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山东省教育界有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他就是济南正谊中学的创始人，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鞠思敏先生，每当回忆起我们在乡师进行的党的活动，就联想到鞠老校长对我们的掩护和支持，不由得引起我深切的怀念。
  1919年，我国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联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发动的。在工人、农民、学生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我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自身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得到了锻练和提高，他们提出了“科学救国”、“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口号和行动纲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帮助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文化教育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参加过这场大革命，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抢夺革命果实，建立起法西斯反动统治。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埋好战友的尸体，揩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亲眼目睹大革命失败真相的文化教育界，多数人虽未直接加入革命的行列，但他们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投降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他们当时还没有认清中国真正出路所在，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设想遭到失败以后，又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把复兴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教育青年、唤醒民众的教育事业上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以面向群众、面向社会为宗旨的“晓庄师范”，以及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并举为办学方针的江苏无锡教育学院，都是在“教育救国”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而闻名全国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恐惧，妄图抢夺“教育救国”这面旗帜，推波助澜。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可以笼络一些教育界头面人物出来工作，为他们粉饰门面，以达到转移斗争目标、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首先在济南建立了“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以后又陆续在各个专区建立起这类学校。
  济南乡师座落在济南城北五六里的白鹤庄，校舍是几排新旧相间的平房。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从校门外缓缓流过，岸边垂柳迎风摇曳。校园周围尽是些稻田、菜地和荷塘。这里离济南市虽然不远，却仍然保持着一派恬静的乡村气息，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乡村师范第一任校长，是山东负有盛名的老教育家、正谊中学创办人鞠思敏先生。他热爱祖国，民主办学，对同仁协商办事，对学生循循善诱。他坚持兼收并蓄、广泛培养人才的办学方针，所以当时乡师虽系初创，教师缺乏，设备简单，但有鞠校长的领导，有党的活动，有来自乡村，出身贫苦，富有进取精神的学生，因此，校风、学风都比较好。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实施“党化教育”的反动政策，每个学校都派有国民党的政治代表——训育主任，监督学生的革命活动。但是，革命运动仍然对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是极少的，所以训育主任的摆布、公开反对革命的学生也是极少的，而大多数学生则争相阅读公开的进步书刊，参加当时的“普罗文学”运动和党领导的“读书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党的组织，领导同学进行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我就是乡师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鞠老校长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也是很注意研究教育思潮的，他对学生们思想的主流和支流了如支掌，因而，对我们当时在学校中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劝阻或制止过。老实讲，当时我们学校中的几个党员，政治上还很幼稚，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工作方式也很不隐密，对于这些，老校长是看在眼里，心中有数的。但他不仅不予阻止，而且无形中给予掩护和支持。举例说，当时学校每星期一举行一次例会，叫“纪念周”，以纪念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会时，照例先由训育主任领读“总理遗嘱”，然后是校长、训育主任讲话，最后还有“自由演讲”一项。记得有一次开“纪念周”会的时候，我踏进礼堂门口，看到对面墙壁上高悬着一块写有“精诚团结”四个大字的匾额，顿时心里火辣辣的，想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制造国共分裂，屠杀共产党人，扼杀了第一次大革命，现在还在标榜什么“精诚团结”，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岂有此理！我心里这么一激动，竟登上讲台，含沙射影地发了一通议论。话虽说的有些隐讳，但有心人一听就明白，何况我们久经世故、饱经风霜的老校长鞠思敏先生呢！在我讲完话之后，他老人家若无其事、慢慢吞吞、不那么明确地批评了我几句（大意是幼稚），就立即宣布散会了。事后想来，老校长这次对我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我的掩护，因为礼堂里就坐着国民党的狗腿子——训育主任。
  我们还在礼堂演戏，在民众夜校讲课，出版过《前冲》、《柔锋》和《炬轮》等刊物，并在鞠老支持的《新亚日报》上开辟《晨钟》副刊，公开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都受到老校长无形的支持。
  再如，乡师党支部成员杜继善被捕后，我去质问训育主任崔祝生，这家伙竟然反问我：“你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吗？”我们便请老校长出面营救。他多次到教育厅找何思源交涉，不久，杜继善被放了出来。
  1931年暑假前夕，当时党支部成员姜效骞被捕后，组织上为防止万一，叫我撤了出来，那时候，为进行党的活动，得先找个落脚点。在乡师，学校每月发5元伙食费，省吃俭用，还分点“伙食尾子”零用，一离开学校，吃饭首先成了大问题。以后，经过刘开浚（潘复生）、张鸿范（张闳凡）两位同学（以后都经我介绍参加了党组织）去请鞠老先生帮忙。他居然答应下来，把我介绍到他创办的正谊中学附属小学去教书，使我得以掩护下来，继续做党的工作。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支持啊！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济南学生也组织起来，参加了这一斗争，组织请愿团准备到南京“请愿”。国民党反动派怕得要死，蒋介石电令韩复榘不准学生南下。11月底，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团在济南受阻，济南学生积极予以支持，共同在济南车站进行“卧轨”斗争，切断南北交通，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学生乘车南下。在我们进行“卧轨”斗争的那些日子里，鞠老校长每天冒着凛冽的寒风，带领学校的工友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茶送饭，倍加关怀，我们乘车南下的那天，他又特来为我们送行。同学们为老校长的爱国行动所感动，把他围绕起来，请他讲讲对我们南下请愿的感想。老校长冷静而慈祥，一字千斤地说：“这是潮流啊，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能利导。不能违背天意啊！”并表示“自己因为年迈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南下，将成为终生的一件憾事。”老校长环顾四周，意外地发现我也在请愿队中间。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极表关心地对我说：“你也来了啊！”使我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济南学生南下请愿运动遭到了蒋介石的残酷镇压，我们被迫回到济南以后，乡师内部的斗争更趋激烈复杂。1932年春，党支部领导的反“托派”斗争受到挫折，托派分子联合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乘机要胁学校当局开除进步学生，包括党支部的全部成员。鞠老校长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只让几个学生暂时离校，暑假回校参加毕业考试，有的则发给转学证书，使其得以转学继续学习。
  鞠老校长即使是对思想后进的学生，也从不放松教育。我们班里有位姓袁的同学，他有些小聪明，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小说，但他不懂其精神实质，常滥用“鲁迅笔法”乱箭伤人。他利用当时不少同学对学习农业课不感兴趣的情绪，不经校方同意，先后两次偷偷写信给两位教农业课的老师，把他们骂走了。学校的校医也受到无理攻击。他还俏皮地无端嘲弄一些女同学，引起公愤。老校长“恨铁不成钢”，曾在一次“纪念周”会上公开批评他是一个“高狂傲物”。这严肃而中恳的批评，对袁同学帮助很大，他那目中无人的孤傲习气有所收敛。袁同学毕业以后，曾去青岛一家报馆主编报纸（名字已忘）副刊《半老徐娘》，对一些社会渣子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挞伐。总算没有辜负老校长的一片苦心。
  鞠老校长对钻进乡师的反动分子，是决不允许其存在。1932年乡师党支部领导反“托派”斗争后，鞠老认清了托派小头头李子义的面目，以后，便顺应我们的要求让他离校了。另外请了宋辑斋和李世华两位老师来。李世华就是李竹如同志，他当时有党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1942年在反“扫荡”中牺牲。宋、李的到来，对我们开展党的活动，当然有利得多了。
  出乎国民党反动派意料之外，鞠老校长创办的正谊中学和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没有给他培养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顺民”，相反，乡师的学生革命活动非常活跃，在济南各个学校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乡师党支部成了当时济南地下党的坚强战斗堡垒。这样就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注意和不安，当时国民党教育厅厅长，曾就乡师发现共产党的活动和南下请愿这些事，无理指责鞠老校长“昏庸老朽”、“玩忽职守”。老校长仗义执言，针锋相对地驳斥他说：“我老而不昏、庸而不朽，教育者对学生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和爱护。”教育厅长慑于老校长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无可奈何地只得让他把学校办下去，直到1937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济南，老校长才愤而退出教育界，在家隐居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济南以后！为了笼络人心，欺骗中国人民，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曾多次对鞠老校长进行威胁利诱，让他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都被他严辞拒绝。直到1944年8月，老校长在临终前还对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们说：“你们可以为我作证，我是始终和敌人对抗、没给敌人做一天事的啊！”边说眼泪也流了出来。
  鞠老病故以后，当时济南教育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数以千计的人们怀着对鞠老的崇敬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排成队伍，护送鞠老灵柩沿大街行进，一直护送到鞠老墓地。
  我和鞠老校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夏天，那时我从肥城调济南工作，带一些“肥桃”去看鞠老先生。当时他住在一幢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里。后来知道这幢房子是他的学生们集资为他盖起来养老的。他把我迎进屋里，问长问短，极为关切。鞠老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他的薪俸除了简朴的生活开支以外，多用于办学校，开书店，教育青年们健康成长，记得他曾同荣成县的几位乡友一起集资，在原院前大街（现在的泉城路）开办了一个叫作“教育图书社”的书店，我们乡师的进步同学是这个书店的常客，经常到那里去买一些进步书刊，从中吸取教益。
  一生教育，两袖清风。这也是鞠老校长为人师表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同鞠老校长接触不长，以上回忆的这些事，也只是反映鞠老的一个侧面，但他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他那崇高的品德、无比坚强的事业心、对青年学生的无限热爱、纯朴慈祥的长者风度，和他那热爱祖国的一言一行，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