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小引
  1965年秋，中共山东省委确定在全省1/3的县，正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亦称“四清运动”）。1964年已在少数县进行过一次试点。这次是正式大规模展开，为期一年。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省搞完。省直各单位及有关地、市、县分别从所属单位抽调干部，组成社教运动工作队（以1964年进行试点时培训的一批干部为骨干）。我当时在省出版局工作，也被调去参加了工作队。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曾零星地、非正式地参加过“双减”（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都不过在浅海滩上扑通几下，实际上未经受过大“风浪”。参加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我可说是“初出茅庐”。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运动中受到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洗礼，可以切切实实提高阶级觉悟。“一次实际运动的冲激，胜过十年蹲机关”。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堂堂正正的真理。然而要经受住运动（斗争）的冲击，在生活上要与群众（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时各单位抽调干部的做法是：个人报名，领导批准。实际上全体干部都报了名，由领导圈定，圈着谁，谁就“光荣”获准。这是过去历次下去搞运动、下去劳动锻炼通行的做法。我也是这样“光荣”中选、获准下去的。
  何谓社教运动
  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对农民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的运动（在城市机关及一部分工矿企业部门则进行新的“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但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简单说，就是向农民进行一次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早在1963、1964年时，全国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如文艺界批判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有益无害论”、“写中间人物论”等；哲学界批判所谓“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批判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等，都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先声。这些批判已为社教运动鸣锣开道了。
  1963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关于当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10条，通称前“10条”。因为不久之后中央又通过另一个文件，也是10条，通称后“10条”。这个后“10条”文件，后来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批判，大概因它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还提出“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女”的政策，而且据说此文件是经刘少奇修改过的，因而被批为带有修正主义倾向的文件，故尔实际上已作废。其实此文件同样强调阶级斗争，同样是毛主席批准的；不过在极“左”思想的膨胀下，被视为“修正主义”而否定。不久，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23条，通称为“23条”，发至全国各单位部门，人手一册，作为主要学习材料。这三个文件，其中心内容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要在农村、工厂、机关（主要是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10条”均提到：“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有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打击和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复杂、更广泛、更深刻的运动”。“23条”更进一步说：当前“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发生了“和平演变”现象。有的单位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人”。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喧嚣10年之久的所谓“走资派”一词，即源于此。这三个文件，特别是“23条”，就是那次社教运动的号角和纲领。其所以又称“四清运动”，有两种意思：一是前“10条”中指出的“农民迫切要求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简称“四清”）；二是中央提出的“社教运动主要是：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所谓“四清”，主要是指后一种说法（前一种提法纯是经济问题）。其所以把清经济放在首位（也是农村社教运动的头一炮），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重于政治、思想、组织工作，而主要是从农民的迫切要求入手，在彻底清经济的基础上完成其他三清，但是后来运动的路子却是清经济成了整个运动的主要任务和环节。
  社教工作的组织概况
  工作队的组织是：全省组成一个社教工作团，团长为省委委员李文、王子文。工作团下设几个分团，每个分团包干一个县。分团下编为若干大队，一个大队包一个公社。大队下编为若干分队，一个分队包一个片（相当于原来的乡）。分队下分成几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包一个生产大队（一个或两个自然村）。各单位的工作队员基本上编在一个大队（么社）或一个县的几个大队中。整个工作团，以省级机关的工作队员为主，以各地、县抽调的干部为补充。我们省出版局共调去约20余人（包括副局长、处长各一人，余为科级及一般干部），分在胶南县的几个公社，大多数人集中在一个公社——张仓公社。包干这个公社的工作大队长则是潍县县委宣传部长孙立泉，教导员是潍县文教科长徐某。另有住胶南县（王台镇）某师师长和我局副局长为该工作大队副队长（运动后期改任分团副团长），该师的一位副参谋长任副教导员。我们单位的老韩任张仓（公社）一分队分队长。这个工作分队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我们出版局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当地抽调的干部和几名军队来的人（有一名少校副团级的）。别家村工作组由分队长老韩兼任工作组长。全工作组共10人，我也在这个工作组里。
  到达阵地，运动开始
  我们是1965年9月（大约15日前后）在胶南县城（王哥庄）集齐的。在那里进行了10余日的集训——无非是围绕着“23条”听听报告，学习学习，讨论讨论，加深领会文件的精神。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坚决依靠贫下中农”的“纲”，繃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于10月1日奔赴战斗阵地。
  胶南县，是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由我抗日政府从胶县南部划出来加上诸城县的一部分组建的一个县，是个穷县，大部分是山岭坡地。农民以种地瓜为主，“瓜轱轮”（当地群众对地瓜干之通称）是群众的主食，大部分地区每年吃供销粮。玉米面饼子是上等食物，麦子白面一般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当时据该县县委书记介绍情况说：“这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四不清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中都有”，“存在着和平演变”。1965年那次第一批开展社教的大队（村），约占全县2/3。
  我们这个工作组的战斗阵地是张仓（镇）公社别家大队（别家村），距公社所在地张仓镇3里，距县城王哥庄18里。全村共168户，其中地主5户（都是小地主），富农6户。大部分户生活很苦，有的户连地瓜干也吃不饱。除了种田，别无营生（有些户靠养猪、养鸡挣点零用钱）。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最好的生产队也不过六七角钱，一般的只值二三角钱。年终扣除口粮价，劳动力强的户也不过能拿到几十元钱，劳力差的户只能拿几元钱，甚至还欠队上的口粮钱。隆冬季节，有的人还打赤脚。
  我们这个工作组全班人马进村后（10月1日下午），一反过去的做法，确定运动完全由工作组领导、包揽（这是“23条”中规定的）。所以事先既未正式通知村里，进村后也未去拜访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他们当然都已听到风声，晓得是来整干部的）。所以没有人来（也不敢来）迎接我们。我们进村时，村上象一潭平静的水，只有三五群众在村头冷眼瞧着我们。当晚，我们临时召集了部分群众，由工作组长简单地讲了这次运动的意义、任务，表示要为群众撑腰。第二天才将村支书李文信叫来，简单询问了该村（大队）及各生产队（即小队）的情况、负责人名单、就打发他走了。
  我们的战斗计划和部署是按照“23条”办，斗争、批判的目标是当权派（大队、小队所有干部，包括已下台的），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第一阶段是清经济（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以权谋私，以势压人等），战略部署和工作方法是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别家村共分10个生产小队，每小队十几户（在全省来说是小规模的生产队）。我们这个工作组连组长（分队长兼）、副组长（分队指导员兼）在内共10人，采取划片包干方法，两个人为一组，包两个生产小队，各管各的，分工合作，由工作组长统一掌握，集体汇报、讨论、研究，部署工作。生活上实行“三同”，吃饭由各家轮流派饭（个人拿钱和粮票）。派饭户大都是贫下中农。为表示立场坚定，连上中农户也不派饭。有一户上中农（其子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为了与工作队拉近乎，要求作为派饭户，遭到我们的拒绝。有的派饭户为表示一点敬意，当我们第一次进门吃饭时，特为我们做些好一点的饭食，如果是玉米面饼子，我们还可以接受，如果是白面，（小麦面）馒头、面条（当地群众除过年过节外，很少吃上这个），我们就婉言谢绝，硬是不肯吃。有一次，我与老韩到一户吃晚饭，老大娘给包了水饺，我们再三谢绝，老大娘坚持非要我们吃，最后几乎是哀求，并且说家里没有别的可吃，迁就点吧。我当时有些心软了，“立场不稳”了，心想别再让老大娘为难了，可是老韩还是很坚决，硬是不肯吃。老大娘没了办法，抹着眼泪把饺子端走，从邻居家借了些地瓜干来，完成了这顿派饭“任务”。从此，工作队的“清廉”、“一丝不沾”，远近传闻，群众再也不特殊待我们了。我觉得这未免有点“矫情”。运动后期，我们全体工作队员集中一块住，自己起火吃饭，经常吃白而馒头、面条、饺子。群众看在眼里，心中作何评议，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吃了一个时期的派饭后，又让我固定在一户老贫农家吃饭（我从公社粮所领粮交给户家），算是对我的照顾（当时我47岁，在工作组里数我年龄大）。
  李文信介绍了情况走后，大小队的干部（正副队长、会计）都靠边站，无形中罢了官（仅抓抓生产农活）。我们工作队员们一头扎进贫下中农堆里，或召开座谈会，或个别串门摸情况（多是晚间或白天帮助干活时），明查暗访，旁敲侧击，搜集情况，同时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作为开展运动的骨干。
  正式“开炮”，首战“告捷”
  大体弄清情况，掌握了一些材料，并发展了几个积极分子，临时推选（加指定）出新的党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大队会计及贫协主任，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后，于是就正式开炮了。首当其冲的是支部书记李文信（47岁）、大队长王景茂（40多岁）和大队会计王本理。其余10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包括过去曾干过，现已下台的）、民兵队长几乎无一没有问题（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有的问题不太大，有的看来比较严重，都列入清查对象。此外还有些家庭成分不清问题（多是老中农、下中农之间分不清，划得不准），也要捎带着解决。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当时我们把他们认作“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是首先要解决的。办法就是揭盖子；发动群众揭，干部背靠背揭，本人自己交代，三管齐下。大队长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有些经济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也有些贪污嫌疑）和思想作风问题（吃吃喝喝、不民主），似乎还不太严重。支部书记李文信这人就比较复杂，有经济问题，更有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霸道，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外带不少男女关系问题。而且他为人善观风色，鬼计多端，——这是我们当时的印象加查访材料得出的判断。这人的历史在当地也很不一般，解放战争时期入的党，曾在县里和公社受过训，参加过工作，还到省城济南学习过。在工作组的强大声势威慑下，开了几次大小会和单独谈话后，这两个人很快就表示缴械投降，要交代问题，要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工作组呢，警惕性也不弱，没被初步胜利冲昏头脑，当然不会草率收兵。不过他二人既已缴械，表示不敢顽抗，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首战告捷。于是一面继续对他二人（主要是李文信）追查，一面兵分数路，向大队会计、民兵队长和各生产队干部开炮。在工作组的强大攻势下（向他们交代政策、摆事实、讲道理），加以此时群龙无首，大多数干部没有顽抗，老老实实表示接受审查，有的或多或少地交待了些问题，有的人（如民兵队长）自己“轻装”之后，还协助工作组向其他干部进行“倒戈”。只有大队会计王本理和第九队队长鞠殿茂久攻不下，只交代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承认有严重经济问题。经过多次大会小会、个别交谈，反复“车轮战”，还是收效不大。后来又经过一次大半夜软硬兼施地围攻，第二天清晨，我们那位副局长（他作为分团的“特派员”在我们组蹲点，参加了围攻王本理之战），得意洋洋地向大家“报喜”说：“王本理这个硬钉子终于让我给拿下来啦，弄出100斤（粮票）来！”据说夜战中王本理还承认贪污过100斤粮票（在当时当地100斤粮票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不过承认得很勉强（到运动后期他终于又翻供了）。其实，不只是大队会计，其他不少干部（包括支书和大队长）也都有这种情况。有些问题交代得并不踏实，可以说是压出或挤出来的（运动后期有的翻了供）
  轰轰烈烈和扎扎实实
  这并不奇怪，搞运动就是要大张旗鼓搞得轰轰烈烈，要是冷冷清清，那就是领导无力，群众没发动起来，就不成其为运动了。即使搞过了头也不要紧，最后还有个复核落实才能定案嘛。这都是以往搞运动的规律。所以上边的要求是：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轰轰烈烈不难，大会小会多开几次，积极分子带头，群众紧跟，发言（揭发、批判）踊跃些，就成了。而扎扎实实，就不那么轻松顺手了。所谓扎扎实实，就是要具体深入，要一条一条落实到纸上。要有本人交代，还要有旁证，重要问题，得有两个以上旁证。最后写出定案材料，才算大功告成。我除了分工包两个生产小队的运动外（我与老韩为一组，但老韩主要忙于全分队和全工作组的事），还负责材料工作。起初我以为是轻而易举的事，待干起来才感到很伤脑筋。不是某事交代不明，就是某些数字不实，或是旁证不足，或是格式不对，常常是本人交代了再交代，材料补充了再补充，旁证查了还查，写了再写，三易其稿、五易其稿地重写。一个案子三遍五遍，弄来弄去，总是捉襟见肘。这才是秀才遇上兵，越弄越不清。也是我“初出茅庐”，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过，对有些所谓扎扎实实，当时我觉得（现在仍觉得）既繁琐，又无必要，有些所谓深入查证，实在是婆婆妈妈，有些好笑。比如，某人曾偷盗过东西，本人已承认，也有了旁证，但还要再三再四地要他交代“具体”些：如当时的思想动机如何？怎样偷的？偷后放在何地？怎样处理的？……简直是和尚念经，重重复复，没完没了。更可笑的是男女关系的事，例如李文信与一个50岁的老婆婆通奸，双方都已承认了，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们交代详细些：多少次，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是强奸还是通奸？有谁看见？等等。此时李文信已经是顺水推舟，干脆按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条一条作了“具体”交代。这还不算，还得找那位老婆婆，也要如此寻根问底，使双方的交代“对起头来”。我们男同志不便出面找女方，就让一位女工作队员去完成这项任务。特别可笑的是，还要问问那位老婆婆的儿子（过去曾当过生产大队的副队长，早已下台）承认不承认，是不是事实。象这类冷饭一炒再炒，追根寻底，不厌其烦的事还很不少。还有李调戏妇女，强奸未遂的事，也要在批斗大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家具体地控诉揭发。这种做法，就是法院断案恐也不会如此。直到运动后期，上边才提出：定案要抓大是大非，抓主要的。可那时不这样就是工作不深入，不扎实。这种“运动群众”的做法，并非那次社教运动的首创，早在土改运动中就已运用过了。
  从10月1日进村，到春节前夕，搞了4个多月，清经济算是告一段落。所有大小干部（包括早已下台的）全都低下了头，表示认罪认错，就连一直负隅顽抗的大队会计和第九生产队队长也聋拉下头。这些人几乎都有些经济不清的问题，数目不大的就免予议处了；其他人一律退赔，并限于春节前基本退清。有钱的退现钱，没钱的以实物折价。春节前夕，那些被定为四不清的干部，把家里的粮食（大多是地瓜干）以及破柜子、旧橱子、桌椅板凳等家具，抬的抬，扛的扛，在村头的广场上摆了一大片。在我们工作组组织下，贫下中农敲锣打鼓，庆贺胜利，很“火爆”了一阵（春节后，在工作组和新的村领导班子主持下，将这些清退出的东西变卖了，买了一台榨油机，准备开办榨油副业，以增加收入。此是后话）。至于定案处理，支书李文信内定为开除党籍，撤销支书职务；大队长王景茂留党察看；其他生产队干部暂维持原状待命。
  难收的“结尾”
  春节到来，工作队奉命放假一周，回家过年。一周很快过去，重返战线。下一段的工作是：清经济收尾——整理材料，定案；清政治——干部“洗手洗澡”，稳定思想；清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清组织——整党登记。最后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工作。
  前边说过，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从清经济入手，以清经济为主的一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群众、干部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和主要时间放在清经济上。
  斗争的对象是当权派——即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大小干部。该村的几户地主富农，有的多年外出不归，在家的也未发现严重的破坏活动，因此基本上没动着，只是召集他们训过几次话，警告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群众为了划清界线——避嫌谁也不敢接近他们。（这里顺便说一下，该村有一个富农的儿子，解放战争时期参了军，后来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以后复员回家，被划为富农分子，处于监督劳动状态。我们工作组中有的人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划；但没有谁提出予以改正）。清经济这一段既已“大功告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这三项工作，不过是顺流而下，没有多少文章可作。不过为了表示运动大获全胜也为了使场而火红一些，曾发动群众搞起一场张贴“大字报”的运动，虽则许多人连字都不识，好在有几个代笔人，总算“火爆”了一阵子。唯有选干部（各生产队队长）一事，颇伤脑筋，很费了些手脚。10个生产小队的原队长，虽然在清经济时大都有些经济不清的问题和其他思想作风问题（如不够民主），但大都不太严重，他们平时抓生产也还不错，在群众中没有坏影响。除个别外，群众基本上还是拥护原来的队干部的（小队长、小队会计）。但是这些队干部挨了一顿整，做了检讨，有的还退赔了些东西，几乎都有一股怨气，甩手不干了。各队召开社员大会，民主选干，往往开成哑吧会，形成点名发言，点着谁，谁就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不点名谁也不吭声。无论是连任的干部或是新选上的干部，都表示不愿干。有的队，一连开了几个晚上的选干会，还是没有结果，形成僵局，弄得主持开会的工作组很尴尬，只好用“抬死驴”的办法点干部，即由工作组暗示某人可当队长，让群众“选”，选出后，愿干也得干，不愿干也得干。结果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只好事后向被选出的干部做打通思想的工作。就这样软硬兼施，总算把选干工作勉强解决了。这也难怪，生产队的干部都是义务干部。大队长、大队会计、支部书记，每年都有固定工分补贴（相当于或略高于一个强劳力一年的工分），而生产小队的干部则与社员一样凭劳力挣工分，只有特殊情况如外出开会，才有些误工补贴。平时他们既要带领全队社员搞好生产，自己也要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凭劳动记工分，如今又挨了一顿整，正是所谓出力不讨好，难怪都不愿干了。
  至于结案工作，虽说是个扫尾，实际上并不是尾巴。因为前段搞的一些材料，大部分是大呼隆划拉下来的，虽则已经梳理过几次，有的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查证。特别是支书李文信的问题，春节前已内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但是运动快要结束时，上边有指示，说前一段工作有些失之偏激、过严，打击面过宽，定性不够准确、恰当；应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还要多征求群众的意见。这一来，支书李文信和大队长王景茂的问题，就需要重新审查，重新考虑了。研究结果，认为李还不是敌我矛盾，于是把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继而又改为党内警告（仍撤销职务，大队长也撤销职务，但免予党内处分）。这样，定案材料也就一改再改，前段已反复调查核对过的材料，有的因不可靠或不十分可靠（李本人的交代，有不少问题和情节是，你怎样问他，他就怎样交代，很难说是实事求是），而不得不抽掉、改写。到1966年5、6月间，运动基本结束。剩下的时间就是抓抓生产，帮助大队搞基本规划（长期的和当年的）和种植计划、农田建设规划等等。到7月份，已没什么工作可做，只等8月初撤退了。
  难忘的“告别”场面
  8月4日，我们工作组撤离别家村（其他各队、组均先后撤离），各回原单位。每个生产大队（村）暂留下一个队员作为观察员以观动静（镇抚作用）。那个“告别”场面，也很有写一笔的必要。我们来这里虽说是来搞运动的——老实说是来整人的，但毕竟与群众相处整整一年了，而且也扶持、结识了一批新干部，帮助他们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总还建立了一些感情。当我们工作队员在村头登上大卡车时，全村男女老幼（包括李文信等已被整下台的干部），都涌到村外，围住汽车，给我们送别。工作组组长站在汽车上，发表了简短的告别讲话。刚说了几句，就哽哽咽咽说不下去了，我们工作组的人都在抹泪。我们扫视了一下群众，发现也有不少人在抹眼泪。至于我，本来并未抹眼泪（因为实在眼中无泪可抹）；然而面临此情此景，也禁不住眼圈发红，是惜别？是激动？我也说不清。当时我的感情是有些矛盾的，或者说还带有点理智成分。但有一点，使我很动了感情，就是我与我的房东老大爷的关系——他一家也来村头为我们送行。我的房东是一位老实巴脚的淳朴农民，那时年已古稀，前几年才讨了一个40多岁的老婆，为人也不错。他们没儿女，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养女。因为家口少，老头又能劳动，日子过得挺不错，在村上算是中上生活了。我进村后不久即吃住在他家。他们待我很好，常给我做些好一点的饭吃（我每月从公社粮管所领来口粮都交给他家）。我每天早晨给他担水。有时去公社或县里开会，也买些点心什么的带回给他。临离开该村的前一天，老大爷特地到工作组找我（共时我们工作组的人早已集中住在一起，自己起火吃饭，我已不在他家吃住），请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我推辞不掉就去了。吃过饭，大娘还拿出一盘煮熟的鸡蛋，非让我带上不行。此情此景，至今思之，宛如昨日。现在恐怕老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至于当时群众的眼泪，尤其是那些挨过整的干部的眼泪，是什么滋味，不难想象。我在想，我们离开之后，他们不骂我们才怪呢。这并非我太过右了，有例为证：50年代、60年代，我省曲阜县颇有名气的东郭大队，1964年工作队在那里搞了半年社教运动，该大队支部书记郭守明（颇有名气的全国劳模）被整了一顿，他当时就不服气。工作队撤走后，郭守明照旧当了支书，仍受到群众的拥护。他气愤地把工作队大骂了一顿：“什么工作队，吃了俺们的粮食，屙了一堆大粪，没干正经事！”还有，据新华社记者戴煌写的一篇文章说，也是在那时，四清工作团开进首都钢铁厂去搞社教，弄得首钢人心惶惶，严重影响生产。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忍无可忍，舌战工作队，迫使工作队悄然撤走（见《人物》杂志1985年第二期文章）。又据说，在某地搞过社教运动的工作队员，尔后旧地重游，满怀激情回原村看望，结果受到群众的冷遇，甚至遭到围攻。我想，从这几例不难看出群众（即使不是多数，至少也是部分）对那次社教运动是如何品评的。
  小结
  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过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那次社教（四清）运动作出了评价：否定多于肯定，或者说，基本上是否定的。决议说：那次运动“是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决议抛弃了“尖锐的阶级斗争”、“走资派”等观点和提法，说：“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和绝对化”。在做法上“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混淆了敌我界限”。“所谓四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更左的观点”。“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错误的估计，和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还在我们工作队撤退之前，6月间，我们就从村上的有线广播中听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呼啸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批判所谓《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等等。7月初，工作大队长孙立泉传达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指出运动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所谓“三反分子”）。
  可以看出，社教运动是“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的前奏曲，“文革”是社教运动的恶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