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包柜剥削外工的主要手段
  从淄博矿区包工柜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柜剥削外工的手段主要有下列这些：
  1.从包价中攫取利润
  德营时期淄川煤矿每采1.25吨煤，包工单价是6角7分，减去外工实得工资4角2分，再减去工具消耗7分，余剩1角8分，这就是包柜每天以每1.25吨采煤中所榨取的利润。1906年至1914年淄川煤矿共产煤186万吨，平均每年产煤20.66万吨，包柜每年从中剥削利润为371.88万元。1941年4月，鲁大公司淄川炭矿采煤包工单价平均每吨2元6角至3元2角，工人采一吨煤只给1元4角，采煤每吨包工单价折中计算为2元9角，减去每吨工人工资1元4角，再减去包柜工具费和其他杂支每吨2角8分下余1元2角2分，就是包柜从每吨煤中榨取的利润。1941年淄川炭矿共产煤130.2265万吨，乘以1元2角2分，共166.1963万元，这是淄川炭矿包柜这一年以采煤包价中剥削工人的利润。
  2.克扣工资
  克扣工资的手段主要有下列几种：
  “扣坐班”。“坐班”就是工人月底走账后多干的班。例如每月月底走账，到下月5日开钱，这样每人有五个坐班。工人常因这个井条件不好或其他原因，转到别的井上去干工，一走这五个坐班的钱，就被包柜扣下自肥。
  “抽头”工人采10筐煤，把头只按8筐计算，那2筐以“抽头”的办法被包柜剥削去了。
  “抹尾”。淄川煤矿德营及日营前期包柜从公司领到包工单价是银元，但当他给外工工资时，以银元折合铜元或制钱发给，有时只发给整数（如一块银元应折合两吊二，只发两吊）那个余数就被抹掉，这叫做“抹尾”。
  “差落工资”，“提高定额”。这是包柜剥削外工常用的手段，特别是在夏收、秋收之后，或灾荒年农村剩余劳力多，很多农民想到矿上干工挣几个钱，包柜掌握了这个特点，就乘机百般刁难工人，从中剥削，原定为一个大班2元钱，他就降为1元8角，一个工人一个大班就被剥削2角。有时随便提高工作定额，如原定一个大班拉煤100筐，他就随便提高为120筐，那20筐应得的工资就被包柜剥削去了。
  3.侵吞工人应得的奖金、抚恤金、配给品等
  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了诱骗工人多出煤，曾规定有奖励金。如1940年11月，山东矿业规定出炭奖金是一吨2角钱左右。这些奖金多半被包柜、把头贪污了。鲁大公司淄川煤矿初规定一个工人的抚恤金500元钱，后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增加到320元，到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贬值数倍，但是就这么点以生命换来的钱，包柜、把头也常侵吞一部分。悦升煤矿有个外工因冒顶砸死了，抚恤金被包柜克扣了一部分，家属找包柜要钱，他说：“你们死了人，我们得弄壶酒钱。”
  抗日战争时期，日帝统治的煤矿为引诱矿工多出煤，各炭矿按包柜上报外工出勤的人数配给胶鞋、粮食、烟、火柴、布匹等物，包柜大部是多领少发，或者领而不发，私自吞并。如淄川炭矿洪山六坑，公司从1939年就开始每人发放一双鞋，但包柜向公司多报一倍的人数，每班300人却报了600人，6年内共领3600双，但这6年内，包柜只发给每人一双；：公司对每人一年发3尺布，包柜以上虚报数共领10，800尺，但在6年内他只发给工人一次1尺布共300尺，下余10，500尺按布价卖掉，钱装到自己腰包。
  4.以“虚报人工”进行剥削
  包柜虚报人工可以给公司造成一个包柜雇工多、收入少的假象，以便保持现有单价，别使其再降落。当然虚报人工是包柜与公司榨取剩余价值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不是捞取公司钱财，遭到剥削的仍然是外工。如一个井一班下500个人，他报600个人，这500个人必须完成600人的劳动定额。日本掠夺时期，在淄川炭矿虚报人工一般比例是25％，少者20％，多者30％以上。通过虚报人工，包柜还可多领取公司发给外工的奖金以及粮食、胶鞋、布、袜子等配给品，从中发财。
  5.从发粮中进行克扣盘剥
  七七事变前，淄博矿工都是实行货币工资，但七七事变后至1942年，是货币、实物工资并行，以货币工资为主，1942年以后，则以实物工资为主了，这与物价飞涨有直接关系。所谓实物工资就是粮食工资。1943年，山东大旱，外工工资更低，一个大班，包柜只给3斤粮食，包柜即在发粮中进行盘剥。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几种：首先是好粮换成孬粮，发给工人。淄川炭矿一个姓蒲的包柜将公司发给的大米、面粉、高粱等全部扣下自肥，发给工人糁子面、豆饼、花生饼、霉烂的高粱、玉米等。其次是克扣粮食，发粮一斤只给14两（一斤16两），从中扣去工人2两粮食。再是粮食掺土、掺水。包柜张羡五在发给外工的谷子里，一斤掺上三四两沙土。
  6.以“拉神炭”进行剥削
  在黑山等地区，包柜、把头还利用封建迷信，逼迫工人“拉神炭”。主要有下列几种：每年一进入旧历腊月，包柜、把头就欺骗工人点灯敬神，求神保佑，下窑安全，强逼工人每天多拉一至五筐炭，从中剥削，这叫“拉灯油炭”。每年旧历的三月三日、六月六日和九月九日为“黑山爷爷”（黑山庙里的窑神）的香火大会，当地包柜、把头即勾结日伪镇长以给窑神上贡为名，令工人拉炭，多少由他们定，这叫拉“上贡炭”。在香火大会上常常唱大戏，唱戏所花的钱，亦要工人拉炭出钱，这叫“拉唱戏炭”。
  7.放高利贷，经营商业进行剥削
  工人工资很低，家庭困难，包柜又常拖欠工资，工人不得不向包柜借钱。七七事变前，淄川煤矿工人向包柜借一吊钱（50个铜元）得先扣下3个铜元作为利钱，待发薪时又得还足钱，这一扣一还，月利息就达12％，实际上工人借钱多半不到一个月，就是借钱数天，发工资时照样扣留3个铜元，这叫“票子钱”。到了春节前夕，有的外工没有钱过年，包柜就乘机送些肉、白菜、爆竹等过节物品，一份价值数元钱不等，收下以后，下一年就得整年在他那里干活，“就象卖给他们一样”，这就叫“年支工”。有的包柜和粮商勾结起来，工人借粮，柜上开条子去领，开钱时按高价扣钱从中剥削工人。
  包柜以商业剥削工人的手法主要是从粮食方面打主意，把克扣外工的粮食和粮贱时收购的粮食囤积起来，到冬、春粮食昂贵时赊给工人，工人发工资时按高价扣回，从中获利。把生粮加工成熟粮卖给工人，从中剥削。有的包柜“勾结敌人在煤矿上开饭店，买的粮5角钱一斤，做成棒子高粱饼子卖1元一斤”。还有“派爆竹钱”，春节来临，每个工人硬派一盘爆竹，不要不行，钱从工资中扣除。
  8.任意勾工，扣罚工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英国“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利害的”，监工“高兴罚就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0页）。在我国解放前的旧煤矿也是这样，淄博矿区尤为严重。包柜、把头任意勾工，扣罚外工的手段很多，最常见的有下列几种：“付半工”，工人干一天活，包柜以种种所谓理由找工人的毛病，只发半天的工资；“半路丢差，分文不给”，就是工人下井干活，中途有病，或被砸伤，不能干了，这天不管病伤前干了多少活，都不给工钱；“泼筐”，就是包柜、把头借口拉筐不满，就令“泼筐”（意思就是这筐炭泼掉不算数了），工人只得另拉。黑山煤矿有位姓岳的退休工人讲，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矿业山头采炭所一个井上拉筐，“一班拉70筐，泼了7筐”。就是说，被扣罚了一班工资的1/10。
  9.强迫工人送礼
  包工柜的老婆生孩子，姑娘出嫁，儿娶媳妇，老太爷生日，有的包柜也强迫工人出钱“贺喜”，这叫“人情钱”。抗日战争前，淄川煤矿大包工柜王××的老婆生了孩子，每个工人在开支时扣两角钱，帐房说：“王柜头的老婆生了儿贺喜吗”。
  10.其他剥削手段
  常见的有：“多拉少估”，张羡五包柜时是拉到车路上装车，经常到点装不上车，半份就给估堆，一般八车偏（少估）一车；“加大筐，按小筐算”，有时包柜与编筐的勾结，把筐多加儿行条子（已变为大筐），但是仍按小筐算。
  （二）外工苦难生活的加深
  包柜头子及其大、小把头对外工的剥削真是敲骨吸髓，毒辣凶狠。因此包工制的发展，必然使广大外工的生活更加贫困化，劳动条件更为恶劣。
  七七事变前，淄博外工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七七事变后，随着被剥削程度的加深，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物价飞涨，工资增加甚少），工人生活降到生存条件以下，大部分工人家中缺粮少吃，只好以“三糠”（谷糠、麦糠、高粱壳），“三叶”（榆叶、槐叶、柳叶）充饥。穿的更谈不上了，有的井上井下一身衣，有的全家共盖一条被，有的衣不蔽体。不少工人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夏不能挡雨，冬不能挡雪，也有的流落街头，没有住处。
  不少外工被生活所迫，不得不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淄川大奎二村矿工逃荒要饭的49户，占该村矿工总户数的32％；卖儿卖女的22户，占该村矿工总数的15％。
  由于井下生产缺乏安全保护设施，再加包柜、把头不管工人死活，一再追加煤的产量，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据统计，1915年至1945年淄博煤矿仅透水死亡的矿工即达1818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外工。1939年至1945年透水淹死705人，这7年淄博共产煤1，885万吨，每万吨煤透水死亡达0.37人。1935年5月13日，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北大井发生了一次最大的透水事件，淹死矿工536人，震惊中外。
  因事故造成轻伤的工人那就多了。据日本官方公布，1936、1939和1940年淄川炭矿轻重伤矿工如下表：
  从上表看出，1940年重伤人数为1936年重伤人数的2.62倍，这是日帝资本家和包柜采取“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37—538页）。
  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外工，也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普遍患有矽肺、哮喘和关节炎等职业病。其中尤以矽肺病患者最多。不少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被赶出矿，终被折磨致死。那时淄博煤矿外工早衰早亡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人刚过45岁就因丧失劳动能力而被赶出矿外，有的被折磨致死。
  伤亡病残给矿工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灾难。洪山煤矿一位干部回忆他家庭的遭遇时说：解放前，他一家7口人，爷爷、父亲、叔父都下井当工人。父亲积劳成疾被资本家、把头赶出矿外，不久含恨而死，死时才29岁。爷爷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后来叔父又因井下事故身亡。婶母、母亲为生活所迫，忍痛改嫁。他11岁就被逼下井拉煤养活奶奶，一家7口人只剩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淄博煤矿的包工制度是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一手扶持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们从扶植发展包工柜中收到了很大的好处，经济上掠夺大量的煤炭，榨取高额利润；政治上达到“以工人统治工人”，“以华人统治华人”的目的。
  包工制是外工与资本家之间插入的一个中间剥削制度，包工柜是它的高级组织形式，这就加重了外工的剥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灾难更为深重。
  1948年3月，淄博矿区解放，这个残酷统治剥削工人的包工柜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