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七·七”事变后，沈鸿烈奉命退出青岛。1938年国民党中央处决了韩复榘，改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李先良以山东省党部委员兼二十一党务督导区督导员身份，管辖即墨、平度、高密、胶县等地党务。1939年1月，卢斌被杀，李先良继任鲁东行署主任。
  卢斌被杀后，鲁东的游杂部队，你争我夺，互相火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先良的政令也不能行施，连本身安全也不能自保。
  在1938年冬投降厉文礼的伪满军李寿山（伪满军先遣军司令）部，因厉文礼部胡鼎三枪杀卢斌，心怀恐惧，不敢在鲁东立足。为保存实力，回窜鲁南山区。而其部下的赵保元部仍驻在鲁东莱阳。该部全是日式装备，一律六五步枪。每班配备歪把机枪一挺，并配有重机枪和掷弹筒等，在抗日初期是装备较好的一部分。赵保元即反叛了伪满，投靠国民党又无可靠引线，进退维谷，急于找靠山，李先良乘机把赵保元拉拢过来，电请沈鸿烈保举赵保元为山东第13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从此李先良在军事上以赵保元为支柱，赵保元则感恩戴德，对李先良唯命是听。李先良藉此又将鲁东所有游杂部队按人枪数目编为保安旅和保安团，由此自身安全稍有保障，鲁东出现暂时稳定的局面。
  1940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为了统一指挥，派他的师长级人物王仲升到鲁东收编各保安部队，将赵保元部改编为陆军暂编第十二师。1941年秋牟中珩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着又明令撤销鲁东行署。李先良只以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身份寄居莱阳濯村。
  赵保元与李先良即无隶属关系，对李态度突变，不但冷淡对待，还不时派其部下潜入崂山，企图瓦解青岛市政府保安队，以后连李先良在莱阳的青岛市政府文职人员的给养也不供应，在这样情况下，1944年秋，李先良只有以视察前方为名，离开莱阳，先到胶县姜黎川防区，后由海上乘帆船进入崂山，住在崂山华严寺内。
  1941年秋沈鸿烈调任国民党农林部长前夕，令李先良以秘书长身份代行市长职权；并委任原山东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长姜可训为青岛区办事处主任，孙廷镛为青岛市保安大队长；明令孙部进驻崂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由李先良在莱阳遥控一切。当时青岛保安队不足200人，终因武力薄弱，对原有游杂小帮，既无力消灭，又不能改编，只能以青岛市政府名义委派了崂东、崂西、李村、夏庄、浮山5个区区长。
  李先良对不能打开崂山局面深感忧虑，乃于1942年夏委派他的随从副官高芳先以督察大队长名义进入崂山，以早在崂山的王永朋中队为骨干，收编游杂小帮，整饬纪律，建立基地。
  高芳先是即墨县石桥村人，早年在青岛纱厂当工人，身体高大结实，练得一身好武术，刀枪棍棒纯熟，对摔跤尤为擅长，在“七·七”事变前全国摔跤比赛中名列第三。以后他脱离纱厂，充任青岛国术馆教练，青岛市爱好武术的青年多拜他为师，高芳先进入崂山后，利用他在国术馆的师兄弟关系，收编部队，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扩充到3个中队。
  高芳先进入崂山初期，多是夜晚活动。1942年冬，他率1个分队进入崂西区大河东后山大安子村休息。这天，朔风呼啸，雪花纷飞，且时已过午，他们认为日军不会出动，但当他们住下不久，日军就分两路逼近该村，由于众寡悬殊，除少数人逃出外，高及其他人员均被日军俘虏。
  高芳先被俘后，坚贞不屈，责骂汉奸卖国无耻，并与同室难友密谋越狱潜逃。同年12月，他们乘日军看守酒醉睡熟之机，破狱而出；当日军发觉时，已无从追捕了。
  1943年春，李先良为了扩大青岛市保安队，首先奖励有功人员，并委任高芳先为保安总队队长，黄埔军校学生董静波为中校总队附，前税警团排长黄鹏为少校总队附，下辖4个大队（其中1个特务大队），骨干分子多数是青岛国术馆人员。士兵除少数是前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外，其余尽是崂山青年农民，形成了一支以青岛国术馆和崂山派为主体的地方队伍，这支队伍配合青岛各区区长推行国民党行政事务。
  青岛市保安总队名义上是4个大队，总人数不过600人，枪支既杂又不齐全，实力甚为单薄。装备枪支是当时的主要课题，他们从敌伪身上打主意。1943年春，他们与伪青岛警察四分局巡官梁某合作，在一天夜里，里应外合将伪青岛警察四分局解决，得步枪40余支。俟后，又探明日本商业学校（现单县路青岛市第一中学校址）存有枪支，防守不太严密。经过详细计划，他们先将便衣潜入台西镇挪庄分别隐蔽；继派一个短枪小队，乘帆船由石老人上船，划到贵州路47号该校校长日本人吉利平次郎住宅附近（现青岛市海带养殖场），在约定的时间突然进行偷袭。结果用了很短的时间，一枪未放，将该校存枪悉数拿出，共得六五步枪130支，歪把机枪5挺。这些枪支是学生训练用的，仍用小帆船运到石老人上岸，转运到崂山。此后，他们又收编了一些小帮，才形成了六、七百人的部队，但缺少训练，素质很差。
  崂山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李村驻有日伪重兵；崂西的夏庄、沙子口、大崂、柳树台、登瀛、崂东的黄山、王哥庄都设有据点，派伪军驻扎；日伪时常配合各据点伪军“扫荡”，以期肃清崂山。“青保”总队既无完整的情报组织，又无电话可作通讯，因此时常受到打击和威胁。以后，他们想出了用“目标树”的办法来代替通讯网，即在崂西各个高地设立“目标树”，派人看管，日伪出动，“目标树”放倒，部队就戒备；如果日伪军少，“青保”就去吃掉他；如果人数多，不能胜，就转入山沟岩洞里隐蔽。因此日伪军每次“扫荡”，不仅毫无所获，而且经常受到损失。
  1944年秋，李先良到达崂山后，决心扩大行政区，多次开会研究，决定拔除伪军据点。他们先将崂西区大崂、柳树台等据点拔除，继将登瀛、崂东区黄山等据点拔除，至此，日伪据点仅有崂东的王哥庄、夏庄区的夏庄、崂西区沙子口等处。这些据点的伪军，完全听从“青保”的控制，日伪出发“扫荡”，非战斗人员就匿藏在这些据点里。1944年冬，日军黑须部队约120余人，配合300伪军进入沙子口以东的土前岭口，与“青保”部队遭遇。“青保”将日军诱至丘岭复杂地带，凭借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倾全力投入战斗。参战日军大多数是从青岛的日本居留民团中新征来的，无作战经验，枪声一响就慌了，从侧面来的伪军见日军散乱，就虚应故事，打了几枪，即行逃窜。黑须率少数日军突围，逃回李村。
  1945年春，日军为了确保青岛基地，对李先良软硬兼施，施加压力。
  日军投递信件要李先良投降。李先良那时住在崂山华严寺，日军调集部队修筑工事，包围崂山；并由胶济路女姑口车站修筑铁路直通崂山。李先良处境极为困难，他在崂山能活动的地区，纵横不过50多里。日军由李村传来信件，要李先良投降。信的大意是：大日本帝国部队为了确保青岛基地修筑崂山工事，你必须投降，否则消灭，决不姑息……等语。措辞极为蛮横。李先良接到信后，当即表示：“李先良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决不当汉奸。”于是回信答复，信中先叙述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墨索里尼已经战败，希特勒侵入苏联的德军节节败退，日本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制空制海权均被同盟国切断。然后又说到青岛形势：同盟国飞机经常在青岛上空出现，日本飞机不能起飞，日本船只不能出崂山头及大公岛海口，回国无路，日军已经自身不保。并指出，如必与日战斗，我方战至一兵一卒亦必抗战到底。
  这封信大家商讨，由张晓古译成日文，送给李村黑须部队，并印成传单，散发到日军据点。据闻，日军接到这封回信后大为震怒，认为有损皇军威风，声言要“活捉李先良，消灭高芳先部队”。
  日军调兵遣将“扫荡”崂山。1945年5月间，日军企图彻底消灭崂山“青保”部队，调集驻莱阳伪军姚良臣部和即墨、胶县伪军共约3，000余人，配合日军大举“扫荡”崂山。姚良臣系赵保元的旧部，在莱阳时对李先良比较恭顺，也感到日本人今不如昔，走下坡路了；他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乃秘密派人到李先良那里泄露“扫荡”计划。高芳先以为这次“扫荡”非同往昔，就派了3个人住在姚部队，并指令预先早安插在市内和李村据点等处的坐探，一有情况马上报告。一天夜间，他们侦察到敌人分两路袭击华严寺，北路由王哥庄出发，南路由太清宫出发，在华严寺会师。当时，形势吃紧，“青保”决定分两路突围：一路在拂晓前一定突出王哥庄，借着半夜退潮的时候，由海滩绕过王哥庄，从浦利登陆退到即墨鳌山卫西南鳌山华楼：一路转山沟，钻山洞，进入崂西区。结果，避免了一场大的战斗，只有几次小接触，“青保”无损失。
  1945年春，日军派了一个陆军旅团，把由女姑口车站修筑的轻便铁路逐渐伸向崂山，到5月间，铁轨已经完全铺好，部队也开到了崂山北九水一带，瞭望哨所已设在崂东山顶，与“青保”哨所彼此相望。并派部队配合伪军巡逻崂山各村，封锁交通，企图断绝“青保”补给。当时，青岛市政府所有人员及“青保”总队被压在崂东沿海一带的狭长地带，由华严寺仅能通到太清宫，形势极为危殆。
  为了进一步鼓励士气，李先良在华严寺面向东北方向的田横岛，对部下说：西汉初，田横的500勇士，在这个岛上为田横死节。万一不幸，我们只有效法他们，为民族尽节。然后又分析了国际形势：战局是有利于我们的。他鼓励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抗战到底，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为了在崂山坚持抗战，李先良主张减轻崂山人民负担，向市内奸商开刀。自抗战开始，崂山地区的人民，即受到游杂部队的蹂躏，其中比较大的部队有隋子玉的锄奸团、王维玉的二大队、栾志超的四团、孙佃宾的部队；其余游击小帮，更不计其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有李先良文武1，000多人的负担，还有日伪军到处活动，崂山人民的负担就更重了。崂山面积不足400平方里，而且尽是高山薄岭，除崂西夏庄附近有少数地可种水果、蔬菜、小麦外，其余都是山丘小块土地，仅可种地瓜。抗战前这里粮食就不能自给，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对此，李先良多次召集会议讨论。高芳先曾慷慨地说：“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我们是青岛市政府，不是土匪游杂部队，应该做到合理负担，不能老是刨当地土。市内奸商七、八年来发老财了，应该向他们说话，在这些富商大贾身上想办法。”经过大家再三研究，决定先采取通过市内关系及用信件劝告捐款的办法，使富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帮助政府抗战。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市区有些商民不敢捐助，也有的富商大贾甘愿依靠敌伪，目崂山为匪区，把劝捐信交给了敌伪。在这种情况下，李先良加强了以许京武为首的特务大队，并责成潜伏市内负责人员辛承清、孙如福等采取强迫手段向奸商捐款。
  绑架栾荆山。他们首先把人人怀恨的台东镇恶霸栾荆山（解放后被镇压）绑架走。日军占据青岛后，栾荆山为虎作伥，作恶多端，借日伪势力当上了台东区商会会长。他开了一个澡塘，不知有多少妇女被他奸污。他还勾结日本宪兵队，伤害了许多好人。为了打击汉奸并筹措款项，即将栾荆山从台东一路绑架走。这一着，使汉奸们大为震动。但在经济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枪杀乔智金。乔智金是东北人，自幼受日本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日军侵占青岛后，他充当日本宪兵队嘱托（等于日本高级顾问），任青岛市商会常务委员，是当时日军的一个红人。以辛承清为首的青岛特工人员，即选择乔为靶子。1944年春的一天，当乔乘坐汽车上班的时候，“青保”的两名特工人员佯装醉汉，故意在他汽车面前蹒跚而行，乔的汽车不得不停下。二人即窜上汽车，迫使司机下车，然后一人开车，一人用手枪指迫乔不准乱动。他们本来不想杀害乔，但他在车内呼喊，被日军发觉。汽车行至大麦岛附近，日军摩托车紧紧追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将乔杀死，弃车越过伏山，安全返回。这样在经济上虽未得到好处，但对打击汉奸无不影响。
  抢日军纱厂。1944年秋，他们发动山区人民随军抢劫日军在青岛的上海、丰田两纱厂。他们由军队保护，组织身强力壮的农民将布匹扛回来。当时规定了每人扛布的数量，超过部分无论多少都归扛布人所有。扛布农民很积极，有的除去规定扛的数目以外，自己还可得三、五匹之多。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李先良派科长张益瑶为市区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从市区筹集款项。张益瑶和他的黄县同乡田仁舫、田伏庵等组成市内行动小组进行活动，但经多次努力，效果不大，田伏庵等反被逮捕，经多方营救始得脱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恐怖手段。
  四方路“福隆绸缎店”是伪商会会长邹道臣开设的；北京路“谦祥益”是青岛最大的绸缎百货商店，经理时品三也是伪商会委员。“青保”派特工人员，分别送去小型炸弹各一枚，打击了日伪气焰，又转变了市民对崂山的看法。此后，一些奸商争着和市区小组拉关系，秘密捐款，解决了青岛市政府经济上的困难。有的宪兵队翻译、嘱托，自觉罪恶深重，同时也看到日军“气数已到”，“秋后蚂蚱蹦跶不久了”，就为自己的后路打算，设法找关系，和“青保”挂上了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除汉奸卖国贼外，莫不欢欣鼓舞，李先良更是喜形于色，他认为青岛市长一职“非我莫属”了。但是过了两三天，全国沦陷区的省市负责人国民党中央均已发表，就是没有青岛市。他就借民众的口吻，电请国民党中央和沈鸿烈：如不任李先良为青岛市长，以激励其抗战有功人员，青岛军民无不激愤。一天夜间，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发了“青岛市长沈鸿烈另有任用，委李先良为青岛市长”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