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山东为齐鲁之邦，素有文化传统，文献经籍极为丰富，出版事业亦有悠久的历史，无论编辑、印刷、发行都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
  早在东汉时期山东就有图书进入市场，山东宁阳人刘梁“卖书于市以自资”。印刷术发明不久，五代汶阳须昌（今山东东平）的词人和凝（898——955年）即以雕版刻印自撰文集数百卷，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一百二十七卷“和凝列传”记载，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和凝自著、自篆、自刻，曾被世人称为“三绝”，对后世出版业有很大影响。元代农学家、东平人王桢，他在毕升胶泥活字的基础上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以木刻单字排字成行，削竹为界；他设计的转轮排字架，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大德二年（1298年）曾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所著《造活字印书法》，并绘活字版韵轮图等，附载在《农书》之末，成为我国最早系统地叙述活字印刷术的珍贵文献。元代家刻技术已较为精致，东平人丁恩敬刻《元丰类稿》，版式宽大，字划精正，被认为是元刻的代表作。
  明清以来刊刻出版业又有发展，文人学士竟相刊刻，家刻、坊刻日渐增多，官刻也有记载，刊刻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如明嘉靖十一年（1533年）刻印出版的陆釴等纂的《山东通志》（四十卷）、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刻印的于钦等纂的《齐乘》（六卷附释音一卷）、崇祯十三年（1640年）泺源叶氏友声堂刻《历城县志》等，都是明代有影响的刻本。
  明末清初，东昌府（今聊城）成为我省主要雕刻出版地，曾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刻印木板书的作坊数十家，刊刻出版的四书五经，“闱墨”等品种不下千余，除供给本省的需求外，还远销北京、太原、大同、绥远、张家口、洛阳、奉天等地，遍及我国的北部。闻名于海内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源阁，不仅藏书浩瀚，且自刻本甚丰，杨以增主持编纂、刊刻的《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其中《蔡中郎集》等以“校审精严”著称。其子杨绍和、其孙杨保彝、其曾孙杨承训也都相继主持编篡、刊刻过《楹书偶录》、《海源阁书目》、《海源阁金石书画目录》及杨氏几代诗文集。
  清代编纂、刊刻的版本就较多了，其中不乏大型丛书，如曲阜孔家刻的《微波榭丛书》、《顨轩孔氏所著书》，德州卢见曾编纂刻印的《雅雨堂藏书》，德州田氏刻的《德州田氏丛书》，历城周氏刻的《贷园丛书》，滋阳空山堂刊刻的《空山堂全集》，绣江李氏（李廷棨及其后人）刻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玉函山房全集》，福山王氏刻的《天壤阁丛书》，荣成孙氏刻的《山渊阁丛书》，利津李氏刻的《石泉汇》，山东尚志堂刻的《张杨园先生集》等，都是数十卷乃至数百卷的大型丛书、套书，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宝藏。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章丘人马国翰编纂的、绣江李氏刊刻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与《玉函山房全集》。《玉函山房辑佚书》是马国翰集唐代以前散失的经籍，共594种，739卷，规模之大乃屈指可数。这部巨著开雕刊刻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到咸丰三年（1853年），用了整整9年时间。马氏不仅收集整理了这些经籍，而且作序冠于每种之首，还附以《目耕帖》31卷于后。这部巨著被誉为“第一流的文献学巨著”。马氏自己还写了大量诗文，有《竹如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文集》、《王函山房诗集》等，后人集他的著作为《玉函山房全集》，有12种，41卷之多。马国翰（1794——1875年），字词溪，号竹吾，祖籍章丘，后定居济南，教塾馆近29，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历任敷城（今陕西洛川）、石泉、云阳等地知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升任陕西陇州（今陇县）知州；咸丰三年（1853年）辞官归里，4年后卒于济南。马氏为发掘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殚心搜讨，不遗余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套丛书署刊刻者绣江李氏，即马国翰亲家、章丘人李廷棨。李廷棨，字戟门，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八年（1828年）中举，九年（1829年）为进士，曾任直隶新城县知县，二十七年（1847年）任直隶通永河道道员，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任所。李故后的一些刊刻本，虽仍署绣江李廷棨，实为李氏后代刊刻。
  及至晚清更有官办山东书局出现，山东书局建局时间不详，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及所见山东书局版本推断，约建于同治九年（1870年），现保存下来的山东书局刻本有同治十年（1871年）的《验方新编》，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论语》、《孟子》及据尚志堂藏版开雕的丁宝桢等校的《十三经读本》（附校刊记，共130卷），这些刻本为当今所见山东书局最早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东书局改称山东官书局，由官家招商经营。山东书局不仅承继木版雕刻印刷技术，而且引进石印、铅印、照像等设备，出版各类图书3，000余种。山东书局历时70余年，为已知山东省最早、存在时间最久的官刻业。
  明清两代除书业外，画业、碑帖业亦十分兴盛。文人墨客钟爱的碑帖，民间妇孺皆赏的木版年画、灯画等都在山东有很大的发展。木版画曾有“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之说。“东潍”即以潍县杨家埠为主要代表。杨家埠木版年画源起寒亭（今潍县县城）西杨家埠的杨氏家族，何时开始制作年画已无文字可考，但到清康熙、雍正年间，西杨家埠已有众多木版年画的刻印作坊，如公茂、永盛、吉兴、吉盛、广盛太、万顺等，历时200多年。鼎盛时杨家埠年产年画5，000万张，用纸张达20，000余令，从事年画刻印者800余人，产品销山东大部地区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南、河北及东北等地，到了道光年间，在这诸多木版年画“专业户”中间，还曾出现过“经销对口的专业户”，如大顺画店印制专供东北群众需要的整张纸一幅的大门神，专销东北，因而被称为“关东庄”，此类“临朐庄”、“莒州庄”、“沂州庄”、“胶州庄”等等还有许多。“西聊”即指东昌府一带，东昌府一带木版年画在康、乾鼎盛时期，长达一里的聊城天治大街（今东关大街）有画店200余家，被称为“东昌画街”。年画的品种曾达数千，印刷精致，一般套三、五色，精品有十色之多，“西聊”年画源起寿张（今阳谷）张秋镇，由山西移民传入，张秋镇在明末时建有刘振升画店，清康熙时建有源茂永、鲁兴聚画店。清末、民国西聊木版年画因运河交通滞阻、战乱而逐渐衰落。除东潍西聊外，象嘉祥大张楼等地，木版年画、灯画业亦很有名，那里的画业生产始终遵循三句“密诀”：“画中要有戏，百看才能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所以，年画、灯画业历时300多年而经久不衰。
  山东借助于泰山、峰山、孔府、孟庙等地的石碑，碑帖出版业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泰山1，300余处石刻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泰安拓帖业赖以生存发展的源泉，光绪初年泰安出现葆文斋的拓帖堂号，清末民初又有宝古斋、洪文斋、汉文斋、翠文斋、聚古斋等号先后开业。开始大都拓帖，因有的石碑拓帖有一定危险性，且索购者赠多，需要量增大，于是出现碑帖的刻印装订。葆文斋裱装的拓本有简装、精装之分，简装据字体大小决定开本和半页的行数、字数，将拓片剪贴后线装成册；精装多系梵夹装（经摺装），分绫边、绢边、全绫三种，样式美观，鉴赏保存极为方便。曲阜《圣迹图》亦是历代临摹刻版印刷的对象，明代孔庙东宿斋曾雕刻《圣迹图》120幅，清代也有刻本，主要供孔府进贡及馈赠官员亲友之用。
  清代印刷技术方面，还曾有磁版（“磁”同“瓷”）发明。磁版是以磁土为原料雕刻书版锻烧而成。泰山徐志定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创制磁版印刷，并用磁版印制过《周易说略》、《蒿庵闲话》等书。《周易说略》一书扉页有：“泰山磁版”字样与“泰山真合斋藏书”戳记，徐氏序记：“戊戌冬，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因极为次弟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后学徐志定于七十二峰之真合斋”。《蒿庵闲话》也有“真合斋较正”、“真合斋磁版”字样。据考这两书所用磁版，不是单个磁活字，而是磁整版雕印，书版整条断裂就是整版锻烧所致。磁版印书是我国印刷史上的新发现，实属罕见，这两本书被视为稀世宝卷。
  （二）
  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知识界空前活跃，新思想、新文化的潮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省，推动着社会前进、山东出版业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洋学堂替代私塾，“共和国教科书”也逐渐替代四书五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礼教的新书报、新杂志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五四至抗战前，这一时期山东出版业状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期刊杂志大量涌现
  山东的期刊、杂志在晚清时是很少见的，据查清末山东仅有《国文报》（后改名《山东国文报》，旬刊，光绪三十二年创刊于济南）、《山东官报》（旬刊，山东抚署办，光绪三十二年，济南）和《晨星报》（烟台，月刊）等寥寥数种，且刊物和报纸的界线不太分明。五四以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是品种显著增多；二是针对性强、对象较明确。如《学生周刊》（省一师，1919年）、《泺源新刊》（省一师，1920年）、《灾民号》（省一中，1920年）、《励新》（励新学会，1920年）、《新山东》（省学联，1921年）《工人周刊》（1921年）、《青州学生联合会会刊》（1923年）、《十日》（平民学会，1923年）、《齐鲁青年》（齐鲁书社，1924年）、《平民课》（青州平民学会，1924年）、《前冲》、《柔锋》、《炬轮》（省一乡师，1931年）、《蔷薇》（泰安师范讲习所，1932年）等等。
  目前残存的较有影响的有：
  泺源新刊》，三日刊，八开，四版，1920年10月1日创刊，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部编辑出版，以宣传新思潮、揭露社会陋习，批评旧教育，倡导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王瑞俊（即王尽美）曾在该刊上发表过《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等。目前知出版到40期。（1921年6月）。
  《灾民号》，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出版部编辑出版，其中1920年10月10日出版的一期，除邓恩铭写《灾民的我见》一文外，尚有《我们为什么赈灾，我们为什么演戏赈灾》、《我的赈灾策》、《赈灾与娱乐》、《灾民与社会》、《灾荒记》、《灾民血泪记》等文。
  《励新》，创刊于1920年12月15日，它是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的励新学会编辑出版的会刊。以宣传新思潮、介绍新文化、揭露社会黑暗、主张社会改革、倡导民众教育为中心。《励新》刊登过邓恩铭的《改造社会的批评》，王尽美的《女子装束问题》、《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文。
  《新山东》，创刊于1921年7月，是山东学生联合会办，16开本，约50页，创刊号的宣言旗帜比较鲜明，喊出了“山东人去改造山东”的口号，“我们现在处的山东是被盗贼统治的山东，是人吃人的山东；我们理想中的未来的新山东是平民专政的山东。是自由平等的山东。传播之、实现之，是我们山东学生的责任。”第一期曾刊登过以下论说文：《理想的新山东》、《国家组织与社会组织》、《山东建设问题》、《新山东和旧山东》、《我们为什么出新山东》、《我对于新山东的希望》、《对于山东女学生的希望》、《我对于山东师范教育的感想》等，倾向性是很明确的。
  这些刊物大都是进步师生、国民党左派人士创办的，办刊的有一批人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山东党组织也以刊物这种宣传形式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党组织的刊物有的是公开的、面向群众的，也有一些是党内秘密的，因环境恶劣，这些刊物存在时间都不太长，保存下来的极少，从残存的期刊内容看，大都着力分析形势，宣传党的主张，体现党的路线、方针，以唤醒民众，奋进变革。如：
  《山东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2年7月9日，编辑人亦即支部的负责人是王尽美同志。该刊出刊目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去寻人的生活”。所以办刊的方针指出：“一、增进劳动者的知识；二、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三、改造劳动者的生活。”该刊第一号刊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号召劳动者要不分地域，不分帮派，不分男女老幼地组织起来，号召那些已经成立的真正劳动团体加入到劳动组合书记部中来统一行动，认为“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
  《红旗》，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刊物，创刊于1928年11月25日，油印，《开头的话》就曾开门见山地点明：“本刊是中国共产党山东党部发行的机关报，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说话的”，“要唤醒和鼓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自救，指示他们自救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政治教育，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们的教训》，是1930年任国桢任山东省委书记时期办的，是用来训练党员，进行支部教育的，仅存的第三期系油印64开的小册子，刊登的文章有“到群众中去”、“防止党内的清谈”、“省委给潍县中心县委的指示信”、“省委给广饶县委的指示信”。版面整齐美观，蝇头小楷工整秀丽。
  其他如《现代青年》（1924年，中共山东地方执委编）、《铁路工人》（1924年，青岛）、《老百姓》（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平民周报》（中共山东省委）、《省委通讯》（1927年，中共山东省委）、《政治通讯》（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内生活》（1931年，中共山东省委）、《大众》（1931年，中共青岛市委）、《赤锋》（1932年，共青团益都县委）、《沂水红旗》（1933年，中共沂水县委）等等，无法一一介绍。
  二、旧书业依然存在，新书业不断崛起
  清末民初是改朝换代、新旧交替的时期，出版事业也处在新旧交替状态。旧书业特别是老字号的书业依旧销售线装的四书五经等“老书”，但为了生存，也渐渐兼卖“共和国新书”。据济南市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37年先后存在过的书店有69家，有10余家是继续经售木版线装古籍的，且兼营碑帖、字画、笔墨纸砚，有的还兼营古玩、珠宝，在这些书业中，声誉较高的有济南的山东书局，北京翰文斋济南分号，艺德堂书庄等。山东书局在民国时期销售的书籍有以下几类：一、诗文、诗话、子书类；二、尺牍、书札、公牍类，政治类，新书提要类；三、经书类，学校读本自修参考书类；四、地图、杂志、英法日德文类、青年培德、儿童用书、女子用书类；五、作文论说、法帖、笔记掌故、说部类、警察类；六、正史、别史类，医书类，篆文、金石、书画、考试、印谱、钟鼎、说文、字书、韵书类；七、画谱弈谱词曲类；八、道书、善书、劝戒宣讲类，楹联、杂书，滑稽、常识类；九、名人对联、堪舆星卜相法类；十、木版经史子集类、佛经类等。书籍品种不下3，200种。
  醒人耳目的是新书业的崛起，进步书店陆续开办，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共和国新书”占领了阵地，这些书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形式新，一改过去木版雕刻而为石印、新式铅印所代替，更主要的是内容新颖，“适合共和政体”，山东都督府、巡按使公署都曾为采用教育部审定的商务版教科书发过训令，要各地采用“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以“巩固共和，宣示天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新书成为新书业的主要货源，有的成了商务、中华的代销店，如聊城文华书局后改中华书局东昌分局，包销东临道29个县的中华版图书。山东境内如青岛成文堂、济南东方书社、泰安新华书局、聊城摄西书局、振东书局、济宁荣华堂书局、高密文和堂书局、临淄闻韶书局等等，都和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上海舆地学社等出版发行单位建立过业务往来，这些书店出售左翼作家的进步文艺作品、苏联翻译小说及宣传三民主义的图书，周围形成了新的读者群。在山东诸多新书业中，有几家值得专作介绍：
  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该馆建于190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设在济南的发行分支机构，在山东来说是经营新书最早的单位，地址在布政司街南头路北，1925年扩充，迁院西大街43号。辛亥革命后发行商务版全套中小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以及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商业学校等用的教科书、教授法，严译名著，英译小说，《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辞源》等。1921年以后发行商务版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大学丛书、中国文化丛书、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教育大辞典》、《学生字典》、《英汉大辞典》等各类辞书，并同时销售进步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1932年“一·二八”前分馆增至30余人，在青岛设立商务支馆，“一·二八”后裁员减薪，保留10余人，薪水发80％。1937年济南沦陷后留七、八人售文具，坚不代售日伪新民图书社发行的日伪课本等。1945年日降后销售旧有存书和文具。直到1952年1月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成立，商务分馆才告结束，历时50余年。
  齐鲁书社，建于1919年10月，是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建的，原称齐鲁通讯社，是联络各地文界的一个机构，其中附设卖书部，“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1920年9月正式称齐鲁书社，社址在济南布政司街路东，系股份有限公司，招300股，集资3，000元，董事会公推王乐平为正社长，聂湘溪为副社长，确定“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贩卖的书籍“不注重教科书而以参考书为主”。曾介绍和销售过《社会科学大纲》、《资本论入门》、《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它以销售进步书刊赢得了一批进步读者的信任，联络了各地的进步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其社址也就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出入进行进步活动、革命活动的场所，王尽美、邓恩铭等经常假齐鲁书社进行各项活动，“凡秘密集会、通讯及通融经费等皆假该社为之，实为一省革命势力之代表”。（见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第三卷第三、四期）。该社1926年夏被军阀查封。
  东方书社，1929年开业，地址在院西大街107号，经理王畹芗，以经营各地进步书刊为主，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儿童书店三家的代销分店。济南沦陷前转移到四川，在成都、重庆设立分社，日降后在上海福州路崇让里19号开店，发行过姚雪垠主编的《现代史料丛刊》（出版者济东印书社，发行人王畹芗）。1951年参加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
  当时进步师生办的还有王祝晨等人办的济南教育图书社（1923年）、曲阜省二师的黎明书社（1920年）、临沂省五中先后办的琅琊书社（1928年）、沂蒙书店（1933年），济宁国民党左派人士办的晨光书店（1930年）等等，这些新书业都在“趋时势”，“改良教育”，唤起人们觉醒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以书店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山东党组织建立后，要生存、要发展、要活动，常常择书店为立足点、联络点，如博山的集成石印局（1925年）、青岛的青岛书店（1928年）、荒岛书店（1933年）、滕县的国民书店（1930年）、邹县合作书店、鼎新书店（均1931年）、莱芜的文成书局（1933年）、宁津的云蒸书店（1934年）、东平的文化书店（1937年）等。这些书店大都有以下特点：（一）有的是共产党员自己凑集资金兴办的，有的党员为办书店卖地、押地，莱芜文成书局就是如此，党员刘夏峰把一块土地卖得50元钱，王其仁家把地作抵押，贷了300元钱，书店的经费就是这样凑成的。（二）销售的书籍有公开、秘密之别，革命的书籍作了伪装。民国18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下令“严密查禁”时亦披露：“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则纯系宣传共产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三）以串乡、串村、串学形式销书，因人销售，以书会友，除联络党内同志外，觅得一些志同道合者，逐步扩大党的队伍。（四）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书店业务，很多党员为此被捕、牺牲。
  四、出现一些编辑出版机构：
  战前山东出版业以销售发行图书者居多，编辑出版业极少，除一些堂号，象掖县张氏丽忍堂、潍县丁氏（丁锡田）、青岛赵氏永厚堂等民国后继续刊印、排印书籍外，省内设有编辑机构、配有编辑人员来编辑书籍的单位极少。战前称得上出版单位的有：
  山东通志馆，民国19年5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曾颁布过“山东通志馆组织章程”，山东通志馆“属于山东省政府修辑省通志事宜”，设馆长、副馆长各1，设编纂委员会（总编纂1人，编纂委员16人）及分纂者（30人），下设总务部、征集部、绘缮部，各设部主任1人、干事2至4人，并聘请顾问（名誉职）与各县的采访员（名誉职）。后因战乱而中断。
  山东私立通俗教育评书词曲社，建于1923年11月，社长郑勉，主要编辑出版各种改良小说、词曲、剧本，以冀“根本改善成良善之社会，奠国家于久安”。编印出版的有《五三国耻纪念哀山东》（弹词）、《抗毒丸》（通俗鼓词）等。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29年8月建立，系合并山东旧有的公立通俗图书馆、社会教育经理处、通俗讲演所三者而成，设出版部。第一任馆长王书林，后为杨承荣、董淮。编辑出版过10余套丛书。如《社会常识丛书》、《合作丛书》、《农业丛书》、《教育戏剧丛书》、《民教设施丛书》、《民教辅导丛刊》、《通俗讲演丛书》、《国耻小丛书》、《新文字丛书》、《卫生常识丛书》、《民众文艺丛书》、《注音民众读物》、《注音连环画》、《山东民俗丛书》等。仅《山东民俗丛书》就包括《山东谚语集》、《山东歌谣集》、《山东谜语集》、《山东庙会调查》、《山东民间娱乐》、《山东民间传说》等。并编辑出版《民众教育月刊》（后改称《山东民众教育月刊》、《民众教育》）、《民众周刊》、《小学与社会》、《民教资料》等期刊。是距今所知战前山东编辑出版书籍最多的单位。
  除省立民众教育馆外，有些县的县立民众教育馆也编辑出版过一些书籍，如沂水县立民众教育馆、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等。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乡村书店，系梁漱溟乡村运动的产物，研究院建于1931年1月，内设出版股，后设乡村书店。乡村书店总办事处设在济南按察司街41号，邹平为分办事处，在邹平东关大街79号。曾以乡村书店和研究院的名义出版过一大批乡村建设方面的书籍，如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的理论》、《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之地方自治向题》、《自述》、《朝话》、《乡村教育》、《教育研究》、《乡农学校专号》，其他人的著作有《邹平的乡村乡学》、《邹平乡村自卫实验报告》、《邹平实验县实验规程汇编》、《社会调查与邹平社会》等。出版的期刊有《山东乡村建设》、《乡村运动周刊》等。
  此外就是两所高等学府了。齐鲁大学在民国期间仅期刊一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就出版过28种之多，该校文学院出版过舒舍予（老舍）著《文学概论讲义十五讲》；国学研究所编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如《山东文化史研究》（张立志编，分甲、乙两编）、《中国古代农民运动的研究》、《隋唐时代农民运动的研究》（均为范迪瑞著）等等。国立山东大学设有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过《科学的青岛》、《科学的山东》、《科学丛刊》、《文史丛刊》等等。
  战前的出版业概况及特点大致如此。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各地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逐步建立了抗日武装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山东出版业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战后（1937年7月）到建国前的1949年，出版业出现如下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抗战刊物星罗棋布
  为唤醒民众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诸如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战地服务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各救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及机关、部队、学校等都创办出版期刊、杂志，如山东民先编印《齐鲁先锋》、烟台民先编印《战声》、鲁西北民先编印《先锋》、掖县县委编印《民声》、莱阳县委编印《民先》、曲泗宁县委编《星火》、临淄三大队出《血花》，还有《抗战生活》、《文化防线》、《群众生活》、《庄户人》等等，无法一一枚举。据1940年山东青年救国联合会总会统计，抗战三年仅青年刊物就有近20种，如《抗战青年》（泰山）、《青年生活》（苏鲁边）、《光明青年》（鲁西）《青年战士》（鲁西）、《泰西青年》、《青年战线》（泰西）、《胶东青年》、《抗战青年》（胶东）、《边区青年》（湖西）、《青年园地》（湖西）、《青年阵地》（湖西）、《青救须知》（清河）、《郓西青年战士》、《鲁西北青年战线》等等。妇女刊物抗战头三年也有《妇女前哨》、《妇女吼声》、《妇女大众》、《妇女解放》、《泰西妇女》、《战地妇女》。等据现有资料统计，1937年7月到解放前夕山东境内出版过各类杂志达400多种（战争年代失缺而无任何资料记述的也就无法计算在内）。
  二、原国民党统治区书业发生多种变化；
  日军侵略山东后，山东书业发生如下变化：1.有些书业关闭、歇业、转行，如邹平的乡村书店、临淄的闻韶书局、聊城的摄西书局、济宁的荣华堂书局、昌邑的文和堂书局、临沂的信古山房、博爱书肆、峄县的三余堂都属于这种情况；2.有些书业内迁、转移，如济南的东方书社等；3.有些仍在沦陷区，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卖奴化书籍，如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4.一些日伪书店开业.如济南新民图书社（建于1939年）、济南山东教育用品社（建于1943年）、青岛新文化书局（建于1940年）等，这些书店销日伪图书、日伪课本及北平新民印书馆所印书籍。经理多是新民协会的成员；5.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开设了一些卖“党化书籍”的书店，如正中书局济南分局（建于1945年10月，在接收新民图书社原址上建立，中统经营）、山东国民文化供应社（1946年开业）、建文书局（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开办，1946年开业）、中国文化服务社山东分社（国民党官办，1947年1月开办）、建国书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开办，1947年开业），还有军人图书社济南分社（情况不详）等，这些书业在1948年9月济南解放时被我人民政府接管。
  三、山东解放区内有了人民自己的出版阵地：
  解放区革命出版事业是在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出版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出版物由少到多，由翻印到自编，由只出政治宣传读物到出版各类读物，纸张印刷由粗糙到精致。
  山东解放区内的出版工作，由于战争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环境，有过这么三个阶段：
  1.各解放区党、政、军、群、文等单位自行出书。当时胶东、渤海、滨海、鲁南等各解放区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很多都自己翻印、编印书籍，这些出版物多系非卖品，发给干部群众学习传阅。翻印的大部分是来自延安及大城市进步书店的出版物，如《论新阶段》、《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联共党史》、《大众哲学》以及内部的报告、讲话；也有各单位自己编印的，如一一五师政治部编印《研究联共党史参考材料》（1940年9月）、胶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新解放区工作参考材料》、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新党员教材》、鲁西青年训练班编印《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等。
  2.文化供应社、报社、文协等单位兼顾出版事业，如荣成、文登、聊城、鲁北等文化供应社都自编自印过一些小册子，如《国难常识读本》、《抗日歌曲集》，以配合抗日宣传。各区建立报社后，有的在报社内设出版部兼顾编书、印书，如1938年胶东大众报社成立后，对外用胶东联合出版社（又称胶东联合社）名义出书；1939年大众日报社建立，以大众日报社与大众社名义出书；清河区还有个群众出版社，是清河群众报社的附属机构。这些附属出版机构，均出版过不少读物，如大众日报社1939年1月成立到1943年初共印书188种，720，000多册。除报社外，1943年省文协还一度负责过出版工作，内设编辑部，部以下设会刊科、教材科、通俗读物科，负责编写教材与通俗读物。战时各学校的课本编辑出版基本上由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审科负责，各区主任公署教育处也设有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印供应各该地区的小学教材。
  3.设立了正式的编辑出版机构：
  山东解放区正式设出版机构是在1940年，第一个是山东文化出版社，以后是大众印书馆（1942年）、山东新华书店（1944年）及渤海、鲁南、滨海、胶东、鲁中新华书店（均在1945年）及鲁中南新华书店（1948年）。此外还有冀鲁豫文化出版社（1941年）、冀鲁豫书店（1944年）和医务生活社。
  山东文化出版社，成立于1940年4月，驻沂水县孙祖村附近，归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领导，社长刘导生，理事有李澄之、杨希文、孙陶林、张笠吾、李竹如、张伯秋、刘子超、耿光波、仲星帆9人。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群众读物，如识字课本、小学课本及各种抗战知识丛书，编印过《抗战道理》、《怎样办农救会》、《怎样办合作社》、《抗日自卫团读本》、《青救会读本》、《职工会读本》等。小学课本是根据战地国民教育的原则编制的，并附有精制的插图。这个社存在时间不长，到12月为山东大众印书馆所代替。
  大众印书馆，成立于1940年12月7日，其任务是“发展出版事业，在文化战线上粉碎敌人”，原准备招股，设立董事会，由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兼任董事长，大众日报社秘书主任仲星帆任副董事长（1941年5月成立管理委员会，由李竹如、仲星帆分别任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原山东文化出版社编辑工作转入大众印书馆编辑部，编辑部下设通俗读物组、小学课本组。现残存大众印书馆翻印出版的书有1940年的《唯物论辩证法研究提纲》（又名《哲学研究提纲》，艾思奇编）；1941年的《哲学选辑》（艾思奇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大众印书馆设印刷厂，该厂还发明过木制石印机，受到战工会的奖励。大众印书馆于1942年4月取消，图书的出版、发行又合并统一于大众日报社，课本归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教育处编审科。
  山东新华书店，正式建立于1944年7月6日，是编辑、印刷、发行三者合一的出版机构（1951年以后才成为单一的图书发行机构）。开始仍与大众日报社出版部为一套机构；1945年10月进驻临沂后，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与大众日报社脱勾，但仍受大众日报社领导；1946年1月脱离报社，归华东局宣传部领导。1944年4月开始以山东新华书店名义出书，但正式设立编辑部是在1946年1月。据有关资料记载，1946年1月到7月半年时间，出版新书181种，760，000册，用纸3，000令；总店门市部6个月售书5，840，000元，合法币一亿元以上。1947年2月华中新华书店北撤与山东新华书店合并；1948年7月改称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2月由农村迁入省会济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建华东新华书店，山东仍改称山东新华书店。1944年至1949年9月在书店任正副经理的先后有刘力子、于光、周保昌、王益、叶籁士、华应申、华青禾、张子良、刘子章、张榕、陈静之、张治、李克公。出版书籍数百种，并编辑出版《新华文摘》、《滨海农村》·《文化翻身》、《群众文艺》等刊物。山东新华书店在各区县设有新华书店，胶东、渤海、鲁南、滨海、鲁中、鲁中南新华书店不仅售书，也都出版过书籍。
  冀鲁豫文化出版社，冀鲁豫书店、冀鲁豫出版社建于1941年，属行署领导，1944年建冀鲁豫书店后出版社并入书店。1946年设编辑部，曾编辑出版图书几百种（今藏140余种）。并先后出版过《文化生活》、《教育导报》、《冀鲁豫画报》等刊物。后成为华北新华书店。
  医务生活社，系新四军卫生部设立的专门出版医药书刊的机构，1941年11月建立于淮南，1945年来山东。1946年归华东军区卫生部，负责人由军区卫生部长宫乃泉兼任。1948年进入济南后改称华东医务生活社，出版过不少医书，及《医务生活》刊物。上海解放后总社设在上海，济南为分社。后并入人民卫生出版社。
  革命的出版事业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山东解放区的出版工作者，编辑、出版、发行了大量革命读物，为广大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为培养一代革命者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为山东全境解放后全省统一的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应该有出版工作者光荣的一页。
  
  
  
  
  
  
  
  
  
  
  
  
  
  
  
  
  
  
  
  
  
  
  
  
  
  
  
  
  
  
  
  
  
  
  
  清代编纂、刊刻的版本就较多了，其中不乏大型丛书，如曲阜孔家刻的《微波榭丛书》、《顨轩孔氏所著书》，德州卢见曾编纂刻印的《雅雨堂藏书》，德州田氏刻的《德州田氏丛书》，历城周氏刻的《贷园丛书》，滋阳空山堂刊刻的《空山堂全集》，绣江李氏（李廷棨及其后人）刻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玉函山房全集》，福山王氏刻的《天壤阁丛书》，荣成孙氏刻的《山渊阁丛书》，利津李氏刻的《石泉汇》，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