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军对日作战的光辉战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改变了在十年内战中被国民党歪曲了的形象。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谈话，是我们进行社会统战的重要武器和合法根据。在社会统战中，知识分子、地方领袖、士绅名流等重要人物，都是重要的工作对象。
  （一）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深知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一开始我们就特别重视争取知识分子。以后中央下达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更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推动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初期，我们分别与莒县大店的庄佐臣（莒县教育界知名人士）、毛家堰的毛星帆（日本留学生）、石崮后的刘筱山（留日学生）、卢家孟堰的卢兼三（老教师），日照高家村的高燮宸（县中校长），下元的秦寄萍（留日学生），诸城的藏一蘧（乡师教员）、张中珩（大学生）等，赣榆的徐子贞、张伯杨、范树平等，都建立了联系。我们或通过亲友师生关系，或登门拜访，或邀请参加座谈，抓住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与正义感，介绍我党的政治主张，赠送宣传品或书报，取得他们的支持或邀其参加工作。“拨亮一盏灯，照明一大片”。在许多知名人士的影响下，不少知识青年坚定了参加我军的信念；一些人也对我党我军有了正确的了解。莒县的封建堡垒大店，由于庄佐臣倾向于我党我军，这里的很多知识青年参加了我军。这当然首先是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但庄佐臣的态度也起了很大作用。高燮宸也影响了不少学生和亲友。刘筱山虽然没出来工作，但对我人员去工作时，也主动召集群众，并批驳某些人对八路军的诬蔑，消除误解。张笃生（大学生）因有病不能参加工作，但影响了他当乡长的哥哥张学苏，在国民党封锁我军给养的情况下，照常供应我们。在莫正民部工作的刘震见到高树勋时，高要他推荐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推荐了解方，高立即让他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在我党钟辉同志从高部撤出后，解方维持了莒县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局面，对我党我军的工作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在路雨亭从许树声部撤出后，我们于1939年冬组成了鲁东南民众动员委员会，与王东年一起做了一段知识分子的工作。
  （二）对地方领袖人物的争取
  这里所指的地方领袖人物，既不是封建势力，又不是搞封建迷信的道会门人物，而是急公好义，组织地方自卫力量，不受国民党扰害，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如莒县7、8区的卞子策、王玉璞、王香亭，日照3区的古敬安、古方亭，诸城连五村的郑冠五，胶县杨家山里的杨左泉、杨焕林等，都倾向进步。他们在我军到达当地后，积极靠拢我党我军；通过工作，有的被很快地吸收入党，有的其子女被吸收入党。这就为我们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使我们打开了局面。
  莒县7、8区在1933年间，即有金钟罩群众武装自卫组织，曾反抗过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骚扰。王玉璞、卞子策、王香亭等在这个组织中很有威信，他们思想进步，在我军到达之后积极协助工作，先后参加了我党，并带动了原金钟罩的群众积极拥护我党我军，建立了初期的群众基础。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许树声的部队始终不敢进入7、8区的部分村庄。
  日照县的北部在抗战前即有大刀会，同金钟罩一样是农民的自卫团体，原由古家沟的古兰芬创立，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县。张宗昌祸鲁时期，因涛雒沿海盐巡卡私盐枪杀群众、盐业资本家“益泰”等商号克扣运盐工人工资等，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大刀会曾提出了“杀盐巡”“灭益泰”的口号，发动数千群众围攻过涛雒。以后，古敬安、古方亭把它保持下来。我军到莒、日边山区后，他们积极拥护我党我军；不久，两人都参加了党。由于他们在日北有威信，在他们带动下，大刀会便被抗日自卫团代替了。在未建立政权之前，日照三区北部即为我党所控制，大小古家沟也是我们的基点村。
  诸城马耳山西的前后长城岭、宋家庄、阎家庄、胡芦柄等5个村都姓郑，人称连五村。阎家庄子郑冠五，虽不是族长，但也是连五村出头露面的人物，族长郑五老汉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倾向进步，积极拥护我党我军，不久也被吸收入党。他动员了一批青年到训练班学习或参军，连五村成了我党诸城的基点。
  胶县杨家山里东南崖的杨左泉兄弟3人，二弟杨焕林有正义感，三弟杨德斋由教会资助留学美国。杨左泉是老中医，思想进步；关心时事，在当地很有影响，其子侄也受到薰陶。1939年春，杨家山里建立党的组织，他侄子杨金星（即杨凌波）、杨金月、女儿杨鲁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为抵抗伪军及国民党游击队的骚扰，由杨焕林组织了杨家山里团练（自卫团）自卫。杨家山里6村（西北庄、东南崖、墩上、大下庄、黄泥巷、上沟）处在铁橛山北三山环抱的谷地，易守难攻，杨姓多，团结力强。此后，杨家山里即成为胶县工委的秘密根据地和山东分局与胶东区联系的跳板。1944年春，姜黎川部以一个多团的兵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袭击了杨家山里，烧了杨左泉的家，也未使他们屈服。诸胶边支队到达后，建立起诸胶办事处，杨家山里周围即成为游击根据地。杨左泉、杨焕林两先生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地方领袖人物的争取，起了“团结一个，带动一片”的作用。
  （三）争取团结名流士绅
  我们所到之处，首先搜求有影响的人士和上层人物。如莒县的“南庄（大店）、北管（小窑）”都是有名的官僚地主村庄，日照的“丁、牟、秦、安、李”和诸城的“臧、王、刘、李、丁”这些都是大姓，我们与有影响的开明人士（他们往往是中小地主或与国民党无勾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取得联系，召开名流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军纪律严明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在发言中往往是表示赞扬和支持。与其建立联系后，我们即赠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赠送书报，使他们看到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了解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规律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看到我党掌握真理，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追求私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不倾心佩服。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发展我军的活动，送子弹、布匹，做军装、捐款项资助我军，或送子女及动员青年参加我军。在莒南，莲花汪的徐干卿（同盟会员），庞家垛庄的庞镜如（秀才，优级师范毕业，人称洋举人），十字路的谢南轩（拔贡）等，都送儿女参加了工作。在莒中，宁家官庄的宁德心、唐家湖的唐采臣；在莒北孟疃的白孟龙、白寿之，小窑的管筱山；在日照，马岭前的刘仙洲，青墩的秦文若（老中医），陈家沟的陈怀志（后牺牲），街头的刘子正，陆家庄子的牟梅生（秀才）等都不同程度的有以上情况。徐干卿、宁德心、刘仙洲（后牲牺）尤为突出。其余如日照丁家丰台的丁冠英（旧官吏，“七·七”事变后由北京回家），诸城刘家岔河的刘仲永（战前胶济路局秘书科长，刘椽教授的父亲）、刘宗唐等，都给我们的工作以不少支持。至于日照迟家庄的迟小寒（廪生）、涛雒丁史言、丁纫秋等虽无明显行动，也受了我们不少影响。这些人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少数人也有变为消极的情况，如管筱山的儿子管荣华回家了，牟梅生消极了，丁冠英离开地方去西安了。
  （四）团结争取封建迷信团体参加抗战工作
  莒县、诸城的秘密迷信团体普济佛教会，是华北普济佛教会系统的下层组织。“七·七”事变后，华北普济佛教会曾派代表去西安与我军西安办事处接头，要求派人领导他们参加抗战工作。我西安办事处即派何建华、司鹤峰两同志来山东工作。华北佛教会并指定司鹤峰同志为其会师的代表。1938年他们在临郯地区工作一段后，于1939年春来鲁东南开展工作。为开展佛教会工作，特委建立了会门工作科，由范梅圃同志任科长，确定了团结上层，动员下层群众参加抗战的方针。并由其负责人李保伦、李奎、高振亮参加的会门工作团向其会众进行工作。先后在莒南沙窝头、莒北的窝疃和诸城的小店子、胜水等处，建立了团、营、连大小不等的四个扩军组织，发动五、六百人参加了我军。这些青年农民经过部队政治工作，提高了觉悟，佛教会对他们的影响很快消逝，成为八路军的好战士。在其他会众中，我们也进行了团结、抗战、进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参加了当地的抗日群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