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大化同志，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生于1919年农历五月初三日，系王象五先生次子，王大彬同志之弟，潍邑闻人杜紫庭先生外孙。
  王象五先生为潍邑教育界名宿，曾于清光绪末年协助杜紫庭先生创办潍县第一公学。俟于1924年去青岛四方铁路小学任教，大化昆仲随同其母寄居青岛。1928年象五先生去济南，供职山东省教育厅，大化昆仲又奉其母迁居济南。
  大化在济南入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读，毕业后升入育英中学。
  我们两家虽系世谊，由于大化自幼旅居外地，并不相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32年寒假，大化回潍探望其外祖，由我的同学、大化的表哥引见结识的。
  大化初次给我的印象是他那淳朴、耿直、率真的性格，活泼、热情的态度。在潍期间，大化和我们几个同学，朝夕相处，一块打球、唱歌、谈心，或到郊外远足。相处虽好，惜时间短暂，春节前他便回省城去了。
  此后，大化每年返里探亲一次，或暑假，或寒假。当时，适值“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相见时，感慨良多，既悲愤，又忧闷。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化，是1934年暑假，我去济南投考省立高中时。考前，先去按察司街他的家中，拜见象五老伯及伯母，同时会见大化昆仲。这一年，大化恰也初中毕业，也准备投考省立高中，我们在试场会见了一面，从此再未相见。
  这年大化去北平，考入李大钊同志创办的艺文中学高中部求学。以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
  大化自幼聪慧，爱绘画，爱唱歌，更爱木刻，酷嗜艺术。“九·一八”后，他年轻的心灵，增添了无限的忧愁。他把悲愁化为力量，拿起刻刀，将愤怒凝聚在刻刀上，刻出了他的第一套木刻作品《呐喊》。不久他参加了青年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春，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救亡，大化同志利用歌唱、讲演、漫画、演戏、木刻等手段，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学生郭清被逮捕入狱，不久在狱中患回归热病死去。北平学生于次年3月为她召开追悼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迫害。同年7月在太庙（现在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联合美展中，展出了大化同志为“郭清事件”刻的一幅《抬棺游行》巨幅木刻。
  这幅木刻象把利剑刺痛了反动当局。为此，反动当局下令通缉王大化。
  大化同志在北平无法立脚，不得不离开北平，到南京考入国立戏剧学校。在戏剧学校里，他随余上沉、马彦祥、曹禺等人学习，攻读舞台设计，课余从事新文学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化同志随戏校迁往长沙，旋又迁往重庆。因不满CC特务头子张道藩把持戏校，他毅然离去，参加了洪深领导的演剧二队，活动于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地，作救亡演出。
  抗战初期，大化同志撰写了《八百壮士》剧本，并与刘岘共同创作了《抗战板画》。
  1938年，大化同志在成都组织了“十月歌咏队”。因无地址，便借用“跋涉书店”作为临时教室，每星期三个晚上，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参加者有萧军、王德芬、顾克俭、范敬美、罗时敏及四川大学、进德中学的一些学生。教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五一劳动节歌》、《流亡三部曲》、《茫茫的西伯利亚》、《五月的鲜花》等。
  大化同志在成都，还组织了一个“木刻讲习班”，讲授教学木刻。在此期间，他为萧军所著的长篇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刻了插图。他还刻过《列宁像》、《鲁迅像》、《高尔基像》，《风雪中行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负责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担任理事，举办过大型木刻展览会。还将自己的木刻印成卡片义卖，作为支援抗日部队制作棉衣的捐款。他还参加了进步的文艺团体——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担任舞台设计。同时又参加党的外围团体——“战士学生旬刊社”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该社教唱救亡歌曲，担任指挥。
  这个时期，大化同志在成都以戏剧、木刻工作为掩护，主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地下中共成都区委书记。
  1938年10月19日，由“文协”成都分会主办，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大会。文化界、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社会青年都参加了纪念会。萧军主持了纪念会，并作了鲁迅生平的报告。为了纪念鲁迅，“跋涉书店”印了1000多张大化作的大幅木刻鲁迅头像，很受群众赞赏、喜爱，很快销售一空。
  大化同志为了纪念鲁迅，写了《鲁迅先生与木刻工作者的关系》和《鲁迅先生和文学工作者的关系》两篇文章，刊登在《笔阵》上。
  1939年秋，大化同志跋山涉水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克服重重困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一面紧张学习，一面为革命文艺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大化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同学一起，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苏联名剧《马门教授》。那年他仅21岁，扮演了剧中老科学家马门洛克医生。大化同志以卓越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角色，轰动了整个延安。他的表演才能，得到领导与群众的赞赏。
  1941年春，中央组织部决定：调大化同志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朗诵教员兼做演员工作。这很适合大化同志的性格和爱好。当时他曾说：我将永远担任演员工作了。木刻就作为我业余爱好吧！大化同志到鲁艺之后，演出了《海滨渔夫》《神手》、《七七大活报》、《工人之家》等戏，均获好评。
  大化同志来到延安后，结识了任颖同志（后来成为他的爱人），两人情投意合，有共同的理想——为革命奋斗终生。工作之余，两人经常在王家坪的桃树林中，憧憬着未来。他曾对任颖同志说：到那时我将在人民自己的大剧场里演戏，一直演到年老的时候，那时你的头发也许已经白了，你带着我们的孩子，来看我演戏。
  1942年5月2日，大化在杨家岭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化开始走上了新的创作道路。
  1943年元旦，遵照毛主席指出的文艺方向，配合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又结合民间拜年的习俗，鲁艺组织了庞大的秧歌队，演出了大化和李波同志创作的《拥军花鼓》。大化敲着铜锣，李波打着花鼓，一边扭，一边跳，一边唱，和鲁艺秧歌队扮演的《赶早船》、《推小车》、《赶毛驴》等，奔向桥儿沟的街头，又赶向延安的南门外新市场去演唱。桥儿沟的老百姓欢天喜地地跟着秧歌队，高兴地说：“新秧歌太好了。”
  在这之后，大化和李波、路由、安波等同志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该剧是以劳动模范马丕恩和他的女儿杏儿开荒获得丰收的事迹作素材，确定一男一女，作为哥哥和妹妹的关系，由大化和李波合作演出。
  春节期间，鲁艺大秧歌队又在党中央所在地枣园进行了演出。数千农民，从四面八方向枣园的广场赶来，人们一层层、一圈圈坐在枣园的广场上，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来观看演出。多少双热情的眼睛，望着秧歌队，望着大化同志。只见他扮演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陕甘宁边区农民，肩上扛一把锄头，踏着音乐的节拍，轻松地、愉快地跳上场来，高声地唱：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大化同志随着他的歌声跳着，观众们心情激动，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毛主席看着他，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鼓着掌。
  演完后，毛主席、朱总司令热烈地鼓着掌，走到演员中来，握着大化的手说：“你演得很好，谢谢你！”
  这次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大化的名字就和《兄妹开荒》联系在一起了。延安的老百姓跟着秧歌队看王大化，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老百姓中间的明星，《兄妹开荒》所以获得成功，是与大化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虚心学习分不开的。他深入到农村中去，和老乡们一块劳动，一块吃饭，一块睡觉，和那些青年农民，亲如兄弟，他爱上了那些爽朗快乐的农民，爱上了热情生产的“劳动英雄”。大化经过在农村的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对青年农民劳动、学习、生产、娱乐等方面的了解，因而他的演出非常逼真。群众议论说：“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编成戏，过去是没有的。”因为《兄妹开荒》歌颂了劳动，歌颂了人民，这在我们的戏剧史上，也是别开生面的新事情。
  继《兄妹开荒》之后，大化和水华、马可、王家乙等同志，又创作和演出了《赵富贵自新》、《张丕模锄奸》、《二流子变英雄》等秧歌剧，历史多幕剧《周子山》，话剧《前线》，影响很大，为当时所推重。
  大化同志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动力，虚心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帮助最大的有两位：
  一位是在米脂县杨家沟遇到的民间歌手巩维忠，他写了许多歌词歌颂边区和八路军，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使大化同志深深受到感动，他记下了巩维忠的许多歌词，并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巩维忠写的唱的太多了，这里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民大众是真正的艺术家，在群众中，正蕴藏着多么宝贵的艺术创作的珍宝啊！人民大众的生活及其本身，正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万分正确的。过去我表面上认为“这是对的”，但对人民大众本身的艺术家，却仍采取了“大概会有吧”的态度，周扬在《解放报》上曾介绍了孙万福这位民间诗人，我仍认为是个别的。在杨家沟遇到巩维忠，给了我一个新的认识，纠正了我过去那种看法。因为群众中生长着无数个新的人物、新的诗人，而他们的诗歌，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欣悦听之的。而我们的一套学生腔，一套远离生活实际的东西，当群众“解不下”的时候，还要责怪群众，这正说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丑。的确，群众是英雄，他们不但创造了生活，也创造了艺术。
  另一位是在大化同志创作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多幕剧《周子山》，并在剧中扮演农民领袖马红志这个角色时，给予他具体帮助的农民干部申红友同志。申红友同志在该剧内容、导演处理、演员表演各方面，都以自己参加土地革命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解决了许多困难。尤其重要的是，他的高贵品质和朴素的工作作风，给大化很大的教育。
  鉴于大化同志辛勤劳动，和卓著的成绩，1940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甲等文教英雄”。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大化和贺敬之、舒强、丁毅同志一道投入创作歌词，又和马可同志一道研究探讨《白毛女》的音乐。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因为党号召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周子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创造出一部我们民族的新歌剧。《白毛女》是以流传在河北农村的白毛女故事为题材创作的，具有典型意义。当时由王昆、林白、李波、陈强、王家乙同志演出，大化同志担任首次演出的执行导演。
  《白毛女》的排演，使大化同志在思想上进一步起了变化。《白毛女总结》也给大化很深刻的教育，成为他文艺创作的新起点。
  在40年代，黄炎培自重庆去延安访问，曾会晤大化同志，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黄炎培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文，其中对大化同志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的正派作风，大加赞赏。从此大化同志的影响，遍及全国。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大化响应党的号召，随第一批“东北干部团”徒步行军开赴东北解放区，开展文艺工作。
  沈阳成立东北文工团后，大化同志担任戏剧部长、支部委员、组训组成员。他战斗在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黑龙江等地。在此期间，他为党、为东北人民更加奋发工作。他编剧、导演、演出、舞台设计、写文章、编辑丛书、设计封面，无所不做。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睡眠，他搬进仓库，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盏灯，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向组织说：“我一天睡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其余时间都做工作，多给我些工作吧！”他努力为党多做工作，从不要求什么地位和物质享受，发给他的新衣新鞋他不穿，让给同志穿，自己穿旧的。有时生病，他仍然忘我地工作。有一次在鞍山演出中，大化同志感冒了，冷得牙齿直打颤，浑身发抖，鼻涕不住地向下流，他用两个纸团塞进鼻孔，继续演戏，坚持把戏演完。
  大化同志在东北，参加创作和导演了话剧《祖国的土地》、《我们的乡村》，秧歌剧《大特务》；改编了秧歌剧《血泪仇》；导演了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话剧《合流》、《把眼光放远点》。他在这些剧目中扮演、创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并承担这些戏的舞台设计。他还担任过《黄河大合唱》以及其他歌曲的独唱和领唱，辅导各地的文艺活动，组织了戏剧、音乐讲座，亲自讲课，亲自编书、写宣传文章等等，其工作量是难以用数字统计的。
  由于他这种崇高的革命品质，忘我的劳动精神和工作上的优异成绩，就在他牺牲前不久，在东北文工团里，大化同志光荣地以全票当选为“特等模范工作者”。
  1946年12月19日，大化同志率创作组赴黑龙江讷河县深入生活，搜集材料。20日，在途中搭乘一辆商业部门运输棉布的大卡车。他把安全位置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坐在卡车尾部。那时还没有公路，天寒地冻，道路坎坷不平。当汽车行至拉哈附近，卡车猛颠，大化同志被甩出车外，伤及头部，当送至讷河医院时，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这位多才多艺的青年艺术家、党的优秀文化干部不幸于12月21日牺牲，年仅27岁。
  大化同志牺牲后，新华社发了电讯讣告，各解放区文艺界召开了追悼大会，各报刊杂志出了专刊，发表了专题悼念文章。毛主席批示授予他最高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建墓立碑，由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亲笔书写“人民的艺术家王大化同志之墓”，黑龙江省主席阎宝航代东北文工团全体同志亲拟碑文，中共长春市委书记朱光书写，镌刻于碑阴。
  1957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及齐齐哈尔市委又决定：将大化同志的坟墓迁移到齐齐哈尔市烈士陵园（原西满烈士陵园），并新立墓碑，将原墓碑文字，全部移于新碑。
  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着大化同志的塑像和他的事绩介绍供人瞻仰。
  大化同志的故乡潍坊市，于1981年在烈士陵园内新建革命烈士纪念馆。故乡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在他牺牲35周年之际，将他的遗像和简历悬于正厅，供故乡人民瞻仰。
  人民为失去这样的好同志，失去这样的人民艺术家而悲痛哀伤。很多同志写出了悼念文章，歌颂他的工作作风和他崇高的人格。
  华君武写的《哀悼大化同志》，叙述他行军中情况：“他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他打前站，赶毛驴，为小组同志安排住处，陪着病号讲故事。艰苦的工作，需要号召的时候，他从队伍中站出来了。他没有旧文化人的恶习：孤高自赏、摆臭架子。他善于和群众接近。”
  著名作家柳青在《冰雪中悼大化》一文中写到：“在冰雪中悼念他的时候，他的革命品质，工作精神，以及做事真诚，在回忆中也感到温暖和鼓舞……。但是我必须承认，他的人格，比他的成就，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正是这崇高的人格，使他的不算多的成就，辉煌灿烂起来，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媲美了。北满如铁的土地里，长眠了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虽然他的躯体入土了，但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东北政委会主席林枫在讲演时，提到工作岗位的高级和低级时说：“王大化的戏剧工作是高级的，因为它对人民觉悟有很大的功绩，但大化同志从没拿起‘高级架子’。”
  著名演员李波同志，在延安曾与大化同志合作，创作并演出《拥军花鼓》和《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她在《忆人民艺术家王大化同志》中写道：“大化同志那修长萧洒的身影，那炯炯有神的一双智慧的眼睛，那和蔼可亲的笑容，那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精神，以及他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一颗赤诚的心，历历在我的目前，陶冶我的灵魂。大化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
  大化同志的爱人——任颖同志在《回忆王大化》一文中，回忆大化牺牲后的情景时写道：“多少人为他的牺牲而痛哭，多少人为他的牺牲而悲恸沉默。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愿失去他，都不愿失去这样一个优秀的党员，这样一个年轻多才的革命艺术家。当我回忆起16年前这一情景时，我克制又克制住的眼泪，终于情不自禁地掉下来。因为我不仅是他的妻子，我还是他的同志、战友和观众。”
  1977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的日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李波同志讲述在延安时与大化同志创作《兄妹开荒》的过程。她详述了当时创作的过程，并对大化同志倍加赞佩。我听了这段节目后，忆及故旧感触极深，因成俚句，以志怀念：
  幼年挚友王大化，省垣有名木刻家。
  金陵戏校造诣深，延安鲁艺发扬大。
  解放东北奔前线，行军途中遭车祸。
  今日聆听开荒曲，故乡唯有我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