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景良到惠民后，一直住在农民家。他经常和农民、儿童谈话说笑，对农民的痛苦深切了解。有一年仲秋节，各乡送来猪肉慰劳部队，他召集官兵讲话说：“老百姓这样困难，还送猪送羊来慰劳我们，我们吃了，应该爱护百姓，早日把日军赶出中国，以拯救我们的百姓同胞……”。话虽如此，但他并没有认真采取措施，以解除农民之困难。就其扩军来说，他所属的各旅、团，他只是发给他们一张委任状，不发枪支弹药、服装粮饷。这些旅、团的枪支来源，一是靠互相火并和收缴民枪，一是强迫农民摊派买枪。其粮饷也是由各县成立的“给养统筹委员会”向农民摊派征收，按各部官兵人数发放。各部队官长挥霍无度，一面拚命虚报空名，一面克扣下级的粮布，迫使下级住到那里，吃到那里，这样就给农民造成了双重负担。除此还有第三种负担，那就是散兵游勇、伤员病号，官兵太太住到哪村，由那村供应，招待稍有不周，灾难立即临头，有的旅、团、营长吸鸦片，吃毒品，食必海味，衣必绸缎，聚赌一夜，输赢粮食上万；馈赠友人，提笔千斤。各部大都有采购员来往于天津、济南，除采购员一部分办公用品外，多是购买食品、衣料及其他日用品，其豪华程度骇人听闻，致使农村破产，民不聊生。
  国民党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多半是：在日军不“讨伐”或要向解放区进攻时，就化零为整；日军“讨伐”和不向解放区进攻时，就化整为零。不管哪种方式，他们吃住都在老百姓家。一个司令、旅长、团长到一个村庄，都是住在地主家，他们房屋宽敞，被褥也多，对其家庭生活秩序并无多大影响。但下级军官和士兵都住在一般农民家，他们房屋小，被褥少，游击队一到简直是一场灾难，炕床被褥全被他们占用，农民一家几代人都挤在灶下草堆里；好吃点的食品他们全部吃光，农民却只能吃糠咽菜，还得给他们做饭烧水，缝洗衣服，待如上宾。
  游击队的成分不是地主恶霸，就是土匪兵痞，他们视人命如草芥。如1940年春、刘景良和张新阶率部到达惠民九、十区一带，当地各村组织起红枪会，拒绝游击队进驻。刘、张即命令部队向红枪会开火，打死打伤农民多人，烧毁房屋多座；秋间，刘又在滨县二区用烧杀方式，镇压了那里的红枪会。
  司令部军法处审理案件更是十分残忍。一次，他们把抓来的几个老百姓说是土匪，因他们不承认，处长李荣坡和他的法官就用杠子压；死过去再用冷水喷过来，还用蜡烛烧他们的胸前、腋下，惨叫之声不忍耳闻，焦肉气味令人作呕。他们受刑不过，只得承认，最后枪毙了事。在国民党游击队里，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游击队的伤风败俗，更是令人愤慨，有少数官长寡兼鲜耻，寻住“私娼”，他们的部下则更是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