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7年春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国民党行政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我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简称“解总”）驻上海办事处三方议定：为向山东、冀鲁豫等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在烟台成立了有“联总”“行总”“解总”参加的“三方委员会”。我山东省善后救济分会派李澄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担任该会的主任。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各有关解放区都派了代表。渤海区派杨文轩同志为代表驻烟台，准备在那里接受救济物资。
  不久，渤海区党委接到“解总”驻上海办事处董必武同志的电报，通知分配给“渤海”、“冀鲁豫”等地的救济物资，不在烟台卸船，直接由上海船运到羊口市（当时羊角沟曾一度改为市），要我们做好准备。
  1947年4月间，杨文轩同志从烟台同“行总”派来的胡祖农、钱一萍等几个人到了惠民。渤海行署在惠民城里临时设立交际处，由杨文轩同志陪他们住在那里。他们名义上是到渤海区了解接受救济物资的情况，实际是想到解放区搞情报，其中有的就是特务。杨文轩同志回来后不久就调走了，行署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到惠民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到4月底，接到董老从上海来的电报，说载运救济物资的船只“美龄号”不久就要抵羊口市，并附有提货单据。为做好救济物资的接收和分发工作，区党委决定派于勋忱、曲溪、吴克明负责完成这项任务。于勋忱副秘书长和我们研究后，决定一起到羊口市去。国民党“行总”的那个小组也随同前往。
  1947年5月19日，我们到达羊口市，找到当时的羊口市长杨少心同志，请他谈了卸船的准备工作。杨市长还派了一位秘书孙叔文同志帮助我们搞些具体事务。在羊口卸大轮船是相当艰巨的，因为羊角沟是一个不大的渔港，没有轮船靠岸的码头，市里距海口还相当远（约2公里多），船只要通过小清河才能到达海口。运输救济物资的船只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役的美国登陆艇（卸去炮塔）移交给中国的，这些船吃水量很大，停泊在离海口很远的深水处，更增加了卸船的困难。经过同市里商量，动员所有大小渔船集中使用，还将外地调来的两条大船连起来，铺上木板，准备接运大型的物资。羊口市的码头工人都很热情积极，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三人也分了工：于勋忱同志总的负责，我负责接收，吴克明管分发。还找来一个翻译王绍唐（后叛逃）。
  5月23日早上，接到李澄之主任电报，大意是说“美龄号”轮19号出发的，估计23日可抵羊口。我即从小清河乘船去海上，准备上救济船办理交接手续。“行总”的胡祖农、钱一萍等人也准备上船，搭船回上海。我们在海上漂泊着一直等到24号，救济船仍无踪影。25日，又收到电报，获悉“美龄号”已抵烟台，26日才驶羊口。27日早饭后，于勋忱同志也到海上来了。同来的还有“冀鲁豫”的高步青同志，因为这条船上也有给他们地区的救济物资。又过了一段时间，码头上送来了信，还夹着两封电报，言“美龄号”27日从烟台开出，“万坚号”亦于28日离沪驶羊口。船来的日期多有变化，几乎每天一个电报，每天一次变化，使人等得有点心焦。我怕船来了联系不上，即写信给船会的刘会长，要他派船到海口去点灯，并派船在河口外游弋，以便联系。28日早上，蒙蒙地下着细雨，海上骇浪汹涌，接迎的船都开到了靠近河口的地方。突然，我坐的这条船的船长惊呼起来：“你看轮船来了！”大家一齐往东北方向望去，果然见离河口约二十浬的海面，有一个很高的黑沉沉的东西，好象一个小村庄似的。有人还在怀疑未必是轮船，而船长却肯定地说：“这一定是轮船，那个地方以前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大，就是风船也不敢停在那里。”越近看的越真切，是轮船无疑了。我迅速到汽船上找到于勋忱同志，他早用望远镜看到了船。我们商量了一下去船上接洽的事情。等到29日风平浪静，我们来到“美龄号”上。首先会见了哈维祺先生（美国人，“联总”代表）。接洽后，他让我们查点船上的物资。提货单开列的物资相当复杂，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大致可分以下几类：1.被服类，如毛料、旧衣服、睡袋、蚊帐以及破旧的皮鞋、袜子等；2.医疗器械和药品，如X光透视机、盘尼西林、鱼肝油丸、金鸡纳霜等等；3.大宗的是食品，如各种罐头、奶粉、饼干、糖果、红萝卜、干菜种子等等；4.小型铁木工具箱。另外，还有上海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捐赠给解放区的几大箱慰问袋。大型的东西有分发给“冀鲁豫”的几部拖拉机和给我们的两部美国小吉普车、几桶汽油（吉普车卸下后，一部留在渤海行署，一部由区党委送给中央刘少奇同志）。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这条船上的物资还是容易卸运的。跟这条船来的有我们上海办事处的李实同志，他准备到“冀鲁豫”去。他向我谈了我党在上海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情况，说明蒋介石时刻想破坏解放区的救济工作，我们要警惕。我派船把他送上岸。李澄之主任偕同“联总”代表李普尔下船到羊口视察，于勋忱同志陪同。第二天，李澄之主任和“联总”代表李普尔坐船到海上，对我们的卸船工作表示满意。住了几天，他们便回烟台了。
  “美龄号”上的物资卸完以后，离开羊角沟。我们便研究各地区的物资分配、运输问题。
  5月30日，又接区党委转来的“解总”电报和提货单，要我们准备接收“万坚号”的物资。该轮主要装有37部美制十轮卡车。区党委很重视这批物资，一再指示：一定要接收好，一定要把卡车卸下来。区党委还派了渤海军区后勤部的熊处长率40名司机赶赴羊角沟，帮我们卸卡车。
  我们又到了海上等着，直到6月2日下午，“万坚号”才抵羊角沟。我和熊处长、秘书、翻译、40名汽车司机和几十名码头工人登上“万坚号”，我找到船长开普敦（美国人），办了接收手续后，查点这只船上的物资。我特别注意那37部卡车，这些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役的美造卡车，都还能用。我心里很高兴，我们的“快速纵队”急需这些卡车补充。当我查点到一部大型推土机时，觉着这个没办法卸运，当时也没有用处，决定不要这东西。检点完毕后，我同于秘书长联系（有交通船），决定先卸下易卸的东西，以后卸卡车。
  6月3日，海上的风浪很大，但卸运的船只都驶向“万坚号”周围，开始卸船。我和熊处长正在商量十轮卡车的卸运问题，忽然听到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刹那间两架国民党轰炸机怪叫着从云缝里钻了出来。一架飞机围着“万坚号”盘旋了几圈后，开始在“万坚号”周围投弹，炸弹落在船周围，炸起一个个数丈高的水柱，浪花上了船杆，爆炸声震耳欲聋。另一架飞机唿哨着俯冲下来，带着“哒、哒、哒”的机枪声掠过船杆，硕长的机关枪子弹“嗖”“嗖”地钻进水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样轮番的轰炸、扫射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敌机飞走了，我走上甲板，这里早没有人了，连美国人也下了底仓。向海上望去，我们的风船都分散在远离“万坚号”的海面上，只有我们的交通船还停在近处。这是国民党用恐吓手段迫使救济船离开解放区，破坏救济工作。我正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负责这次航运的开普敦，带着他的翻译匆匆忙忙找到我，对我说：“船在这里不行了，很危险。停在这里他就要轰炸，必须马上走开！”我问：“开到哪里？”他说：“葫芦岛。”我反问翻译：“葫芦岛是解放区吗？”“不是。”“不是解放区怎能往葫芦岛开？”翻译神色不安地解释说：“船不能停下，一停下他就炸。”我气愤地说：“是谁的飞机在轰炸？你们为什么不拍电报给‘联总’，向国民党抗议？”翻译无话可答。一会儿，他又跑来找我急切地说：“船必须马上走开，石臼所炸死人了！”我再问他：“到哪里去？”翻译说：“是不是去大连？”我说：“你告诉你们的船长，除了解放区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翻译红着脸回去了，接着又跑来提出是不是去烟台卸货？这时我考虑：船是不能在这里停了，再不同意去烟台，它开到敌占区就麻烦了。再说我们有这么多同志在船上，不怕它不到烟台去。当时烟台已经第二次解放。我即写了个纸条，让交通船上的同志交给于秘书长，说明不能在羊角沟卸货的原因，为防止美国人把船开到敌占区，我必须押船去烟台，所有到船上来的同志都一起去。
  天已过午，“万坚号”轮离开羊角沟向东驶去。
  次日早晨，我发现已到老爷山，离烟台港不远了。烟台港这一带我是比较熟悉的。我察觉船快入港口时，突然调转方向朝东北开去。我一愣，马上让王绍唐去找开普敦，问他是怎么回事。王绍唐回来对我说：“开普敦讲，烟台市里正在轰炸，船不能停下，所以先不入口。”我马上和同来的工人们商量：“如果船老是不停地往东北开，必要时先卡他的火仓。”我布置完毕，密切观察着动向。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船才掉过头来，开进烟台港。
  靠近码头时，老远就看见李澄之主任在向我打招呼（可能是渤海区党委拍报给他了）。船一停稳，李澄之同志走上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说：“辛苦了，辛苦了！快休息吧，剩下的事给我就行了。”至此我才松了口气。我也没顾上休息，即去组织卸货。
  船上的物资除一台推土机实在无法卸下之外，其他物资和37部卡车全部卸下。我在烟台住了几天，处理卸船后的一些问题。熊处长留下带十几辆卡车帮胶东行署运了几天军鞋。之后，我和羊口市的同志们乘着装满物资的十轮卡车回到渤海区。我回来不久，熊处长也带卡车回来了。
  我回到渤海行署后，在7月13日接到烟台来电，谓：“蒋介石已发表谈话，封锁山东港口，禁止救济物资运中共区，并迫撤上海‘解总’人员。‘联总’署长克林夫兰，已电华盛顿请示。”这很明显，蒋介石已公开撕毁协议，开始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救济工作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