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父亲曾留学美、德、法三国，精通英、德、法、俄四种语言，母亲又是法国人，因而有不少外国朋友，在济南和北平，都常有外国朋友来家中作客，以美国人、法国人较多。记得在北平家中曾有美国的吉伦将军、苏联驻南京使馆武官罗申（解放后曾任驻华大使）、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等都来过几次。父亲在与外国朋友交往中，从不卑躬屈节，非常注意保持爱国的立场，维护国格、人格，在平时谈话中，他最瞧不起那些崇洋媚外的人，说这种人给中国人丢脸。
  父亲有个美国朋友亨利·鲁斯，是美国《生活》、《时代》杂志发行人，他出生于中国济南，早年就与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到中国，必来看望父亲。1945年日本投降后收复济南不久，他就飞来济南探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来我家作客的外国朋友。1947年，父亲任北平市长期间，他又来访问，他认为中国打内战，做官有风险，建议我们全家到美国去。他说，父亲到了美国，即使不做任何工作，写写回忆录，他负责出版，保证几年内可得到几万美元，生活满能过得很好。父亲婉言谢绝了。大约是1948年春，鲁斯给父亲来电报说，特派他的远东代理人来看父亲，有事可对代理人讲，就如同跟他本人谈一样。几天后，代理人来了，这个美国人较年轻，趾高气扬，充满优越感，大骂国民党无能，认为中国毫无希望，问父亲有何打算，是否需要鲁斯帮忙？并劝父亲到美国去。这种口吻大大刺伤了父亲的民族自尊心。
  于是对他说：“中国打内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说不定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比方说，只要蒋总统一转念，肯把权力交出来，中国的局面便会改观，蒋总统也将成为民族英雄。”继而自悔失言，再三叮咛说：“这是我们朋友间私下谈话，千万不要发表。”但这个美国人不守信用，把这次谈话在新加坡发表了。父亲一直不知道。以后父亲是到南京，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请父亲吃饭时，才告诉父亲的。这也可能是以后父亲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1947年6月1日，是美国毕路易大学一百年校庆，4月间校长柯乐尔来函通知授予父亲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邀请他赴美讲演（供给往返路费），父亲接受了名誉学位，辞谢了赴美的邀请。
  1948年10月底，美军和国民党政府商定，由美军出舰船和其他交通工具，撤退在华北的外侨妇孺，因母亲是法国人，也被通知撤退，父亲当时在南京，闻讯来急电不让走，但已有些笨重物品如电冻箱等已送天津装船，追之不及，结果运到上海，只好托人代存，后来丢失了。那时国民党已接近崩溃，不少朋友劝父亲出国，在南京，张道藩就劝过他，这是我亲自听见的。但父亲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肯离开苦难的祖国，要争取为祖国的和平稳定尽一分力量。他平时谈话中，曾谈及在中国的白俄的悲惨处境，说决不能出国去当“白华”。他在晚年与友人闲谈时，有人问他：“当年王世杰曾建议你出任驻阿根廷大使，后又有人劝你出国，假如你当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现在该是什么情况呢？”他不胜感慨地说：“那样，可避免牺牲一个女儿。不过，那必然要在国外定居，全家要变成外国人，太没意思了。”
  解放后，父亲与外国人很少往来。1957年有个法国文化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居里夫人的活动，因父亲写过一本《保罗·郎之万》的书，我也翻译过保罗·郎之万的著作《思想与行动》，居里夫人的女儿爱芙·郎之万夫人是保罗·郎之万的儿媳，为此特来我家致谢，并赠送保罗·郎之万亲自签名的照片一帧，以为纪念。父亲想起1921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接受学位时，适逢居里夫人访美，曾应邀参加授予学位的仪式，并发表讲演。当时居里夫人带着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爱芙·郎之万夫人。想不到36年之后，又在中国相见，共同回顾这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文革”后期，父亲曾在参加一次国宴中，遇见瑞典、荷兰两国驻华大使。因为解放前他们都曾任过驻北平总领事，与父亲是老相识，见了父亲，极表关切。因为他们已知我家被查抄过，问生活有无困难？父亲说生活很好，仅向他们的关心致了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