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攻克曲阜以后，全力迫近兖州以东，泗河东岸。当时济南——兖州间，及兖州——临城间的铁路交通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切断，只有勉强维持空中交通。第十绥区司令官李玉堂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其要点是：“固守待援，以收牵制之效，俟南北援军到达后再出战，修复津浦路中段的交通。”我根据李玉堂的指示，对兖州城郊工事，除原存外，命令所部对地下碉堡予以加强，并将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1.第一一一旅附一一二旅三三四团担任城郊阵地的守备；其三三三团主力位置于南门附近，防守南关；以一部守备南面城垣，并以一部据守城外碉堡阵地。
  2.三三一团主力位置于西门附近，防守西路。
  3.三三二团主力位置于北门附近，左与三三一团密切联系，担任从西门以北沿城垣至城东北角的防守，以一部据守城外碉堡阵地。
  4.三三四团位置于东门附近，担任东面城垣的守备；补充团位置于东关，担任泗河西岸既设阵地的守备。
  李玉堂以为城郊既设阵地坚固可靠，四周地形平坦开阔，利守不利攻，同时城内还储存着大量的军粮和弹药，认为只要内部不出毛病，解放军是攻不下来的。他对我说：“蒋先生来电报问，撤换一一一旅孙旅长是否出了问题？”叫我注意。我当时回答他：“孙旅长作战不利（其实他反攻很坚决），不听命令，撤换他与部队没有关系，请你放心。”他点点头。后来又因为军部放了几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被驻东关的宪兵拦截，李来电话问我晓得不晓得，口气十分惊恐。当时我说明这是瓦解对方军心，消其士气，是吸取共产党的办法，对我们是有利的。他很不同意我的做法，以“怕暴露我方防务情况”为借口，坚持不放，而成立了一个“招待处”，派政工人员每天上课讲“三民主义”。从这两件事来看，李玉堂对内部的安全是很担心的。
  我当时的心情，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对自己估计过高。”首先我总认为解放军不会硬拼，对兖州只是牵制，其目的还是攻取济南。这样，兖州的防守只要能顶得住一定时间，就能转危为安。其次，我迷信这个军是自己一手编练起来的，带了十几年，经过考验，能打能走。我还有一种幻想，李玉堂是蒋介石的嫡系，被围在这里，蒋不会坐视不救，基于以上这些想法，故决心固守。
  6月7、8两日，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一部开始对兖州东关补充团泗河阵地作试探性的进攻，兖州飞机场已为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空中交通遂告断绝。泗河线上的战斗是夜里打，白天停，似此停停打打，相持了20多天。补充团凭借泗河，阵地扼守无恙，官兵伤亡也不多。
  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的攻击重点转移到南面，战况渐趋激烈。解放军的爆破班奋不顾身地冲至城郊碉堡阵地，施行爆破，但守军以地形开阔、火力封锁发挥了作用，解放军后续部队很难适合机宜地扩张战果。而李玉堂竟误认为解放军的攻势挫败，士气沮丧、听信他的信奉反动道会门的副官处长的蛊惑，将其平素训练的“刀枪不入的神兵”使用出来。我当时是不同意这种鬼把戏的，可是李很相信，要试试看。军参谋长王树军气愤地说：“让他们送死去”。这样100多人的大刀队出去南门不多远，就被解放军消灭了大半，剩下的狼狈逃回城内。
  解放军虽然尚未展开决定性的攻击，但停停打打已有一个多月，而援军尚未到来。李玉堂和我开始焦虑不安，尽管有5个团以上的兵力，可是据所得情况，解放军的兵力数倍于我，加以伤亡日益增加，医药渐感缺乏，给养也不能维持多久，长期被围，前途堪虑。李玉堂表面上对解放军似不在乎，见面就叫我注意防范内部。我也故作镇静地告诉他：这个军官兵是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部下，我有把握。这时，李竟经常找他的副官处长摆坛扶乩求神问卜，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北面援军不可靠，南面援军不出一个月一定到来。”这显然是从鬼话中得来的安慰。
  7月初，解放军攻击重点转移至西关。西关是防守上的薄弱环节，虽然筑有坚固的阵地，配备炽烈的侧防火力，但在解放军机智灵活，勇敢顽强地攻击下，遂被攻占。扼守该地的三三一团伤亡较重，其他方面大都处于胶着状态，相持不下。而绥区司令部李玉堂就在这战斗正酣的状况下，为其亡母大办丧事，举行遥祭，摆设灵堂，身穿孝服，群官均佩黑纱，在侧陪祭。我回军部后，把所见到的情况向幕僚们作了介绍，大家均认为是不祥之兆。有一天，李的副官处长通知我说：“今天是司令官的诞辰，请去参加祝寿。”当时，我顿感不满，这是什么时候？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其实这正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日暮途穷时的病态心理。
  我为了确保兖州，即以战斗力比较坚强的三三四团布置于西关，全力固守。并令军特务营、骑兵连在西门内构设第二线阵地，奋力挖掘内壕，以备西关被突破后，继续顽抗。到了7月初，西关战斗顿呈剧烈，形成争夺一屋一墙的拉锯状态。每到夜晚，战况更烈。据守西关一带的部队，每到夜晚，即全数进入阵地，多日不得睡眠，疲乏已极。当时伤兵日益增多，部队缺员，战斗力减弱，而医院设备简陋，药品奇缺，对伤病员治疗很差，官兵怨声载道，士气日趋低落。
  7月10日前后，徐州“剿总”鉴于兖州战况危急，但又派不出援兵（黄伯韬部虽曾一度到达邹县附近，因豫东告急，旋即撤去），即以自欺欺人的办法，说什么化学迫击炮威力无比，弹着点周围200米区域内的人无一幸免，打不死也要被震死。兖州城内存有大量的炮弹，是以前驻兖部队遗留的，但没有炮。因此在这垂死的阶段，派飞机空投了一门炮，但是没有人懂得它的性能和射击方法，只有依照附带的说明书去临时操练。当时由军参谋长刘士岭（日本士官炮兵科毕业生）负责教练和指挥试射，结果其效能与普通迫击炮并没有多大差别，又由于操作不熟练发生了故障，从此便被搁置一边。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城垣，炮火已失去效应。
  7月12日晚，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面总攻，炮火之猛，前所未有，据炮兵观察，均是美式榴弹炮。不到几个小时，西关城垣数处被摧毁，出现缺口数处。扼守西关的三三四团伤亡甚重，团长马振铎负重伤。解放军充分利用炮火威力，从城垣缺口冲进城内，该处顷刻间一片混乱。我当时还企图顽抗，急令三三二团弥缝城垣缺口，防止解放军后续部队突入，并令军特务营、骑兵连立即进入第二线阵地，阻遏突入城内的解放军向前扩张；调军补充团撤进城内作军的总预备队，企图挽回颓势，作最后的抵抗。
  7月13日，人民解放军已逐步渗透西关阵地，进入城内，驻在西城的绥区司令部被占领。李玉堂率其僚属匆匆地跑到军部找我，见面后，他掏出了一封信给我看。这封信是李延年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是蒋介石假借李延年之口，对李玉堂作无可奈何的最后指示。大意是：豫东战况不利，不能抽派援军，希利用时机设法突围。李玉堂把信递给我后，就哭起来了。他说战况已难扭转，要我放弃城垣，退到东关，待黄昏后突围北去济南。他作了这样的指示后，即率僚属从东地道下逃到了东关。
  在李玉堂和我会面之前，我正同一一一旅旅长刘书维、副旅长杨毓芳交换意见。他们的意见是战况已不堪收拾，建议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可是我却认为时机已晚，过去解放军曾用炮弹打进来好多传单和信件，用过去的熟人如张学诗、万毅等的口吻，劝我停止抵抗，归顺人民，而我竟错过了机会、顽固到底。现在打到这个地步，无脸见人，因此不肯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我当时也的确无路可走，因此有些犹豫。李玉堂离开了军部以后，我即召集军参谋长和各处长等研究对策，并告知他们说李玉堂已走，我们怎么办？大家哑口无言，独副参谋长刘士岭（曾在济南以东龙山战役被俘，经人民解放军教育宽大释放的）发了言，他说：“我们倒没有什么关系，唯你地位太高，怕不方便。”到此，我下了决心，放弃城垣，转至东关，准备黄昏后突围。
  当日下午，兖州城垣基本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包围圈渐趋紧缩，部队已成混乱状态，有的原地抗拒，有的自由逃奔。我与李玉堂见面时，他说情况紧迫，已不能待到黄昏再走，要我同他立即行动。他的随员已为他备妥便衣，立即化装，向徐州方向逃遁。我见李玉堂带着一群僚属走了，自己盘算，不能跟李玉堂一道逃向徐州，即使侥幸地逃出去，他会把战败的责任诿罪于我。同时我想起在周村、张店战役，逃出去的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结果还是被蒋介石给毙了。因此，决心向济宁方向突围，找自己的部队，认为只要能抓住一点部队，蒋介石将会敷衍我。遂带了一部官兵，由车站向南越过铁桥、转向西南方向突围。午后5时，行到城南一个村庄附近，见到伤亡的官兵遍地皆是，而国民党空军又疯狂地滥炸与扫射，触景伤情，感慨万分！心想这支部队跟随自己多年，今天落得这样的残局，好不凄惨；即便逃出去，又有何脸面与一一二旅的官兵相见呢？而蒋介石能否放过我，还不敢说，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幸而在这最后时刻，下了投向人民，听凭发落的决心，当即派侍从副官邓超找来一位解放军王兴发同志，说明我的身份和意图，承蒙他把我引到第十九师熊师长处，就这样放下了武器，投诚了解放军。我部官兵听说我已归顺人民，他们也纷纷放下武器，兖州战役遂告结束。
  （兖州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