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曾于1935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东京学习过一年，所以我应该说是留日的学生。在这以前，我在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学习，没有毕业。因为我早在苏州中学高中部学习的时候，就和少数同学一起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对于当时大学里所讲授的那些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实在没有什么兴趣。我在东吴大学时，只集中精力学英语。因为我觉得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还是有用的，而且，在东吴教英语的是美国老师，条件比较好。但学费比较贵，我算了一下，读东吴4年的学费，要高达近千元钱。这时我听说到日本去读书，费用不太贵。由于当时我所崇拜的鲁迅先生是留日的，所以我就产生了到日本去读书的想法。然而当时我年纪还轻，我妈妈对我一人出国读书很不放心。正好那时有两位年龄较大的熟人要到日本去读书，于是我就和他们结伴同行，我妈妈也就放心了。这时，我已参加了在1934年由陈翰笙同志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订阅了由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杂志。所以我在出国前，经上海时，就去访问了薛暮桥，请他介绍一些在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友，他就介绍了当时在东京进修的孙冶方同志和毕扬辉同志等。我到东京后，由于有这些同志的照顾，没有在生活上发生过什么困难。
  当时，我感到自己的日语水平还差，就先进了东京神田区的东亚高等专门学校，集中精力学日语。等日语达到了一定水平，可以自由阅读报章、杂志和书籍时，我才感到，到日本来学习，确实是有好处的。当时日本的出版业很发达，各类书刊都有，日文的《马恩全集》，这时也早出版了，于是我就想学《资本论》，把日文本的和英文本的《资本论》3大卷都买了回来开始学习，可是根本学不懂。这才使我认识到要学懂《资本论》，并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我正在为学不懂《资本论》而感到苦闷时，有一天我去东京最大的外文书店——丸美书店闲逛，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书，是里昂捷夫著的《政治经济学》，里面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些专门术语都有解释。我如获至宝，马上把它买回阅读起来。读完了这本书，再读英文本的《资本论》时，就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了。当时我就想，既然这本书能帮我读懂《资本论》，我何不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让更多的同志读懂《资本论》呢？于是我就开始动笔把它翻译过来，这就是后来我在1936年回国后在上海新知识书店出版的《大众政治经济学》一书，有20多万字，它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译作。当我在东京从事译书、学习《资本论》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只关门读书，同时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有近千人之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多数都是倾向国民党的，但进步的学生也不少。这时代表中共在东京进行工作的，是四川的任白戈同志。我因出国前，有沈志远同志为我写的介绍信，所以到东京后就去找了白戈同志，他当时正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学习历史唯物论，我就去参加了。但参加了几次分组讨论，感到得益不大，再加当时我一心只想学《资本论》，所以去过几次后，就没有再继续参加。这时我发现东京有两个公园，一个是上野公园，另一个是日比谷公园，都非常优美，而且园内有图书馆，藏书很多。但进图书馆看书，是要买门票的。门票分两种：一种是普通门票，价钱便宜，但进馆后只能每次借一种书，而且只能在普通阅览室阅览，座位并不舒适；另一种是特别阅览室的门票，价格较贵，进馆后可以一次借多种书，而且能在特别阅览室里阅览，不但座位舒适，而且有台灯等设备，是很理想的读书地方，因此我就经常去。这些图书馆的底层，都设有食堂，可以吃饭、吃点心，也可喝茶、喝咖啡等。所以，我每次去图书馆总是逗留一天，上午进馆看书，中午就去食堂吃饭，然后继续看书，直到傍晚去食堂吃了晚餐后再回到住处休息。我这一段学习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很美好、很愉快的。但在东京学习，也时常有很不愉快的事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十分猖獗，这些军国主义者把武装侵略中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常常发表一些侵略中国的荒谬论调。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内部，实际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主张武力侵略的，另一派即所谓“文治派”，这一派主张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对中国加强侵略，不一定马上就用武力。两派斗争、冲突的结果是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几位主张“文治”的大臣，包括首相和藏相（即财政大臣）都差一点被少壮派军人暗杀掉。“事件”后来虽被平息了，但军人“干政”的气焰十分嚣张。有些日本人受了军人的影响，都看不起中国人，把中国人统统叫作“支那人”，就是中国的饭馆，也被叫作“支那料理”。我们这些爱国的中国留学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精神上自然十分难受。当时，我住在神田区的一家旅馆里，旅馆附近就是“靖国神社”。我注意到马路上的所有行人，凡经过神社时无不脱帽行礼，即便是乘坐汽车的人，经过神社时也都在汽车内脱帽行礼，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有一天，我就沿马路走到“靖国神社”，进去一看，才知道这里面供奉着历代日本军人为国捐躯者的神位，同时也展览着日本从战争中取得的各种战利品。这些战争，首先是“甲午之战”，然后是“日俄之战”，都是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的。日本人当然认为这是很可以骄傲的事情，但在我们“战败国”的人民看来，就未免感到在精神上十分难堪了。
  这次对“靖国神社”的参观，使我深受刺激，更使我认识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盛行，军人之所以猖獗，都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深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经济原因的。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除已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外，又正在积极酝酿华北五省的“自治”，即把中国的华北五省也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却还在一心“剿共”，而对日本的侵略则步步退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爱国学生，终于在1935年的冬天，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影响所及，全国震动。到1936年的年初，上海等地的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救国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当时在上海首先组织起来的“救国会”，是“妇女界救国会”，接着是“文化界救国会”和“职业界救国会”等等。这些“救国会”组织起来后，又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的主要城市如武汉、广州、天津等地，也都有了“救国会”的组织。1936年的5月初，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担任领导。当时，我和国内的同志是经常通信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抗日救亡运动一开展，我就十分兴奋，感到中国的存亡在此一举，我应当马上回国参加这一运动。当时，“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和我关系最深的是章乃器先生，他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行长，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极有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使我很感佩服，所以早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到上海去拜望过他，和他建立了联系。我到日本后，也和他通过信。这时，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马上回国，到上海后去看他。于是我就立刻买了船票回国，到上海后也就立刻去看了他。他当时告诉我，他已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传部长职务，要我担任宣传部的总干事职务，帮助他工作，我当即答应。当时我在上海还无住处，就住到了他家中。从此我就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干部，开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的留学生活也就到此结束。
  （作者1952年-1957年在山东大学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博士生导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