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和李延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东征和北伐，因而彼此都比较熟悉。
  一、同入黄埔军校
  我们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张宗昌数十万军队入鲁，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也伸向山东，他们互相勾结，为所欲为，人民倍受其害。
  当时，我在长清县高等小学任体育教师，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毕业后带兵打军阀和帝国主义。那时在南方公开招生，在北方则是秘密招生。山东地区由王尽美、路友于两同志负责联系，秘密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的进步青年。很多爱国心切的热血青年，不愿忍受军阀的反动统治，都在积极设法四处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
  1924年初春的一天，我的一位亲戚和好友孟民言来找我，悄悄对我讲了他要去黄埔军校参加革命的消息，并要我一定保守秘密，否则要全家杀头的。我幼年时亲眼看到土匪和军阀的部队偷鸡摸狗，强占民女，糟踏百姓，当时我想，我长大了带兵绝不能让部队涂炭人民。如今正是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于是我就背着家庭父老妻儿，从长清偷偷来到济南，住在孟民言开设的棉花行里。经他介绍，我又去王立哉开设的齐鲁书社（此社名义上是卖书，实际是为了联络有志青年，而且是单线联系）找王乐平联系。而后方知山东省来报名的有广饶的李延年、李玉堂、李殿春、项传远，诸城的王叔铭、刁步云，昌乐的于洛东、李子玉、何子云等人。
  黄埔军校招生简章，我们到上海以后才看到。它对考生的政治思想、学历和身体条件要求是颇严的。记得有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眠疾、痔病、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规定既要笔试，又要口试。
  我们山东的15人乘火车到上海后，被安排在名利客栈住下，然后到环龙路44号报名。4月中旬开始初试，我和上述9人均合格，每人领了30元路费，坐船到广州复试。
  一路上互相照顾，彼此谈论各自的理想。有的说：“我如果考上，一定好好带兵打土匪、斗恶霸。”也有的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苦力），我们要是考不上，就跑到国外去做买卖。”我们10人中最小的19岁，我年龄最大，31岁，李延年比我小8岁。每个年青人都有一番抱负，都有一股求知、救国的热情，思想比较单纯。经过5天的海上航行，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城市。当时季方是准尉副官，他负责接待照顾我们。此时的羊城，和北方、上海等地都不一样，革命气氛很浓。《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气很大。在等待复试的日子里，听说孙中山在一所学校里讲演，我们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了几次。第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又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当时也听说过俄国革命，知道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孙中山这时明确提出这些主张，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王柏龄是总监考人。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平时也谈论些消息，所以考得还可以。作文也不难。考数学时有些同学就差一些了，有的甚至交了白卷。整个考试过程是极为严格的。复试下来，大家思想压力比较大，认为考取的希望不大了。可是几天后，除了何子云外，我们9个人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大家十分高兴。后来何子云去找于佑任，被保送入学。
  1924年5月初，我们来到黄埔岛，开始了军校生活。第一期共录取了470人，开始编为4个队。我编在第三队第一区队，李延年编在第二队。有的队分3个班，有的队分9个班不等，同学中各省的都有。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入国民党的手续那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员了。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主任，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都任过军校的教官。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首先巡视了课堂和寝室，又进大礼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演讲分析精辟，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说服力。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要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并要求黄埔同学从那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孙先生这篇《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当时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是篇非常好的讲话，今天读来仍感亲切。
  学校的课程是很多的，军事、政治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马克思主义都列入正课。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和《地形学》等，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每天的活动都非常紧张，训练和生活要求都很严格。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我们就在潮水里训练。吃的大都是大米饭，里面沙子比较多，我们北方的学生实在吃不下去。偶尔吃顿馒头，我们就偷拿几个多吃一点。每个学生每月发10个毫子零用。还规定学生兵不准吸烟，会吸烟的只得偷着吸。生活是比较苦的。课余时间，山东的几个同学时常在一起。李延年会吸烟，我们时常接济他，并互相鼓励说：毕业后当了官，生活就会好一些了。
  1924年12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了。大部分同学分配在第一、第二教导团。第一教导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二教导团团长是王柏龄。这时我与李延年都分别当了排长。
  二、一起参加东征
  孙中山平定了商团叛乱，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统一，但仍不稳定。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后，广东军阀陈炯明遂打起“救粤”的旗号，并自任“救粤军总司令”，准备率部大举进犯广州。面对严重威胁，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任东征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参谋长，周恩来兼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粤军二师参谋长。首长们亲自出征。我与李延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
  革命军从广州出发，高喊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高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个个奋勇作战，人人勇敢杀敌。第一仗收复了淡水县城，李延年被提升为连长。接着又去打五华县的叛军，一天行军130里，在五华县城外逮住了县公安局长，逼他做向导，打开城门，结果一枪未发便收复了五华县城，解决了全部守城叛军。第二天又乘胜进军兴宁县，继而进军梅县。其势如破竹，敌人节节败退。战斗中不少黄埔学生英勇献身。
  6月初，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东征军立即回师广州，平息了叛乱，收复了广州。
  7月，广东的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并将广东的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此时，窜逃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清理廖案之际，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联合盘踞广东南路的叛军企图夹攻广州。在这种形势下，10月初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的党代表。我军连同其他部队进攻惠州，敌军坚壁死守，非常难攻。当时李玉堂当敢死队长，冒着枪打、火烧的危险，奋勇登上城头，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消灭了敌人，拿下了这个号称东江天险的城池，使这次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革命军又乘胜向海陆半、兴梅、潮汕进发。1925年底，彻底战胜了敌人，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我军进驻了潮州。不久部队集中广州，我和李延年被擢升为营长。
  三、共同参加北伐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志；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典礼在北校场举行。参加誓师大会的有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军政要人、群众团体等数万人。先由蒋介石讲话，接着是邓演达讲话，最后由吴稚晖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旗。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为秘书，李济深为总参谋长，自崇禧为副总参谋长。北伐军出师时，计有8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堵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我和李延年同在第一军任营长。
  北伐军的战略部署是：以国民革命军主力山韶关进击湖南及湘赣边境，直趋武汉，歼灭吴佩孚盘踞在湘鄂的主力部队。然后挥师德安迎击孙传芳部，聚歼该部于南浔线，以有力之一部由潮汕进击福建，直趋江、浙，摧毁孙传芳的巢穴。我军以10万之众与40万之敌决战，必须采取各个击败的战略方针。因此，北伐军决心先打垮吴佩孚，再歼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
  广州誓师后，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全部留守广东；第四军另一部、第七军、第八军全部沿粤汉路北上，直趋武汉，进攻吴佩孚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军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去江西，攻击祸害华东五省的孙传芳部。但蒋介石指挥作战失利，迫不得已央告李宗仁率第七军并力同敌人作战，扭转败局，我军迅速进占瑞昌，敌溃退德安。旋即占领九江，攻克南昌，白崇禧进驻南昌。我部继续沿浙赣线从江西东进，到杭州与何应钦部会师，经衢州、嘉兴等地攻击上海。此时我与李延年都在第一军任团长。
  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为了争夺地盘，北上攻打张作霖，于1928年4月5日在南京誓师，进行继续“北伐”的动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及其两翼向北推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主力经正太铁路趋京汉路与第二集团军会合，一部进出绥远、察哈尔，起牵制作用。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随第一集团军跟进。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总攻，刘峙任该集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第三、四、九、十、四十军由徐州北进，担任津浦路正面进攻；第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一和三十七军进攻临沂、沂水，直趋胶济线为右冀；第四、三十四、四十一、四十七军沿鱼台、金乡进攻济宁为左翼。三路齐头并进，沿途各自击退当面奉鲁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抵抗。4月30日对济南发起总攻。张、孙退过黄河，率部北窜。我军占领济南。当时我任第一军教导团团长，李延年任第一军第五团团长。这时早已进驻济南的日军，挑起事端，并残酷屠戮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城内所见败壁颓垣，尸横遍地，行人稀少，满目凄凉。日军仍杀气腾腾，封锁城内，阻挠北伐军通过。我官兵见此惨状，闻此惨情，无不愤慨万分，摩拳擦掌，要与日军兽兵决一死战。而蒋介石却命令我军不准还击，并给刘峙写了亲笔信，大意是：“命令你转告全体官兵，以十二万分的忍耐，暂时退出济南，万勿中敌人奸计，阻碍我军北伐，破坏统一全国。故须绕道北伐。”当时我也在刘峙总指挥部的办公室里，大家看了此信，都为之愤慨落泪，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能不顾我无辜军民惨遭杀害，而任凭日寇横冲直撞，不能撤退啊！中国军队不是孬种，收拾完济南的日寇，再行北伐不迟！若咱们撤兵，济南的百姓就遭殃了！”刘峙说：“这是总司令的手令，我们不能不服从嘛。”我知道刘在蒋面前一向是唯命是从，不敢言非的，遂说：“我们身为军人，当为国而死，不能亲眼看着大好河山被敌人侵吞，人民被敌人任意侮辱屠杀，否则我们做军人的问心有愧啊！请让我到白马山车站去见总司令（我临时担任当时正驻在崮山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并负责总司令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向他汇报全体官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刘总指挥不准我去，他说：“倘若留下来抵抗，引起国际争端，贻误战机，影响北伐，你我能担当起责任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无奈，只得含泪忍痛作罢。
  大军撤退，只留两个团驻守济南城。蒋亲笔信中说除留邓殷藩一个团外，还留我这个团（因为我是山东人，了解济南的情况及地形）。刘给蒋打电话说：“李仙洲的教导团，除第一营随总指挥部担任特务营的勤务外，只剩下两个营，最好另派一个团！”蒋问：“还有谁是山东人？”刘答：“李延年是山东广饶人。”因此留下李延年团和方振武部四十一军的邓殷藩团驻守济南城。当我回团部宣布这一决定时，全体官兵痛哭失声。部队出南圩子门，经八里洼、仲宫、柳埠，到泰安集结。
  李延年团负责西面、南面城防之守备，邓团负责东而、北面城防之守备，并发布守城布告：
  济南卫戍司令部为布告事：照得本军奉令守城，具有守土之责，但为避免冲突起见，再三让步，退处城内，但彼方仍以大炮威吓，蔑视公理，非达到夺取济南之目的不止。在我则职守攸关，不能放弃，今日开军民联席会议结果，皆主坚守宗旨，不谋而合。好在城坚易守，军民一心，敌人炮火虽烈，伤害究微，且已妥筹人民自卫方法，足保无虞。除各部队会合公安局维持城内秩序外，特此布告。
  副司令苏宗辙，9日。
  守军英勇抵抗，浴血奋战数昼夜。5月8日晚革命军离开各圩门，一再退让进入内城，进行防御射击抵抗，日军则于9、10两日大举攻城，用大炮、飞机狂轰乱炸。革命军见城内居民伤亡甚众，遂开正东及新东两门，向东南退去。退时日兵狙击，革命军奋勇冲锋而去。
  5月11日代理卫戍司令苏宗辙接蒋介石密电，命令守军放弃济南。李、邓两团，分别由老东门、新东门退出，向仲宫山地转移，途中遭伏击，伤亡惨重。至此，济南同胞遂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以后缩编部队，李延年攻城有功，被擢升为旅长，我在徐庭瑶的第一旅任副旅长。
  四、奉命入鲁，不了了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延年在蒋介石的眼里成了一个认真执行命令、有一定指挥才能的将才。记得有一次，蒋对我说：“李延年指挥得力，不避艰险，能打硬仗。”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被委任到山东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国民党要员们认为，李延年是山东人，是个有利条件。但是过了两个月他还停在徐州。这时，我知道李延年是有困难的。李在未离重庆时我见到他，问他带谁的队伍去山东，他说带陈大庆那个军。我认为陈大庆他指挥不了，李延年不相信，说：“有老头子（指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敢不听！”果然陈大庆在苏北不向北来，李延年蹲在徐州毫无办法。后来，改为指挥廖运泽、陈金城两个军，李延年才到了山东。
  当李延年在徐州欲进不能时，蒋介石命我到重庆去见他，当时我估计有可能命我带二十八集团军入山东，代替李延年。但我到重庆的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李延年已从徐州出发。我在重庆见到蒋介石，蒋令我给李延年当副手，我不同意。我问蒋：“李延年又升了什么官？”蒋说：“没有升官。”我就说：“李延年是个副司令长官，我再给他当副的，不就成了副副的了吗？”蒋介石一时难以解答，说了声你考虑考虑吧，我就走了。陈诚得知我到重庆，请我吃饭时讲他已知道这件事，并支持我不要去。蒋介石知道李延年已从徐州开到济南，给李延年派个副手去也无多大意义，也就不提此事了。李延年带着国民党军进驻济南，没多久就调走了。因为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到了济南以后，占房子，抢财产，弄得民怨沸腾，老百姓称他们为“劫收大员”。国民党政府已感到民怨难犯，又值国民党的军事机构有所改变，战区撤销，徐州成立了绥靖公署，派顾祝同为主任，李延年调回徐州任副主任。济南成立了第二绥靖区，派王耀武任司令官，我任副司令官。
  （赵梅、刘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