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解放初期，父亲痛念爱女牺牲，情绪有些消沉。1950年秋至1951年底，参加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写了一些自我批判的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新民报》、《南京新民报》和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1952年初至1959年，先后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和全国政协会刊编辑主任。自1954年直到1982年去世，以特邀人士身份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并为民革中央委员。
  他在周总理关于发挥旧知识分子潜力的号召和感召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力和外语特长，兢兢业业地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尽力。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著作和翻译，先后在全国各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由各出版社出版著作和译著16种，并多次对台湾广播，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表文章，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所有这些著作、翻译和广播讲话，都及时地配合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的需要。还有一些是传播科学知识的。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父亲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由西宁循青藏公路乘汽车到达拉萨，并视察了日喀则、江孜、帕里及祖国边界的亚东等要地，乘第一次试航成功的飞机归来。父亲回京后写成《西藏纪行》一书，对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兄弟民族、风土人物、文化传统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得到了陈毅副总理的高度赞许。他还着意搜集了许多有关西藏的中外文资料，准备写作《西藏志》。
  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行踪所届，东至福建前线，西达黄河源头，南到海南岛最南端的“鹿回头”，北抵海拉尔、满州里，壮行万里，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激发了他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
  1958年，在民革中央的支持下，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以父亲和翁文灏、李平衡为主编，组织几十位老知识分子编写《法汉大辞典》，至1960年底完成初稿，打印词目卡片数十万张，因时值“三年困难”时期，辞典出版计划下马，卡片分装数大箱和一大柜，贮存我家。父亲又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德语文法》，因病未能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坏人为抢占那间藏书的屋子，串通“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除将我们全家（包括已分居的我和弟弟、妹妹三户）财物抢掠一空外，《法汉大辞典》卡片、《德语文法》手稿和上述《西藏志》资料以及其他书籍文件也都被焚毁、抛散，数十人的心血结晶化为乌有。父亲每一念及，就痛惜不已。
  父亲自1959年患高血压症，1962年又患心脏病，后又两次中风，逐渐失去工作能力。但他仍扶病为有关单位审定和校改了一些由德、法、英、俄各种文字翻译的重要资料，有时也搞点零星翻译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无比兴奋，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克服老病造成的种种困难，又写了八万余字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鲁迅先生的资料。
  父亲度过了幸福的晚年，1982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7岁。新华社为他的逝世发布了消息，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