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有幸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一群为寻求救国的真理而到友好邻邦苏联的青年学生，思想纯朴，热情奔放，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如今，60年过去，追忆昔日，一幕幕往事仍如在眼前，令人不胜感慨。
  1924年我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临毕业的时候，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二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组织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决定我作为山东妇女代表出席这次大会。那时北洋军阀督鲁，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我父亲王翔千由济南去青州我叔父处暂避，我也提前到了上海，等候去广州开会。在沪期间，跟随向警予同志到上海市外各工人区做妇女工作，还在共青团中央和上海市委工作过一段，所以有幸见到任弼时、挥代英、张秋人、贺昌等革命前辈。当时，关向应、瞿景白也在上海团市委工作，关向应被派往山东工作时我也在场。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延期，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于对十月革命故乡的无限敬仰，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与王茂坚、王甡林、王仲裕、王哲、刘子班、夏云沛、庄东晓等10多名山东学员在上海汇合（其中女的只有我和庄东晓二人）。11月初，我们秘密登上一艘苏联货轮，记得在船上过了十月革命节，经过一周多的风浪颠簸，到达海参崴。同去的约100余人，有蔡和森夫妇、李立三夫妇，他们是去参加国际会议的；学员中有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夫妇、王稼祥和傅学文等。住了几天后，便搭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十月革命以后不久的苏联，当时经济困难，物质条件极差，社会秩序也不太好，火车是烧木柴的，速度很慢。时值初冬，大雪纷飞，车上没有暖气，我们中国学生坐的那节车厢，日夜有人轮流值班站岗。尽管旅途生活很艰苦，但大家都满腔热情，并不觉得怎么苦，火车走了半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座落在莫斯科河西岸的沃尔洪卡大街上，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四层楼房，与皇家大教堂只有一路之隔；这座教堂是世界闻名的大教堂之一，是俄国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地方。克里姆林宫与学校隔河相望，入夜宫内钟楼塔尖上的巨大红星熠熠闪光。这所大学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建的，它比专门接受共产党员的东方大学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要优厚得多，是苏联人民热情支援中国革命的无私表现。
  我入校时，在校学生有300人左右，后来发展到500多人。我们去的这一批是第二期。学生中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也有进步青年。他们中有张闻天、刘伯坚、左权、朱瑞、屈武、李培之等。一些国民党要人也把自己的子女、亲朋、秘书送来学习。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儿于楞，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汪精卫的亲属陈春圃等。黄埔同学会的青年军人李秉中、康泽、邓文仪等也来到这里。后来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如傅钟、邓小平、任卓宣等也从法国前来。1926年暑假过后，我和邓小平编在一个班里，那时他20刚出头，性情爽朗，爱说爱笑，很富有组织才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过多久，大概在阳历年前后，他和肖鸣、李宪仲等几个同学，就被派到冯玉祥那里去工作了，任卓宣后来叛党，改名为叶青，成了国民党的反共专家。
  学校的校长拉狄克，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副校长米佛，是一个十月革命后某学校毕业的青年，由于他对研究中国革命很下功失，后来在第三国际东方部专搞中国革命运动。就是他把王明一伙扶上了领导岗位，在党中央掌权四年之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我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山大学的教师中，有老布尔什维克，也有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外国的革命领袖，因在国内不能存身，暂时居留苏联，也来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西方史教员瓦克思，他是老联共党员，虽已经六七十岁，背也驼了，但精力充沛，刻苦好学。他会九国文字，还热心学习中文，有机会就让中国同志教他，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竟然能听懂翻译替他翻的功课。我亲眼见他一次用英语讲西方史课，沈泽民给他当翻译，有一句话译意不确，他当即察觉到并进行了纠正。
  我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即联共（布）党史）、东方革命史（主要是印度）、西方革命史、中国问题，还有俄文、军事学和苏维埃建设等，共有10多门课程。苏维埃建设这门课主要是现场参观。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有工厂，监狱，大型水电站（如当时正在兴建中的沃尔豪夫水电站）。寒假期间，我们还专程去列宁格勒，在那里参观了沙皇的冬宫和发出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的呵芙乐尔号巡洋舰，还看了涅瓦河中的一个小岛，上有沙皇囚禁革命者的一座堡垒式建筑物。有一次参观沙皇的夏宫。见四周栏杆上面雕刻的小狗图案颇象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模样，经导游介绍，才知是工匠们精心设计、安排的。
  学校里设有俱乐部，每周都演出节目，节假日更不用说，有时是和东方大学联合举办，两校学生同台演出。所有节目都富有思想性，看后使人很受教育。例如曾放映过一个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刺的电影，这个电影反映了因资产阶级的动摇招致了革命的失败。聚集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向发动政变的军官们鼓动，而那些军官反倒犹豫不决起来，结果招致失败。军官的首领雷列耶夫，失败后被囚在涅瓦河的小岛上，他新婚的妻子买通看守的士兵，夜间去给他送东西，岂不知万恶的沙皇在这之前已经把他杀害了。
  记得有一次晚会，是在教务处的小礼堂开的，台上宣布由拉狄克校长讲课，果然上了一个同拉狄克一模一样的人，他先讲了一段课，然后就开起玩笑来。他说我们学生中有百分之几十是男的，百分之几十是女的……大家一听不由得奇怪起来。这时讲话的人亮了相，原来是蒋经国这个小淘气在演节目呢！对这个小同学的滑稽而有趣的表演，大家都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苏联有关方面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26年暑假时，学校除把几个有病的学生送到南俄黑海之滨疗养外，其余的学生全部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休养所去避暑。别墅座落在一个大森林中，一座座木头建筑的小洋房，式样别致，装潢精美，有阳台和壁炉。附近还有潺潺的溪流，广阔的草地。夏季的莫斯科市郊，气候宜人，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置身于这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抑。一天到晚，大家或散步，或跳舞，或打球，或游泳，尽情地欢娱。活动累了就坐下来读读报，唱唱歌。有时还和在这里休养的工人和附近农庄的青年举行球赛，俱乐部里天天有文艺节目和电影。偶而也到附近集体农庄去参观。有一次参观一个农庄时，一个叫王长熙的同学惹恼了蜜蜂，它们群起攻来，大家急忙退避，这情景后来被画到了墙报上，大家见了都不觉大笑起来。休养所的生活也安排得相当好，每日四餐，牛奶、咖啡、鸡蛋、方糖基本上满足供应，午晚两顿正餐还有鱼肉。经过两个月的休养，同学们的体重普遍增加了，体质增强了。记得休养期间，学生党支部进行了改组整顿，把少数不安心学习和反共的学生送回国内。学校还重新调整了班次，我和湖北女生杜林分在二年级第七班，同班的还有傅钟、左权等，直到1927年夏季毕业。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我们参加了苏联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五一”劳动节，我们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在红场上举行的盛大群众游行。在联共十四次、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学校也派出学生代表，以来宾身份列席了这些大会。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引起了莫斯科群众的倾城狂欢，直到深夜。晚上，许多机关团体邀请我们中国同志去参加了他们的庆祝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友好的苏联人民和我们一起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暴行。这时苏联共产党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时刻，在广大苏联人民的支持下，托派反党分子原形毕露，他们的谬论失去了市场。尽管中大校长拉狄克成了托派，把斗争带到学校中来，利用讲课的机会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始终坚定地站在联共党的一边，并未因托派的反动言论而动摇。
  在我们即将毕业回国的前夕，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曾亲临学校给同学们作了报告，记得他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当时托洛茨基曾散布“中国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中国革命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斯大林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讲的大体意思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他们固然有剥削人民的一面，但也有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一面，所以他们有两重性，既有革命的要求，又害怕革命，表现出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能把他们当成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也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应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讲话雄辩有力，深刻生动，听后心胸豁达，茅塞顿开，使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时年已七旬的国际妇女运动著名领袖蔡特金也给我们讲过话，她纵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问题，她的讲演使我们深受教育。
  1927年6月初，我们学业告成，启程回国。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北方，在这种不利的政治形势下，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因为正常的交通渠道被阻断，只好绕道经过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辖地，目标是先抵武汉。我们第一批回国学生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乘火车到达贝加尔湖畔的乌兰乌德，越过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恰克图和买卖城，然后同后两批学生在乌兰巴托会齐，由马骏同志带领。我们急匆匆地准备了些应用物品，雇了两辆汽车，沿着大沙漠中一条人迹罕至的偏僻小道出发了，坐了段汽车，又骑了八天骆驼，来到沙漠南边沿的一个叫“夏拉寨”的地方，那里有中国商贩的两个蒙古包。从这里又换了骆驼，绕着贺兰山走了四天，到达宁夏银川宋哲元的司令部。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对待我们不错，吃住都在他的司令部里，他一再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负责把你们送交总司令（指冯玉祥），但你们不要自由行动，以免引起不便。过了几天，冯玉祥来了指示，我们又乘车离开宁夏，向西安前进。
  在西安，我们见到了冯玉祥，他招待我们吃了一次饭，并对我们说：武汉叫把你们送去，南京方面也叫把你们送去，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当时，宁汉合流，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又听说有几位国民党的女同学向冯玉祥告了密。所以我们大家都惴惴不安，只好做最坏的准备。领队马骏给每人发了20元银洋，还嘱咐我们说，如果冯玉祥翻了脸，查问谁是共产党员时，就有一人出来承认，准备坐牢，以便掩护其他党员同志。有一天，冯玉祥把我们集合起来，派一个姓葛的副官把我们押上火车。马骏问葛副官：“是把我们往武汉政府送吗？”他说：“长官交代我送你们到了武汉，下了火车，就不管了，听你们自便。”我们到武汉那天，正好10月10日，就在前一天，当年春天与邓小平等一起回国的李宪仲同志，便被武汉政府枪杀了。我们还在去武汉的火车上，就已分了小组，指定了组长，一下火车就溜进了租界，我和马骏分在一个小组。马骏出去与中央取得联系，接头的人来到旅馆，竟是邓小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化整为零，分成几帮。我随马骏到了上海，经周恩来同志接见。被分配到广州，因错过了接头日期，在同学黄甘霖家住了两个多月，刚刚接上头的那天夜里，广州暴动发生了。暴动失败后，中央派来的交通员要把我们带到香港。坐在人力车上，看见满街警察带着白袖箍，跨街的横幅上写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叫一个共产党员漏网”的白字标语。我们未敢久留，很快又回到上海。接着又被派往安徽。1928年1月28日，我在交通站被国民党逮捕了。押解到安庆，经特种法庭判处二年半徒刑，直到1930年夏天保释出狱。1931年春党组织派我到东北，从此便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两年的学习生活。确实受益非浅，它使我懂得了科学社会主义，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我一生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