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淄博煤矿是我国著名的老煤矿之一。它的早期历史，最远可追溯到唐代。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从德帝侵占淄川煤矿（1904年）算起，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
  包工柜于德帝掠夺时期产生，日帝掠夺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本文着重介绍淄博煤矿包工柜发展概况及其剥削矿工的主要手段和工人苦难生活的加重。
  一、旧淄博煤矿包工柜的产生及其发展概况
  （一）德帝掠夺时期淄博煤矿包工柜的产生
  1897年，德国政府从“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攻占了我胶州湾。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德国帝国主义攫取了我胶济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30里范围内的矿山开采权。1904年6月，德华矿务公司开办了淄川煤矿。这个公司是德帝扶植下的殖民公司，它到1913年11月日军侵占淄川之前，先后在淄川建立了三个竖井，一个通风井。这些井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采用机械化生产，就当时来看，它与开滦、抚顺等矿并列，算是机械化的大煤矿之一。该矿最高年产量达41万余吨。但是，井下采掘仍是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手工开采，并没有什么大变化，略有改进者就是大巷道的搬运主要靠骡马了。
  由于这种方法采掘效率低，因此，德华公司建立淄川煤矿后，便大力雇佣外工采掘，每年雇佣人数一般在3，000人左右（那时里工约900人，包括各种机电、修理、铸造、锻冶等技术工人，他们属于煤矿的编制，按月发工资。外工不属于矿上的正式编制）。这是近代淄博矿工队伍一开始规模就很大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井下采掘不用机械化设备呢？资本家办工矿企业，是否采用机器，取决于使用机器后会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由于旧中国存在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德国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不愿使用机器进行现代化生产，宁愿保持井下设备的极端落后状态，采用手工生产。
  德华统治下的淄川煤矿，德方高低职员约40人，如何统治这么多的中国外工，他们感觉到是一个大的问题。淄博矿区早已存在着大、小封建把头，如何利用这些封建把头，这又是一个难题。于是他们便派人去唐山找到一个叫安奎的包工头来淄川矿包柜，这样一来，开平煤矿（开滦煤矿的前身）的“包工制”（俗称包工柜）就被淄川煤矿所采用。这时开滦煤矿推行包工制已10余年，他们所采用的是“大包工制”。淄川煤矿也采用了这种“大包工制”，把采煤、掘进工程包给了包工头，包工头招募工人进行生产，然后根据完成的生产数量的多少支付工程价款；包工头用得到的一部分工程价款支付包工柜的日常开支和工人的工资，其余部分作为包工利润，被包工头攫为己有。
  整个德营时期，淄川煤矿先后出现过10家包柜，表列于后：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奎是最大的包柜，他雇工400至500人，小包柜一般雇工100至200人。从包柜人的籍贯来看，淄博人占6/10，他们都是把头出身，这说明“包工制”与淄博矿区的封建把头制初步结合起来。所以，由此看到德帝在淄川煤矿所推行的包工制，同英、法等帝国主义一样，一开始就从工人中培植其代理人，分化工人的队伍，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06页）不过，德帝在淄川推行的这种包工制，又加上了“以华治华”的手段。较大的包工柜在柜负责人（包柜）领导下设有大把头、小把头，还设有专管账目的先生，雇有专管工具和做饭的人员。包柜把外工的生产劳动分为三班制，每班人数的多少，根据生产任务来分，第一、二两班为生产班，第三班是夜班，负责整修，又叫整修班。每班劳动8小时。每班劳动时包柜即派一大把头负责，在大把头的领导下有小把头，再往下是小煤把头。一个小把头管二三十个工人，相当于一个班组长。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的完成的包柜人获得一部分利润，淄博煤矿资方与包柜人双方订立了包工契约。其内容有下列几点：
  1.明确规定了承包采、掘、运工程的包工单价。如采煤半吨，三行（层）大洋4元，粉煤2.20元；打洞道大坑道高4米，宽4.6米，每掘进1米70元；搬运石头，填塞废洞，每立方米2角
  2.包柜人预交1，000或500元给公司，作为本契约的保证金，公司若受到损失时，可从中扣回应得的补偿。
  3.若矿工发生同盟罢工，给本公司造成损失时，公司可从保证金中扣取，以弥补损失。
  从以上看来，实行包工制，对德华公司来说，不仅最方便，最省事，更重要的是它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首先从经济方面，通过包工柜对外工进行盘剥，取得最大限度利润；其次，从政治方面；通过包工柜对外工进行控制和统治。
  （二）日帝掠夺时期包工柜的发展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日帝出兵山东，从此胶济铁路和淄川、坊子、金岑镇三矿便置于日军直接统治之下。德帝失败后，中国是协约国之一，曾参加反对德帝的侵略战争，应该收回德帝侵略山东的一切特权。但是，日本军队死赖在山东不走，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又迫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压力，日军不得不由山东撤兵，但他又以合办之名，成立鲁大公司继续占领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区。
  1914年至1920年，日帝除接管德帝在淄川的矿井外，又在淄川开凿了十里庄一、二坑及省庄坑等6个矿井。由于生产规模的日趋扩大和巷道日益向深远发展，外工由德营时期的3，000人增至4，000人左右。如何统治这数千人，日帝直接继承了德帝统治淄川煤矿外工的“经验”。最早任淄川煤矿矿长的阪口新圃就这样指出，“德国人让少数职员利用中国把头的方法，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占领后应坚持这个方针”。他所说的利用中国把头的方法，就是指的包工制度。所以日营时期对包工制并没作什么大的变革，其手段和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德营时期一脉相承下来，所不同的是外工和包工柜增多了，包柜人的身份更复杂了些。
  1916年至1922年，淄川煤矿包工柜有钱盛楷、孙延桐、苑为荣、姜万奎和日人山村等19家。包柜中钱盛楷、孙延桐2人为德营时原淄川煤矿的包柜，其他17个包柜都是新发展起来的。在这新起的包柜中除2人籍贯、身份不清楚外，在其他15个包柜中由把头出身的7人，当过账房先生的3人，靠其兄长包柜当上小包柜的3人。从籍贯来看大部分是淄博地区人。所以以新包柜的出身和籍贯进一步说明了包工制在淄博煤矿业中已日益成为统治外工的重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7个新起的包柜中有一个姜万魁是日帝直接扶持起来的。姜万魁是华北锦州人，1914年日军进攻青岛，他追随日军当担架队员。日军占领淄川煤矿，他跟随来到洪山，因抬日伤员“有功”，日淄川煤矿矿长阪口新圃便指定姜万魁包八行、十行的马柜。姜的马柜包外工120名，有马80匹，并设有大小把头、账房和勤杂工。姜方魁一年从包价中剥削工人46，000余元，比其他包柜多4倍多。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这17个包柜中有一个日本人山村，他原是十行井下的坑长，因故被解职后当上了包工头。他包了南旺二号井和大昆仑井，比中国人的包柜都大，手下并有两个包工柜的，由于他依仗日帝的势力，许多包柜都听从他的，这在他省外资煤矿中也是少见的现象。
  如上所言，日本资本家在淄川煤矿推行包工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包工制对外工进行层层盘剥，生产效率低，这又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淄川煤矿的资本家迫切要求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强本身竞争能力。1928年，淄博矿工在全国工运的影响下，又掀起了新的工运高潮，提出了“取消大包工制”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鲁大公司被迫将包工制改为“代表制”，这既可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可阻滞工运的发展。
  “代表制”本地称“公包制”。实行代表制，外工工资由鲁大公司淄川煤矿直接规定，工人推出代表与公司打交道，如议定包工单价，开支工资等。初行此制度时，被推出的代表，其每日工资由工会确定为两元，另外还可以从其所在的采掘班组中分到两元，这叫做使“重分钱”，实质上是一种剥削收入。代表制比包工制的剥削程度有所减轻，所以当时也为外工所接受。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包工制的性质。从1929年至1934年，淄川煤矿先后共推出李增永、孙长德、王会祥、王世富、王树良、王树英、滕维义、李继文、李继水等29人为代表。这些代表除了个别人外，几乎全是原来包柜中的大、小把头。代表的产生虽然是事先经过工会研究确认的，但是，这时的工会是国民党控制下的黄色工会。1930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任臧华年等7人组成“淄博区矿业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直属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代表是由黄色工会推定。公司不负担代表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全由工人来分担。他们被推出当了代表后，也以“虚报人工”和使“重分钱”等手段剥削外工，所以，代表越来越变为小包工制下的把头，进而变为包工柜头头。在他们手下，一般也配备2名大把头，2至4名小把头，还有掘进、采煤、搬运等把头。日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来淄川煤矿调查时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失去了团体代表的性质，代表本身成为一个包工者”，“成为代表个人的包工”。这时所谓代表与包工者（包柜头头）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完全一样了。
  1935年5月，淄川煤矿最大的北大井发生了透水事件，全井淹废。鲁大公司急忙在洪山附近相继开凿了车家庄一、二、三坑，杨家庄一、二、三坑，沈家庄一、二、三坑等19个小井，都在这一年度出煤，达到日产2，000吨。为了开采这19个小井，淄川煤矿增添了大量外工。为了招雇和管理这些外工，他们全部恢复了包工制（包工柜）。代表制与包工制本质上虽是一样，但在公司看来和包柜个人直接打交道比与代表打交道简便，不受工人的“干涉”，易于控制；这些包工人更乐意以个人的名义包工，这样他也摆脱了工人的直接“干预”，权利全由自己支配。这时，旧井的代表名称虽然保持不变，实际上和新井的包工柜一样，请看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淄川煤矿包工柜简表（本表根据淄博矿务局展览馆有关矿史资料编制）：
  上表29个井口被25个包柜所承包，其中原为代表者9人，包井13口。
  从包工制到代表制，又恢复到包工制，这个演变过程说明了包工制是最适合日本资本家在淄川煤矿剥削统治广大外工的制度。
  （三）抗日战争时期包工柜空前发展
  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淄博地区。为了把淄博煤矿变为它的殖民地企业，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利用山东矿业、山东煤矿产销公司，极力强化鲁大公司淄川煤矿（后改为淄川炭矿）的生产和掠夺能力，把博东煤矿收买为独营，改为山东矿业黑山采炭所；把悦升（民营煤矿）改为中日合办；以合办收买等名义吞并五大煤矿（利大、东大、福大、博大和兴大，均为民营煤矿），改为山东矿业山头采炭所；迫诱博山其他民营煤矿参加山东煤矿产销公司，以控制其产销。8年来，淄博地区共生产煤炭1913.7808万吨，最高年产量为400多万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矿工增至3万余人，其中淄川煤炭矿、黑山采炭所、五大煤矿、悦升煤矿共有矿工约2.5万余人，其中外工约有2.2万多人。那时外工实行大班制（一日一夜24小时），每个外工一般一月干12个大班。
  日本资本家为了完成其“煤炭事业报国”的任务，为了榨取大量利润，都必须继续采用包工制度；特别是矿区漫长，小井分散，又处于我游击区边缘，他们深感“安全”是个大问题，因而，更迫切需要利用包工柜来统治广大外工。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淄川炭矿包工柜空前发展起来，黑山、悦升、“五大”亦广泛采用了包工制度，淄博矿区包工柜的发展达到顶峰。1941年初，淄川煤炭有包工柜36个，悦升17个（包柜人21个），黑山5个，共58个包工柜，62个包柜人，加上“五大”的包工柜，还要超过此数。
  博山民营煤矿皆设“大头役”，掌管整个矿区的施工、开采。大头役下设各类小把头（又叫“半份”）。此时虽没有出现包工柜，但亦深受包工制的影响。
  以上充分说明包工制已在淄博矿区普遍推行。这时期包工柜的发展主要还表现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从包工契约来看，包工的范围扩大了。淄川炭矿，除采煤作业进行承包外，“至于电车搬运、洗选煤及其附属作业、货车装卸、手推货车、手选、煤车修理也分别订有包工契约”。淄川采煤包工契约共11条，包工内容比前期完备多了，契约书附表《甲所负担的资材及工资表》更为详备。甲方（矿方）对乙方（包柜人）的控制比前亦有所发展。该契约第七条规定：在乙方不履行义务时，甲方没收保证金，对此乙方不得提出异议。第八条：乙不得到甲的承认，有关本契约的一切权力义务不得转让他方。第九条：本契约的解除及至变更，应完全由甲方决定。第十条：乙意欲解除本契约时，应以一个月的预告，向甲方申报。第十一条：有关本契约涉及的作业损害第三者时，应全部由乙处理。（日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淄博地区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1941年7月。
  其次，包工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组织管理更严密了。以淄川炭矿总柜李德水为例。七七事变后，他投靠日帝，勾结淄川炭矿日本主要负责人，贿赂淄川炭矿有关管理人员，依靠日伪社会反动势力，至1944年，他前后包了沈马一坑，山一、二坑，洪一、二、三坑等6个井口，招雇工人最多时达1000余人。他的总柜设有大把头、账房先生和跑外、联络等管理人员14人，另有炊事、保管等勤杂人员。这些人员中最有权势的是大把头，他们是李德水的主要助手和亲信。各井口又设有一套组织，有大把头、小把头（井上下10余人），账房、库房各2人，看场、炊事、勤杂各数人。李德水包工柜共有大小把头和其他管理人员近百人（直接归他开工资者数十人）。李德水就利用这些机构和大小把头，层层统治着这千余外工。李德水的大包工柜与前期大包工柜相比，不仅规模大多了，组织机构也更大、更严密了，从而统治工人的能量也随之增大了。大包工柜的出现，还标志着淄博煤矿的包工制由散包向整包发展的趋势。所以有这个发展趋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资本家认为“散包”使他们从经济、政治方面控制这么多的包工柜既不容易，也十分费事，“整包”之后就比较容易控制他们了。二是大吞小，强并弱，这是包工制本身竞争的规律。以上二点，第一点又起主导作用。
  最后，包柜人的成份比前复杂了，一部分包柜人政治上更加反动。这一时期有的包柜人出身于伪军官、伪村长，或本人就是地主，也有一部分就是黄色工会的领导骨干。如李文成，原在淄川煤矿跟日人当“保役”，得到日人的赏识，提为机械房先生，后参加淄博矿业黄色工会，任理事。1931年，被国民党选为国大代表，又任国民党矿区区分部委员，极为反动。这时他包了淄川炭矿车家庄六坑。又如刘明月，东平县人，初在淄川煤矿开铆工，后与李文成一起干了淄博矿区黄色工会的理事，日资本家特允许他在淄川煤矿几个小煤井的包柜里面吃干股（什么不管，挂个名到时候分利润），他还勾结国民党当上了洪山镇的镇长。七七事变后，日本资本家叫刘明月干了检炭系的包柜，并叫他承包了电车北路运输线，成为一个权势很大的包柜。李文成、刘明月勾结日“剿共”队、产销队迫害矿工，作恶多端。淄川煤矿最大包柜李德水的罪行更为严重。1938年2月，日军制造了淄川河东村惨案，杀死村民275人，其中有矿工家属100多人，烧毁房屋2，600多间。这次惨案的向导就是李德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博山出现了国民党与我方“三出四进（淄川）”、“四出五进（博山）”的拉锯的局面，矿区生产有时停顿，极不稳定。包工制度继续存在，有一部分大包柜走上了更加反动的道路，有4人直接担任了国民党的乡长、还乡团长、保长，镇压矿工，残害人民；有14人站在其地主立场上直接统治剥削工农，或公开迫害工农，敌视人民政府。1948年3月，淄博正式解放，包工柜被废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包工柜头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从以上包工柜发展的简要情况来看，德、日帝国主义及外国资本家积极扶持和推行包工制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只有通过包工制才能统治广大外工从而达到增产的要求；同时只有在增产的基础上，才能剥削大量的剩余价值。德华公司1913年从淄川煤矿获纯利约达84万马克，鲁大公司1932年从淄川煤矿获利达52万元。其次，从政治方面来看，由于有些包工柜头子对外工有较大的控制能力，他们不仅平时监视工人的活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到了战时，或非常时期，他们大部分亦听从主子的指使，直接破坏和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从封建包工头来看，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最大的好处是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那里分割一部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如前所述，曾为日本守备队抬伤兵“有功”而在淄川煤矿当包柜的姜万魁，他包马柜，一年可得纯利46，800元，在洪山镇、淄川城购置了60多间房屋，开设了“和平公司”粮行。又如李德水，抗日战争7年间在淄川矿包柜，每年除开支外可得纯利8万元，他先后在淄川、济南购买房屋9处100多间，在淄川买地60余亩，并在济南开了煤栈和油坊，发展成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又如张羡五，他在黑山采炭所包柜数年，获利甚巨，大肆挥霍后，又在博山、青岛购置房子40余间，在青岛开酱园一处，成为富商。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从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需要扶持、勾结和利用包柜头；而包柜头为了分取利润，统治外工，又需要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正因为他们在压榨外工方面存在着利益上的一致，所以两者才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当然两者之间亦有矛盾和斗争，但这是次要的）。这就是包工制在淄博矿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原因。
  包工柜的发展，还由于他们勾结黄色工会、军警宪政特、安清道义会（即青帮）等社会反动势力，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前所述，淄川煤矿包柜李文成、刘明月都是黄色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李文成还是伪国大代表，国民党骨干分子。刘明月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直接任了淄川矿区产销队大队长，统治镇压工人，他还是洪山安清道会的头头之一。李德水是洪山地区安清道义会的头头，他搜罗洪山“剿共”队长、淄川伪警备队长等反动军警负责人做他的门徒，并依靠这些反动势力镇压和控制工人。黑山采炭所大包柜张羡五，吸收日伪警备队长参加包柜，并勾结八陡镇长、保长当半分，替他们招工人，每天伪保长、自卫团挨门催人逼班。
  这些社会反动势力亦乐意支持包工柜，因为他们能从包柜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剿共”队长孙伏武供认说：“我及‘剿共’队虽然是（日）宪兵队领导，而实际得到的金钱和物资，而是从宪兵队得的少，从代表方面得的多”。
  包工柜就是这样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再依靠他的大小把头，用打骂、勾工等超经济强制的办法逼迫外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从而残酷剥削外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二、包柜剥削外工的主要手段和外工苦难生活的加深
  （一）包柜剥削外工的主要手段
  从淄博矿区包工柜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柜剥削外工的手段主要有下列这些：
  1.从包价中攫取利润
  德营时期淄川煤矿每采1.25吨煤，包工单价是6角7分，减去外工实得工资4角2分，再减去工具消耗7分，余剩1角8分，这就是包柜每天以每1.25吨采煤中所榨取的利润。1906年至1914年淄川煤矿共产煤186万吨，平均每年产煤20.66万吨，包柜每年从中剥削利润为371.88万元。1941年4月，鲁大公司淄川炭矿采煤包工单价平均每吨2元6角至3元2角，工人采一吨煤只给1元4角，采煤每吨包工单价折中计算为2元9角，减去每吨工人工资1元4角，再减去包柜工具费和其他杂支每吨2角8分下余1元2角2分，就是包柜从每吨煤中榨取的利润。1941年淄川炭矿共产煤130.2265万吨，乘以1元2角2分，共166.1963万元，这是淄川炭矿包柜这一年以采煤包价中剥削工人的利润。
  2.克扣工资
  克扣工资的手段主要有下列几种：
  “扣坐班”。“坐班”就是工人月底走账后多干的班。例如每月月底走账，到下月5日开钱，这样每人有五个坐班。工人常因这个井条件不好或其他原因，转到别的井上去干工，一走这五个坐班的钱，就被包柜扣下自肥。
  “抽头”工人采10筐煤，把头只按8筐计算，那2筐以“抽头”的办法被包柜剥削去了。
  “抹尾”。淄川煤矿德营及日营前期包柜从公司领到包工单价是银元，但当他给外工工资时，以银元折合铜元或制钱发给，有时只发给整数（如一块银元应折合两吊二，只发两吊）那个余数就被抹掉，这叫做“抹尾”。
  “差落工资”，“提高定额”。这是包柜剥削外工常用的手段，特别是在夏收、秋收之后，或灾荒年农村剩余劳力多，很多农民想到矿上干工挣几个钱，包柜掌握了这个特点，就乘机百般刁难工人，从中剥削，原定为一个大班2元钱，他就降为1元8角，一个工人一个大班就被剥削2角。有时随便提高工作定额，如原定一个大班拉煤100筐，他就随便提高为120筐，那20筐应得的工资就被包柜剥削去了。
  3.侵吞工人应得的奖金、抚恤金、配给品等
  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了诱骗工人多出煤，曾规定有奖励金。如1940年11月，山东矿业规定出炭奖金是一吨2角钱左右。这些奖金多半被包柜、把头贪污了。鲁大公司淄川煤矿初规定一个工人的抚恤金500元钱，后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增加到320元，到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贬值数倍，但是就这么点以生命换来的钱，包柜、把头也常侵吞一部分。悦升煤矿有个外工因冒顶砸死了，抚恤金被包柜克扣了一部分，家属找包柜要钱，他说：“你们死了人，我们得弄壶酒钱。”
  抗日战争时期，日帝统治的煤矿为引诱矿工多出煤，各炭矿按包柜上报外工出勤的人数配给胶鞋、粮食、烟、火柴、布匹等物，包柜大部是多领少发，或者领而不发，私自吞并。如淄川炭矿洪山六坑，公司从1939年就开始每人发放一双鞋，但包柜向公司多报一倍的人数，每班300人却报了600人，6年内共领3600双，但这6年内，包柜只发给每人一双；：公司对每人一年发3尺布，包柜以上虚报数共领10，800尺，但在6年内他只发给工人一次1尺布共300尺，下余10，500尺按布价卖掉，钱装到自己腰包。
  4.以“虚报人工”进行剥削
  包柜虚报人工可以给公司造成一个包柜雇工多、收入少的假象，以便保持现有单价，别使其再降落。当然虚报人工是包柜与公司榨取剩余价值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不是捞取公司钱财，遭到剥削的仍然是外工。如一个井一班下500个人，他报600个人，这500个人必须完成600人的劳动定额。日本掠夺时期，在淄川炭矿虚报人工一般比例是25％，少者20％，多者30％以上。通过虚报人工，包柜还可多领取公司发给外工的奖金以及粮食、胶鞋、布、袜子等配给品，从中发财。
  5.从发粮中进行克扣盘剥
  七七事变前，淄博矿工都是实行货币工资，但七七事变后至1942年，是货币、实物工资并行，以货币工资为主，1942年以后，则以实物工资为主了，这与物价飞涨有直接关系。所谓实物工资就是粮食工资。1943年，山东大旱，外工工资更低，一个大班，包柜只给3斤粮食，包柜即在发粮中进行盘剥。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几种：首先是好粮换成孬粮，发给工人。淄川炭矿一个姓蒲的包柜将公司发给的大米、面粉、高粱等全部扣下自肥，发给工人糁子面、豆饼、花生饼、霉烂的高粱、玉米等。其次是克扣粮食，发粮一斤只给14两（一斤16两），从中扣去工人2两粮食。再是粮食掺土、掺水。包柜张羡五在发给外工的谷子里，一斤掺上三四两沙土。
  6.以“拉神炭”进行剥削
  在黑山等地区，包柜、把头还利用封建迷信，逼迫工人“拉神炭”。主要有下列几种：每年一进入旧历腊月，包柜、把头就欺骗工人点灯敬神，求神保佑，下窑安全，强逼工人每天多拉一至五筐炭，从中剥削，这叫“拉灯油炭”。每年旧历的三月三日、六月六日和九月九日为“黑山爷爷”（黑山庙里的窑神）的香火大会，当地包柜、把头即勾结日伪镇长以给窑神上贡为名，令工人拉炭，多少由他们定，这叫拉“上贡炭”。在香火大会上常常唱大戏，唱戏所花的钱，亦要工人拉炭出钱，这叫“拉唱戏炭”。
  7.放高利贷，经营商业进行剥削
  工人工资很低，家庭困难，包柜又常拖欠工资，工人不得不向包柜借钱。七七事变前，淄川煤矿工人向包柜借一吊钱（50个铜元）得先扣下3个铜元作为利钱，待发薪时又得还足钱，这一扣一还，月利息就达12％，实际上工人借钱多半不到一个月，就是借钱数天，发工资时照样扣留3个铜元，这叫“票子钱”。到了春节前夕，有的外工没有钱过年，包柜就乘机送些肉、白菜、爆竹等过节物品，一份价值数元钱不等，收下以后，下一年就得整年在他那里干活，“就象卖给他们一样”，这就叫“年支工”。有的包柜和粮商勾结起来，工人借粮，柜上开条子去领，开钱时按高价扣钱从中剥削工人。
  包柜以商业剥削工人的手法主要是从粮食方面打主意，把克扣外工的粮食和粮贱时收购的粮食囤积起来，到冬、春粮食昂贵时赊给工人，工人发工资时按高价扣回，从中获利。把生粮加工成熟粮卖给工人，从中剥削。有的包柜“勾结敌人在煤矿上开饭店，买的粮5角钱一斤，做成棒子高粱饼子卖1元一斤”。还有“派爆竹钱”，春节来临，每个工人硬派一盘爆竹，不要不行，钱从工资中扣除。
  8.任意勾工，扣罚工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英国“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利害的”，监工“高兴罚就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0页）。在我国解放前的旧煤矿也是这样，淄博矿区尤为严重。包柜、把头任意勾工，扣罚外工的手段很多，最常见的有下列几种：“付半工”，工人干一天活，包柜以种种所谓理由找工人的毛病，只发半天的工资；“半路丢差，分文不给”，就是工人下井干活，中途有病，或被砸伤，不能干了，这天不管病伤前干了多少活，都不给工钱；“泼筐”，就是包柜、把头借口拉筐不满，就令“泼筐”（意思就是这筐炭泼掉不算数了），工人只得另拉。黑山煤矿有位姓岳的退休工人讲，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矿业山头采炭所一个井上拉筐，“一班拉70筐，泼了7筐”。就是说，被扣罚了一班工资的1/10。
  9.强迫工人送礼
  包工柜的老婆生孩子，姑娘出嫁，儿娶媳妇，老太爷生日，有的包柜也强迫工人出钱“贺喜”，这叫“人情钱”。抗日战争前，淄川煤矿大包工柜王××的老婆生了孩子，每个工人在开支时扣两角钱，帐房说：“王柜头的老婆生了儿贺喜吗”。
  10.其他剥削手段
  常见的有：“多拉少估”，张羡五包柜时是拉到车路上装车，经常到点装不上车，半份就给估堆，一般八车偏（少估）一车；“加大筐，按小筐算”，有时包柜与编筐的勾结，把筐多加儿行条子（已变为大筐），但是仍按小筐算。
  （二）外工苦难生活的加深
  包柜头子及其大、小把头对外工的剥削真是敲骨吸髓，毒辣凶狠。因此包工制的发展，必然使广大外工的生活更加贫困化，劳动条件更为恶劣。
  七七事变前，淄博外工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七七事变后，随着被剥削程度的加深，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物价飞涨，工资增加甚少），工人生活降到生存条件以下，大部分工人家中缺粮少吃，只好以“三糠”（谷糠、麦糠、高粱壳），“三叶”（榆叶、槐叶、柳叶）充饥。穿的更谈不上了，有的井上井下一身衣，有的全家共盖一条被，有的衣不蔽体。不少工人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夏不能挡雨，冬不能挡雪，也有的流落街头，没有住处。
  不少外工被生活所迫，不得不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淄川大奎二村矿工逃荒要饭的49户，占该村矿工总户数的32％；卖儿卖女的22户，占该村矿工总数的15％。
  由于井下生产缺乏安全保护设施，再加包柜、把头不管工人死活，一再追加煤的产量，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据统计，1915年至1945年淄博煤矿仅透水死亡的矿工即达1818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外工。1939年至1945年透水淹死705人，这7年淄博共产煤1，885万吨，每万吨煤透水死亡达0.37人。1935年5月13日，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北大井发生了一次最大的透水事件，淹死矿工536人，震惊中外。
  [=此处为表格=]
  因事故造成轻伤的工人那就多了。据日本官方公布，1936、1939和1940年淄川炭矿轻重伤矿工如下表：
  从上表看出，1940年重伤人数为1936年重伤人数的2.62倍，这是日帝资本家和包柜采取“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37—538页）。
  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外工，也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普遍患有矽肺、哮喘和关节炎等职业病。其中尤以矽肺病患者最多。不少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被赶出矿，终被折磨致死。那时淄博煤矿外工早衰早亡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人刚过45岁就因丧失劳动能力而被赶出矿外，有的被折磨致死。
  伤亡病残给矿工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灾难。洪山煤矿一位干部回忆他家庭的遭遇时说：解放前，他一家7口人，爷爷、父亲、叔父都下井当工人。父亲积劳成疾被资本家、把头赶出矿外，不久含恨而死，死时才29岁。爷爷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后来叔父又因井下事故身亡。婶母、母亲为生活所迫，忍痛改嫁。他11岁就被逼下井拉煤养活奶奶，一家7口人只剩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淄博煤矿的包工制度是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一手扶持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们从扶植发展包工柜中收到了很大的好处，经济上掠夺大量的煤炭，榨取高额利润；政治上达到“以工人统治工人”，“以华人统治华人”的目的。
  包工制是外工与资本家之间插入的一个中间剥削制度，包工柜是它的高级组织形式，这就加重了外工的剥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灾难更为深重。
  1948年3月，淄博矿区解放，这个残酷统治剥削工人的包工柜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