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清末民初是改朝换代、新旧交替的时期，出版事业也处在新旧交替状态。旧书业特别是老字号的书业依旧销售线装的四书五经等“老书”，但为了生存，也渐渐兼卖“共和国新书”。据济南市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37年先后存在过的书店有69家，有10余家是继续经售木版线装古籍的，且兼营碑帖、字画、笔墨纸砚，有的还兼营古玩、珠宝，在这些书业中，声誉较高的有济南的山东书局，北京翰文斋济南分号，艺德堂书庄等。山东书局在民国时期销售的书籍有以下几类：一、诗文、诗话、子书类；二、尺牍、书札、公牍类，政治类，新书提要类；三、经书类，学校读本自修参考书类；四、地图、杂志、英法日德文类、青年培德、儿童用书、女子用书类；五、作文论说、法帖、笔记掌故、说部类、警察类；六、正史、别史类，医书类，篆文、金石、书画、考试、印谱、钟鼎、说文、字书、韵书类；七、画谱弈谱词曲类；八、道书、善书、劝戒宣讲类，楹联、杂书，滑稽、常识类；九、名人对联、堪舆星卜相法类；十、木版经史子集类、佛经类等。书籍品种不下3，200种。
  醒人耳目的是新书业的崛起，进步书店陆续开办，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共和国新书”占领了阵地，这些书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形式新，一改过去木版雕刻而为石印、新式铅印所代替，更主要的是内容新颖，“适合共和政体”，山东都督府、巡按使公署都曾为采用教育部审定的商务版教科书发过训令，要各地采用“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以“巩固共和，宣示天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新书成为新书业的主要货源，有的成了商务、中华的代销店，如聊城文华书局后改中华书局东昌分局，包销东临道29个县的中华版图书。山东境内如青岛成文堂、济南东方书社、泰安新华书局、聊城摄西书局、振东书局、济宁荣华堂书局、高密文和堂书局、临淄闻韶书局等等，都和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上海舆地学社等出版发行单位建立过业务往来，这些书店出售左翼作家的进步文艺作品、苏联翻译小说及宣传三民主义的图书，周围形成了新的读者群。在山东诸多新书业中，有几家值得专作介绍：
  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该馆建于190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设在济南的发行分支机构，在山东来说是经营新书最早的单位，地址在布政司街南头路北，1925年扩充，迁院西大街43号。辛亥革命后发行商务版全套中小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以及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商业学校等用的教科书、教授法，严译名著，英译小说，《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辞源》等。1921年以后发行商务版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大学丛书、中国文化丛书、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教育大辞典》、《学生字典》、《英汉大辞典》等各类辞书，并同时销售进步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1932年“一·二八”前分馆增至30余人，在青岛设立商务支馆，“一·二八”后裁员减薪，保留10余人，薪水发80％。1937年济南沦陷后留七、八人售文具，坚不代售日伪新民图书社发行的日伪课本等。1945年日降后销售旧有存书和文具。直到1952年1月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成立，商务分馆才告结束，历时50余年。
  齐鲁书社，建于1919年10月，是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建的，原称齐鲁通讯社，是联络各地文界的一个机构，其中附设卖书部，“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1920年9月正式称齐鲁书社，社址在济南布政司街路东，系股份有限公司，招300股，集资3，000元，董事会公推王乐平为正社长，聂湘溪为副社长，确定“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贩卖的书籍“不注重教科书而以参考书为主”。曾介绍和销售过《社会科学大纲》、《资本论入门》、《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它以销售进步书刊赢得了一批进步读者的信任，联络了各地的进步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其社址也就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出入进行进步活动、革命活动的场所，王尽美、邓恩铭等经常假齐鲁书社进行各项活动，“凡秘密集会、通讯及通融经费等皆假该社为之，实为一省革命势力之代表”。（见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第三卷第三、四期）。该社1926年夏被军阀查封。
  东方书社，1929年开业，地址在院西大街107号，经理王畹芗，以经营各地进步书刊为主，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儿童书店三家的代销分店。济南沦陷前转移到四川，在成都、重庆设立分社，日降后在上海福州路崇让里19号开店，发行过姚雪垠主编的《现代史料丛刊》（出版者济东印书社，发行人王畹芗）。1951年参加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
  当时进步师生办的还有王祝晨等人办的济南教育图书社（1923年）、曲阜省二师的黎明书社（1920年）、临沂省五中先后办的琅琊书社（1928年）、沂蒙书店（1933年），济宁国民党左派人士办的晨光书店（1930年）等等，这些新书业都在“趋时势”，“改良教育”，唤起人们觉醒中起过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