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板垣师团由海路进攻青岛。1937年12月底，沈鸿烈炸坏青岛日本纱厂和港口后，率海军陆战队和青岛保安队、警察队等退至莒县、沂水一带待命。1938年2月间，日军由高密、潍县、益都等县分两路继续南下，目标指向徐州外围的临沂。东路日军在莒县北部将军岭、杨家店、沭河口一带受到海军陆战队阻击。结果，海军陆战队伤亡很重，退避莒县城西，西路日军由益都南下，至穆陵关一带受到青岛保安队阻击。因众寡悬殊，保安队大队长陈宝骥阵亡。敌占领沂水县城，沂水县长孙桐峰率部逃往界湖。
  1938年夏，石友三的69军辗转来到沂蒙山区，军部设在新泰龙亭土门龙须庄一带。政治部部长是张友渔，工作人员多数是自愿加入的知识青年，全军抗日气氛高涨。为了团结抗日，张友渔建议石友三在龙亭召开了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会后组织该地区的知名人士，成立了抗敌协会。各县、各地区成立了教员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等，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共产党的主张传遍整个鲁南。
  同年秋，石部奉命开赴黄河以北。12月，沈鸿烈由鲁北过胶济铁路到达沂水城里，休息了几天，就又赶到东里店、鲁村一带。
  沈鸿烈未到东里店前，就在北山麓搭了很多竹棚，作为省政府各部门及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办公处。沈鸿烈到达后，也住在这里。东里店街里仅有一个山东公报社，其次就是各单位的驻省府办事处等。在东里店，沈鸿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实行国难薪：每人每月15元“法币”，除部队吃给养外，公教人员一律用现金购买食物。那时国共关系表面上还过得去，有八路军驻省办事处，郭子化为主任；还有些进步人士，如李澄之、张传薪（维中）等，也都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各县的动员委员会次第成立；学校教育有四联中、八联中、日照中学以及各县抗日小学校等，招收了很多青少年。
  在行政机构上，各厅、处都成立了，秘书长雷法章，民政厅长雷法章兼任，财政厅长王向荣（据闻是蒋介石指定的），建设厅长秦启荣，教育厅长何思源（菏泽人，兼鲁北行辕主任，他的秘书主任刘道元代理厅长）。原来沈鸿烈在曹县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即先后发表了4个行辕主任：鲁东行辕主任卢斌，鲁北行辕主任由何思源兼任，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直接负责者为廖安邦），鲁南行辕主任张传薪，因张未到职，鲁南行辕未及成立，沈鸿烈就到沂蒙山区去了。
  沈鸿烈主要的武装部队，就是残缺不全的海军陆战队（原青岛保安队、警察队等均合并到海军陆战队），海军司令由杨焕彩担任（原籍沂水县，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东北军营长、团长、参谋长等职，在东北军时即与沈鸿烈认识），驻扎在安丘泥沟一带。其次是教导团，沈鸿烈在鲁西时新成立的，团长由他的本家沈尹担任，人员足额，但枪械较差。
  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副师长于怀安，过去是韩复榘的手枪旅，武器装备很好，是韩复榘从他的老三路军中选拔精锐3，000人组成的。韩复榘被枪毙后，有一团人被蒋介石缴械，其余在鲁西大加补充，成为4个团，战斗力很强，习惯用大刀作白刃战。当时敌伪传言：“宁打51军一个团，不打新四师一个连。”这个师的专责是保卫山东省政府，但必须受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
  当时国民党中央对山东的措施是，发表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于学忠在1939年春率51军（军长牟中珩）、57军（军长缪澄流）到达鲁南及江苏北部；51军两个师即113师、114师驻在沂蒙山区，57军两个师即111师驻苏鲁边区海州、赣榆及莒县南部一带，112师驻蒙山前边费县一带。苏鲁战区总司令部设在沂水、安丘、莒县3县边境山区。
  沈鸿烈既是副总司令，就必须与于学忠商谈军政大计。有一天，他带着宁春霖（省府保安处长）、吴化文（新四师师长）等拜会了于学忠。
  据秦启荣部下透露，那次会议除了礼节上寒暄外，主要讨论省府人员和新四师、海军陆战队等给养、防地问题。吴化文的新四师是沈鸿烈在鲁西补充起来的，是国民党中央指定保卫省府的防地应该与省府近些，可是于学忠把吴化文部调到益临公路蒋峪，距省府所在地（东里店）很远，失去保卫作用。这个地区是益都日军进入沂蒙山区的咽喉重地，向东可以直达安丘，向东北可以直达昌乐等地，在战略上是必争之地。这样布置，如果日军进攻，首先挨打的是吴化文部，打响以后，于学忠部再计划退却还不为晚。沈鸿烈看透了这步棋，当然很不满意，但不能坚持己见，只好接受下来。
  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是关于经费和给养地区的分配等问题。因为国民党中央空投“法币”先投到苏鲁战区，然后由于学忠分配给沈鸿烈所属单位，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来由于日军对山东空防比较紧，国民党中央空投困难，改投安徽阜阳，沈鸿烈派人领取，不再受于学忠牵制）。给养地区的划分也是如此，比较肥沃的地区，群众生活好一点的地区划归于学忠；贫瘠地区划归沈鸿烈。沈鸿烈哪能受得了？这样就闹起矛盾来了。1939年5月间，日军出动，吴化文一个团的兵力首当其冲，与日军在蒋峪打了一仗，吴部与日军白刃相击，伤亡过重，幸而海军陆战队增援，日军退却，吴部才撤出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东里店，山东公报社及居民房舍全部被炸坏，人民伤亡惨重。同时，益都、博山、沂水、莱芜、莒县等县的日军以及由日照登陆之敌从四面八方向东里店加紧包围，企图一举消灭山东省政府和沂蒙山区各个抗战单位。沈鸿烈仅有一个教导团保护，后被冲散；新四师拨出一个营去增援，也被打垮。据后来沈鸿烈的卫士张守义说：“我背着电台始终跟着沈主席。敌人到处搜索，见人就枪击，在紧急的时候，沈主席要自杀，被我把枪夺过来了，最后我也被冲散了。沈主席在广合峪（沂源县悦庄东部）南山遇见一个放羊的农民，把他化装藏起来，才保住了性命。”这次日军“扫荡”，省府人员有的被俘，有的冲出包围圈，有的被山水淹死，损失甚大。听说财政厅比较安全，因为有一排战士保护金库，所以没受损失。
  到7月上旬，才得知沈鸿烈在茶峪（沂源县东南）收容被冲散的人员；雷法章等也在鲁村收容被冲散的人员。
  日军这次“扫荡”后，沈、于的矛盾更为加深。沈甚至对吴化文部也不是绝对相信了，只相信他的教导团。沈鸿烈最讲老关系，所以他用人的标准是：“海军、青岛（他在青岛当市长时跟随他的人）、湖北佬。”因此，人们说他是用人唯亲。例如：秘书长雷法章（湖北人，前青岛市教育局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鲁西行署主要负责人廖安邦（前青岛保安大队长），副官长朱子明（葫芦岛海军学校毕业，海军陆战队队长），保安处长宁春霖（东北讲武堂毕业），政治部主任邓月舫（湖北人），经理处长王晴初，警察大队长兼省府军事科长萧鸿顺（日本警察学校毕业），电务总负责人沈士祥（沈的族侄），电务主任谢云祥（沈的外甥），军法处长刘仁舟（刘宪廷，湖北人）等。甚至青岛的大中学校学生，凡找他的就认为是自己的亲人，就根据学历、能力安排工作。
  日军轰炸东里店后，又在这里设置了据点，因此附近村民受害更深。日军出动，部队闻风就跑。沈鸿烈在茶峪住了一个时期，又进驻临朐八区东廖子村，仍然收容逃散人员。同年阴历11月间，他又迁到蒙阴八区鲁村附近唐家沙沟（他本人住在上头庄）。他总结了东里店受到日军“扫荡”的教训，就把教导团完全调在鲁村和唐家沙沟，把吴化文部放在外线小张村、汇波寺一带，海军陆战队早已转移到安丘西南乡泥沟。这个时期日军没有出动，山东省政府总算又安置下来了。各厅、处人员也都陆续回来了，在军事上他虽然信不过吴化文，但如吴被于学忠拉了去，那么自己就更加孤立，所以对吴化文表面上更加亲密。例如，从重庆带来的茅台酒、大曲酒，及空投的四川银耳等，沈鸿烈都送一些给吴享用，对其施以小恩小惠。于学忠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几次调吴化文换防，沈、吴商酌后，大都是婉言谢绝，不听调令，矛盾越造越深，甚至为了催收给养，于、吴两部士兵还开火争斗。
  在唐家沙沟时期，沈鸿烈为了巩固基层组织，又在王家石沟办了一个干训班，期限3个月，学员多数是各县政府保送的。结业后，多数回到原单位工作。干训班的教员多数是科秘以上高级人物。这次所以急于办干训班，主要是为了推行新县制，也就是加强保甲制，巩固农村地主政权。
  在这个时期，各县的地方武装，一部分受苏鲁战区于学忠改编，如三区专员张里元的部队。张里元在抗战期间积极招兵买马，他号称有8个旅，还有些独立团、营，自己是纵队司令。当时秦启荣很想拉拢他，就给了他三青团临沂专区主任的职务，并派了一个组织部长于谷民替他做三青团的工作。国民党CC系也把他看成王牌拉拢他，由CC系外围组织学行社负责人蔡超衡等介绍他加入了学行社。他很看不起沈鸿烈，认为沈在武力上除有一个不完整的海军陆战队外，还有一个新成立的教导团，吴化文还不是沈鸿烈的基本队伍。在行政系统上，临沂专区应受沈鸿烈节制，但他闹独立，在他的辖区内，各县县长及其他人员他都要委派，和沈鸿烈的矛盾极深。
  很大一部分地方武装接受了沈鸿烈的改编。沈鸿烈改编地方武力的原则是：凡够一团人的为保安团，如安丘县长李迎仙，昌乐县长张天佐（李、张过去都是县警察局长，蒙阴县长郑小隐（三区专署军法处），沂水县长孔庆铭。凡够一旅人的为保安旅，如寿光张景月有了个团的兵力，被委为十四区专员兼保安旅长；莒县县长许树声，有两个团的兵力，为保安旅长；郯城县长梁钟亭有两个团的兵力，为保安旅长。
  沈鸿烈把张步云改编为保安二师，并委派张步云为师长。张步云过去是韩复榘的第二特务队长（刘耀庭为第一特务队长），经常到各县调查情况，然后向韩复榘汇报。张步云曾说：“官不大但可以直接韩主席。”后来，他又和日本浪人张宗援（此人诡称是张宗昌的弟弟）勾搭，得到很多枪支。他有4个团的兵力，多数是日本大盖子枪和歪把子轻机枪，子弹很充足。沈鸿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保二师后，经费由省府补助一部分，其余自筹。他对沈鸿烈万分感激，他曾说：“韩复榘是俺亲爷，沈主席是俺亲大爷。”他不仅杀害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而且对于学忠也不买账，甚至不准苏鲁战区人员在他这个地区通过和收给养。同时，他还把51军112师师长周毓英的诸城伏流老家也抢掠一空，周的亲友也受到瓜联。他与于学忠委任的游击部队曹克明部、李永平部，不时发生冲突。曹、李两部均有日军作后台，但张步云也暗地里和日军搞关系，所以他说：“老子有两杆旗子。”又说：“没有三把神沙，不能倒反西岐，小子们等着瞧吧！”有一次沈鸿烈派视察员秦德澄调查赈灾情况，路过他的防区，特地去拜望他。适值他的部下找他盖章，他拿出一颗铜手章说：“这个小铜印不大，在北京刻的。老百姓不知为他死了多少，卖了多少地，坏了多少人家。咳！我以后若得善终死了，是真无天理了。”这是他一心与人民为敌的自白。
  张步云归沈鸿烈领导以后，使得于学忠非常头痛。沈鸿烈离开山东后，张步云又投降了日军，并与吴化文联合起来，和于学忠为敌。那时西边有吴化文的伪三方面军，东边有张步云部，东西夹击；再加上敌伪配合，使于学忠的处境非常困难。
  沈鸿烈把赵保元改编为暂编12师、赵保元为师长，沈鸿烈对他很倚重，所以每次给赵保元写电稿都写得很肉麻，什么“胶东屏障”、“中流砥柱”、“鲁东长城”、“艰苦抗战”、“卓越成就、毋任钦迟”等等。但赵保元却一方面拉着沈鸿烈，一方面又接受于学忠的指挥，并且还勾结着青岛和烟
  台的日本人。
  沈鸿烈改编了鲁南大土匪刘桂棠部为暂编第三师，并委任刘为师长。刘桂棠乳名黑七。鲁南地区一提刘黑七，妇孺皆知。这个大土匪头子，依靠日本人，依靠恶霸地主，依靠国民党长期为害人民。
  沈鸿烈还改编过姜黎川部。姜黎川原名姜汉铮，胶县人，抗战前是青岛市新闻记者。1937年旧历11月初，他和刘震东同车到徐州第五战区见过李宗仁，当时委任他为青岛地区游击司令。他回到青岛后，即召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如隋永谞（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姜澄川、徐明山、褚华林、牛条裕等，组织游击队，在即墨、胶县、海阳西部一带活动。日军占领青岛、即墨、胶县后，他曾多次袭击敌伪部队，在即墨三都河一仗和日军对峙了一个昼夜。沈鸿烈委姜黎川为保安旅长，防地仍然是即墨、胶县，他本人率一个团驻在海阳西部。他在胶县古城一带的部队，由县长徐明山负责。他在即墨的部队，由隋永谞率领，隋走后由县长褚华林率领，驻在王村岛里。
  沈鸿烈对梁钟庭的改编。郯城县长梁钟庭，汶上县人，原是个区长，因深得韩复榘的赏识，后来被提升为郯城县长，到任后很受张里元的气。抗日战争开始，他在卞庄、兰陵一带和苏鲁边区截获了很多散兵游勇的枪支，从此壮大起来。因为他经常和张里元冲突，沈鸿烈就把他调到诸城县去驻防，任保安旅长。梁钟庭在诸城待了一个时期，士兵开小差的很多（因为他的士兵多数是郯城和苏北人，乡土观念很重），同时又怕苏鲁战区委任的地方游击队解决他，又怕得罪张步云，所以坚决要求回郯城。沈鸿烈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回到郯城后，他的精锐部队和他驻在王海子村。
  沈鸿烈还改编了许树声（又名许黑子）部。许是博兴人，北京高等警察学校毕业，韩复榘时曾任长山八岛警察局长及郓城县长，后任莒县县长。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拥有县保安队，还发展了两个团的兵力，同时县大队下还有各个区队，由区长率领，每区人数二、三百人左右。抗战初期，许树声比较开明，能采纳进步人士的意见，他同日军作战，但自从被沈鸿烈改编为保安旅后，变得顽固、反动。
  据不完全统计，沈鸿烈共改编地方武装3个保安师（吴化文新四师不计其内），16个保安旅，9个保安团。
  1941年1月，农历腊月23日，正是农村旧习辞灶王的一天，日军分四路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扫荡”。人们吃过“扫荡”东里店时的苦头，成了惊弓之鸟。当时，沈鸿烈决定由他带着保安处一部分人和卫队及教导团两个营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家总认为这一路比较安全。另一路，雷法章带着省府各单位以及保安处另一部分，徒手由唐家沙沟向东南沂水方向转移，由吴化文派一个连和教导团第三营保护。这种两头蛇式的转移，可能是故意迷惑敌人。雷法章这一路，拂晓时到达四面环山的胡家庄。住在这里的51军早就转移了，村里老百姓也都走了，只看见保长和办公人员来往出入。当时，他们人困马乏，倒头便睡。这村距东里店日军据点55里，是不安全的。可是，雷法章偏信侦察员的报告：“45里无敌踪，放心大胆吧。”第二天拂晓，山上突然传来枪声，大家仓皇起来。吴化文那个连已经和日军接上了火，机枪声响成一片，这些徒手人物真不知从何处逃脱。他们把行李都抛弃了，只求逃命！幸而吴化文这个连和教导团三营顶住了敌人，大家才都跑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次沈鸿烈没有遇到敌人，平安地回到了唐家沙沟。当时，51军、新四师、省府保安处的侦察员，他们都互换情报，但是很少得到准确的情况，多是从农民、小商人那里探听一点消息，然后添枝加叶向上级汇报；或者捏造情报呈报上级。例如省府保安处有个叫刘萝仙的侦察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在情报中说：“据莱芜卖姜人言，天皇有到泰山说。”沈鸿烈看到这一条，批示“胡说”。还有一次，他上的情报中说：“据济南来人说，日本天皇确到曲阜拜孔庙与孔林。”沈鸿烈批示说：“汝可令济南来人见我。”这样的侦察员报告的情况根本不可靠。后来，沈鸿烈又转移到临朐八区，省府就驻在吕匣店子一带（毛埠子、孙家庄、黄崖根等村），保安处驻棘子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驻青崖，三青团驻福泉。此时成立了田赋管理处，以孟实甫为处长。国民党中央又派了陈秉炎为会计主任，成立了会计室。
  在东里店时，沈鸿烈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李文斋（曹县人）不睦。李的意见总得不到沈鸿烈的同意，因此矛盾日益加深，后来干脆不干了，由牟希禹接替。山东省政府回到唐家沙沟后，国民党中央先后派来许多特工人员。最初来的是周先龙，以后有王崇五、贺叔昭，后来又建立了调统室，于仲昆任主任（原名于宝昆，莱阳人）。沈鸿烈表面上对他们很恭维，需要钱花就供应，但骨子里恨得要命，也可以说“敬鬼神而远之”。沈鸿烈曾说：“这些人物表面上对我很尊重，我最初对他们以诚相待，谁知他们暗地里给我捅刀子，真是人心叵测。”事实也是如此。他在重庆办事处的姚道洪，是个手段高超的人物，据说他和蒋介石的侍从室很有关系，所以谁告沈鸿烈，沈大多数是知道的。
  沈鸿烈在吕匣店子办了干训团，训练下级干部。学员都是各处调来的，党、团、民、财、建、教、动员、军事各部门都有。教学方式，普训一个月，专训两月。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灌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在教育上，他们反对宋人理学家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学说，而换上“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的说法。他们主张与敌伪合作办教育，教学可以用敌伪教材。山东省政府在沂蒙山区，从东里店开始共办了5期训练班，其中两期是军事干部班，一期是县长班。
  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始终没有离开3个八区（即沂水八区、蒙阴八区、临朐八区）。这3个八区是比较富的地方，其中有著名的三洼，即悦庄洼、南麻洼、鲁村洼；临朐八区自古是以养蚕为副业的地区，生产的蚕丝畅销全国。山东省政府及其他部队开进后，完全由这个狭小的地区供应粮食，再加上游击部队额外勒索，日伪“扫荡”，所以人民生活很苦。初则吃粗粮掺糠菜，渐渐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全家逃亡。即使国民党给沈空投些“法币”，可是需用庞大，仍无法维持。我曾见沈鸿烈写了“点金无术，空言抗战”几个字，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财政厅长王向荣的建议下，他电请国民党中央以过去山东省银行所有少数基金和山东田赋作抵押，要求批准自印民生银行五角券，以减轻经济团难。经过重庆办事处一再与财政部磋商，始得批准（发行数目不详）。通过汉奸渠道，由济南运来印刷机，在沂山前面的小山村金钟峪作为印刷地点。五角券印成后，沈鸿烈对人说，这是“饮鸩止渴”，“剜肉补疮”。这时公教人员由过去15元国难薪改发30元“法币”。物价直线上涨。保安处的人改吃给养补助生活；省府各厅处人员，依然是买着吃，生活上就更加困难了。同时五角券出笼后，仅能在省府范围内使用，方圆不足100里，在于学忠防区就不能使用。吴化文叛变后，把印票机抢了去，仍继续印刷这种五角券，强迫人民使用，最后变成废纸。
  1941年夏天，听说于学忠到干训团上课途中被刺未中，这很可能是促使沈鸿烈到重庆辞职的原因之一。是年秋天，他决意到重庆去，由沈尹的教导团护送他。他过陇海路时，受到敌伪的袭击，损失很大。他的电务负责人沈士祥和一个姓赵的被打死了，他个人总算平安到达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发表他为农林部长。
  沈鸿烈回重庆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雷法章代理，是年11月发表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附记：
  沈鸿烈在沂蒙山区的日常生活
  一、沈鸿烈自奉俭朴，经常吃小米煎饼、馍馍、农村做的小豆腐，或者吃点鸡蛋、萝卜、咸菜，大米很少见到。如果宴请客人，菜馔非常丰满，虽无山珍海味，但鸡、鱼、肉等是满盘盈碗，入门大嚼，达到宾主欢欣。他常说：“对己要俭，对人要奢，万勿寒酸，使人不快。”
  二、沈鸿烈既当着主席，又当着秘书，所有的重要文电都是他亲自拟稿处理，有时干到深夜。他的机要秘书邓楚雄，保密有余，手笔笨拙，因此沈鸿烈很少用他起稿。雷法章对沈毕躬毕敬，对省府函电公文除依靠秘书处理外，还需自己审核，所以当时有人说，省政府最忙的人是主席和秘书长。
  三、沈鸿烈稍有时间就抓紧读书。他曾阅读《曾文正公全集》。据他说，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名将。他特别崇拜曾国藩的“步步为营”的办法和做人做事的方法。他把太平天国说成是“叛逆集团”，否认是民族革命。其次他读《管子》，把重要段落、句子都用笔墨圈点，大概要用管仲佐齐桓公的方法治理山东。有一次他问我：“这本书是管仲亲笔写的吗？”我说：“在每章段落中不象一人的语气，大约象《论语》一样，系弟子所记，也可能是后人臆造的。”他说：“我们不当考据家，只求能借取治国安民的方法足矣。”总之，他既求于人，又不失自己主席身份。有一次他同雷法章踱到吕匣子小集，在一个卖书的小贩那里买到一本《三字经》。他说：“这本书包罗万象，既有按孔孟之道做人做事的纲领，又有我国二十四史的兴衰记录，所以应多读多研究。”果然有一天夜晚，雷法章召集秘书股长以上的科秘人员来学习《三字经》。过了些日子，沈鸿烈又出了一个花样，发出通知要省府人员作诗言志，记得题目是“忆大明湖”。后来又出了个题目是“牛山之木”规定诗文均可，可以自己拟题作。沈鸿烈亲自阅卷，取中的还有奖金。当时保安处有个参谋人员宁修本写了篇忆青岛，正合沈鸿烈的心意，被选为大手笔，发给奖金50元，省府人员说：“沈主席要考状元”。这自然存有讽刺味道。事实上，沈鸿烈这时情绪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故作镇静而已。
  1941年春节时，日伪军都来出动，省府地区总算苟安一时地过了个春节。沈鸿烈在春节第一个纪念周报告会上，以诚、信、胜3字勉励属僚。后来又报告了他的家史和他成长经过，并且决心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心。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自到沂蒙山区开会作报告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对于什么纪念会从来是虚应故事，漠不关心的，可是在1941年纪念“七·七”事变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他作报告时流了眼泪，触景生情，联系自己所处环境，有些感慨。记得他写了一副挽联：“成仁曰仁成义曰义夙怀壮心报祖国；要枪无枪要人无人空洒老泪奠忠魂。”精神上的压抑使其悲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