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临中的绝大多数师生是热爱祖国、渴求真理和向往光明的。但是，当他们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逐渐感到失望，对身边发生的贪污腐化事件，进行了自发的抵制和反抗。建校初期，学生们奋起把打骂学生的教官驱逐出校。后来，又在几位有影响的教师集体签名和高年级学生的发动下，迫使校方撤换了贪污学生伙食的事务员，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伙食委员会，各班每半月推选一名学生代表，轮流参加民主管理伙食，使生活稍有改善。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以对日反攻为借口，发动了“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面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误认为这是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便提前毕业从军离校，少数低年级同学也投笔从戎。但是不久，他们发觉受骗上当而奋起抵制，部分同学逃回学校复学或到外地升入大学。回校学生把在外地见到的社会黑暗腐败现象，在校内广为传播，很快形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空气，从而使许多学生消除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幻想。1945年春，发生了当地镇公所乡丁欺侮学生事件，师生们很为不满，校长张敏之带领学生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诺了保护学生安全的保证。这是山东一临中师生第一次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抗争。
  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些高年级学生对人生道路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1944年5、6月间，在高一级学生中出现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尖兵社”，参加的有高一级学生毕叔平、戴杰、米光盛、匡国榕、张鸿鹏、于鸿德、高维济等十几个人。他们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等传播革命思想的书籍，阅读重庆《新华日报》，探讨中国革命道路。教师杨沛如是这个读书会的指导者，他经常向学生揭露一些国民党的黑暗内幕，讲解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等，对参加者启发很大。1945年夏秋间，在高年级学生中又出现了一个“沙龙”式的松散团体，它没有名称，没有正式组织形式，没有纲领，没有固定成员，而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在课余饭后聚集在一起，不拘形式地高谈阔论。它以研究文学作品为中心，旁及议论国内外大事，抨击国民党腐败现象，交谈有关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和共产党干部的好作风。这一团体成为后来社团组织的摇篮。当时经常参加聚谈的有：高四年级的黄友文、张钟謇、刘耀群、魏翊翥等；高三级的姜庭欣、靳世芳、李耀华等；高二级的丘淙源、李佩章、郭汝浩、尹世安、赵天增、张敬周、姬振国等。他们大都成为后来社团组织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回济南，却把一临中弃置原地，学校几度陷入断炊绝粮的困境，师生们胜利返乡的希望化为泡影。加之，国民党“劫收”丑闻和美帝国主义侵华暴行不断传来。昆明“一二·一”惨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南京“五·二○”惨案，尤其是原在一临中当过职员，与学生朝夕相处宛如同窗，后入浙江大学的于子三被害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加深了学生对当局倒行逆施的认识，爱国民主进步思想愈益高涨，燃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烈火。在这期间，先后毕业离校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的丘淙源、许家现；北京大学的赵天增、张敬周、李玉玲；清华大学的戴杰；上海复旦大学的郭汝浩；青岛山东大学的米光盛、李豹德、匡国榕等，都参加了当地学生运动，并且将一些革命理论著作、革命文艺作品、进步报刊、歌曲和学生运动宣传材料传回学校，给一临中的学生送来了新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现将这一阶段的学生进步活动分别予以叙述：
  蓬勃兴起的社团活动是这一时期学生进步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各班级办壁报的基础上，由一些爱好文艺的学生自由结合组成的文艺社团，从1945年底应运而生。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有：高四级学生李兴武、宋绍璟、张钟謇、刘耀群、刘鸿銮、金明珍（已故）等创办的“拓荒社”；高三级学生姜庭欣、李广瑞、庄次彭、张振声等创办的“热风社”；由庄次彭、许天勋等发起而联合“热风社”、“拓荒社”成员共同创办的“绿原诗社”；继之有初四级学生刘金鉴、蒋大鹏等组成的“野火社”；高四级学生李士轩和蒋大鹏等爱好美术的学生办的“艺苑画社”；以后还有“昆仑”、“黄河”、“长江”、“示众”、“春雷”、“萌芽”等社团出现。社团除出版壁报外，还组织了一些读书、讲演、座谈和朗诵活动，内容大都反映了要求民主、自由、进步的倾向。其中以“拓荒”、“热风”、“绿原”、“野火”等壁报最为激进。他们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临中毕业同学有密切联系，传阅、研究、讨论学运前线寄来的《大众哲学》、《唯物史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以及《新华日报》、《清华周报》、《燕大新闻》、《五四在北大》等进步书刊和宣传材料。有的壁报还辟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学运材料专栏，《艺苑画刊》还经常以漫画形式针贬时弊。1946年秋，“野火”社召开了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1947年春，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中，“绿原诗社”出版了纪念“五·四”专刊，提出了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反对美国新二十一条，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一临中学生创办的壁报，举行社团活动，在当时极端缺乏读物的情况下，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
  1946年初，为了减轻学生思乡之苦，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学校组织演出了文娱节目。当时，高二级学生丘淙源、赵天增、张敬周和高三级姜庭欣、李耀华等发起，排演了夏衍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话剧《复活》；初年级学生刘金鉴、杨长禄等自编自演独幕话剧《啃骨头》；初年级学生谢培仁、郑尔鉴和女生朱斐、白韵梅、陈璇等演出了一些小歌舞。由于这些节目代表学生诉说了心底的积郁，校园内掀起了一股话剧热。在这种形势下，课余剧团成立了。它由高二级学生丘淙源联系了各年级的赵天增、张敬周、姜庭欣、李耀华、张钟謇、魏翊翥、杨长禄、刘金鉴、董传芳、白韵梅等十几人为发起人，于1946年4月成立，有各年级近百名男女学生参加，民主推选丘淙源任团长，张敬周任副团长。
  剧团成立后，于4月和6月举行了两次演出，剧日大都是进步作家以爱国抗日、揭露旧社会黑暗、争取民主自由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有吴天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吴祖光的《少年游》、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在第一次演出时曾排演了徐昌霖的以中、美、英盟军在缅甸合作抗日为内容的《密支那风云》，另外还曾排演过描绘沦陷区国民党地下人员“抗日”的《天字第一号》。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个剧的思想内容是不够先进的，但题材都是抗日。
  1946年夏，高二级学生毕业离校，由姜庭欣任团长，魏翊翥等任副团长，先后排演了曹禺的《北京人》和《蜕变》、林柯的《沉渊》、陈白尘的《禁止小便》等，并再度演出了《家》。这些剧目充满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色彩，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1947年春，高三级学生即将毕业离校，由魏翊翥任团长，曾排演了高年级毕业生从北京大学寄回来的以反内战为题材的《凯旋》（演出时改名为《回家》）。《凯旋》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抓壮丁，抢粮食，欺压百姓的罪行。悲怆的剧情引起了全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共鸣，演出时台下传出一片悲愤填膺的呜咽声。但是，却遭到国民党镇公所的禁止，被斥之为“赤化宣传”。校内军事教官和个别教员也出面干涉，无理责骂剧团团长魏翊翥和前任团长姜庭欣。1948年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剧团第一任团长丘淙源和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郭汝浩专程到徐州，同在徐州的高三级毕业生姜庭欣、靳世芳等一起，帮助剧团排演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原拟为学生生产自救进行募捐公演，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和阻挠未能实现，后在校内露天演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期间，课余剧团成员还传唱了《《茶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古怪歌》、《读书郎》、《你这个坏东西》、《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深受师生喜爱。
  课余剧团建立后，历经三届，团结了高初中各个班级的大批同学，一直是一临中最大的文化社团。当时，先后参加的还有张钟謇、黄友文、徐鸿晤、靳世芳、傅檀龄、于崇道、左芳书，徐燊、杨廷纯、吕洪庆、唐绍忠、蒋大鹏、白克忠、李士轩、张玉泉和女生朱斐、武月菊、周幼纯、陈璇等。教师王锦堂、姜瑞轩也曾参加演出。
  在这期间，山东一临中的进步活动，在全国学生运动影响下，以进步书刊和全国学运宣传材料为指导，以社团组织为主要力量，逐步发展到自觉的反蒋斗争，汇入到全国进步学生运动的洪流中。1946年秋，被弃置在长官店的一临中师生，陷入学校经费中断，教师薪金停发，学生借粮糊口的境地。校长张敏之去济南交涉未得到解决，全校师生极为震怒，教师宣布罢教，学生宣布罢课，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反抗。
  1946年冬至1947年春，在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下，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停发经费，学生又连续两次罢课。在遭到拒绝后，全校师生忍无可忍，于1947年夏，自筹经费，强行迁校，长途跋涉开赴山东。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行程，在到达徐州南郊三官庙的一个荒废林场的马棚房舍里开学复课。当时，学校食宿和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恶劣，马棚两侧排满双层通铺作宿舍，中间摆满桌凳兼做教室。虽然还保留了学生的“公费”，却时断时续。有时发来一些所谓“救济物资”，不过是破旧衣服和发霉生虫的米、面，学生难以充饥御寒。
  1948年新年到来之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又中断了学校的经费供给，并将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滕县中学，规定学生由初中升高中时不再实行“公费”，从而更加激怒了忍无可忍的学生。在高四级徐鸿晤、魏翊翥，高五级丛培钺和高六级杨长禄等各年级代表的带领下，全校数百名学生，冒着风雪严寒，从徐州车站强行乘车赴济南请愿。在济南期间，全体学生列队游行，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读书”等口号，先后冲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院内，示威请愿。同时，沿街散发传单，争取社会同情，并在济南报纸上发表《告山东父老兄弟书》，痛述当年抗日离家流亡苦读，如今不能返回家乡，身陷饥寒交迫之中，要求迁回济南开学，呼吁各界给予支持。济南各报及山东解放区报纸均曾报道，引起全省很大震动。国民党山东当局唯恐事态蔓延扩大，先后派教育厅长李泰华、参议会长裴鸣宇以及国民党山东省党政要员多人，对学生软硬兼施，虚伪敷衍，假意答应学生提出的某些条件，并对学生施加压力，勒令学生重返徐州三官庙校址复课。
  1948年春季开学时，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滕县中学，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派来原在日本留学的教副授、“国大代表”马友三任校长，梁毅夫任训育主任，还委派了一些新教师和军事教官，姬天一等许多老师均被解聘。马友三并不经常到校，学校大权旁落梁毅夫之手。梁到校后，大力推行所谓“戡乱”的反动教育，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并伙同新任美术音乐教师周子乔阴谋控制课余剧团，课余剧团及“黄河”、“长江”、“春雷”等社团遂遭扼杀解散。他们的反动行径遭到学生们更加强烈的反抗。恰在这时传出了周子乔拐骗妇女的丑闻，高五级学生王绍曾、吴育颍、王毓萱、赵传玺立即起草驱逐周子乔宣言，发动全校学生签名。不久，周子乔狼狈离校而去。随后又发动学生签名将新派来的反动教官驱逐离校。
  1948年夏，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但对学生赴济南请愿提出的条件不予兑现，而且对学校干脆弃置不理，学生处境更为艰难。7月，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高五级丛培钺、高六级杨长禄、高七级丁岳等发起，再次带领全校数百名学生，分批乘车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愿、静坐示威。国民党教育部不仅无理拒绝了学生的要求，还断绝了学生的膳食供应，学生们乃划为小组，采取沿街募捐乞讨的方式开展活动，来争取市民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府，迫于学生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派出要员并召来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与学生谈判，对学生威胁利诱。最后，一方面有限地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将校名改为“国立鲁南第一临时中学”；另一方面，强行把学生逐出南京，安置到江苏省武进县北夏墅借用校舍开学。
  这两次罢课请愿活动，虽然学生是为自身生活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但却是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下，在对国民党本质有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促使学生彻底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投身革命，起了急剧的催化作用，为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和迎接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锻炼了骨干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