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接踵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一八三六——一九〇七年）之后而来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一八四五——一九一九年）在华活动为时达四十五年。他有时以教牧姿态出现，有时以慈善家、科学家、著作家、新闻记者、报馆主笔等面貌出现；还取得满清王朝一品顶戴，诰封三世。当其初入中国，最先活动于山东的烟台、济南、青州（益都县）等地区，其间在青州活动先后达七年之久。
  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我到教会主办的青州培真书院读书，先后凡五、六年；一九二〇年重回青州任教职又二十余年。对李提摩太的活动，我未亲经亲见，只是从父兄亲友的叙述中得知。今虽年逾八旬，但追忆起来，印象仿佛如昨。
  李提摩太是英国南部威尔斯省人。父母都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李提摩太十七岁受洗入教，十八岁考入浸礼会神道学校，三年毕业，受本帮教会所请为布道干事。他上书本国差会，恳请派往国外传道，差会准了他的请求。他遂于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冬由英乘船，于一八七〇年二月到达上海，入布道总会，听候分派。这时，李提摩太才二十四岁。他在上海逗留不久，即被派往山东烟台地区。
  当时在烟台已早有英籍传道人名叫罗鼎。他二人在此住了一年多，并未传上一个教友。后罗某病死，只剩李提摩太一个人。为克服语言不通的难关，他勤学官话，遇人即散书传道。但此时中国人民对传教士没有好感，多称他们为洋鬼子。虽不敢亲近，李提摩太却仍各处传道，并详细察看各地风俗人情。此后，他又同苏格兰圣经会的李烈，同游山东北部，徒步走了四、五百里。经过许多村镇，到处不受欢迎。后又同李烈乘船到了东北。李提摩太这次游历东北，调查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东北的资源、气候、经济、土产、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李提摩太曾到离烟台三十华里的宁海州（今牟平县）典了一处房子，准备在此开展传道工作。不久，老百姓群起反对，说洋鬼子来到我们这里居住，对我们有害无益；绅士们和读书人，也认为洋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住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破坏伦常，即禀呈官府要把李氏驱逐出境。地方官根据绅士的禀请，即将房主收押。李氏知事情不妙，连忙通知烟台的英国领事，函达宁海州官，要求州官即刻释放房主，并准李氏继续居住。后来群众反对更甚，李氏虽坚持不走，但也无法出外活动，偶尔上街，群众即怒骂“洋鬼子还不滚开”。这时他感到十分困难，不得已，退还房契，悻悻而去。
  李提摩太这次在宁海州失败之后，就离开城市到乡间去，结识旁门左道的首脑人物，以达到他引人入教的目的。但他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唇舌，仍未有一人来入他的教。
  李氏由乡村又到了莱阳城，他想寻找读书文人进行传教。有一次他去拜访姓刘的一位读书先生，刘某一见，即把李接到自己的书房。李氏见刘某的书室，搁着许多书籍，有儒经，有史记，还有几部宗教书籍，最后又看到一部易经。刘某对李氏说，这是中国的天书，专讲阴阳定理、善恶报应；善人从吉、恶人从凶，此是天道福恶淫不变的定理。刘又向李讲了易学的道理，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之类。李氏除唯唯敬听之外，也讲了他在英国学的那些天文地理、格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及英国的教育和风土人情。刘某听了非常高兴，并乐于接受。这是李提摩太初次和中国文人的结识。他认定走这条道路是对的。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李提摩太又同李烈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在这里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在此，他一面游山逛水，一面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结交地方绅董。他曾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处名胜，并照像绘图。
  李提摩太在济南，适逢山东秋试（即三年一次的乡试），下场的有一万二、三千文武秀才（文生多些）。李氏认为这是一个散布福音，传播西学的好时机。但他又想起，当年在杭州时，曾因向参加秋试的文生散发圣经及传道篇子，跟应试文生发生过一次冲突的事，因此，这次他不在文生中活动，目标转向武生。果然在这次应试武生中，有个从河南来投考的干总，听了李氏的讲道，欣然领受，要求李氏收他入教；李氏即在大明湖中为这位千总行了洗礼。这是他在应试的武生中收得的一个教友。
  李提摩太还到过回教的清真寺、南大寺、北大寺，拜访了几位有名的阿訇。在千佛山、开元寺会过几位名僧。这次李氏在济南宣传宗教仍未有多大收获。
  一八七五年春天，李提摩太离开济南，回到烟台，正好碰上这样一件事：驻云南的英国领事，因讼事袒护教民，激起群众公愤，被人民杀死。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清廷派大员李鸿章到烟台与驻烟台英国领事进行谈判。李鸿章的随员中有几个人染了时疫（霍乱、疟疾）。李提摩太得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送去一些樟脑、果洛碘、金鸡纳等药品，凡病者俱得痊愈。李鸿章很是感激，派员持信前往道谢。从此，李提摩太和中国上层官僚有了联系。
  李提摩太在烟日久，传教、办学，费了不少金钱与时间，但成绩却不大，他认为这个海口是个死地，这地方的人的脑子都非常“顽固”，对宗教思想格格不入。根据朋友的介绍他又到了离烟台约七百华里的名城青州府（今益都县）。
  李提摩太到了青州城，本想典一处房子，但是人地两生，不易措办，只好暂时住在旅馆安身。他有时到街上走走，地方人见他异言异服，都围起来看洋鬼子；他同他们说话，人们也都往后退避，不与李氏接近。以后李氏便换上中国服装，并且戴上假辫子，这样再到街上，渐渐有人和他接近了。
  这时李提摩太已精通官话，他先与地方“粗人”来往，而后又同文人来往。李氏向他们讲些西学，并送给他们各种维新书籍，如《时事新论》、《治国要务》、《富国策》等。文人见了这些新书很是欢喜，十分珍惜。因中国这时已经有变法的活动，所谓欧风美雨，渐渐流于东亚，文人都觉得这些维新书籍是得功名的一种帮助。因此李氏的声望在一些文人当中日趋提高。他与地方官府也渐有了往来。当时知府衙门有一管钱谷师爷姓张，正五十余岁，身下无子，鸦片烟瘾很深。他来求李提摩太给他戒除鸦片烟瘾。他怕在家仍受朋友影响，不易戒绝，要求李氏准他来旅馆与其同住。这人自同李氏同住后，一面吃药戒烟，一面与李氏朝夕相谈。他认为李氏的学问中西兼通，就请李氏为他寻穴墓地，预备日后安葬之用；并请李氏到家茶饭招待。李氏把他领到城南高岡，说此处前山后水，地势清朗高爽，作茔地最为相宜。那人便以高价买了这块地，周围以砖墙为界，以备作身后的茔田。这是李提摩太愚弄中国一般无知官吏的一例。
  这位钱谷师爷为报李氏帮他戒烟和找茔地之恩，就为李氏在西营典了一处有正房、陪房、客堂和宽敞的院子的房子。自此以后，李氏在青州有了传道的安身之处。
  这次典房，没遭人反对。李氏得出了这样的经验：在中国传教，必须结交官府，才容易引人入教。这又使李提摩太想起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到中国来传教的情况。当时利玛窦身穿儒服，头戴儒冠，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还利用从欧洲带来的各样钟表、天文仪器、地图油画，以及各样新奇玩艺，结交达官贵人和学士文人，由此得到明朝统治阶级的尊重与厚遇。于是，李提摩太也象利玛窦那样干起来。
  李提摩太在青州既有了安身之处，也有了教会的根基，並且得到了信徒的帮助和官府的庇护。他除了传教之外，还积极研究汉学及各教经典。他结交了青州回教的几位阿訇，也结识了佛教据点法庆寺的方丈，从而得到了可兰经、大藏经、金刚经等；还搜求到了一些道教经典。李氏狠下功夫，苦心研究。他认为只要得到了各教的经典，明白了各教的教义，与各界名流领袖能在一块攀谈，藉此联络感情，一切事情便好办了。
  有一次，李提摩太下乡调查教会情况，看望教友，回城时路过尧王山下的一个村庄，遇到一位叫刘竹溪的老先生，彼此交谈起来。刘老先生年高有德，很是谦虚，虽然与李氏初次相见，却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俩人谈话很投机，刘氏便请李氏到了他的书房。刘氏门下有十余名弟子，都是应考的童生，也有几名秀才。晚间学生老师请李氏讲讲欧西的学问和其他的情况，李氏很高兴地顺口讲了些天文地理、格致化学知识，以及欧西的风土人情及群众的生活习俗。师生听了，十分喜欢，随便向李氏请教。谈到最后，并请李氏用英文给他们写了几把折扇，以作纪念。
  李提摩太居青州日久，识人渐多。这时上海总会派来了一位中国牧师叫郑雨人，此人是南京人，是一个很有旧学问的秀才。李氏请郑牧师与他同住。这时两个教士都没有家眷，除每日招待朋友，接送宾客之外，一有时间，郑牧师就给李氏讲儒经、汉书、史记；课余之暇，则一同游山逛水，欣赏林泉。他们登上南门外云门山顶，摄下了薛蓑亲笔写刻的巨大“寿”字；他们参观了宋陈希夷的久眠洞；他们也到过西门外醴泉寺的范公井、后乐亭，详细询问了该处住持，知道范文正公曾在青州做过刺史。此时，英国差会又派来了一个仲均安教士，李氏也请仲氏同住，谁知两人的传道方法不谋而同。仲氏急于学习中国的学问，听到李氏谈起中国的学问，非常羡慕，遂朝夕向李氏学习。仲氏很愿意多出薪俸请位老夫子教导他。这时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临朐县的岁贡生，叫张绍唐的，张是位饱学先生。李氏、仲氏便把张老夫子请去同住，对他非学钦敬，凡事以弟子礼事之，虚心接受张氏教导；大事小事，包括见客的礼节，都向张氏请教；每逢来了重要的客人，如地方官绅、硕学名儒，必请郑牧和张老师奉陪。这时文人学士闻李氏“礼贤下士”，都来拜会。他们这几个人住在一处，除每日招待朋友外，就是研究中国经典，学习官话。
  这一年，李提摩太发起了一次悬奖征文活动，他预备了大批书籍和奖金，还将从欧西带来的各种仪器、动植物标本、望远镜、显微镜、窥天仪、天文图、幻灯影片、照像器材等，摆列在一座宽大的客厅里，先请地方官绅参观，再请地方读书士人参观，并备茶点招待，借以宣传欧西文化。
  李提摩太搞的悬奖征文，虽未贴布告，但附近的维新士子闻风而至的却大有人在。象益都、临淄、临朐、昌乐、寿光等县，都有包括秀才、廪生、贡生、举人在内的维新士子前来参加征文活动。这次，我的父兄和我受业的几位老师，也前来参加。师父应征回来，都很满意，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外国传教士，说他学通中外，还说他容貌端谨，和蔼可亲。老师们把得来的书籍，如《治国要务》、《富国策》、《时事新论》等，都叫我们用小楷抄录，时时背诵，并说，这是你们将来应试用得着的。
  李提摩太对来应征的年高且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加以招待，并谈了一些儒耶相合的道理。这次的招待人是张绍唐和郑雨人牧师，他们和这些应征的老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临别时大有恋恋不舍之意。应征者回去以后，都赞扬李提摩太和他宣传的资本主义文化。
  李氏这次悬奖征文，收获实在不少，不到三年，益都城乡，记名望道的人达一千五百余名。不久，李提摩太修建了南门大街路西的青州博物院，每日前来参观者约四五百人。同时他还兴建了能容千余人的大礼拜堂。
  李提摩太居青日久，听说益都东乡〓河东岸有一个教派，其中有个最著名的道首号称夏二神仙，有受业弟子二三百人，跟着学习道法。李氏深愿结交此人，想把他的弟子变为基督教徒。有一天，便骑马前往拜会夏二神仙（注）。正在交谈之际，忽然夏二神仙的几个弟子闯了进来，手指李氏开口大骂，说：“有些文人学士受你的欺骗，但你不能欺骗我们的老师。”这些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这时夏二神仙连忙排解，拦阻他们，但他们还是大骂不止。李氏看形势不利，即便告辞，匆匆上马而回，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在回青州城的路上，因天已过午，又饥又渴，李氏只好到一家村店歇息。这时邻庄庙堂有个香火大会，妇女们来的很多。李氏向店主问明大会的情形，只身进了庙堂，想看看光景。庙堂的妇女们有烧香的、有念佛的、有磕头跪拜的、有求子的、有治病的、有求丰年的。李氏乘这机会，拜会了住持的道士，问明会的内容，知道香火会一年一次，主要内容是感谢佛爷保佑一方平安。会众们白天赶会做买卖，晚间诵经、跪坛、行礼、祈祷感恩。李氏愿在晚间观礼，道士也没拒绝。晚间至半夜方止，李氏仍回村店休息，次日一早回城。
  这时，东北两关，记名望道者已有二、三十人，催促教士早日为他们举行洗礼，但这时尚未建洗礼池。李氏同郑牧商议，定了日期，带领男女信徒，到了西门外白浪河水深之处，为信徒施行浸礼。那位戒鸦片的钱谷师爷，这次也一同受洗入教。
  李提摩太在青州前后住了七年，活动的范围很广，官僚士绅、和尚、道士、阿訇、会道门的首领，他都联络交往，为青州的英浸礼会的扩充发展，当了开路先锋。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春天，山东发生旱灾，赤地千里，人心惶惶。李氏骑马到各处查看灾情，见成千上万的百姓，成群结队，号佛祈雨；见各乡各镇的冲要地方，贴满了“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的纸条。李氏也请人写了些黄纸条子，上写：“祈求上帝，早日开恩，下场大雨，救救难民”，并撒了一些“劝世真言”的单张宣传教义，但终久也没有下下雨来。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人因饥饿起而抢劫，也有一些难民联合起来，成群结队地吃挨饭。李氏将灾区情况报告了上海天安堂，请中外人士从速募集捐款，救济灾民。收到的捐款，随收随发，很快发到难民之手，总数不过一万两银子，却得到很多灾民的称赞。但灾区广阔，灾民众多，不久捐款用尽，还有很多地方未得赈济。幸而天降大雨，人心稍安。以后各地又寄来了零零碎碎的捐款，这时放赈已告结束，最后的这项捐款，办了几处贫儿院，专收孤儿，教他们学习各种技艺，如织布、打绳、做鞋，使这些孤儿毕业后，都能自谋生计。这次办赈，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祯的赞扬并奖给公牌，以资鼓励。
  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山西全省一连两年来下雨，人民生活陷入了绝境。这时中西“善士”发起赈捐大会，派人将捐款送住太原，会同官府，办理急赈。他们听说李提摩太赈灾有经验，就请他去山西办理赈务。李氏接到山西的聘书，立即起程，将青州的一切教务，完全委托郑雨人牧师与王西岳总执事协同代理。李氏到了太原，先拜见巡抚曾国荃，决定先在平阳府地方放赈。山西灾区广阔，难民无法统计，只有向上海赈务会连电告急。这次由上海来的赈款总共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赈区有五、六县之广，救活灾民大约十余万人。赈务结束，曾国荃赠给李氏慈善公牌，绅商也为李氏立碑表功，并赠给万民衣伞。
  李提摩太办赈务，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好感和灾民的称颂，李氏即写信给外国差会，多派人来山西传教。这时有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马小姐在烟台传道。她长于口才，精通音乐，又能书写中国文字，经人介绍与李氏结成夫妇。此后李氏即往太原作传道工作。
  李提摩太在太原日久，结识很多文人，也在此发起了悬奖征文活动。此正值太原乡试，赶考的举子很多，所以应征之人比青州那次增加了几倍。这次由上海税务司赫德特捐了五百余两银子作奖金。结果第一名为平阳府人廪生席胜魔所得。此人宿嗜鸦片，身体瘦弱，不愿出头见人，但规定奖金必须本人亲领。他只好前来席氏与李提摩太相见，俱恨相见之晚。后来席氏做了平阳府有名的牧师。
  以后，李提摩太因事到了天津。此时李鸿章作直隶总督，因李氏放赈“有功”，特于行辕设宴招待。饭后谈话时，李鸿章说，你们传教士来中国多年，到底得了多少教徒？我看入教的多半是为贪图财物，若不给他们好处，我想他们是不肯入教的。又说，从来未见中国的文人学士体面人肯入你们的教。李提摩太回答说，也不完全如此，这次山西发起悬奖征文活动，第一名席胜魔，是平阳府的廪生，他已受洗入教，作了忠实的信徒。李鸿章说，这在你们基督教中，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统治者决定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並下上谕通令全国。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曾奉命拟订山西的政治改良计划。张之洞翻阅前任巡抚的档案，见有李提摩太上曾国荃的条陈，条陈提到开矿、筑路、造林、兴修水利诸大政。张之洞十分动心，便招集属员大吏，再三讨论，又委派两个差官到李氏寓所，劝他放下传道职务，入抚署做一顾问。李氏当即面复两位差官说：我的条陈有一些价值，有可行的必要，但我不是专门人才，要做这事，必另聘西国专家，方能成功；再，我以传道为事，绝不能放下正当职责，去做他事。但我只要在此久住，随时随地尽我所知，深望代为辞谢大人厚意。后清廷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又调任湖广总督。张想举办新政，创设工业，在武汉设立钢铁厂、筑铁路、兴水利，仍派专差赴上海请李氏前往帮办，李氏仍婉言推辞。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英国苏格兰的圣教公会因经费不足，负责无人，因此停办，将印书机捐赠给上海韦廉臣教士。韦廉臣联络教会几个同人，创设基督教广学会，意在广为发行“益世书籍”，阐明基督教教义精神，并启发华人的维新思想。以会务而论，韦廉臣实为创办广学会第一人。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广学会发行一种公报，名《万国公报》，由美籍教士林乐知主笔。以后该报销行很广，中国维新士子，受此报之鼓动者，实不在少数。广学会正在发达之际，韦廉臣忽然病死，当时继任者实难其选。会正赫德和诸理事商定敦请李提摩太继任其职。
  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李提摩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任职之后，他想扩大组织和影响，便寄函各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询问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何种书籍。当时有二十七个会员，主张把西洋文化灌输给华人，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还有二十多中、西文人答应，帮助译书，並广募捐款，作为印书办报费用。也有人提出问题，日后印行的书籍日见增多，究竟用何法销售？若纯是赠送，这笔费用担负不起；若纯粹售卖，中国各大书店又不肯代售。李提摩太说，希望大家用力推销，能销多少就销多少，销不了的可以赠送。
  一八八九年，北京例行顺天乡试，李氏趁此机会，向应试者赠送他所译著的《救世教义》。这时，林乐知因事回国，因此《万国公报》与《教会公报》统由李氏一人主持。这时，《泰西新史揽要》已编译脱稿，此书出版之后，销路极广，维新士子，群相争购，在中国各省销售甚多。
  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为清室皇太后六十大寿，各省举行恩科乡试。这时，广学会所印新书，几乎售尽，有个德国商人，是广学会的会员，为本会捐洋一千二百元，专为印行了《自西徂东》一书，分赠各省应考举子；此外分送的单行本约计六万余册。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有几省的督抚大员，承认广学会是有益于世的一个团体，分别捐款。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洋一千六百元；山东道台聂宪藩捐助银两数次；招商轮船公司的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一百部，分赠各人的朋友。到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聂宪藩升任浙江巡抚，又捐洋一千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属员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的书报，用费达一千六百两银子之多。后来，聂宪藩的夫人和儿子，也在上海领洗入教，这都是广学会活动影响所致。
  上海英商汉璧礼，是广学会的董事，为广学会悬奖征文，特捐奖金六百两。这次征文试题是论中国如何改革币制、建筑铁路、创设邮政、利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邦交、禁止鸦片。汉璧礼久居上海，因商发家，他在临终时为广学会捐银二万五千两，并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
  李提摩太见有多人肯为本会捐助巨款，对本会工作更加努力。李氏自感会务一日千里，深觉人才缺乏，乃到处物色。后来聘得青年教士李思白，这是一个出众的人才。李氏请他翻译一篇论文《人类的教育》，由广学会秘书蔡尔康润色，出版后大受群众欢迎。此书赠送张之洞一册，张甚赞扬，并捐银一千两，并又请广学会译印《万国通史》。为此，李思白又用了数年之功，将《万国通史》译成付印，又赠送张之洞一部。张又捐银三千两，专为助印《万国通史》之用。《万国通史》出版后销售极广，风行一时，以后中国的维新潮流，受此书影响不少。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广学会渐渐发达，李提摩太因病辞掉了总干事一职。那一年西人在会任职的有六人，华人在职书写论文的共有十八人，基金约有二十四、五万元，中外官吏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广学会捐助。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因公住在北京，这时康有为也在北京。康有为久仰李氏的名望，亲身拜望李氏，向李氏请教维新办法。李氏说，维新必须著书立说，发表言论，鼓动当代青年。当时康有为的文名，传遍京华，一班文人群推康氏为维新首领。康氏言论，力陈中国积弊，亟当从速改革。时朝廷一班守旧派仍持反对态度，请求下诏焚毁鼓吹维新的文字，不要出版。虽然禁阻，而维新运动仍然积极进行。将维新的政见，摘要缮写条陈，奏于皇帝的官员举子，约数千人之多。维新派并组织强学会，分设各大城市，推动维新运动。康氏屡次请教李氏，请求指明维新的方向。李氏仍言强学会必须办报印书，阐述维新的优良政策。此时康李二人志同道合，彼此力谋实现维新政策。这时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也在北京，梁的才学极富，著述文章通国风行。李提摩太愿请梁启超为他作秘书工作，经康氏介绍，事成，李氏十分满意，深庆得人。当时总理翁同和请李氏会面，并请李氏陈述改良中国的政见。李氏言，目下中国急须改革的有四大要端：一曰教育维新；二曰经济改良；三曰平息内乱并敦睦邦交；四曰提倡道德以正风化。翁同和极端重视李氏意见，并备文转奏光绪皇帝，深得光绪帝赞许。太师孙家鼐亦愿采纳维新主义，遂引导光绪皇帝日日披读《泰西新史揽要》，不到两月，即阅读一遍。光绪帝因而下旨聘请李提摩太充当北京同文馆总理，李氏坚辞不就，仍以为著书讲学、改良社会，较比作一同文馆总理更有意义。总理翁同和、太师孙家鼐深重李氏的文章道德，时有往来，多谈新政，并处处请教，更馈赠李氏衣食贵重用品。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李提摩太为广学会回国募捐，恰遇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为俄皇贺加冕礼，同船巧遇，两人朝夕会面，相谈甚为切洽，这样一来，两人的交情更深一层。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李提摩太回国募捐返华之时，中国的维新运动已大有发展。这时，梁启超在上海已创办《时务报》，深得一班文人学士的欢迎。梁的文章，不但官绅学者乐于披览，即是平民妇女也容易明白。因此各处争请梁氏讲演新政。湖南长沙的官绅学商亦请梁氏在时务学堂主讲。这时维新潮流，冲动朝野上下，都想采用西法，兴办男女学校。这时上海电报局总办和他的几个同事创办了一处女子小学，请李提摩太的夫人为监学、林乐知的女儿为教习，又请圣功会一位女子担任助教。这是中国最早兴办的女学。
  这时强学会在上海已汇印《时事丛刊》，辑有梁启超论文四十四篇、康有为论文三十八篇、李提摩太论文三十二篇，足证李氏言论为康梁二人所重视。这时一班守旧人物，各奏皇太后，竭力反对维新主义，遂酿成“戊戌政变”。
  政变以前的夏季，康有为屡次与李提摩太商国家新政问题，李氏力持缓进，认为必须用化导方式，不可操之过急。康氏虽表面同意，而暗中仍持激进主张，并恳请翁同和保荐李提摩太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大臣。光绪闻奏，深为欢迎。此时李氏以要事赴津，连接保国会急电，催促李氏回京就皇帝顾问之职。
  李提摩太到京后，康有为面见，告以政变将作，并言必是用人不妥，泄露了机密，以致失败，急谋退身自保之计。当时慈禧已知保皇党以康梁为首，即着光绪下旨逮捕。光绪一面下旨，一面密谕翁同和着康氏即急出走。康有为当晚逃往天津，即登英国轮船入海。慈禧知康氏已逃，即电烟沪官府，就岸捕拿。这时由英国驻京公使电告上海英领事，派员迎康氏于吴淞口，又转英国商船赴香港而去欧洲。慈禧十分恼怒，把光绪囚于瀛台，下诏大捕党人，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谭嗣同及林旭等六人都死于清廷毒手。
  李提摩太到了晚年，很注意中国的名胜，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其地理风物。他常想在公余之暇，尽量地游览中国名胜。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太原等地他都已到过，但江南数省，还未亲去。遂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春，由上海到了长沙。当时湖南的督抚、提学使及其他文武官僚都来迎接李氏。表示敬意，并有佛教领袖带着许多佛门弟子也来欢迎。还有新闻界、著作家，以及绅商仕女，联合起来请求李氏开会演讲。李氏在这里讲了十余日，听众不下万人。李氏在湖南本想盘桓几日，再到江西拜访张天师，並想回到山东游即墨崂山，顺便到蓬莱拜访邱长春，谈谈道学，不料忽接上海来电，说李氏原配马氏病逝，即日回沪。
  这时，他的四个女儿已相继出嫁。就在这一年，李氏又与一个姓秦的老姑娘医生续婚，共居五年，以后李氏年老多病，便同他的夫人回本国休养。
  李提摩太回国后，亲朋教谊以及各界名人都来拜访；中国在英留学的学生和驻英领事，也来拜会，李氏都一一接见。梁启超适在英国，闻李氏回国，也抽暇亲去拜访，并称颂李氏对于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贡献。从此李氏常与梁氏面见。
  李提摩太的本邦威尔斯大学赠李氏以法学博士学位；一八九五年，美国大学赠李氏以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赠以文学博士学位。满清朝廷特钦加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世。接二连三的荣誉加身，李氏喜不自胜。后终至卧病不起，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病死。
  （冀蔚怀记录并整理）

注： 夏二神仙之子叫夏光斗（字星元），原益都夏新庄人。继其父为道首，是何道名已忘，解放前尚活动于沂水等县，益都北门外大石桥，即夏光斗令其道徒群众，自备工食修建，蛊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