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8年3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将一批与党保持密切联系的进步青年学生派到万毅同志所在的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三三四旅六六七团去做友军统战工作。这批学生是抗战后从青岛、高密、诸城等地流亡到徐州的，当时有80余人。
  六六七团当时在山东日照和日军的别动队刘桂棠伪军作战。为了发动战区群众支持抗战，一一二师地下党工委分工由我兼管这方面的工作。后来部队转移到江苏，高树勋的新编第六师接替了一一二师的日照防务，并委派赵丹坡为县长。这位县长上任之后，当地反动分子挑拨说我们的工作员王国栋宣传共产。赵当即将王国栋和日照县动员委员会会长王健一逮捕拷打，王健一被打致死，王国栋也被打伤。
  日照县的群众派人来向我们反映了这一情况。万毅同志当即报告师长霍守义。霍说：“你让那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和我详细谈谈。”万毅同志回来报告了师工委。工委决定让我去汇报。我拿了万团长的信去面见霍师长。
  一一二师师部驻在江苏海州城内。我来到霍的办公室。霍看了介绍信，客气地让我坐下，仔细倾听完我汇报。他说：“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山东莒县找高树勋师长，请他放人。”霍身材高大，态度温和端庄，对人很谦逊，是个深思熟虑又办事果断的人。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我来到高树勋师师部。师参谋处接待了我并报告了高师长。
  当天高树勋就接见了我。我向他讲明来意，转交了霍守义的亲笔信。高看后连声道歉：“对不起，误会，误会！这是我们马副师长处理不当，误抓了友军的人，我这就通知他们放人。”晚上又摆了一桌酒席款待我。高树勋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东北军和西北军由于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所以补给自然不如中央军。但东北军比西北军底子厚些。当时高向我提出，请霍守义接济他一些弹药，我表示回去转达。高觉得话很投机，频频举杯，并向我讲了山东地区友军的一些情况，我当时是以东北军代表的面目出现，只能聆听，不便表示其他意见。
  次日，我从莒县返回海州向霍守义汇报。霍对我此行感到满意，又细问了我本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家是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时，就征求我是否愿意留在师参谋处工作。我说：“请让我考虑考虑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的工作需待师工委决定。
  师工委讨论后，同意我去师部，以便开展那里的上层工作，于是我又来到霍的办公室。
  霍说：“你先到参谋处谍报课，那里有个年轻的上尉参谋霍伯英，是军校十一期毕业生，我想你一定会和他处得来。”果然，霍伯英是一个热情的东北青年，一听说是师长派我来的，便要求和我住在一起，态度十分友好。他带我去见了参谋处长王树军，王也表示欢迎。他说：“我以前在一一一师，那里也有个大学生叫王维平（按：中共一一一师工委委员），是常恩多师长的秘书，他和我处得很好，我想我们也一定会处得很好。我嘱咐小伙房，你就和我们一块用饭吧。”我在谍报课没有具体工作。慢慢我体会到，大概这就叫“食客”吧，我想起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蓄而不用，一旦需要，鸡鸣狗盗之徒也能派上用场，但平常亦有一些用处不大的人因照顾不周而大发牢骚。现在我的处境却比他们强，餐餐不缺鱼肉。
  到了晚上，霍师长忙完一天公务，闲着没事，就请我去聊天。我那时刚过20岁，初出茅庐，谁也不怀疑我的政治背景，包括国民党的政训处长，见面都满客气。
  青年人求知欲总是很强的。我借晋见霍师长的机会，向他请教许多问题。赶上话头，我什么都问。他年纪超过我一倍有余，在我面前是位长者，自然也乐于回答。
  我首先要了解我周围的政治环境。当时，师政训处长李其实，因追求一位有了男朋友的女宣传员引起舆论不满。参谋处长王树军为这一对青年主持婚事，挫败了李的企图。我就此事询问李的情况。霍说：“李是湖南人，黄埔六期生，早年也革过命，吃过苦，现在革命成功了讲享受了。”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
  我顺便请他谈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他话匣子一开，就从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讲起。他讲了当年设立政治委员的背景。他说：“你要了解军队（当然指的国民党军）政治工作，我这里有几本书，你可以拿回去看。”记得其中一本是贺衷寒写的《政治工作论文集》。“当然”，他说，“现在的政训员，对部队实际不起什么作用。”这次谈话，我将全部内容向师工委写过报告，这对我开展下层政治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以万毅团为基点，创办了团的油印小报《火线下》，成立团宣传队，在各个营、连及机关设置宣传鼓动员，团部成立了民运工作组等等。这一系列组织措施，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部队的纪律，活跃部队文娱生活很有帮助，曾使得全师各团群起仿效，纷纷向万团长要人，使我政治工作迅速普及全师。
  我有时也请霍讲讲他在鄂豫皖参加剿共内战的故事。他说：“老共（指红军）最擅长布置口袋阵。那里山高林密，伏兵不易被发现。部队一旦进了口袋就出不去了。加上老共士兵年轻人多，勇敢得很，冲锋号一响，前仆后继，势不可当，我们曾多次吃过大亏（指直罗镇等战役）。”
  霍是吉林省警官学校毕业的，后来到了陆军。为弥补自己军事知识的不足，他参加了陆军大学函授班，读过《孙子兵法》。他谈孙子有句话：“‘鸟起者，伏也，。但要想发现老共的埋伏却很难。”他是反共战争的过来人，对反共作战是没有信心的。
  我在参谋处闲呆着，除了师长召见外，没人过问我的事，因此有充分的时间到处活动。1938年夏秋之间，我接触了苏北抗日同盟中的很多同志，许家屯也是那时认识的。同盟的负责人中有很多是失掉关系的老同志，如宋振鼎、李干丞、孙秉球、谢水岩、吴觉等等。我们是地下党，不便解决他们的组织问题。根据师工委书记伍志钢的指示，由我带李干丞和孙秉球二人去山东沂水王庄，介绍他们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请他们处理。与此同时，也代表工委向分局汇报一下我们的近况。
  南下皖北作战时，我得了回归热，弄得身体很虚弱。我找霍师长请示：“我想到山东日照一位同学家休养一段，以恢复体力，请师长允准。”霍说：“你就去吧，从参谋处要辆自行车骑着。”于是我们一行三人由淮阴经涟水、赣榆、日照来到沂水王庄，我向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作了介绍，然后又向统战部长郭子化汇报了工作。之后，住进了王庄附近的一所医院。
  当身体康复后，我回去找部队。走到临沂的青驼寺，遇上师工委书记伍志钢同志派来的交通员，打开他带给我的信一看，原来谣传我参加了八路军，为安全计，伍志钢同志要我留在分局，不必回师了。我接到此信，一夜没有合眼，我反复思考，我这次出来并未碰到一一二师的人，这种传闻，很可能是什么人散布的谣言。根据我对霍的了解，只要我大胆地回去，则一切疑虑都将涣然冰释。而坚持在他身边的这个岗位，对掩护全师党的工作是不能缺少的，更无论在促进改善和八路军的友好关系方面的作用了，因此我毅然回到了师部。
  我先去看了于高翔参谋，他是霍的亲信，和我的关系也不坏。于一看见我颇感吃惊。他说：“传闻你上了八路，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是哪个小子造谣！你也相信？”“那你赶紧去找师座说明情况，他就住在东边不远。”我来到霍的住处，向他讲述了疗养经过和身体恢复的情况，看来霍很高兴我又回到他身边。霍说：“很好。你看部队到鲁南后都换了装，你穿的还是旧军衣呢。我告诉军需处给你量做新军装。另外，你在我身边一直没有个名义。我打算从差占（按：部队编制名额被上级占用叫差占）中拿出钱来给你安个额外书记的名义。”从此人们便不叫我李先生而称我为李书记了。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那时我的身体仍不太好，有时感冒发烧。有次正赶上雨夜行军，霍师长叫警卫员把马让给我骑，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件猞狸皮大衣拿来给我穿上。一路上细雨霏霏，淋了一夜。
  过了两天，霍笑着对我说：“你们年轻人缺少穿皮衣的经验，下雨时要翻过来穿，叫它毛朝外，这样就淋不到皮帮，皮子就不会变硬了。”原来那件贵重的皮衣叫我给糟蹋了。
  1939年夏秋之间，一一二师活动于鲁南费县关阳司一带。那是山区里的一片小平原，阳光明媚，物产丰茂。有一个大村镇叫白彦，由大地主孙鹤龄、孙以耕父子组建的一支伪军盘踞着。他们勾结日寇，鱼肉乡里，民愤很大。霍命令部队袭击白彦，活捉了孙氏父子，经公审后就地正法。六六七团宣传队为此编了一出活报剧《汉奸司令》，就是反映这一情况的。
  八路军一一五师这时也到达费县。派了联络人员到一一二师来取联系，霍亲切接见了他们。
  这年冬天，一一二师移驻鲁南抱犊崮山区，师部长期驻扎在费县的石河、官庄。一一五师师部驻大炉，两个师部相距仅12华里。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派参谋处长王秉璋来看望霍师长。他带来一大批八路军出版的书报、刊物，作为礼品送给了霍师长。两人晤谈甚洽。
  王走后，霍对我说：“王秉璋处长年轻有为，原来他是孙连仲二十六路军的，在宁都参加了红军。他身穿一件长毛红狐大衣，我开玩笑说他：‘你看，你是无产阶级，我可是资产阶级。可我买不起一件你那样的大衣！’”其实，他也不是买的，还不是打仗缴获的。
  霍这番话是有感而发的。那时国民党对非嫡系部队另眼相看，战役后从不给补充新的武器装备不说，官兵的薪饷也得千里迢迢派部队远到安徽阜阳去领。扣除后方安家费用外，军官实得的薪饷很少。为补给、供应等问题，霍多次要我替他修书，分致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政治部长陈诚，发出呼吁，乞求照顾。
  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开始注意对后方的作战。为提高部队对抗战形势的认识以保持士气，霍要我为他撰写了一篇《告部队官兵书》以他的名义印发部队。我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里阐述的思想写了一篇，他觉得很好，即予印发。以后凡是给部队讲话，他都让我执笔。国民党的政训员放出风来，说霍守义成了共产党的传声筒了。他不以为意，又叫我起草了一个训令，要全师普遍学唱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包括随军眷属都会唱八路军编印的歌曲。
  不知道王秉璋带给他的材料有否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个时期我们的话题转到辩证法上来。他说：“冯玉祥在泰山读书，请了专人给他讲辩证法”。当然，霍对辩证法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左，就是走得太快了；右就是走得太慢了。不快不慢为最好。”他很赞赏当时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提法：“既不红，也不蓝，三条路线走中间”。这里的红是指共产党，蓝指国民党。他不赞成共产党的左，也不赞成国民党的右，他要走自己的中间道路。这是符合中国地方实力派的思想实际的。一度到一一二师来当过副师长的唐君尧曾经当着霍的面向我说过：“我在三三一担任旅长时有个书记叫曹建华（按：曹是中共一一一师工委委员），我就对他说，我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你看我们组织个社会党如何？”可见当时他们都是这种思想。虽说如此，他们还得靠国民党发饷。所谓“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因此，他们的正统思想也是很强烈的。哲学上的中庸思想加政治上的正统思想构成了霍的思想体系的核心。这和唯物辩证法毫不相干。但以上这些说明他和共产党固有距离，和国民党也是有距离的，尽管名义上他是国民党一一二师特别党部的主任委员。
  他对东北军和东北流亡人士中的进步人士，如黄显声、车向忱等人抱有好感，当他提到他们时亦无贬辞。对他的下属如万毅、刘杰积极支持，大胆使用。在他领导下，这两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万毅，中共特别党员，西安事变后因王以哲被孙铭九等杀害，缪澂流（五十七军军长）将他扣押，“七·七”事变后复出任团长。保卫南京之战，全团覆没，万只身渡江，霍再次任为团长。后经保卫连云港，袭击合肥机场，宿迁洋河及转进鲁南诸役，屡建战功。缪澂流意欲推万为旅长，但又怕他是共产党，特派亲信唐君尧到霍师任副师长以专门调查此事。国民党政训员交给唐一本《社会发展史》，说万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唐当着霍和我的面亮出此书。我接过该书看了看说：“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八路军山东纵队字样，于万何关？”霍也没有说别的，只说万堂堂一个团长登台演戏，有点那个。这事就算了结。唐回军部复命后，不久军长来了一份电报，霍高兴地告诉我说：“老万要带两个团去了！”
  刘杰，中共特别党员，原为万团营长，后为六六八团中校营长。抗战以来历次战斗均表现积极，作战勇敢，战功卓著。该营到鲁南后，常随师行动，霍视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牌。在一次粉碎日寇进攻师部的图谋后，破格晋升他为团长。
  对当时在全师各旅、团成立的宣传队、服务团（实际都是我地下党领导组建的），占用编制名额，他从无异议。
  国民党当时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颁布限制共党活动办法，三令五申，严饬部队防共、反共。国民党鲁苏战区政治部向一一二师发报，点出有徐向前派入你部共党分子数十人，着查明具报。霍接电后，当即召集参谋长李寓春、政治部主任李醉仙，参谋处长王树军开会研究。王说：“若说抗战后参加我师的青年，李欣就是其中一个。据我们所知，他离开校门不久，一未参加长征，二未到过延安，参加共党从何谈起？李等来时，徐向前尚未到山东，他们和徐向前有何关系？”议论中，别人也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就此作罢。霍本人认为这批学生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有助于鼓舞士气，于部队有益无害。后来军政治部又点名叫几个同志去接受审查，霍没有说过一句对这些同志不利的话。1940年9月，我地下工委根据中央撤销友军内部党的工作的决定，将全部工作人员300余人撤回中共山东分局后，霍还说：“他们全都到老万那里去了！”流露出不胜惋惜之意。
  不久，山西爆发了新旧军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史称“晋西事变”。有天夜里，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派秘密交通员来找我去汇报。谈完情况后，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形势继续逆转，我们可否将所掌握的部队拉出来？”
  “不可以。”罗政委斩钉截铁地回答。他继续说道：“东北军是我们的友军，我们不能拉他的队伍。”此后不久，我和谷牧同志均奉命撤出。
  1940年9月22日，五十七军的另一个师——一一师，为反对军长缪澂流和日寇签订《共同防共协定》爆发了一场被称为“九·二二锄奸运动”的反投降斗争。缪在叛徒韩子嘉的掩护下逃脱了群众的审判。初期霍守义不明真相，误以为是万毅等人闹事，当即将六七二团团长刘杰软禁在师部，但不久就任他跑了。
  缪澂流逃到鲁南，意欲投奔一一二师。此时霍已弄清真相，拒不接纳。
  霍在忠奸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是非是分明的。一次行军，途经一片罂粟花地，他立即停止前进，命令随行的骑兵排，
  挥动所有的马鞭，打得它一株不剩。
  1940年底，一一二师奉命调往苏北以增援那里的韩德勤。我方初曾劝阻霍南下，未允，乃下令沿途部队让路并给予照顾。及抵至新四军第三师防区附近时，黄克诚师长派政治部组织科长沈铁兵前往联络。沈，东北人，霍亲自接见，晤谈竟夕。霍师到后，韩催霍攻占我益村、东沟，霍终未受命。凡对韩的命令能拖则拖，实在拖不过去，则先通知后行动，虚打实避，以掩耳目。当日军向他进攻时，他则向新四军第三师借根据地稍避。以后该师自行移驻阜阳，撤离苏北，以多年坚持敌后亟需整顿为借口，先斩后奏。蒋看他还是一支可望争取的力量，未予深究。
  霍与我方人员接触，尽量避人耳目，既使亲信如参谋长李寓春也不参加。在鲁南晋见过霍的还有一一五师后方政治部主任靳怀刚同志。
  1957年秋，我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有个星期天在玄武湖偶遇多年不见的霍师长。当即随他回到家中，闲话沧桑。谈话间我问他：“假如我当时向你挑明身份，劝你参加八路，是否有此可能？”霍说：“你知道我那时一心想做官，如让我当上山东省主席，我也许会干。”说罢相视一笑。那个期间我供职于外交部，刚卸却驻英国使馆参赞职务回国学习。考虑到我还有出国机会，他诚恳地托咐我，设法给他在台湾的女儿捎个口信，叫她尽量回大陆定居。他说：“政府对我分给她的宁海路那座楼房，至今仍为她保留着呢。”他家里陈设简陋，罐头盒当笔筒。楼下借给了幼儿园，一群呀呀学语的天真儿童为这座楼房凭添了不少生气。他的大公子霍正实当时是人民警察，堪称子承父业，不过服务的对象不同罢了。
  在他故世以后，发现所遗手稿，讲到他曾十次掩护我方在白区的工作人员进入陕北苏区，其中包括国际友人斯诺在内。过去我们相处近二年，他从未提过此事，即今这次见面也无片语涉及。其不自矜伐有如此者。
  兖州攻破后，他没有跟随李玉堂（国民党军第十绥区司令）去徐州，而是主动脱离，投向我军，还挨了特务一枪，可谓险矣。不管走过的道路有多少曲折，但终于站到人民一边，确属难能可贵。霍到解放军后，即蒙上级批准获得参加我军的荣誉，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兖州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