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何思源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先后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抗战时期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后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9月到1948年6月，被调离山东，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在国民党山东政治舞台上，共18年之久。机略纵横，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何是我父执辈，他当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我曾任市府秘书。解放后，直到1982年4月28日他去世，我一直和他保持来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何奔走和平，被各界知名人士及北平参议会推选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多次出西直门和解放军领导叶剑英等同志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见面洽商，因而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家中被定时炸弹所炸，何夫妇受伤，12岁的小女儿罹难。但何不畏强暴，忍痛带伤，坚持和北平的其他代表一同到清华园参加谈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思源晚年从事于著述和翻译工作，对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极为怀念，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积极努力地做了不少工作。
  现就我所知道的何老情况，叙述如下：
  何思源，字仙槎，生于1896年（清光绪22年丙申），山东省菏泽县人，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何家世代居住在菏泽县东关，祖上为官作宦，属于名门旧户，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族。到何思源父亲默邨这一代，虽然家道中落，但在地方上，还是一个知名的绅士。靠着城外田亩收租和县城内的二十几间铺面房出赁来维持生活。何家有家谱，是何尔健致仕家居时修的。何尔健在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曾任辽东监察御史、工部尚书，子应瑞、应祥曾任知县、知州等职。后代子孙虽逐渐式微，仍都是承父祖余荫，靠剥削所置田地房产为活，也有在县衙门中当些小差事的。到了其父默邨一代，家中分了家，各立门户。何思源父亲默邨先生，是一个读书人。辛亥革命后，曾在菏泽县署供事，因为人耿直，不善逢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辞职家居，课子读书。在何家这一代几支中，是能克勤克俭、安分守己，维持家声的一户。
  何思源是长子，默邨就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何思源幼年聪颖好学，能刻苦攻读，在严父的期望督责下，从县小学，到进省城第六中学，考试成绩均列在前茅。
  当时何家日子并不宽裕，为了供给何思源继续升学，默邨先生卖掉了城外的土地。何思源未辜负父亲的希望在省立六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从蔡元培自1917年出任校长后，聘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实行学术上的新旧流派兼容并包，并提倡新科学和新思想，培养出很多的人材，有的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有的晋身为官僚。当时无形中成了一个北大官僚系统。如蒋廷黻、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傅斯年、段锡朋、朱家骅等人都是。
  何思源在北大学的是政法，他的老师是王宠惠、张耀曾、刘师培等著名教授。何说他经常在同学自办的《国民》、《新潮》两个刊物上写稿。这两个刊物是代表左、中派学术思潮的。那时，他对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只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何在北大读书时，非常刻苦要强，虽然身体瘦弱，不爱好体育活动，但很喜欢音乐，尤善于写文章，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何性格刚强，作风朴实，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敢作敢为的山东人豪爽气魂，因此，在开会时，常被同学们推选为组织者和主持者。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各派军阀互相混战，争权夺利，大家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因此他常和同宿舍同学胡体乾（解放前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言及国家前途，深为愤慨。在何的思想内心，认为只有学做战国时代的苏秦，自强不息，将来在事业上才能有所成就。何当时在宿舍墙上，用毛笔写了两面座右铭：一是“大行，君子自强不息”；一是“必忠必信，有守有为”。所以，何在完成课业之余，努力攻读英文，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政法、文学名著，他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数得着的。何的治学和向上精神及其为人方面，深受胡体乾等同学的钦佩。解放后，他们重聚京华，茶余饭后，回顾往事，不禁感慨万分。对何以耄耋高龄，尤孜孜不辍的编译中法辞典，翻译资料，写文章，不服老的倔强精神，极为折服。
  五四运动时，何思源在当时那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推动下，也毅然参加了游行队伍走上街头，和举着北大校旗的朱家骅，奋勇当先，参加了痛打曹、章、陆，火烧赵家楼的壮烈行动。
  1921年，何思源以优异成绩，复得蔡元培帮助，获得教育部公费留学美、德、法三国的机会。何在欧美留学时，对美国的所谓民主；法国的政局不稳定，内阁屡次更迭倒台，均感觉不合理想。唯独在德国留学时，看到德国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能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那时他认为日尔曼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民族性最强，最有作为的民族。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时，何从欧州留学回国，同朱家骅、段锡朋到广州投靠蒋介石。蒋已出师北伐，时戴传贤任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肆排斥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认为何思源刚刚学成归国，还没有什么政治色彩，聘请他担任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后兼法学院长。
  1928年10月，蒋介石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戴传贤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何靠和戴的关系，加上戴认为何是一个能够效忠于国民党的人材，何遂成为戴的夹袋中人物。不久，韩复榘叛冯投蒋，靠着张学良和蒋重要幕僚曹浩森的力量，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但蒋对韩这个出身于西北军的将领，是非常不放心的，必须在他内部安插一个牢靠的人，以监视韩的思想动向。戴传贤乘机向蒋荐何思源，说何为最适当的人选，因他既为山东人，又是学者，人亦可以信任。遂于1930年秋，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何脱去兰衫换紫袍，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何思源是山东菏泽人，他的门第名声韩复榘亦素有所闻。何虽系由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任命，但事先曾征求过韩的意见，韩认为何纯粹是一个学者，无其他政治色彩，又系山东为数不多的留学生，便欣然表示同意。
  何在山东任教育厅长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如增办中、小学，重视教师生活，无论韩复榘怎样扩充军队，对教育经费和教职员工薪水总是力争照发，从来未拖欠过。山东的中学和职业学校当时在全省共增加到一百五十多所。
  何在任职期间，能善于逢迎韩复榘意旨，韩对何亦另眼相看予以拢络。主要原因，何是本省人，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又是文人出身，不贪污纳贿，非一般俗吏可比。故韩对何颇为信赖。何任山东教育厅长期间，对山东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蒋介石不抗日而闹学潮，以及各校进步师生的言论活动，亦多方掩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大过问。
  何思源在当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期，担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有两件事值得一说。在1931年，胡也频在济南省立高中任教时，韩曾问何：“你下面的一个高中里，有一个叫胡也频的教员么？南京要他，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还说是共产党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负责人呢。”何答复韩说：“现在办教育很难，没有一点进步的新思想，学生们有意见。请来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其实青年人有些过激算不了甚么，当年我在北大，也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呢。”经何一番解说之后，韩复榘就摆了摆手说：“算了。”何回去之后，通知了该校校长张默生并给了胡也频和丁玲夫妇200元钱的路费，叫他们马上离开济南。胡第二天就去了青岛，再转乘船去上海。不料，胡也频到上海后，终未逃脱蒋介石的魔掌。解放后，丁玲在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也曾经提到这件当年的往事。
  另一件事，是在“九·一八”后，东北三省沦陷敌手。全国各界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下，各地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济南各学校的同学，有二千六百多人，组成“抗日救国南下请愿团。”最初，韩复榘不准学生前往，命军警封锁车站，不准学生入内。后经何思源从中缓颊，学生又据理交涉，终于由韩拨给一列火车，于1931年12月8日去了南京。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先后被日军占领，华北沦陷。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1937年12月27日，占领了省城济南。31日，再陷泰安。次年1月5日，济宁陷落。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当时上层统治阶层的不满，省府的各厅长、省委们，惶惶如丧家之犬，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跟着韩盲无目的的逃跑，也摸不清韩复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而无人敢言。有的厅、委们，只知道韩过去想保持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借以挟制蒋介石。现山东地盘己失，韩又是抗命自动撤退的，将来如何收场，颇多疑虑。何思源在当时是山东省政府厅委中，唯一的山东籍人，又为韩最红的人，但也不知道韩的的最终想法何在？就在曹县问韩。韩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两个军，绝不能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吃掉，保存实力，是最要紧的。老蒋根本不相信我，我打算把我的队伍，退到西北，结三马以自固，联合起来反蒋。”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以擅自放弃济南罪，被蒋介石处决。是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何思源参加了。在4月1日开会议决事项，有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在会上，对何在山东的工作表现大加表扬。会后，并由戴传贤引见给蒋介石。蒋除“慰勉有加”外，让何回到山东组织发展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壮大抗日队伍。当时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何回山东后任鲁北行署主任。
  何到鲁北后，大事招编扩张游击、保安团队，想抓住军队力量，以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造成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重视。蒋介石对何思源，最初是不太信任的，通过戴传贤的大力进言，和何一再对蒋的表态效忠，一直到1944年12月30日，才由国民党重庆政府，特任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想仿效韩复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8年抗战即将胜利前，拢络地方各派军事势力，大肆扩军，据何说，当时已有近4万之众。
  1945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到重庆。以二陈为首的“C·C”系，对何进行拉拢。在选举六届国民党中央委员时，洪兰友、程天放、张道藩主动找何，愿为提名联署推选何为中委候选人。结果，投票选举揭晓，何在中央委员中名落孙山，而以中央监察委员当选。何心中很不高兴，知道这是陈立夫玩弄的一种手法，并不以真正的“C.C”嫡系视之。何思源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得好：“我并不是‘二陈’系的亲信，可是外人不知内情，以为我真正的成了大‘C.C’分子。在国民党的官场上，历来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既然外界这样看我，我就俨然以大‘C，C’分子自居，而为人所巴结和重视了。”
  何又说：“陈立夫有一次请我吃饭，在谈话之间，想要山东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和中央合作金库山东分库经理两个位置，由他派人，我感到很气愤。凡是主管要害部门，‘C.C’是无孔不入，他给了我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衔，只是有其名无其实而已。”
  又有一次，何说陈氏兄弟请他吃饭。何问陈立夫什么叫作派系？陈回答得很坦率，一语道破。他说：“搞派系，就是结党营私。”
  1945年7月下旬，抗战即将胜利，国民党重庆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去苏联莫斯科，继6月30日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之后，继续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蒋介石电召各省主席到重庆开会述职，何思源也奉召去渝。“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在何思源未返任前，蒋介石派李延年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率十二军霍守义部及九十六军廖运泽部进入济南，认为何思源所编之地方部队，以及他的卫队，不属“国军”范围，统予以改编接收。李延年这种举动，是乘何被滞留在重庆开会之机，奉蒋介石的命令办事的。蒋在抗战时期，对山东鞭长莫及，暂时用何，不过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并不信任他。
  何思源由重庆回到济南后，成为一光杆之省主席，和李延年积不相能，李又处处掣肘。山东省的重要部门，均归军队接收掌握，山东省政府虽然也接收了一些企业厂矿，但均系劫后余灰。何谈到他当时的心情说：“蒋介石对我有疑虑，迫我辞职。但我那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舞台生涯恋恋不舍，因官至封疆大吏，得来不易。宦海虽有波涛，但是仍愿浮沉其中。”何的好友蒋梦麟，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也曾有信劝何“急流勇退”。并暗示何不是“简在帝心”的人，将另有属意的军方嫡系人物主持鲁政。何还恳求过蒋梦麟代为转圜，向宋子文说情。
  1946年7月，蒋介石把山东划为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任命王耀武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何因戴传贤和蒋梦麟的关系，由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发表为北平市长，这不过是蒋介石给了何一个台阶，实际上是不打算让何到任的，而以陈诚保荐的张伯谨（河北行唐人）为副市长，并在何未到职之前代拆代行。如何知难而退，不就此职，以后会再由行政院会议通过，予张“真除”的。这是蒋梦麟在何未去北平前，把这个底细私自透露给何思源的。但因何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的恋栈，不能毅然摆脱，还是在1946年10月，离开济南到北平就职。何在山东工作了18年之久，被迫去职，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凄凉沉重的。
  何思源于1946年10月6日，乘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和夫人何宜文（法籍，在法国留学时相识结婚），二子二女，飞平履新接事。何的前任市长，是何梅协定时的熊斌，因和戴笠军统局的北平站长兼民政局长大特务马汉三，大发劫收财，闹得声名狼藉，被何其巩、闻承烈等人向蒋介石反映，而被撤职的。
  何接事后，于10月10日在北京西城府右街北平市政府（现为国务院），召集各局、处科长以上人员讲话，提出四项施政措施：一是平抑物价，严办奸商。二是提高公教人员生活待遇，消除失业。三是减轻税收，各城门开放城乡自由经商。四是取缔私娼妓院，整顿社会，保持燕京文化古都的纯洁。还在怀仁堂招待了一次中外记者。何思源任北平市长一年零八个月期间，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掀起内战，东北战事逐渐扩大，蒋介石、陈诚、何应钦，多次来北平逗留，并去东北策划。国民党发行的纸币贬值，民不聊生。北京近郊区均在解放军晋察冀边区部队控制之中。何思源在这个时候单枪匹马出掌北平，而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里，已不是什么太红的人物，北平市长，又是最难当的，在北平市政府内各局局长，各有派系背景，对何阳奉阴违，事事掣肘，使何深感指挥失灵，如困愁城。在到任之初，所讲的四项施政措施，言之简单，而听之藐藐，适得其反。由于内战扩大，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通货膨胀，金融紊乱，粮价一日三涨，商民交困。同时北平城内散兵游勇滋扰，兵匪不分。近郊绑票和城内勒赎之案，且日达十余起。老百姓普遍反对国民党政府劫收、内战、征兵、加税，怨恨情绪到了极点。何的施政方针，都成了空话和不能兑现的支票。当时的北平人民，对抗战胜利后的两任国民党市长熊斌和何思源的政绩，曾描述作了下面一首歌谣：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关金券，不值钱，家家户户闹个空。
  乱征兵，乱抓丁，老少一齐不安宁；
  熊草包，何无能，逼得我们无处跑，
  大加税，买卖倒，失业流亡卖棉袄。
  这首歌谣，原来被贴在北京前门大街大栅栏，是用毛笔写的，后来在鼓楼、西单也发现了。充分说明了国民党接收后，在北平的统治，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后来，在东郊民巷张恨水办的新民报，还登出了这首歌谣，就成了北平人所共知的顺口溜了。当时国民党中宣部的驻华北特派员张明炜，看到报纸后，还让当时的北平市政府新闻处长左明澈，给新民晚报停刊三天的处分。
  我把新民晚报刊登的这首歌谣给何思源看过，何苦笑了一下说：“我一介书生，赤手空拳，我很想给北京老百姓做点事，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当时，“二陈”掌握的北京市参议会，专门和何过不去，经费上，市参议会处处通不过，与何为难。据说：是当时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想当北平市长没当成，所以指使市参议会同何捣乱。当时的北平市政府，顶头机关林立。李宗仁任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设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司令部，设在西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的河北省政府，设在东城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另外，还有行政院驻平办事处等国民党机关单位。北平市政府的管辖范围，只能限于市区之内，还没有独立的发号施令的权力。实际上市政府形同虚设，不过是做样子而已。
  这时，蒋经国任国民党政府东北外交特派员，时常往来于北平、南京、东北之间。每次蒋来北平和离去，何都亲到机场迎送。何说：蒋经国对他的态度很冷淡，从小蒋的表情，可以看出老蒋对他的态度。何思源和李宗仁的关系很好，李于日本投降后，蒋命他坐镇华北，与何处境遭际相同，有同病相怜之感。李对何说：蒋介石之所以对他印象不好，是因为蒋好以象貌取人，而且非江浙省籍人多不相信。曾谓何象貌瘦削不丰满，人又足智多谋，不可委以重任。
  何在任北平市长期间，对北平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大规模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非常同情和支持。对一些进步人士和学生，则暗中多加保护。如解放初期，任全国妇联书记的陈琏，当时在东城灯市口贝满女中教书，做地下工作，被北平市公安局逮捕，报请何批示处理时，何以为“证据不足，不能草营人命”。而陈琏在当时北平领导学生运动，是无人不知的人物，此其一例。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何对李全力支持，以他在山东过去的声望和影响，分别写信给山东籍的国民党国大代表投票选李，并且提名使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北平市妇女团体名额内，产生当选为北平市国大代表。李宗仁1948年4月，在和孙科最后一局决选时取胜，何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酒会，鸣放鞭炮祝贺。并发动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在天安门前集会，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但因何有民主作风，并深孚众望，亦无可奈何。
  国民党在东北打内战，到1948年夏，败局已定，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据点。沈阳卫立煌，长春郑洞国，被困孤城，已成为死棋。蒋介石寄希望以国民党“东北剿总”
  副总司令，据守锦州的范汉杰，以图保持关内外通道的北宁路走廊。蒋介石在北方已无可援之兵、可遣之将。只得在形势危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重用了一向以杂牌视之的傅作义。傅虽然在抗战前后，有百灵庙大捷，在长城抗战、抢占张家口等重要战役中，给国民党政府立了功，帮了忙，并身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但蒋介石始终以异己视之。这次却下了一道手令：华北7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3市（北平、天津、青岛）的人事任免，由傅总司令遴选，报请中央任命。凡中央法令在华北与傅总司令有抵触者，以傅总司令之法令为有效。1948年7月，傅作义报请以其重要幕僚刘瑶章为北平市长。行政院长翁文灏，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在院会通过免去何思源北平市长职务，明令由刘瑶章继任。何亦未加以另有任用，被蒋介石赶下了台，结束了他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的宦海生涯。北平市参议会会长许惠东（吴铸人已当选立委去南京，不再与何为难）和何私交甚厚，由他提议通过，给何“北平市荣誉市民”的称号，算是找回了一点面子。
  何思源从国民党的政治舞台跌下来，被蒋介石弃置投闲，心情是非常痛苦和矛盾的。他公开对来访的记者表态说：“从政多年，久思摆脱，现夙愿得偿，颇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而在私下中，却又是牢骚满腹。这时何已看清楚国民党政府已成强弩之末，蒋介石的军事力量，也非共产党的对手。他扪心自问，在山东这么多年，对共产党还做了不少掩护的工作。全国没有一块净土了，只有北平还是可以终老定居的地方。如回到山东凶少吉多，蒋介石会怀疑他另有企图。加以平常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所联系，华北局的城工部长刘仁，也曾间接派人和何接过头。最后，何思源决定留在北平，他和马占山、刘瑶章、崔载之等人多次向傅作义做工作，并拿傅的亲笔信，到南京去面见李宗仁，并了解何应钦、徐永昌、张群等人的思想和意图。何被华北七省三市议会，推选为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他交卸北平市长后，仍住在北京东城王府井锡拉胡同9号。
  1948年12月末，傅作义终子抛弃了对国民党的种种幻想，何和邓宝珊、马占山，受傅作义之托，代表他出西直门，到清华园，面见当时任总参谋长的叶帅，达成了和平解放古都北平的协议。解放前夕的北平非常混乱，城里有不少潜伏的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旧官吏、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大批的国民党反动军官，三教九流，非常复杂。潜伏的军统北平站特务们，受毛人凤的命令，决定对何思源采取暗杀的卑鄙手段。因在公开场合进行枪击没有机会下手，特务们改用在何家房上，安放定时炸弹的毒辣方法，打算一举炸死何的全家5口人。在潜伏的特务里面，有会爬房的惯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窜到何的房顶，放了三个定时炸弹，在1949年1月17日深夜爆炸了。何氏夫妇和两个儿子都受了轻重不同程度的伤。北京都是老式瓦房，经不起炸弹的巨震，顶塌墙倒幼女鲁美被压死在由上面掉下来的大梁底下。在这次事件未发生以前，何思源就曾接到过特务写的匿名恐吓信，内容写的是“和平就是投降共匪，你如背叛党国，绝对采取断然处置，勿谓言之不预。”但何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何鲁美之死，使北平广大人民万分愤慨，对何思源靠拢人民，奔走致力于和平，坚强不畏强暴的精神，都十分敬佩。解放后由北京各界人民发起，给何鲁美开了追悼会，举行公葬，称为“和平之花”。
  北平解放后，何思源参加了民革，并入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历尽政治沧桑的何先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抗美援朝中，以极大的热忱，带头捐献财物。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周总理号召老年爱国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以后，何思源说：“我过去给国民党当了多年的忠实骨干，没有什么可写的。只能发挥过去一点专长，从事于翻译著述，以报答党和人民吧！”但也曾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提供了一些有关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何思源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极为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他曾数次在广播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何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发表讲话，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为台湾与大陆早日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欢迎他们来大陆探亲访友和参观。何思源晚年患心脏病、脑血栓，反复数次入院治疗过，医嘱必须安心静养。但何爱国心诚，奋斗不息，仍是写文章，编辞典，不知道注意休息。1978年9月，何夫人宜文女士去逝后，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终于1982年4月28日因中风逝世。
  在何思源先生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及其生前友好刘澜涛、钱昌照、屈武、平杰三，郑洞国、彭友今、甘祠森、昊茂荪等，均曾到医院探望，或慰问何的亲属。
  民革中央常委李平衡、邵恒秋、焦实斋、廖运周，及全国政协常委李觉等，也前往慰问。
  何先生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