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战时期自1938年到1942年，父亲以山东省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组织游击队在鲁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母亲何宜文带着我们4个孩子潜居天津英租界。那时一些国民党大官多把家属送到大后方或香港等地，父亲没有那么多钱供我们在大后方生活，而我们这4个孩子都很幼小，我最大，1930年生，那时才8岁，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母亲又是法国人（已入中国籍），在游击区随军活动有困难，所以只好把我们放在距鲁北较近的天津。鲁北行署有一支水上保安大队，常有人化装成商贩，由利津老鸹口乘帆船到天津搞情报工作，并进行物资交换，运去黄豆、水产品，换购药品、电池等军用物资，同时接济我们的生活费用。每次都由父亲的老勤务员张宪五来往联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日军占领了英租界，母亲急忙托人租房子，搬到意大利租界。不料仍没有逃脱日寇的魔掌，12月31日我们便成了日寇手中的人质。这天上午巡捕来传唤母亲到意租界工部局去，那里有日本宪兵，意租界当局就把母亲引渡给日本宪兵了。日本宪兵说，他们早已知道我们藏在英租界，并出示截获的母亲与父亲的来往信件。又说：“皇军要同何思源合作，请你去山东走一趟，劝劝他。”他们不顾母亲的抗议，把母亲押回家中，命立刻收拾行李，由驻鲁北沾化的日本宪兵小队长小林爱男把我们母子押上火车，坐的是三等慢车，当晚到沧县，次日改乘汽车到惠民，住在一个日本人家中，有日本人监视，伪军便衣看守。日本人给我们母子照了一张与小林爱男的合影。后来我们才知道，日军把这张照片放大，连同劝降信一起，派邮差送给父亲，父亲没有拆看信的内容，就集合部队，当众把信撕个粉碎，并明确表态，坚决抗战到底，决不投降！只留下这张照片作为日寇的罪证。
  那时日寇已宣布：以我们母子5人为人质；以南京的伪部长或山东伪省长职位（可任选其一）为诱饵，逼迫父亲与他们“合作”。否则，就要进行“扫荡”，并将把我们母子放在日军队伍前面，父亲如抵抗，就会先打死自己的家属。不过这些话日本人没有对我们讲。
  负责看管我们的伪军小头目姓丁，此人对我们暗中非常照顾，他对日本宪兵说，押在这里不方便，就另找了一所民房给我们居住，虽仍有伪军看守，日本人却不常在跟前。每餐由当地饭馆送饭，他还给我们买来罐头，说是父亲托他买的。原来鲁北行署对伪军工作做得相当深入，惠民的伪军，包括伪军司令在内，许多人都与游击队建立了关系，姓丁的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日军的活动，父亲了如指掌。不久，父亲通过伪军关系，派来老勤务员张宪五扮成伪军士兵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并带来父亲写在小纸条上的法文密信，叫母亲不要怕，日本人决不敢杀害你和孩子。从此几乎每天都有人秘密来往，传递信息。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更加坚强，小林爱男几次要母亲给父亲写信劝降，都被拒绝；父亲的一个旧朋友，当时山东的大汉奸朱经古派人来慰问和劝告，母亲也未理睬。有一次，母亲面斥小林爱男：“你们打不了何思源，拿妇女小孩出气，真卑鄙！”小林恼了，拔出手枪比划说：“皇军的宽大，要不，你们死了死了的有！”
  过了几天，姓丁的和几个日伪兵带着母亲坐一辆大骡车走了，说是去找父亲，把我们4个孩子交给张宪五照看。3天后母亲回来了，说没有找到父亲。但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在一天夜里，在清河镇同父亲见了面，那是姓丁的请日本兵上炮楼喝酒的时候，在伪军的帮助下，父亲进来同她秘密会见的。后来，父亲谈起此事时，曾说那些日本兵是些“傻种”。
  有一天，忽听门外闹嚷嚷，大批日伪军从门前经过，许多辆炮车呼隆呼隆地过去了。看守的伪军说：“皇军去扫荡何思源啦。”母亲很担心。过了两天，饭馆送饭的人趁伪兵不在跟前，悄悄地对母亲说：“日本兵回来了，死了不少人，拉了一汽车死尸呢。”从此对我们放松了一些，准许母亲上街走走。
  原来这段时间里，父亲对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意大利当局是帮凶，父亲就电请国民政府把在河南一带的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集中在一起作为“反人质”（这批意侨直到1944年5月我们到了西安，才解除了对他们的软禁，但听说是150人），父亲宣布：日军如敢杀我家属一人，我们就杀意大利10人，以为报复。同时派人到平、津、京、沪投书各外国领事馆、中外报馆、教会、慈善团体等，揭露和遣责日军违犯国际公法，以妇孺为人质的罪行；声明我国扣留意侨作为“反人质”是万不得已，后果应由日军负责。此事传播中外，日寇大为丢丑。意大利驻汪伪南京政府的大使为了意侨安全，也向日军交涉。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不得不下令山东日军司令限期将何思源家属送回天津。但山东日军还不甘心，又发动一次大规模包围袭击，企图将父亲活捉，也未得逞。当然，这些情况，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1月下旬，小林爱男说让我们回天津，把我们送到济南，住在石太岩饭店。有些不相识的人偷偷地来探望，送来点心水果，流着泪走了。沦陷区的人民的情谊真是可感啊！朱经古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又陪母亲去见日本司令土桥，土桥假惺惺地表示慰问，要求母亲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她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来山东寻夫，没有寻到，现在要回津。“感谢皇军照顾”。母亲说：“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无法，只好叫小林爱男把我们送回天津。那已是1942年1月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