（主要安排在政训处及芝罘军校）从事军运工作。刘珍年因这些人有文化、有能力，可以帮助自己治军，大都委以较重要的职责，如司令部秘书、政治处副处长、军官学校政治指导员等等。他们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向下级官兵宣传反对军阀统治，反对打骂士兵，反对克扣军饷，甚至可以在士兵中公开宣传苏维埃政权，教唱《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在军校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员也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等，他们还常向刘珍年本人讲些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刘珍年起初对这些尚无特别的恶感，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开明，有时还阅读《资本论》等马列主义书籍，甚至偶尔也讲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他认为共产党有办法，对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工作深表佩服。在他困守牟平城期间，褚玉璞曾对刘部进行分化瓦解，芝罘军校有些学员曾是褚的老部下，褚派人向其中一个学员劝说叛刘归褚，并说，如能打开城门，放褚军进城，可以给个旅长职务。这个学员由于受到党的政治工作影响，认识到封建军阀是没有前途的，主动向刘珍年报告了褚玉璞的策反情况。刘颇为惊讶地对这个学员说：“褚玉璞给你个旅长职务你不去干；你跟我说了，我可给不了你那么大的官呀。”他后来提及此事时曾说：“看来军校政治指导员还真不简单，工作威力不小。”但是刘珍年并不信仰共产党的主义，用他本人的话说，他是要“葬埋共产党徒”的。刘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容留这些秘密的共产党人，只不过是一种利用。
  蒋介石对刘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活动早有所闻。1929年底，蒋派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曹日轮等任芝罘军校政治教官，曹发现他在大革命时期认识的共产党员李通良（李楚离，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军校任政治指导员，立即向蒋报告。蒋密电刘珍年逮捕李通良。刘接电后对其幕僚杨绍先说：“我待他们当自己人，他们却当共产党，给我难看，这算什么同乡！你看怎么办？”杨说：“本乡本土的，真抓起来杀了，回家不好交代。我看发他几块大头（银元），让他走算了。他走了，再贴布告通缉，对李、对蒋都好交代，岂不两全其美。”刘依计写了一张“李通良请长假照准”的手谕，派军校教育长李人卿送给李楚离。李情知有变，连夜撤离。翌日，刘才下令通缉。不久，蒋又电令刘逮捕张霖之（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部部长）等，刘依旧“先纵后捕”，一一放走。蒋闻讯十分震怒，急电申斥刘“包庇共党”，饬刘“即时严加禁绝，否则必予严惩！”刘珍年不得不要求继任政训处长、中共党员李素若将该军内共产党员或部分退出，或暂时全部退出。李素若向中共中央赴烟台代表关向应请示后，向刘表示“可以全部退出”。至1931年初，刘军内共产党员全部安全撤离，无一被杀。但是胶东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却被严重破坏。1930年秋，蓬莱县巨山沟党组织负责人赵洪功给烟台市委交通员陈风翥的信被刘部政训处查获，赵、陈2人遂被逮捕，解往济南。此后不久，中共烟台特支负责人许端云等多人先后被捕，胶东党的活动陷于低潮。
  刘珍年处世治军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和办法。他让部队学习他编写的一些小册子，要求官兵熟记他提出的一些别出心裁的训条和口号，如“真革命的真革心，不能革心的是假革命”；“怕死的是懦种”等等。1929年夏的一天，刚从外地请来的新任参谋长看到办公室墙上贴着“同志不如同行”的训条，有点儿莫名其妙，他向刘珍年问道：“同行（hang）是冤家。怎么说‘同志不如同行’呢？”刘哈哈大笑，接着阐发了一篇妙论：“此处不是同行（hang），而是同行（xing）。本军官兵来自各方，分子复杂，恩信未附，谁敢说谁是同志？只能要求他们先跟着走。孙子云‘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故善用兵，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可见同舟即能共济，也只有同舟才能共济。‘同舟’者，即‘同行’也。”又说：“历代英雄，尤其是奸雄，欲扬其名，先张其功，欲张其功，首倡其乱，而后在纷乱如麻的时局中，拉同行（xing），争与国，抓军权，夺政权，一旦大权在握，自能取、予在我，为所欲为矣。因此，不必怕乱，也不要怕患，乱、患之际，正所谓同舟遇风之时，恰恰是争取同行（xing）之良机。为了加强自己，扩张势力，有时就需要保持这种风雨飘摇、危难多端的局面。古人云：‘无敌国、外患者恒亡’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中国社会那种军阀厮杀、列强觊觎、兵燹迭起、内乱外患交并的局面，正是刘珍年认为可以施展自己天才抱负的天赐良机。为了确保自己能够乱中取胜，就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他对军队的训练和要求极为严格。他让士兵一律佩带“不害国，不扰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臂章，后来又把前6个字改为“救国家，救人民”。同时还要佩带他本人的瓷制头像，以树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给士兵规定了很多禁令，不许士兵出入酒楼、茶馆、妓院，连在大街上抽烟卷也在禁止之列，还规定士兵如要离营房外出，不但必须请假，而且需有2人同行。他责成军警联合稽查处昼夜巡查，他自己也常带卫兵巡视，遇有违令者，立责军棍，决不宽贷。他规定的军事训练运动量很大，士兵们少有喘息时间。因不堪忍受那种疲于奔命的训练，常有开小差者，一旦被抓回，就打得皮开肉绽；第二次逃跑者，抓回来就枪毙。他把司令部中各部、处官佐也编成一个步兵连，由参谋长带领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本人也同官兵们一起操练，并经常亲自检查伙房，夜间查看马号。刘珍年喜好运动，勤于读书，在烟台期间，每天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抽时间学习外语。他不吸烟、不嗜毒、不嫖、不赌、不滥饮。他和家人都穿布衣，饮食亦较粗淡。刘夫人田国珍长期住在原籍南宫或天津，他只在星期天回公馆看看母亲，而后又回司令部处理公务。刘珍年崇尚俭朴，痛恶侈糜。他在南京参加一个某巨公举办的数百人出席的豪华宴会时，非常气愤，低声对随从人员说：“你看这群人象革命的吗？等着吧，有朝一日都得象梁武帝一样饿死台城！”刘珍年除将张学良馈赠的17万元交给其兄刘昌年在天津开办一家银号外，一生不治私产。他在原籍一不置地，二不建房，这和张宗昌一类的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属下的军政人员、特别是行政官员摸透了他喜俭恶奢的特点，都投其所好，一般备有两套衣服，平日衣冠楚楚，十分阔绰；见刘珍年时则是夏着单衣打补钉，冬穿棉衣露花絮，鞋子也是后跟钉鞋掌，前脸儿打包头。刘珍年每以此自得，说他的人都是清官廉吏。其实，其中不少是腰缠万贯、不恤民瘼的聚敛老手，而其副军长何益三更是吃、喝、嫖、赌、抽（鸦片）五毒俱全。刘珍年要求其部队农忙时义务助农，饭菜自备，不准向百姓索要。他在胶东期间，比较注重兴办教育和烟台的市政建设，他用二三年时间修筑了100多条水泥马路，疏浚了一些淤塞的河道，减轻了山洪的危害。虽然刘珍年要求烟台设市的提案，因其与韩复榘的矛盾特别是未办牌照税等原因，未获通过⑩，但这些举措对烟台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总的看，在军阀军队中，刘珍年部的军纪相对是比较严的。30年代中期纂修的《莱阳县志》记载：驻该县之刘珍年部梁立柱旅“独能严守纪律，始终不渝，其将退也，犹以愧对莱人为深憾云”（卷末《附记：兵革》）。当然各部之间，并不平衡，驻掖县刘军私入民宅，翻箱倒箧、抢劫财物者有之；借端生事，敲诈勒索者有之。至于频繁发生的刘军与其他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更是不胜覙缕。
  虽然刘珍年个人生活相当俭约，也有过如上所述的某些“善政”，甚至颇获时人的某些好评，但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剥削、搜刮人民方面，比起同时代的大小军阀，并无二致。驱张杀褚以后，确立了他在胶东的独霸地位，他以烟台为政治中心，以莱阳、掖县为军事基地，向胶东各县委派县长、公安、税务等局局长，俨然成为胶东半岛的土皇帝。胶东虽然素称富庶，但是在西起平度、东至海滨，区区13县蕞尔之地，要养活、维持刘珍年的数万军队，实在是胶东人民不堪负担的重累。蒋介石支给刘部的军费不敷开支之半，余者均需取给于当地。据当时胶东各县乡绅的控告信揭发，1928年，刘珍年将正税每地丁银一两加征9元，而军需特捐每地丁银一两加征至34元，加上给养实物折洋，不仅大大超过了胶东人民民国以来历史的最高负担额，也超过了山东其他地区。1930年，山东全省规定全年每两地丁征收6.2元，而刘珍年从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征6次，总计每两达41元多，超过近6倍。此外，他经常以类似“绑票”的形式，勒逼富户缴款，1930年，仅黄县张、丁，掖县张、杜4姓即“绑”去大洋670万元，其他10万、20万者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刘珍年也触动了这些地主豪富的利益，自然也招致了他们的激烈反对。除此之外，刘珍年还巧立名目，征税聚财，他统治胶东期间所立税目如渔盐、烟酒、屠宰、硝磺、印花等税达十几种之多。刘之军部所印印花税票质量太差，他派往龙口办理印花税的人向他建议“今后不必自印，可向省局洽领，他们的印花是中央发的真正的印花税票。”他一听，勃然变色，斥问道：“你说什么？！我们印的是假的，他宋子文印的才是真的？哼！你也太奴性了，实话对你说，我们不设银行，不出钱票，就算我们满老实。”刘珍年对敢于抗捐抗税的群众实行血腥镇庄，毫不手软。1928年夏秋间，方永昌向各县强征巨额给养，稍涉迟误，即派凶警恶役，滥施苛罚私刑；牟平9区民众愤极恨极，于7月间冯家镇一个集日，奋起捉获8警12役，“一律坑杀之”。刘珍年驱走方永昌之初，本已答允缓征牟平军事特捐，但两个月后，刘所委牟平县知事郭培武又提出追要方永昌时期的“拖欠”军费（20万元），并要求刘实行武力镇压。刘珍年听信郭的撺掇，派军队于同年10月12日深夜先后血洗段家、三甲、汉村、石城等村，当场杀害群众40余人，仅段家村当场杀害29人，拘捕到县百余人，烧毁房屋1500多间。270多户房全部被烧毁，对被捕群众“以非刑逼供，至露肋断筋，绝天所得，任意指定8人，架赴刑场枭首，余者关押12天后释放。”1928年冬、1929年，又先后镇压了招远、栖霞、蓬莱等县人民以“无极道”形式反抗兵匪、反抗捐税的斗争。
  刘珍年以枪杆子实现了在胶东的封建割据。在当时的山东省形成了“韩复榘、沈鸿烈、刘珍年三军阀鼎足而立的局面，势力最大、地盘最多的是老韩（山东省主席），其次为刘珍年，再次为沈鸿烈（青岛市长）。”但是“军阀”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他们决不会安于平静的“鼎足而立”，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利益，必然会互相厮杀，或者一个吃掉个，或者挤走一个。
  依违阎、冯、蒋 抗衡韩复榘
  1930年夏爆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刘珍年手握3万精兵，居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优越地理条件和战略主动地位，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这场新军阀战争的天平上，自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因此，各方都急于把刘拉向自己一边。早在大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就在徐州召刘会谈，给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上将军长的名义（不久以后又缩编为第二十一师，但仅改变名义而已，军队数量等一仍其旧），并赠现款30万元，着其在烟台待命。阎、冯亦不甘后人，分别派人赴烟台活动联刘反蒋。阎锡山经傅作义手，送给刘100支冲锋枪、10万发子弹，并给刘以晋军第二十一路总指挥的头衔。刘珍年来者不拒，无论哪方的“头衔”、“名义”、钱款、枪、弹一律照收不误；唯对各方虚与委蛇，避不明确表态。
  战端一开，济南蒋军韩复榘第三路军首先溃败，残军千余人退向鲁东；阎军傅作义所部丰玉玺、张荫梧两路沿津浦、胶济两线进展迅速，“三国两方”拉刘益急：蒋介石、顾祝同迭电刘珍年援韩军，阎、冯则电刘对韩实行夹击。这时，刘之左右有的主张打退张荫梧，挥师济南府；有的主张乘机灭韩，进取徐（州）、海（州），指向宁（南京）、汉（武汉）。而刘珍年一改其机敏果决的素性，对两种意见都点头称“是”，但实际上一直按兵平度，作壁上观；对两方送来的饷械不但一律哂纳，而且指示驻各方的代表不断索求，一要再要。刘的中学和保定军校同学、驻晋军代表赵甫忱对此甚为气愤，他向刘提出：“侍秦侍楚，我无意见，中立也可以，但应表明态度，不该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诛求不已。光要钱不办事，失信于人，照这样下去，我是不敢再回太原了。”刘正色答道：“您这话可不对，您意志薄弱，不懂主义。须知蒋冯阎都是军阀，我们才是革命的。他们的钱、物都是来自老百姓，既不是姓蒋的，也不是姓阎姓冯的，照理说，他们应当把钱和东西全部交给我们才对。当然喽，早晚是要交给我们的。他们3人偌大年纪，不懂事理，无故陈兵中原，视国计民生为儿戏。伤天害理，莫此为甚。他们的混战是十字街头狗咬狗，我们帮助哪一方面都不光彩。他们叫我军动员，动什么吊？真是岂有此理！希望你们驻晋代表速回太原，驻京代表仍回南京，向他们继续要钱、要东西，越多越好！”刘珍年这番高论固然反映了他自己的“是非”和“理论”，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存实力。然而这种依违模棱的态度，必然引起两方军阀的愤慨。特别是韩复榘，对刘珍年眼见自己陷于困境而坐视不救，简直恨彻肺腑。战后，韩对刘的参谋长说：“你代我谢谢刘军长，我退到潍县、坊子时，他要打我一下，我就垮了；多谢他那时没动我的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也是酿成1932年韩、刘之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起来，韩、刘矛盾非止一端。韩之省政府委员、厅长李树椿、何思源等人以及国民党山东省党务委员会等机构曾向南京政府控告刘珍年把持民政、扰乱财政、容纳CP（共产党）、破坏建设、朘削实业、聚敛无度……总之，这些“罪状”都可以归结于搞独立王国，不服从韩的政令。刘对韩政府所委官吏或直接或变相地加以拒绝，甚至将韩复榘所委之胶东特派调查员张九祥等多人加以暗杀，至于截留田赋，扣留各项税金，更不在话下。韩多次派人疏通、游说，要求刘珍年服从于他，刘均委婉而坚决地加以拒绝。韩联络疏通不成就与失势军阀李景林勾结，策划利用刘之重要官佐均系李之旧部的关系，分化刘部，伺机倒刘拥李。然而李派去的人潜入烟台不久，即被刘察觉，驱逐出境。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听说刘珍年本人及其二十一师旅以上官佐全是当年李景林之预备军长张宪手下的人，便把张请来，以事成之后，张取代刘，归顺于韩为条件，由张分化刘部。张虽积极活动，但急切间难以奏功。刘珍年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其副手何益三、参谋长韩洞等赴济南与其驻济办事处主任赵兰言等秘密策化，分化瓦解韩复榘第三路军。但事机不密，为韩复榘侦悉，韩立即派人到刘部驻济办事处拘捕何、韩、赵等人。由于韩复榘手下的一个营长泄露了机密，何益三等得以走脱。这使韩复榘愈加恼怒和急不可耐。他对部属说：“刘珍年盘踞胶东，飞扬跋扈，简直是我们胸前剑，不除此獠，寝食不安。”于是积极着手武力解决，他先在宁、沪、平、津、济等地的报纸上大造“胶东政权应统一于山东省主席”的舆论，同时进行军备动员，还曾亲自向息影泰山的冯玉祥请教讨刘方略。冯玉祥耿耿于中原大战时刘珍年的爽信失约，也以辞激韩：“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山东一旦有事，刘珍年还要扯你的后腿。”韩问冯当如何除之，冯答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时间长了，蒋介石就要出面干涉；你如果不听命令蒋就要用辕门射戟的办法，强制执行，那就会打不成黄鼠狼，反弄两手臊。此后，韩复榘更加积极地准备讨刘。
  刘珍年得到韩将要进攻的情报，乃预为绸缪，将烟台及其附近各县兵力集中于掖县、莱阳两地，准备迎敌。1932年9月17日，韩复榘以刘珍年拒绝省军到其防区“剿匪”为借口，集中其第三路军之大部约5万之众，向驻昌邑一带的刘军发动猛烈进攻。刘急电蒋介石、何应钦，请救制止韩的行动，同时驰赴掖城，给全军官兵立发双饷，以励士气，并派部队破坏昌邑与掖、莱之间的桥梁，以迟滞韩军的行动。韩复榘也于18日向南京政府发出“先斩后奏”的巧电，申明“吊民伐罪”之意。19日，蒋、何电复刘珍年，谓已电韩，令其停止进攻。20日，电令“双方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查明处理”。但韩复榘不予置理，依然督率所部分取掖、莱，蒋对此十分恼火。刘虽积怨于蒋（详后文），但蒋、韩亦有矛盾。蒋介石欲以胶刘掣肘鲁韩，以便其控驭。韩竟敢先斩后奏，继又“弁髦中央命令”，蒋自然不能容许，于是檄调徐州刘峙、河北商震，分由南北两路攻韩援刘。南路军黄杰部进抵鲁南郯城时，突然异波突起，北平张学良发表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前去加强韩的攻击力量。蒋、张的军事介入顿使韩、刘之战复杂化、全局化。参加“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自美国来电称：现值国联开会……尤宜一致团结，作外交后盾，何可再起内争，予人口实，自掣其肘？应恳政府克日严令制止鲁……省内战，同赴国难。”国内各界人士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有不少侨民和资产，担心韩刘之战极有可能成为日本侵华的新借口，纷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尽快加以解决。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接到家乡父老请他出面协助收拾事态的很多电、信，便向蒋介石建议和平解决。蒋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接受了丁惟汾等人的建议，转而采取“调停”的方针，派蒋伯诚、熊斌等分晤韩、刘，进行调解。韩阳示遵从中央，象征性地撤回一部分军队，实际上仍在伺机进攻。他乘刘珍年“收拢五指，握拳迎敌”之机，抵虚蹈隙，派兵占领了烟台及其附近县份。刘珍年一度只能控制掖县、莱阳、栖霞、牟平4县，蒋介石电告刘：中央正派员与韩交涉，仍望耐心固守，以免事态扩大。刘在韩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虽然收缩部队，暂避其锋，但并不完全惧韩，他对部下说：“我知道韩复榘这两下子，韩复榘也知道我这两下子，如果南京让打，第一步打到潍县，第二打到济南。”为了探听韩军的虚实，他派军医教导队教育长李炳藻以其独立旅旅长张銮基代表的名义，到驻掖城西南22公里沙河镇韩的总司令部，面见韩复榘，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韩对李的诈降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地说：“张旅长若能拉过来，我一定给他编一个甲种师。”21日，韩军进抵距城10余里处，刘以一个步兵团的兵力进行试探性进攻，未能奏功，遂退回掖城，双方展开炮战。25日韩军展书堂第八十一师进攻莱阳，刘部梁立柱出击，俘展师约3个连。10月6日，韩军荣光兴等3个旅复向莱阳进攻。7日晚，韩部孙桐萱、曹福林两师在重炮、野山炮、迫击炮等约200门火炮配合下，开始向掖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刘珍年指挥部队竭力抵抗，韩军终未能破城。8日，韩军一部由黄县向刘之后方牟平推进。19日，国民党中央以何应钦名义分电韩、刘提出4项解决办法：1.自即日起，韩军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限26日前撤军；2.刘珍年第二十一师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等5县及龙口；3.第二十一师原驻之蓬莱、黄县、招远、海阳、文登、荣成、平度等县暂不驻军，由原团警维持治安；4.各军移防后整饬军纪，听候中央处置。韩对这个貌似公允、实际袒刘的方案极为不满，转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21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提出辞去山东省主席职务，以要挟国民党中央政府调刘出鲁。韩复榘此举激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方特别是一些军政要人，多主张挽韩调刘。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在于刘本人的态度。
  刘珍年起初并未打算离开胶东这方厮杀数年才争夺到手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其参谋处长、政治处长等竭力劝刘离胶他调：既然与韩复榘交恶，兵刃相见，虽暂时制止，终难长睦久安；跼蹐胶东一隅之地，势难有大的发展，即如杨虎城部原驻沂州一带，实力尚不及我们，而调出山东、回到西北后，得到长足的发展，二三年间，不但奄有陕西，且已进窥甘肃。由此可见，不如调出山东，另谋发展。这番分析触动了刘珍年的心思，也唤起了他更大的野心。刘乃于25日电呈南京政府要求调走，并指示其代表、参谋长韩洞当面求蒋调动。蒋故作怀疑，对韩洞说：“你问问刘师长，真想调防吗？嗯？愿意调到什么地方？”韩转电询刘，刘珍年回电答复：确愿调防。关于地点，希望调海州、徐州，或者豫东、豫西均可。起初决定调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夏斗寅等湖北头面人物及湖北旅沪同乡会等立即以刘部军声不佳为由出来反对。继改调宁波，浙江报纸旋即载文反对。蒋介石召见刘的代表说：“哎呀！你们二十一师名声实在太坏了，到处遭人反对……”最后改调温州，舆论寂然。
  投蒋抗蒋 入蒋彀中
  第二十一师离鲁调浙，刘珍年与韩复榘之间的矛盾随之解决，但是刘珍年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刘军内部的矛盾却日趋尖锐化、表面化了。
  刘与蒋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关系，他虽然在1928年改悬青天白日旗，但他从来没有真心倾服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蒋对他是拉拢、分化、控制；他对蒋则是既利用又戒备，形式服从，暗中防范、抵制。对于国民党，他“在登、烟一带闭禁党部、驱逐党员”〓；在牟平“仇杀党人”，使该县国民党“环境险恶”，只能“秘密办理党务登记”，至1929年9月该县党务虽“得正式公开，……惟胶东各县，仍为刘珍年割据，仇视党员不减昔日，故党务之设施，终不免感受牵掣”〓。刘的部队中许久没有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中央多次催促，他总是敷衍。真到1930年蒋命“校官以上特许入党，造表呈报”，他才集合将校级以上军官，点名入场，做了个集体入党的样子，造表报送南京，完事大吉。此后也未举行什么实质性活动，甚至通常的建党纪念那种起码的活动形式也没有。蒋多次直接、间接派人以各种形式和名义劝刘真心归顺，但都遭到刘的冷遇。1929年，蒋介石嫡系第十八军军长、刘珍年保定军校同学陈诚派其副官周至柔赴烟台说（Shui）刘忠诚于蒋，刘只是表面应付，不肯真正就范，周只得怏怏而去。刘珍年狂妄自负，目空四海，对蒋、陈辈并未瞧在眼里。陈诚曾对陈、刘两人的同学、刘之参谋处长张宝琳说：“儒席很能干，不过他对门外场面怕耍不圆；听说他对部下有点象冯焕章（玉祥），威过恩而权过诚，日久天长，怕下边出事。既系同学友好，要常劝说他注意。”张将陈这番话转告于刘，刘冷笑两声说：“陈何所知？不过寄人廊下吃碗冷饭而已！”他不仅嘲讽陈诚一类人，甚至也常说蒋介石是“草包头”。刘珍年南调时，原山东省主席陈调元亦曾托人向刘转告：“如今之计，只有一头倒在蒋的怀里，此外别无出路。”刘听说后，一笑置之，雅不以为然，他抱定一个基本宗旨，那就是保存和发展实力，自立门庭。他对有可能分化、削弱其军事实力的举动保持着高度警惕。1931年蒋介石电召二十一师团长以上军官到南京听训，刘怕蒋扣押或收买拉拢他的部下，便以旅参谋长代替旅长、团副代替团长前往。如果说刘珍年在军事上颇有些才具，而他在政治特别是谋略上，同蒋介石的老谋深算相比，自然大相径庭了。蒋见拉拢、劝诱不成，即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派人打进刘部，巧妙地影响刘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寻找适宜的时机，瓦解刘的部队。1932年12月下旬，刘军全部船运离鲁开浙。在南调过程中，蒋介石以南方水网地带不宜骑兵活动为由，电令刘珍年蒋骑兵团留驻长江以北的滁县（一说蚌埠），但刘佯作未收到此电，骑兵团仍运温州。蒋介石明知温州地域褊狭，容不下刘部数万之众，却偏偏将该部调防温州，而刘珍年想去的地方一处也不让去。既然温州容不下，蒋就顺理成章地将刘军装备最称精良的第三旅（即独立旅、旅长张銮基）调驻福建省北部的蒲城，无形中分散了刘的兵力。
  刘部官兵均系北方人，调防后，不服南方水土，人病马死，怨声沸腾；更兼离开经营数年的胶东，仅靠蒋介石拨付的有限军费，远远不敷应用，各种矛盾开始暴露。1933年1月，刘亲自见蒋，要求将二十一师仍恢复军的编制。蒋答以全国“军”的编制定额已满，拒绝了他的要求，刘怒形于色，拂袖而去，以“离军小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的参谋次长熊斌等人出面劝阻，且告以蒋已允增两团军饷，刘仍感远不满足，遂带部分随从人员径去杭州，蒋恨之益深。恰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事件，同月25日晚（农历除夕），刘部第一旅第一团第一、二两营因其团长陈肃克扣士兵每人两元的赏金，激成哗变〓，士兵们在泰顺县城三五成群，闯入民宅，大肆劫掠，并将县长陈鲲捉到营部勒去现洋数百元及1000元支票一张。正月初一至初三3天又分别在离城20里的钟坑、60里的百丈口、40里的洪口等处抢劫。据泰顺县党部等报告转述兵灾善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称，此次泰顺兵变共死21人，伤89人，房屋、银钱、食物等共损失55.7万元余元。这次事件后，一时舆论大哗。蒋介石立即借此机会，把刘部第一、二两旅西调衢县、常山、开化一带，在开进途中又改调赣东北的河口、弋阳、贵溪一带“围剿”红军。
  刘在杭州西湖“呕”了两个多月，得知蒋介石把他几年来惨淡经营的刘家军调往剿共前线，虽然愤懑不已，却只能徒唤奈何。4月初，他回到河口，将部队仓促缩编，上层军官因职衔调整，啧有烦言，下层被裁汰的官兵既无适当安置，又不发编遣路费，任其随处流浪，怨言塞耳，詈声载道。同时，第三旅亦因蒋介石之策动，脱离了第二十一师。该旅旅长张銮基致电刘珍年：望钧座下野出国，否则本旅将不为钧座所有。刘大怒，立即派人去分化该旅官兵，企图将该部拖回，但事为张銮基察觉，刘派去的人被全部扣押。刘珍年电告蒋介石：张銮基叛变，他要率兵讨伐。蒋回电称：张叛变你，并未叛变我。刘赫怒不已，但亦无计可施，只得勉强吞下这颗难以下咽的苦果，眼看着德式装备的第三旅直接加入了蒋系编制，编为独立第四十五旅（后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直属于军政部。刘要求南京政府收回成命，蒋介石蓄意瓦解刘军，岂肯改变既定方针。于是刘再度离军赴杭，住在外西湖刘庄饭店，名义上是“养病”，实际是以“撂挑子”向蒋介石示威抗议。蒋介石自庐山电令刘珍年赴庐，刘拒不应召；蒋命其离杭回军赴赣，又置之不理；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一干大员纷电促驾，刘也一概置若罔闻；其亲信部将焦急万分，皆劝其及早销假回防，免生不测，他仍然充耳不闻，既不回防地，又不续假，只是一味强项，将自己置于同蒋介石公开对抗的地位。达摩克利斯剑已经森然临头，刘珍年不谋脱危解困，兀自妄发豪语：“丈夫切莫当人子，男儿岂甘作马牛！”这时蒋介石已内定刘“违抗军令，擅离职守，煽动部队叛离”等罪名，并密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调查刘之“罪状”，必要时得便宜行事。
  先是，刘珍年初到浙江，鲁涤平招待极为周至，可说是有求必应，甚至连刘部驻防的温州几个县的县长都由刘保举，以便其就地征派。而今，鲁既奉蒋密谕，乃积极准备执行。5月6日午夜，刘珍年终于被鲁涤平及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派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参谋处长李恒华、前参谋处长张宝琳、办事处长赵甫忱等刘部官兵200余人，均被软禁于省保安司令部。不久，除经特许赵甫忱为刘珍年伴囚外，其他人员全部释放。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李恒华，此人在被“捕”后第二天即被释放，旋被任命为南京防空司令部参谋长，不久又擢升为薛岳第五军副军长。据说此人是蒋介石、陈诚派到刘部专作特殊工作的一个神秘人物，由其旋“捕”旋纵、升迁迅捷等等情况看来恐非无因。与刘被捕同时，还在其所住刘庄饭店寓所内搜出带有反蒋内容的日记及刘所保管的二十一师公款120万元（中国银行存折）。5月10日，鲁涤平电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报告捕刘的原因和情况：“该师长平日敛财肥己，罔恤兵民，近日其驻河口部队擅自集中，察其企图有向浦城袭原隶该师、现属中央直辖张旅模样。该不顾大局，不听调遣，煽动部队，自相残杀。涤平更得密报，该师长潜来杭垣，颇有异动，因一面严饬戒备，一面劝令离杭赴赣。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同时来电促其速行。乃该师长抗不遵命，显有异情。该师逗留萧山部队，密迩省城，涤平为顾念地方治安，不得不为紧急之措置，暂将该师长监视在浙……”鲁最后又忸怩作态地说自己“权宜处置，迹近擅专，并乞予以处分。”19日，林森、汪精卫等签发了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破坏法纪、违抗命令，著即褫职，听候查办。”
  刘后来从浙江保安司令部被转移、散禁于西湖北岸一座豪华的别墅。其间，蒋介石曾派周至柔持其手谕令刘写悔过书，遭刘坚拒。刘的同乡、同窗赵甫忱曾找陈诚，以“让刘今后永远脱离部队”为条件，请陈在蒋面前代为缓颊，陈托辞不见。刘之参谋长韩洞谒见蒋介石，欲代刘求情，见面后未及启齿，蒋便说：“刘师长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早日返回防地吧。”韩又去见陈诚，陈说：“刘儒席太不听话，这怎么能行！”刘珍年后来似乎觉察到一味硬顶，凶多吉少，曾嘱原特务团团长崔振东代他去庐山见蒋输诚。崔偕刘之驻宁办事处主任杨力川谒蒋，蒋这时已委副师长梁立柱为代理师长，并派其嫡系李仙洲去当副师长，刘已完全在其股掌之中，无须乎再顾忌什么，乃对崔、杨2人说：“刘珍年从来不听命令，可以问问你们的参谋长，以前在山东时我鞭长莫及，现在到我范围之内，还不服从，岂能容许！他一贯独断独行，我连调换个旅长，副师长都不能擅专，可见他目无中央法纪。”
  刘珍年被羁押到1935年，蒋命顾祝同在南昌组织军法会审。同年2月，刘被打入囚车，由杭州解到南昌。刘在特别法庭庭讯时，态度依然倨傲不屈。在研讯泰顺兵变事件时，审判长顾祝同问：“泰顺兵变是否你们上级所嗾使？”刘回答：“天地人间宁有此理！带兵谁肯嗾使部属哗变？你们也带兵多年，能这样作吗？”顾又问：“泰顺兵变谁应负责？”刘昂然答道：“全营哗变，该营营长应负主要责任；直属团旅长应负部分责任，若再往上推，则我当师长的也有责任。不过，我乃委员长直属部下，因之，如再往上推，则蒋先生也有责任了。”顾祝同顿时气得面色惨白，立即电蒋：“刘珍年态度横蛮，旧态不改，无可理喻。”并将刘的供词一并呈报于蒋。蒋乃电复：“处死！”
  1935年5月13日，刘珍年这个桀骜不驯、宁折不弯，许多大军阀抓不住、吞不下、斗不了的棘手刺猬，终于被蒋介石以“纵兵殃民”等罪状，枪决于南昌东郊荒地，时年仅38岁。刘死后，尸体由其弟刘文年运回原籍安葬。
  附志：本文在调查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南宫市政协、南宫市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申谢悃。此外，还参考了山东、河北、浙江等地与刘珍年其人其事直接、间接有关的回忆文章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论著，谨此说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注：①刘珍年生年有1898年、1897年两说。刘属狗，为农历戊戌年，既可能是1897年，也可能是1898年。因出生月份不详，姑系于1898年。 ②一说刘珍年任第十一支队长。按张宗昌于1928年初缩编直鲁联军，规定每军辖两个中将支队（师），每一中将支队下辖两个少将支队（旅）。故刘任少将支队长当在1928年。 ③见刘珍年1929年6月3日致国民党中央及全国通电。 ④蒋介石派任应岐师东进增援刘珍年，但孙殿英部所阻，始终未能到达牟平。 ⑤见刘珍年1929年4月25日致蒋介石电。 ⑥一说刘军在一次夜间出击中，曾俘获施中诚部驻守牟平城端阳山阵地的一名军官。刘珍年亲解其缚，设宴招待，席间声凄泪下地表叙与施中诚的旧情，该军官十分感动，向刘表示，若从东门出击，他愿“卖路”。刘军出城之夜，端阳山施军果已撤走。 ⑦关于刘、张两军的牟平攻防战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涉及1929年3月、4月、5月等月份，战役持续的时间也有“约一月”、“余月”、“27天”等说法，笔者综合考察了刘珍年部属及研究者的文章、有关县志、当时报纸、特别是档案资料，确认：刘珍年部于1929年3月26日夜放弃烟台，27日午前尽数集中于牟平；4月21日晚10时开始突围反攻，22日上午10时击溃围城的张褚军，23日晨7时刘军重占烟台。据此，牟平战役当在3月27日——4月22日之间，共26天半，谓为27天亦可。 ⑧一说刘锡九反对释放褚玉璞，建议杀掉。 ⑨一说刘珍年派其心腹刘万令将褚玉璞密杀。 ⑩1931年，刘珍年致函山东省政府，提出“烟台华洋杂处，对外事务繁多，遇事交涉，无市府之设，颇感不便，拟组织小规模之市政府，请为公决。”经省民政厅和财政厅会商，报南京政府内政部核议批复：烟台不宜设市。所举理由有3：（1）人口不足20万；（2）烟台距离福山县城甚近，无何等不便；（3）烟台未办牌照税。 〓见《牟平县志卷四》：《政治志·党务》1936年铅印本。 〓《中共山东省委三个月工作报告》（1932年6月5日）。 〓登、登州，今蓬莱县；烟，烟台。引文见山东民团总指挥盖大方对刘珍年的控状（1928年11月18日）。 〓同〓。 〓关于泰顺兵变的原因，还有一说：因刘军官兵均为直、鲁、豫3省人，与浙江人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为住房问题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激成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