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泰山孤贫院是今泰安市社会福利院的前身。它位于泰山脚下、泰城东隅的梳洗河边，1911年由美国的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安临来创建，迄今已有75年之久。
  清宣统三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勒里斯·姆·安格林同妻子亚娃·徘顿，与泰安城元宝街的浸信会析离，在东关迎暄街设神召会教堂，1916年改办泰山孤贫院；1934年，在冯玉祥先生倡议下，更名为“泰山教养院”。1942年9月，安格林去世后，该院一度被日军奴役。1946年由安格林生前在美国芝加哥设立的办事处派罗文彬来华，在济南成立“泰山教养院院务委员会”，并委派了院长、副院长恢复该院。解放战争中，山东解放区鲁中行署下令保护院内的孤贫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安专员公署于1951年9月接管该院，改名为“泰安生产教养院”、“泰安残老教养院”，后改为“泰安社会福利院”至今。本文介绍的是我们经历过的泰山孤贫院、泰山教养院（1911—1951年）的一段历史和我们了解的该院创始者在建院、办院中的一些情况。
  安临来来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洋枪、大炮敲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资本主义列强争相侵入。1874年，外国人把“洋教”传到古老的泰山脚下，天主教、圣公会、美一美会、浸信会等教堂，在泰安城相继建立。清宣统皇帝登基的翌年冬，美国人勒里斯·姆·安格林远渡重洋来到泰安，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一生。“安临来”是他来华后取用的名字。
  安临来于1880年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镇一个信仰宗教的农民家庭里。他读完中学后，随父务农，后跟一个犹太人学生意。他懂簿记，干过出纳，有口算的本领，熟悉工、商业一般的业务技能。稍长后，曾骑马往来于南美山区各州之间从事传教。青年时期，他在南林克罗纳州克林屯城，同西克纳拉孤儿院的孤女亚娃·徘顿相恋。婚后，夫妇同到墨西哥州苏纳拉瓜马斯城传教与教学，并生下一个女孩。1903年夏天，安临来陪母亲在山岭公园度暑假时，会见了在中国泰山传教多年的布来拉克牧师（来中国的名字叫白太理）。安临来向白太理详细了解了中国泰山的情况，立志要到中国布道。于是，他和妻子辞去了传教和教学职业，于1909年11月8日，携小妹、幼女，随白太理从旧金山辗转来到泰山脚下的泰安城，在白太理的元宝街浸信会教堂传教。安临来时年29岁，决心为教会做出一番事业。可是，就在翌年夏天，他带家人在泰山黄溪河避暑时，他的爱女患传染病夭亡。嗣后，因信仰方式上的分歧，他与白太理牧师渐生争端。他不甘心于他人的控制，用5，000吊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下了一处房舍，另立门户，设立了“神召会教堂”。
  神召会，始设于泰城东关迎暄街中段的李家胡同南首，有房屋30余间。原德国人做油房用的一间大屋作了礼拜堂，后院3间堂屋和靠西的一排廊房是安临来的卧室、书房和办公的地方。他雇用当地人服侍一家人的食宿，星期日便乘坐马车去泰安东乡的范家庄、山口及莱芜的水北等地布道。不久，“神召会东关教堂”便闻名于泰安城乡。
  1916年5月，正当神召会教堂兴旺之时，安临来却将其改成了“阿尼色弗之家泰山孤贫院”。
  “阿尼色弗”是《新旧约全书》提摩太后书中，保罗所称赞的一位教徒的名字。当保罗在狱中被监禁而受苦难的时候，阿尼色弗常常去看望他。安临来说，他创办这所孤贫院，就是要象阿尼色弗帮助苦难中的保罗那样，去救助泰山下那些受苦受难的孤贫者。
  1916年的中国，正是民国建立的第5个年头。岱岳下世世代代的耕耘者，卵石垒墙，茅草盖顶，灾荒连年累月。泰安城里，孤儿寡母沿街乞讨；盘山道旁，常有舍弃的婴孩。安临来说，泰山是中国的神圣之山，多少世纪来，数以累计的农民百姓来这座山上求神拜佛，乞求太平与安乐。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是祖祖辈辈受苦受穷，任人蹂躏。办孤贫院就是为了解除人们因疾病、穷困而带来的痛苦，给饭吃，给衣穿，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
  安临来创办孤贫院还有另一层原由，那就是他的妻子亚娃·徘顿对他的影响。亚娃幼时父母双亡，在美国克林顿城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她对孤贫人们富有同情怜悯之心。她婚后失去爱女，一生再无生育。她见到中国孤儿们的可怜境遇，联想自身的孤苦，便把天然的母爱奉送于与其命运相同的孤儿们。来到中国后，她取名“安美丽”，孤儿们称她“安师娘”、“安妈妈”。民国七年，泰安大汶口镇一个叫邵富成的孤儿被人送到院里，她听说这幼小的孩子失去了亲人抚养，便立即把她抱在怀中。孩子在她怀抱里哇哇大哭，她的眼眶里也滚动着泪珠。亚娃对孤贫们的爱怜之情，温暖了许多人的心，也感染着她的丈夫。她始终不逾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是安临来的贤内助。
  从收留五个孤儿开始
  1912年，安临来夫妇到泰安东乡的范家庄传教，在街上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沿街乞讨，经询问，知道这孩子名叫彭钧重，籍属本地，父母亡故，以讨食为生。安临来见孩子虽垢面破衣，但长相机灵，便把他抱在马车上，带到了神召会教堂里听差。他是安临来收留的头一名孤儿。
  同年秋天，被灾难逼得走投无路的流浪儿张兴友也来到神召会教堂里。张兴友祖籍泰安县山口冶庄，五岁时随父母离乡外流，在济南附近的白马山，靠父母为修筑津浦铁路工地砸石子所得维持生活。后因天花病流行，母丧弟亡。其父只好带他们返回故里。父子食宿无着，他姐姐送到亲戚家栖身，小兴友便四乡讨要。一天，兴友在泰安城东的西张庄讨饭时，与在神召会教堂听差的舅舅巧遇。舅舅将他带到教堂，要求做杂工糊口。开始，安临来因孩子年幼力薄不肯收留。正当舅舅为难的时候，小兴友在教堂里玩耍，被安夫人发现，她问清原由之后，答应留下孩子跟随饲养员放牧奶牛。从此，张兴友在这里度过了他40多年漫长的孤贫院生涯。
  嗣后，冯希泉、杜约翰和一个名叫“网住子”的孤儿也相继来到神召会教堂里。
  1916年秋，安临来将神召会改为孤贫院，他辞去了佣人，靠这五个孩子抬石、运沙，铺路、修房，整理院舍。后又收容两位寡妇，让她们烧汤做饭，缝补浆洗。“阿尼色弗之家泰山孤贫院”就这样开张了。办院初，有谣传安临来收留孤儿是要把他们带到美国去，因此，一般人都不敢把孩子送进这“阿尼色弗之家”，安临来便先收养有宗教信仰人家的遗孤。到1919年，已有30多人来到了孤贫院。
  1920至1921年，鲁北、冀南一带遇大旱，“农民的场园里三年不滚碌碡”，逃荒要饭者成群结队。安临来闻讯后，曾三次派人到山东临清、河北威县等地，通过那里的教会收容灾民中的孤儿。受尽饥饿煎熬的孩子们被一批批地送进孤贫院来。他们见这里有饭吃、有衣穿，又能读书、做工，有的就捎信叫弟弟、妹妹或亲友来院。泰山孤贫院迅速发展到300余人。
  艰难日月
  泰山孤贫院创办时，正值我国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战乱、灾荒的水深火热之中。收容众多的孤贫，吃、穿、上学，资金从哪里来？日久天长何以维持？更兼浸信会教堂牧师白太理等，大肆攻击、诽谤安临来办孤贫院是教会的“叛逆者”，一时对安牧师的斥责、非难遍及基督教界，几乎全部断绝了对孤贫院的外来捐助。安临来有位名叫辛伯艾的教友，在办神召会时曾助过他一臂之力，这时却因经济维艰，生活每况愈下，而与安分道扬镳，到上海做生意去了。
  从创办孤贫院，安临来夫妇就再没有得到他们本国教会的差会供给，全院几百口人的生计，全靠他们向教友募捐，或组织孤儿们生产自救来维持。有时孩子们缺衣少食，安临来也不得不忍饥挨饿，在寒冷的夜晚，他们分出被褥、衣物给他人御寒。
  孤贫院创建时期的确是艰难的。由于收入无定，资金无源，不仅衣食难保，疾病危害尤为严重。1922年传染病流行，院里有60余人丧生。在那些日子里，孤儿们每日的早餐要等到中午才能吃上，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吃的饭在哪里。安临来日发书信百余封，向本国的朋友求助。这时安临来，与他初来华时判若两人。他的生活清贫，衣着俭朴，一件西服穿多年，呢子外套磨去了绒毛，制服裤子上打着补丁，即是外出去济南等城市也是这副装扮。有些人见这位洋牧师如此寒酸，称他是“泰山的穷洋鬼子”。他专聘教师教其学华语，学习中国史书，还向当地人学方言土语。平素作礼拜、讲演或同人交谈，他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一位中国语文教师的帮助下，他取“安临来”为自己在中国的名字。以致后来，他在美国的姓名已很少有人知晓。他曾多次向孤贫院的人们表示，我和我夫人决定，只要我们活着，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愿意把孤贫院当作自己的家。在孤贫院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卖掉了结婚时的戒指，给孤儿们买米充饥，恰巧。这戒指卖到泰安的一位传教士手里，认出这是安临来夫妇的一件信物，便又赠给了他们。
  这一年，安临来为解除孤贫院的困境，同妻子亚娃回到了美国募捐。院里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动员岁数稍大的孩子出院谋生；留下的孤儿们，成群结伙地爬到泰山上采摘野莱野果充饥。缺粮少食，严重营养不良，使许多孩子患了夜盲症，有的永远失去了光明。泰山孤贫院的人们，信主不信医，有人患病，传教士便带领众人祈祷上帝保佑。可是信仰诚心，病魔无情，一次天花病流行，又有一批孤儿死去，一位年轻的美国教士也因此而丧生。病儿张传恩，服了家乡近人送来的药物才免于一死。安临来从美国返院后，见病灾严重，便请来一位名叫白保罗的医生，成立了医疗所。后来这个医疗所的医疗卫生人员增加到十几名，除对本院人员医疗外，还为泰城东关的群众治病。
  呼吁，为救助孤贫们敞开胸怀
  身处困境的安临来夫妇，没有因难而退，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向众人宣传，介绍中国孤贫人的悲惨境遇，呼吁为救助他们捐助。安临来书房里的打字机，从一部增加到五部，用中、英两种文字打印书信、传单，还编印了《收获志》、《岱声》报等，邮往美、英、瑞典、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各教会。安临来还让一些稍大的孤儿写出自己的身世和入院后的成长情况，印成宣传品，向海内外散发。有一次，他让院里的工作人员把一个入院的盲童放在筐里抬着，拍摄照片，寄到美国教会机关宣传。1934年，安临来还亲自撰写了《阿尼色弗洛斯孤贫院》一书，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并配有十几幅照片，系统地介绍了孤贫院的建立与发展。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安临来写道“在中国，还有更多的孤儿需要救助”，“全国各地不断地向我们提出申请，但因资金缺乏，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要等待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为他们做好准备以后再到孤贫院来。”他呼吁人们：“我们正期待着上帝的孩子们，向那些无家可归、陷入困境而呻吟的人们敞开自己的胸怀？”
  安临来的宣传，引起了宗教界及一些人士的关注。美国许多布道团体和个人，通过安临来设在芝加哥的办事处，把捐款汇往泰山孤贫院。每当收到汇款时，安临来便眉飞色舞，笑堆满面，立即吩咐营业部买来米面，让全院人高高兴兴地饱餐一顿。
  有些“达官贵人”为装潢门面，借游览泰山之际，来到孤贫院参观、“视察”。安临来从不放过这宣传、募捐的良机。1931年，马洪逵来到院里，安临来带他“视察”全院以后，把《劝捐簿》放在他的面前，马洪逵不得不拿出钱来为院里买了五台缝纫机。从此，孤贫院里办起了缝纫制衣部。韩复榘到泰安时，安临来派孤儿们带着他的书信，到火车站请韩复榘来到了孤贫院。
  募集的资金，安临来多数用于扩建院舍和购置设备，只拿出每人每月五元钱供孤儿们的生活费用。他购置民房、土地不欺不讹。有一年，他为了修一条田园道路，需要买下一位姓毕的二亩田，花费半年多的时间，虽屡经协商，却终未成交。
  孤贫院近邻刘仙成的房院，三面与院毗连，若不买下来，会直接影响到院舍扩建。而刘仙成却偏不肯将房院出卖。安临来每逢必问：“刘先生，你的房产何时卖给我们，需要多少钱？”对此刘仙成很不耐烦。一次两人相遇，安临来又问他，刘带气地回答：“你若想买，就拿3500元！”当时这是个很高的价钱，刘仙成认为谁也不会出这么多钱买他的房子。然而，安临来却当即表示同意了。
  1934年，安临来为筹集资金，在中国发起了“拾万元基金募捐活动”，把精制的《劝捐册》发送工商界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他还亲自率人带着印有“善于善同善”字样的劝捐簿，赴南京找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大员们劝捐。孔祥熙、朱家骅、汪兆铭（汪精卫）及地方官僚吴铁诚、韩复榘、沈鸿烈、葛光廷等，有的捐二百元，有的捐一百元。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只“破囊”五十大洋。“拾万元募集活动”只好收场。安临来气愤地说：“中国的这些官僚们，只顾自己花天酒地，不管穷百姓的死活，上帝要惩罚他们！”
  冯玉祥与泰山孤贫院
  1933至1935年，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隐居泰山时，曾多次到过泰山孤贫院，与孤儿们建立了深厚情谊。冯先生初次来孤贫院的时候，曾问安临来：“为什么不在本国办孤儿院，难道美国没有孤贫？但是，当他了解了院里的情况后，便渐渐产生了好感。他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国的孤儿、灾民，政府不救助，足见他们腐败无能”。他说：“安临来是慈善家，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冯先生每次从他住处普照寺到孤贫院，都是布衣布履，步行往返。在孤贫院，他与孤儿们有说有笑，有时还带上自己的孩子同孤儿们玩耍。他察看孤儿宿舍，见有一个姓庞的女婴啼哭，又听说这女孩出生后亲人就饿死了，所以他每次来院都要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女孩从学儿语开始，就喊他“冯爷爷”。冯先生察看伙房，亲口品尝孤儿们的饭食。当听说孤贫院无固定资金来源，收入不定，孩子们常缺粮断食时，冯先生一次捐赠720元。逢年过节，还派部下送来米面肉菜。后来，他又对10名孤儿每人每月按时资助5块大洋，以致后人有“孤贫院里有冯玉祥的5对干儿女”的传说。
  1934年冬，孤贫院负灿柱、齐美娥等8对孤残青年集体结婚。冯先生听说他们都是在孤贫院里长大的孤儿、孤女，便偕夫人李德全到院参加婚礼，并亲赠大洋90元，以示祝贺。这一天，孤贫院礼拜堂里布置一新，冯先生和夫人分别就坐在男、女席上，兴致勃勃地与众人一起恭贺新婚之喜。礼毕，冯先生委托李德全登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从孤儿们的不幸遭遇，讲到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从青年人的婚姻，讲到妇女解放运动。她还特别讲到，由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我东北、华北大片领土被日军侵占，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李德全挥手、顿足，语调激昂慷慨，听者无不受到教育。他们参加孤儿们的婚礼，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冯玉祥先生同情爱怜孤儿，却不欣赏“阿尼色弗”这样的院名，建议改名为“泰山教养院”，让受苦难的孤儿们在这里得以抚养，受以教育，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安临来遵从了他的倡议。冯先生还将一些进步书籍及其诗作送给孤儿们阅读学习。
  安临来与孤儿们对冯玉祥先生的深切关怀报以感激之情，每逢年节都派代表去普照寺给冯先生拜年贺节。冯先生用大碗茶和花生、红枣招待，有时还给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为纪念滦州起义察哈尔阵亡烈士，由冯先生主持修建的泰山烈士祠落成时，泰山教养院敬献了书有“至大至刚”的匾额。冯先生高兴地让部下将匾额悬挂在烈士祠廊檐下。冯先生还将两幅苏州刺绣品赠送给安临来夫妇。安临来视其为珍宝，让人绣上“冯玉祥将军赠”的字样，送到美国。
  1935年冯玉祥离泰山后，还继续寄钱资助教养院。他对孤贫人们的情谊，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半工半读
  入泰山孤贫院的孤儿，半日上学，半日种田、做工，人人有事做、有书读。人们称这为“半工半读”。
  1918年，孤贫院聘用一位名叫陈松山的教师来院教学，时有男女学童30余名；后随着孤儿增多，又在东关柴家胡同、赵家胡同增设了西校与南校。1928年，为扩大校舍，买了位于泰城东北隅的“夏家香客店”专作男校（今泰安师范附属小学址）。教员多为聘雇，后又从本院毕业的学生中选拔了一批学业优良者任教。从小学到初中，均用普通学校的教科书。不少教员具有高等学历和较高的学识。曾在此任教多年的顾鞠荪、管维良、王宗约、马秀一、夏继林、王公甫等老师，都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顾鞠荪，懂外语，通古文，协助安临来办学多年；管维良，通诗文，善书法，辅安治学办院；外号称“CC王”的王公甫老师，不仅能教授中文、英语，还是颇有名气的“拳师”。当时孤贫院的对门有家肉铺，老板刘四拳艺高超，弟子成群。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在街头咳嗽三声，威振东关。但与“CC王”比武，他却败于王的手下。此后，他再不在街头放声大咳。孤儿们跟王老师学艺，不少人成了武术能手。
  抗日战争时期，任泰山专员公署专员的赵笃生同志，参加革命前也曾任教于该院。民国十八年，院里的教员达40余名，学生有600余人，设22个班，每班都分为上午、下午两部制。
  圣经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但不占用上课时间。孤儿入院，首先要“受洗”入教。传教士把孩子带到装满清水的大铁桶前，祈祷后，遂将孩子放入水中沐浴，然后给他换件新衣，便算作是基督门下的新人了。基督教义的宣传教育贯串于孤贫院全部的生活。
  孤贫院里，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孩子，都要参加一项生产劳动，学习实业工作方面的手艺。幼小者，两人一个小筐，抬石头或扫地、看家。一般的孩子要在21岁前完成学业，22岁“效忠”一年，参加义务劳动，然后毕业，自谋生路。留院者，每月领取3元钱工资。
  1920年夏天，首届学生毕业。安临来邀请泰安城各界名人和教会的头面人物百余人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介绍孤儿们入院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成长过程，学生代表登台发表毕业演说，然后合影留念。来者见这些乞讨儿经孤贫院抚养、教育，成了有文化、懂知识、会做工、能自食其力的青年，赞叹“这是泰安从未有过的事情”。泰山孤贫院的半工半读，一时蜚声遐迩。一些有钱的人家，也要求送子入院就学。国民党山东省统税局长柴春林，曾将其子柴志诚送入孤贫院教养。
  发展的十年
  孤贫院度过了艰难日月，开始发展。20年代至30年代，是它兴旺发达的时期。
  1922年，安临来为摆脱白太理等人的攻击而造成的困境，与妻子亚娃回到了美国募捐。由于他们虔诚的信仰和能说善辩的才能，重获部分宗教人士的同情信任，募集了一笔资金，邀来了一些肯赞助他的朋友。这些人士中，有的会技术、善经营，有的懂医道，有的是工匠。在友人们的赞助下，安临来办工商业，组织生产自救，孤贫院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28年，全院已有房屋220余间，耕地36亩；织布机22台，面粉钢磨5台，织袜机18台；还有柴油机、发电机及制鞋、针织等机械设备。并成立了刺绣房、漂染房、铁木业、土木建筑业和奶牛场、农艺场等。其收入可供全院人员生活费用的一半。
  早在建院初期，安临来就从济南郭天成工厂购买了机械设备，办起了织布厂。嗣后，又建了制鞋、针织、刺绣房等。他们生产的棉布、鞋子，除供本院人员穿用外，每年都有大批上市；生产的毛衣、绒袜、皮鞋等，销售于泰安、济南等地；纱布推销南北许多医院；刺绣品运往美国芝加哥等地推销，换来数以千计的美元。1925年，孤贫院购买了磨面机和发电机设备，办起了面粉厂。发电机组除供本院生产、照明用电外，还供泰城东关一带的路灯用电。
  泰山孤贫院面粉厂，时为泰安两家面粉厂之一。男工25人，女工50人，童工50人。无定额，视工作闲忙而由主持人在全院收容的贫民孤儿中调度之，故每年产量亦无一定，面粉价格每袋平均售价3元2角。
  随着实业的发展，院内修建了男、女浴室，成立了图书室、医疗所。30年代初，购买了电影放映机，组织了业余剧团，购置了一部汽车，还成立了发行所、展销部。在济南和美国芝加哥都设立了办事处。收养人员通常达600余人，公务人员有150余名。
  1929年，鲁西逢大灾，大批灾民流入泰安。安临来把他们收容入孤贫院内，做工、种田，修整堤堰。孤贫院北有一条顺泰山而下的河流，传说是王母娘娘“梳头洗脸”的“圣溪”，故名“梳洗河”。古时，此水清澈秀丽，环城而过，注入汶河，故又名“环水”。由于历年灾荒、战乱，河道失修，雨季河水涨时，漫淹两岸，成为当地群众之害，也浸害孤贫院的农田。孤贫院成立后，让孩子们抬石垒堤，年修年坏，水患未除，河滩越冲越宽。1929年，安临来组织入院的灾民，修筑了2，700多公尺长的河堤，治理了这段河道。这一年，孤贫院的收养人员达1，140人。
  桃李散四方
  孤贫院首批学生毕业后，每年都有学生毕业，也有孤儿入院。毕业生中，有留院服务的，有出院谋生的，也有升学深造的。安临来从孤儿中选得意门生留院做文书、打字员、簿记员、保管员、教员、护士及各生产部门、学校班级的负责人。至1934年，留院任职的孤儿达50余名。最早入院的彭钧重、冯希泉曾任营业部、男生院的负责人；张兴友长期在院做管理工作，并一度任副院长职务。许多有志的孩子，不仅学习院里规定的课程，还学会了一些专业技术。院里先后录用的十几名英文打字员、簿记员，皆由本院孤儿所任。有的走向社会后，外语有较深的造诣，是在泰山孤儿院起步的。1930年前后，有几批女学生分赴济南、天津、北京等地教会医院当了护士；几批男生入滕县神学院就读。不过，众多的孤儿毕业出院后，却是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带着一身力气流入社会，寻找生路。从偏乡僻岭到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从冀、鲁、京、津到塞外边陲，战乱与灾祸之水把他们冲卷到中国的四面八方，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行医的、布道的都有。在旧政府、日伪机关、外国人的洋行、旧军阀部队里，也有在“阿尼色弗之家”长大的孤儿。
  “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泰安，孤贫院的热血青年离院从军，奔赴抗日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抛洒一腔热血。解放战争期间，也有一批批孤儿参加革命队伍。1950至1952年，孤贫院里先后有三批青年参军入伍，抗美援朝。
  威严的牧师
  泰山孤贫院里，老弱妇幼、教职员工通常达六、七百人，安临来是这里的主宰者。泰安官方称他“安院长”，教会内称他“安牧师”，院里的女孩子都称他“爸爸”。他对全院实行着严格的管理，入院者要按其规定半日读书，半日劳动。各部门、各班级、各院室均有人负责；各生产单位都有师傅传授技术。渎职者要受到制裁，有过失或读书、干活偷懒者要受到惩罚。泰安城一个叫唐留生的盲童被收容入院，由他所在班的班长李启增照料其食宿。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小留生偎依在火炉旁取暖，棉衣被烤着了火。李启增发现后，跟过去把他抱起来按到了尿水罐子里。人未烧伤，棉衣被焚。安临来知道这件事后，罚这位班长用自己的钱为孩子做了一件新棉衣。平日里，不管孩子们在干着什么，只要见安临来走来，便垂手恭立，问候“安牧师平安！”安临来见孩子们读书、干活用心，就高兴地回答：“孩子们平安”。有时他还抚摸着孩子的头，为他们祈祷祝福。倘若见有谁玩耍、偷懒，他手中的拐杖会立即落到那孩子身上。孤儿们熟悉的那根黑色拐杖，究竟打过多少人，谁都记不清楚。那个叫唐留生的盲童，有一次作礼拜不专心朗读圣经，同别的孩子嬉闹，被安牧师一拐杖打得眼冒金星。此后，他只要听到“咯、咯”的皮鞋声，便站立一旁，高声问候“安牧师平安！”安临来微笑着抚摸着他的脑袋瓜。上行下效，在孤贫院里，孩子们挨打是家常便饭。
  孤贫院里，男女孩子分校读书，分院居住。礼堂集会或礼拜时，男左女右，中排是教职工，界限十分分明。女院的门口，常年有人看守，不许擅自出入。居住在内的女孩子，只有在星期六的下午，由安临来夫妇或他们派人带领，才能到院外树林里、河滩上玩耍。星期天和假日，男孩子可外出到街上游玩。旧历年，院里允许孩子们回乡探亲，但必须在正月十五日前返回，违者要受罚。亲人相会，要在院门口专设的接待室内，而且只限每周一次。男女婚姻，素日控制甚严，23岁毕业后才允许恋爱、结婚。在院里婚配者，要经过院方应允，一般是集体结婚。全院人员聚集于礼堂内，奏礼乐，唱赞美诗，为新郎、新娘祈祷祝福。婚后分得一间房，自食其力。
  在孤贫院里，视贪、沾、淫、秽为邪恶。一旦发现，便严加惩处。安临来常说：孤贫院里的一分一文、一砖一木，都是上帝赐来用于救助孤贫的，谁若私入包囊，就会在他身上起火，把他烧成灰烬。有一年，安临来回国募捐，院里发生了淫乱不规之事。安回院后，将那人赶出了孤贫院，直至她吐露真情后，才将他收回。但不允许她与其他女孩子同居一室。这人终因忧羞成疾，病死在一间陋室里。那男人也出院漂流异地。安临来说，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安临来的严厉，固然是为了办院治学，但也有人说他“武断专横”，“过分的令人难以接受。”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难以与他共事始终。有一个从孤贫院毕业的学生，颇受安氏夫妇器重，但该生在滕县神学院读书期间回到院里探望，因用英语向安临来请安问候，违背了安临来不用外语同中国人交谈的习惯，安便很不高兴地问他：“你是哪国人。来到这里干什么？”把这个学生弄得十分尴尬。事过数年后，该生提及此事还说：“在我的记忆里，安牧师严厉得令人可怕。”
  怒赶“三肖”
  “九·一八”事变后，泰安师范、省立三中等校师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罢课游行，赴京请愿，此伏彼起的学潮，冲击着泰安各阶层，也波及到泰山孤贫院。这儿的孤儿们一批批成长起来，他们的视野开始投向社会，院内渐生骚动。安临来察觉后，便把他们叫进书房说：你们已经长大，这里还要养育比你们更小的孩子，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先后赶走了几批学生。
  当时院里有三个姓肖的人——肖树栖、肖树桐、肖洁斋，孩子们称他们为“三肖”。肖树栖、肖树桐是俩兄弟，弟在院内长大，毕业后留书房听差。他肯学习，会行事，深得安夫妇的赏识。肖树桐当时已是牧师自然被人高看一等。肖树栖的妻子刘善良，原在另一个教会长大，经大名府的一位牧师介绍来泰山孤贫院，曾在刺绣房里管事，得到了安夫人的喜爱，并做了安氏夫妇的干女儿。安夫人亲自保媒将她嫁给了肖树栖。他们婚后，与安氏同桌就餐，亲如家人。孩子们说肖家是“吃洋餐、喝洋奶的特殊人物”。
  “三肖”中的另一个是肖树栖的同乡肖洁斋。当时他在孤贫院营业部工作，专会挑剔孩子们的“毛病”。
  1933年夏天，泰安一位姓宋的年轻人秘密来到泰山孤贫院男生部。有几个晚上和星期天，杨立珍、张兴和、曲宪文等一帮孩子围坐在夏家店男生教室里，听年轻人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敢欺压穷人的道理。他们联想孤贫院的情况，觉得肖洁斋这几个人欺人太甚，决心大闹一场，赶走他们。
  经过一番密谋串通，一场振动泰城的暴动在泰山孤贫院里发生了。
  这天早晨，孤贫院里照例由安牧师带领众人在礼堂里祈祷。可是，当唱完一首圣诗的末句“不达目的不甘息”时，象是一道命令，男女生举手起立。安临来不明其意，也跟随着站起来。但见平常在他面前绵羊似的孩子们，一个个怒气满面，手举红、绿纸小旗，高呼：“打倒吃洋餐，喝洋奶的三肖！”“三肖滚出泰山孤贫院！”“打倒三肖的孤贫院！”接着便列队向外冲去。安临来这时才明白，孩子们要“闹事”了。他高举双手，高喊：“我的孩子们，不要胡闹，上帝要惩罚你们的……”。
  一群孩子冲进肖树栖、刘善良的住房，把他们的铺盖、柳条包扔到了大街上。另一些孩子也把肖树桐、肖洁斋的行李往外抛。孤贫院象开了锅，沸腾起来。孩子们这异不寻常的举动，搞的安临来张皇失措。街上的警察发现后上前劝阻，被孩子们推到一边。300多名孤儿浩浩荡荡，穿巷过街，到火车站把标语贴到了南来北往的列车上。
  安牧师至高无上的威严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损伤，他的训斥、说教全都无用了，祈祷、诅咒也不灵了。他气得面色苍白，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直喘粗气。他无可奈何地叫来了警察局长平息“暴乱”。当游行队伍回院后，安临来把他们集合在礼堂里，叫警察局长训话，并当场宣布开除杨立珍、张兴和、曲宪文等6名学生。这激起了孩子们更大的愤怒。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几百名孤儿再次集合，走出孤贫院的大门，到县政府请愿。他们高呼：“反虐待，反饥饿！”“团结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甘休！”县府的官员们耽心把事闹大，不得不与安临来协商，答复孩子们的要求，并拨给孤贫院一笔款，暂缓矛盾。“三肖”从此离开了泰山孤贫院，去济南谋生。
  累累债务
  3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难民忧，涌到泰山脚下的逃荒者不计其数。而教养院的各项生产收入日减，各地的捐助也时续时断。全院几百口人的吃穿用度再次发生严重困难。孩子们喝的稀粥能照见人影，他们称这是“四个眼的糊糊”。1933年，安临来听说上海有条100，800斤的大鲸鱼，便亲赴上海把大鲸鱼和一个双脑袋的怪胎尸体，装在一节特制的大车厢里，沿津浦、胶济铁路卖票展览，结果由于官方的干涉，票价低，花销大，没捞到什么油水。安临来又买来一台电影机，从上海租片来泰安放映。并组织孤儿们排演话剧，卖票公演。随后还买来一部汽车，往返于泰安、济南之间搞运输。尽管他想了不少赚钱的门道，终难摆脱困境。安临来无奈只好向泰安的商号、富户借贷。当时贷款，三分利息，利滚利，三年能翻一番。他们用孤贫院的一部分土地、房产作了抵押，1936年，债务累计达十几万元，几乎天天有人来院里要账。逢年过节，讨债人挤上门来，又喊又闹。院里组织了男、女两班人在门口接待应酬。安临来还组织了一帮残疾孩子，成群结伙地到几家讨债最凶的富户去要饭吃，意思是告诉债主“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还债呀！”
  一次，泰城一家姓毕的富豪上门催债，见无钱偿还，便破口大骂：“安临来，你没有钱还债，不是有大闺女吗，拉几个来顶账！”
  多少年来，孤贫院的女孤儿都尊称安临来“爸爸”，安也以父辈自居，他实在难以容忍这样的辱骂。他奋笔疾书，致信泰安县长周百锽，说：“为了养育中国的孤儿，我欠下了你们的债务，财主们催债逼的我无路可走，请给我一口监房，我去坐你们的牢！”
  泰安县长周百锽见信后，派商会会长曲维堂出面调解，才暂作罢休。
  为了偿还债务，安临来决定再次回美国募捐。
  最后一次回美国募捐
  1937年底，安临来夫妇再次回美劝募，历时3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美国。
  安临来对中国很有好感，他说：“中国虽然贫穷，但是，人民能吃苦，勤劳善良。这样多的穷苦人和灾民能和睦相处。不象西方国家那样，要有许多警察维持，还发生那么多抢窃、凶杀案件。”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要永久地住在中国，住在泰山孤贫院里，死也要死在孤贫院里。安临来也很爱自己的国家，每逢困难，他总是思念本国的友人。他在华33年，每隔四、五年便要回国搞一次募捐。日常他们书信来往频繁，他的书房里，存有两千多张通信卡片，除少数是英、德、瑞典、新加坡等国家宗教界人士外，多是美国的友人。这次他回美国，寄朋友们以大的希望。他计划募集20万元，还清债务，继续办好泰山教养院。为此，他与夫人周密地做着准备工作。
  他决定带几个在孤贫院长大而又有所作为的孩子去美国，显示他创办孤贫院的成就，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赞助。这时候，肖树栖已在济南盐务局任职，他的女儿肖美丽一直被安夫人留在身边抚养。这女孩，能用中、英两种语言同安氏夫妇啦呱，用甜美的儿声喊他们“爷爷”、“奶奶”，唱赞美诗歌。安临来决定让他们父女二人赴美。安还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就是他最早培养的英文打字员陈永年。
  陈永年，于民国8年由原籍济宁县来到泰山孤贫院，毕业后入滕县神学院读书。这时他已毕业去江苏省传教、教学，不仅有了社会职业，而且英语熟练，自然成为安临来回美募捐的意中助手。陈是20年代孤贫院那场眼疾的受害者，后又患严重沙眼病。当时，按照外国人的视定，患有传染病的华人是不准入他们国境的。安临来心急火燎地给陈永年治疗眼疾。
  1937年11月，安临来夫妇带肖树栖、肖美丽、陈永年，从青岛搭上了通往香港的轮船，在香港转乘加拿大“皇后号”海轮。可是，在开船之前，陈永年的沙眼病让英国医生发现，被赶下船来。两周后，在香港一位牧师的协助下，陈永年才重登轮船赶到了美国。从1938年元月，他们在芝加哥办事处的协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募捐活动。
  芝加哥办事处，是泰山孤贫院为了在美国搞宣传、募捐活动，于30年代初由安临来回国设立的一个办事机构。办事处主任罗马克曾随安临来在泰山孤贫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中国的名字叫“罗文彬”，是安临来信赖的助手。这次募捐活动，由罗文彬负责联络、安排。
  美国的上层人士和资产者办的教会，对安临来在中国办的慈善事业是不屑一顾的。安主要是向下层人士办的教会求助。由罗文彬事先与各教堂联系，达成协议，借用教会的礼拜堂，把教友们请来，先由肖美丽演唱赞美诗和中国歌曲，引起人们的兴致，再由安临来向众人介绍中国孤贫们的悲惨境遇，介绍泰山孤贫院为救助孤贫所进行的工作。然后由肖树栖、陈永年讲述自己的苦难身世，讲述在泰山孤贫院受到的养育及成长的经过。这两位中国青年，按照安临来预先给他们安排的内容和顺序，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给听众以很大的感染力。在这个时候，他们再把宣传品和劝捐单分发给众人，要求取得诸位的施舍。募集的资金，要按照事先的协议，与所在教堂分成。也有的怜及安临来的一片苦心，将捐款全交安临来所有。
  就这样，他们转遍了芝加哥附近的教堂，时过一载，捐募计划却远未完成。1939年，他们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部旧汽车，周游美国中部、南部各州募捐。安临来还把一位美国朋友在泰山孤贫院拍摄的一节电影记录片，带到各地教堂放映，由安临来夫妇亲自解说，借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赞助。
  这次在美募捐，安临来夫妇专程到佐治亚州梅肯镇，看望了他们的故里。此时，安临来家已无亲人。故居尚存。他把几位邻居请来，访问，叙旧，以表桑梓之情。他还陪同夫人亚娃到克罗林那州的克林顿城拜访了抚养亚娃长大成人的那所西克纳拉孤儿院。在那里还有不少人认识亚娃，他们听说她同丈夫在中国办慈善事业，都热烈地称赞他们，并给予盛情接待。这些活动，肖树栖、陈永年都始终陪随在安氏身边。
  1939年9月，美、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安临来耽心太平洋运输中断，他急于返华，便将募捐任务交给芝加哥办事处，于1940年初决定返回中国。就在此时，跟随安临来募捐的陈永年与安牧师闹翻了。
  陈永年，身小体瘦，眼疾脚跛，其貌不扬，但他却聪明有志，自幼信仰耶稣，稍长又读过神学。他从东岳泰山来到太平洋彼岸，游历了大半个美国。特别是他独自乘船横渡太平洋，眼界大开，胆量也大了。他不甘心跟在安临来身后，象“要小钱”似的在美国转一圈作罢，他要留美深造，将来为他的信仰做出一番事业。但他慑于牧师的威势，一点也不敢透露。安临来就要带他回国了，他不得不壮着胆子向牧师提出了留学的请求。
  安临来似乎也察觉了这孩子的心思。他对陈永年在他面前不能唯命是从早怀反感，觉得他不仅没有肖树栖那样的堂堂仪表，更缺少待他如同恩父般真挚的情感。因此，素日里他并不掩饰对这两个孩子的冷热亲疏。而陈永年内心的不满又往往溢于言表，为此，师徒间的争执时有发生，有一次，陈永年还将一张书有“抗议安牧师的虐待”的纸条故意放在写字台上，并声言要去控告。这当然会引起牧师的愤懑。
  当陈永年明确提出不跟安牧师返华，要留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安临来冷淡地望着他，说：“你跟我来的美国，还要跟我一起回去。你在美国上学谁肯为你担保？”安临来认为，在美国，只要他不出面担保，陈永年是请不到入学保人的。殊不知，陈永年这个颇有心计的年轻人，早在出国之前，就请滕县神学院的一位美籍神学博士，为他给芝加哥慕迪圣经学校的一位教授写了信，他随安牧师来美后，把信揣在怀里3年没露。这时他拿出信来找到那位教授，教授竟果真为他入学担保。陈永年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校读书了。安临来有气难言，只好带着肖树栖悻悻而归。从此这两个患难中的师徒再未相见。
  投往革命洪流瀬
  安临来登程赴美的第二个月——1937年12月31日，侵华日军占领了泰安，古老的泰山脚下到处挑着侵略者的“膏药旗”。泰山教养院门口贴上了“皇军”的告示。这时不断有人传说：今后学生上学要读日本教科书，学说日语——这岂不要沦为亡国奴了吗？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污辱，泰山教养院的孤儿们在考虑着国家的命运、自己的前途。
  初中二年级有个叫范天恩的孤儿，幼年因父母离散，生活无依，6岁同姐姐范桂莲来到孤贫院里。这时，他已长得身高体壮，宽眉大眼，不仅学业优良，还学得一手电工技术。可是，这些天来，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甜，上课做工都无心绪。他想，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堂堂五尺之躯，岂能甘被奴役！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爆发，鲁中大地燃起了抗日烽火。范天恩在孩提时代，就从几个大哥哥口里听说过红军打胜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消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曾憧憬过那神圣时刻的到来，他曾参加过孤贫院驱暴除邪的斗争。“赶三肖”时，他举着小手高呼“打倒三肖”，抱起“三肖”的枕头扔到大街上。后又与同学们一起，把虐待孤儿的“王老师”轰出了孤儿院。眼下，他已成长为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儿。目睹日军的侵略暴行，他胸中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就在徂徕烽火燃起的那个月里，范天恩毅然告别了相依为命的胞姊，离院从军，踏上了革命征途。起初，他在泰安县山口一带做扩军工作，曾先后两次被派回泰山孤贫院动员孤儿参军，先后有8名孤儿随其加入了八路军。1938年春节期间，他曾陪同几位八路军战士袭击了盘踞泰安城东门的日军。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范天恩最后一次回到泰山孤贫院告别。他向姐姐详细讲了去东乡参加八路军的情况，表示要永别母院，从戎抗日。姐弟二人自幼失去父母疼爱，二人难舍难分。在孤贫院里的时候，他是为了每周多见姐姐一面才自愿要求做电工的，因为只有借修理电灯、电线的机会，才得准许进女生院与姐姐见面。他参军去东乡后，姐姐因思念弟弟情切，精神曾一度恍惚。现在姐弟重逢了，范桂莲本不舍得让弟弟离去。可是，她见天恩报国之心坚决，还是忍痛割爱，支持弟弟奔赴了抗日队伍。天恩临别前，姐姐将一件亲手刺绣上“精忠报国”字样的书包赠给弟弟。姐弟洒泪惜别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
  在范天恩参军前后，泰山孤贫院里有40多名孤儿相继投入抗日队伍。1940年秋，一批女孩子偷偷离开了孤贫院，奔赴抗日部队。范天恩的胞姊范桂莲率先入伍。在孤贫院里，女孩子参军比男孩子要困难的多，她们要冒着被加上“私奔”罪名的危险，一旦投奔不成，不仅名誉受损，还要受到惩罚，即是有十张嘴巴也说不清楚。
  这年夏天，日伪军将一名叫王秀兰的抗日女战士押送到泰山教养院女生院“感化”。王秀兰进院后，见这里住的都是些受受苦难的穷孤儿，便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同范桂莲、齐爱学等女孩子结为好友。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便聚在一起，讲抗日队伍里团结互助，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学唱抗日歌曲。过了段时间，王秀兰、范桂莲不见了。齐爱学见院方对此事未加追究，便在一个深夜里邀女友高德馨等人，从女生厕所里爬上墙头，跳出院外，潜入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几天后，几个姑娘在莱芜鲁中第三地委民运训练班里相会了，她们高兴地流着眼泪抱成一团，又跳又笑。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齐爱学成为我党的一名妇女干部，离休前，在中共济南市委机关党委做领导工作。
  范桂莲在鲁中民运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莱芜县茶叶口一带做发动群众工作，在茶叶口，她听说弟弟范天恩曾于1939年在这一带做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当地有不少村干部和群众熟悉他，这使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范天恩也一直在思念自己的胞姊。1941年春，他率领一个连重返茶叶口一带执行任务时，听群众说姐姐也曾在这一带工作过，已改名为范文海，后来被调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范天恩在调离鲁中地区，去滨海抗大一分校学习途中才听说姐姐于1941年在日寇“扫荡”中牺牲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精忠报国”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伴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范天恩南征北战，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到东北战场；从辽沈、平津到渡江南下作战，直至蒋家王朝覆灭。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他又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他戎马一生，从孤儿到将军，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司令员。这位年逾花甲、满头华发的老战士，怀念故情，不忘桑梓，挥毫赋诗：
  默哀致谢安临来，
  幼承孤贫院安排。
  雏过两翼渐丰满，
  投往革命洪流瀬。
  安临来之死
  1940年夏秋之交，安临来夫妇从美国返回泰山教养院，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值最艰苦的岁月。他赴美募捐时，委派周文英代理院长，张兴友、王敬灵为副院长，张洪范任会计，还从泰安一个教会里请来一位美籍芮教士协理院事。
  周文英是在本院长大的孤儿，毕业后被留院工作。他会打字、懂英语，虔诚而干练。安临来把泰山教养院交给了他，一去就是3年。周文英主持教养院工作期间，用安临来从美国募捐汇来的钱，一边维持全院人的生活，一边巧与债主周旋，用“去息归本”的办法偿还欠债。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才以对“慈催善机关，以施舍为义”的理由，应付过去大大小小债主的催逼。待安临来回院时，欠债已偿还了大部。
  日军侵占泰安城的前夜，泰安火车站有一批国民党官僚来不及运走的面粉，由周文英、张兴友等发动全院大人孩子齐动手，连夜抢运到院里，解决了全院人一冬春的温饱。日寇刚进城的那些日子里，泰城家家户户关门上锁，逃往乡下避难。泰山教养院因门口悬挂着美国国旗，又写着神召会的门号，日军未敢冒然闯入。泰城东关的居民见此情景，都拖儿带女来院里栖身。教养院的各院各舍，挤满了难民。安临来去美国的3年里，他们努力支撑着泰山教养院的门面。安临来夫妇知道了这一切后，自然喜在心中。他们将从美国带回来的手表，当着全院人授给了周文英、张兴友，并提升张洪范任副院长，以示表彰。
  然而，在安临来赴美期间，泰山教养院内部也并非平静。由于安氏离时太久，领导人之间互相嫉妒，意见不一。副院长王敬灵离院而去，男校的负责人顾鞠荪拂袖而走。“赶三肖”时被赶走的人，有的又回到院里趁机搅闹，弄得院里难得安宁。当周文英向安牧师报告这些苦衷时，他不仅未予同情，还训斥周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推到他的面前。
  1941年，教养院在经济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安临来仍然按照他所追求的目标，继续买地扩院，以致困难与日俱增。周文英感到这位老牧师虽已年逾花甲，却还是这样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索性辞职离院，另谋生计去了。
  安临来开始感到孤单。这年夏季的一天，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用英文写的祈祷是“亲爱的上帝，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我现在正置身于洪水之中，远离海岸。……逆境、失望，把我弄得心神不安。最近我才深深的明白——好象突然醒来；才认识到我为什么以一个失败者出现。”
  是年12月，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随之，中美海上交通中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募捐汇款停止。日军驱赶在华的美国人，下令让安临来夫妇离开泰山教养院回国。安临来回答说：这个教养院，我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了30余年，院里的孩子们由我抚养，现在战祸灾害临头，我不能舍离而去，要同他们共度难关！
  日伪政权泰安道尹杜中是基督教徒，本与安临来素有交往，可是，此时他却翻脸不认人，对他的教友下达了驱逐令。日本宪兵队传讯，对安临来施加压力，后又派兵驻扎在泰山教养院内。他们三天两头闯入安临来的书房和卧室搜查。有一次，几个日本宪兵将安临来团团围住，盯着他足有几分钟，直到把他气得脸色发青。日本兵还故意骑在悬挂美国国旗的长杆上撒尿。安临来受到莫大的污辱，深深地陷入了无限愤懑和惆怅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和妻子经常彻夜祈祷，他们的卧室里时常传出哭泣声。
  1942年上半年的一天，孤贫院毕业的学生张恒斌由外地来院看望安临来，见院里经济拮据，缺粮断炊，便赠送给安临来一点钱，要他保重身子。安临来接过钱来交给了张兴友，让他立即派人买米买面，让孩子们吃了顿饭。安临来望着他的学生张恒斌，愁苦地说：“恒斌呀，象这样的苦日子，到何时是头呢？”他说：“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人口多，物产丰富，全国的百姓团结起来，能一脚把小日本踢到东海里。而如今竟被日本人蹧践到这种地步！中国的当权者全是废物，是饭桶。”有一次，安临来说：“在中国，红色力量有希望，他们能吃苦，爱穷苦人，从上帝那里取来了聪明。”
  1942年夏天，有一次日本人又传安临来到宪兵队去，半日才回。张兴友见安临来面色阴郁，跟随他走进了卧室。安躺坐在一张靠背很高的藤椅上，紧闭双眼，久久不语。张兴友问他遇到了什么事，他说：“我现在象是落入无底的深渊，周围一片黢黑，见不到光明，我希望天黑下来再也不要天明。”
  安临来陷入了绝望之中！
  有一天上午，安临来在书房外廊檐下徘徊散步。他把副院长张洪范叫到身边攀谈。安临来走到窗前，把苍老的身躯依在窗台上，仰望着东方的天际，问张洪范：“洪范，八路军现在哪里？我要去找八路军，能行吗？”张洪范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之际，安临来病倒了。他先是不会讲中国话，后连美国话也讲不清了。医生说，他是患了“中风不语”。1942年9月5日凌晨，勒里斯·姆·安格林病死在他的卧室里，在泰山孤贫院结束了他的一生，时年63岁。
  安临来病故后，日军立即派日本人石楚安藏和一名叫阎立倜的中国人窃据了泰山教养院。张兴友、张洪范两位原副院长，被逼出院谋生。
  是年冬，日军驱赶安夫人亚娃·徘顿离院。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将这位年近六旬的美国妇女押送到山东潍县“乐道院”监禁。直到日本投降后，她才获释去青岛，后回到了美国。
  1946年，芝加哥办事处派罗文彬来华，在济南组成“泰山教养院院务委员会”，并委派周文英、张锡柯任正副院长。泰山教养院在风雨飘摇中得以维持。
  自1942年9月安临来病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是泰山孤贫院有史以来最萧条的时期。全院244间房舍，仅有172名收养人员，其中孤儿111名、婴儿8名、老弱残和痴呆者53人，工作人员13名。工副业生产大部倒闭，机器设备变卖，残存下来的只有织布、织袜、弹花、针工、粉房及一部分沙滩地和果园等。曾在泰安历史上一度颇具影响的面粉厂，因设备破旧，经济困难，停业后把机器卖给了博山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