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3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难民忧，涌到泰山脚下的逃荒者不计其数。而教养院的各项生产收入日减，各地的捐助也时续时断。全院几百口人的吃穿用度再次发生严重困难。孩子们喝的稀粥能照见人影，他们称这是“四个眼的糊糊”。1933年，安临来听说上海有条100，800斤的大鲸鱼，便亲赴上海把大鲸鱼和一个双脑袋的怪胎尸体，装在一节特制的大车厢里，沿津浦、胶济铁路卖票展览，结果由于官方的干涉，票价低，花销大，没捞到什么油水。安临来又买来一台电影机，从上海租片来泰安放映。并组织孤儿们排演话剧，卖票公演。随后还买来一部汽车，往返于泰安、济南之间搞运输。尽管他想了不少赚钱的门道，终难摆脱困境。安临来无奈只好向泰安的商号、富户借贷。当时贷款，三分利息，利滚利，三年能翻一番。他们用孤贫院的一部分土地、房产作了抵押，1936年，债务累计达十几万元，几乎天天有人来院里要账。逢年过节，讨债人挤上门来，又喊又闹。院里组织了男、女两班人在门口接待应酬。安临来还组织了一帮残疾孩子，成群结伙地到几家讨债最凶的富户去要饭吃，意思是告诉债主“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还债呀！”
  一次，泰城一家姓毕的富豪上门催债，见无钱偿还，便破口大骂：“安临来，你没有钱还债，不是有大闺女吗，拉几个来顶账！”
  多少年来，孤贫院的女孤儿都尊称安临来“爸爸”，安也以父辈自居，他实在难以容忍这样的辱骂。他奋笔疾书，致信泰安县长周百锽，说：“为了养育中国的孤儿，我欠下了你们的债务，财主们催债逼的我无路可走，请给我一口监房，我去坐你们的牢！”
  泰安县长周百锽见信后，派商会会长曲维堂出面调解，才暂作罢休。
  为了偿还债务，安临来决定再次回美国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