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14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北京称帝之后，各省纷举义旗誓师征讨。蔡锷首先在云南起义，号称护国第一军。山东虽然处在北洋军阀势力范围之内，居正、吴大洲、薄子明等也在山东胶济沿线城镇发动了反袁起义，占领了潍县、博山、周村等地，号称护国第七军。袁氏死亡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凡是护国军，都着各省当局妥善安置。山东也只有点验改编，所谓改编，实质上就是向北洋军阀投降。护国军内的高级国民党人，深知与北洋军阀们不能和平共处，因此都自动远走了。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官兵，就是北洋在山东建立新军第六旅的基础。我所写的就是这个混成旅的建立和消灭的过程。
  山东新军训练司令部的成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反袁声中气死，黎元洪就任总统后，命各省安置讨袁护国军。山东督军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人，行伍出身），遂派出代表与护国军第七军进行接触，协商收编事宜。双方协定的条件是：收编时不管原有人员多少，概以枪支数为标准，一枪一人，按陆军建制改编，务要足兵足额。条件商定后，双方各自进行准备。督军署此时的准备，主要是筹设“山东新军训练司令部”，因为护国军分子复杂，与招募的新兵不同，不仅需要点编，而且需要训练，必须有个专设机构进行治理。山东新军训练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如下：司令官何锋钰（北洋陆军第八师旅长）
  秘书长 武谷峰
  秘书 田介眉
  参谋长 马登瀛
  二等参谋官 刘嵩甫
  三等参谋官 万伯龙
  军需处处长 吴子青
  军械处处长 杨汉章
  军医处处长 柳公尉
  军法处处长 郭瞎子
  副官处处长 万功臣
  兽医处处长 刘某（名字失记）
  司令部办公处设在济南商埠。
  司令部组成后，照例要造册呈报督署批准任命。其实，上司的任命状都是些形式主义的虚文。在旧社会有种恶习，不是为事择人，而是为人择事。要进官场作事，都得有人事关系。因此，凡是得到委任的人，都要亲自去向本部主官和委任主宫谢委，以表感谢栽培之意。
  山东新军的编成
  山东护国第七军和张怀芝督军署达成协议后，首先进行自我点编，并造册上报督署。根据双方议定的“一枪一兵”的原则，号称一个军的人马被缩成两个步兵旅和两个特种兵营，这就是所谓的山东新军。
  新军各级主官姓名如下：
  步兵第一旅旅长 尹锡五
  第一团团长 张怀瑜
  第二团团长 谢宝轩
  步兵第二旅旅长 薄子明
  第三团团长 庞子周
  第四团团长 贺对廷
  骑兵营营长 鲍××
  炮兵营营长 严国华以上共计14个营，约7000余人，实际上等于成立了一个不完整的师。编后归山东新军训练司令官何锋钰训练。惟惜时局不许可，未能训练完成，就随着军阀混战开始调动使用了。
  新军将领的腐败
  1917年春，新军络绎集中於济南东关一带开始训练。营、团以上的各级军官为了向新军训练司令部的人员买好，终日以联欢为名轮流作乐，设宴邀集训练司令部八大处的主官和他们的高级将领，饮酒作乐。该时济南饭庄以商埠泰丰楼为最好，其正厅已为他们所包占，所备筵席当然是第一流的酒席；不仅如此，而且每席都是招妓侑酒，猜拳行令，弹唱歌舞，一片乌烟瘴气。
  新军哗变任人宰割
  新军是张怀芝亲手收编的部队，本拟将其训练成心腹部队，但训练未完，他就奉令以第二路总司令的职衔率队援湘去了，走时只把新军第一团带去做了他的卫队。张怀芝走后，山东督军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1917年时局不靖，山东也风声鹤唳，谣言四起，有人说新军是由前国民党护国第七军改编的，将领多是原来旧人，一旦时局有所波动，他们是很成问题的。新军在济南有4000多人，比济南卫戍部队的势力大得多，很有喧宾夺主之势。张树元闻此也惴惴不安，于是便召何锋钰入署密谈，何对新军作了一番分析，对张保证说：对新军的统帅有十二分把握，不要听那些政客的谰言。未料到六月间，驻防禹城车站的尹旅谢宝轩团果然发生哗变。何得报不胜愤怒，即派我改装前往调查究竟。我到禹城车站，见地方秩序井然，谢团只在半夜鸣枪数发，就向东开走了。我回来向何报告后，何对这部分军队有了不同的看法，不象从前那样简单了。谢团哗变后，张树元与何锋钰作了紧急处理，即时宣布将两旅部撤消，解散谢团，将贺对廷的第四团改为第二团，第三团团长庞子周撤差，以第五师十七团第一营营长王得志升充，并以边防吃紧名义，把新军悉调离省垣。贺对廷的第二团和炮兵严营调济宁，王得志第三团调台儿庄，骑兵鲍营调驻重坊一带，这样，剩在济南的就只有光杆的新军训练司令部了。
  在台儿庄防地
  1917年11月间，山东新军训练司令官何锋钰带领我们参谋人员赴各新军防地检阅，先到济宁，再转台儿庄，往返将近一月。回济之后的当日，何对我说：“我王团长邀你当团附去，我与张护督谈过了，他已允许，你赶快收拾一下，今晚就走。”我事前毫无所悉，一点准备没有，但是官身不由己，只得立即前往三团报到。其时台儿庄附近，通宵枪声不绝，一是饥民为了生存和当地土豪武装发生械斗，一是小股土匪抢架时放的“叫枪”。此外在苏鲁交界处还有史殿臣大杆（土匪）一股，约有1500余人，均是快枪，专和官军寻斗（他们不准奸淫掳掠，不准糟踏穷人）。因此，新军在台儿庄的防务很吃紧。有一天夜间，马弁跑来把我推醒说：“团长请。”我披上衣服就随他到团部。团长室内只有第二营第七连连长胡子彬在一旁坐着，他是第二营营长杜挺秀荐任王得志做护卫的。王得志让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薄子明的亲笔信件，并从上海派遣三个人来与胡子彬接洽策动变乱的。”信的大意是，要胡联络旧人，静候续到人员举事……。胡说这三个人都是二营最近清洗出去的排、班长。此时我对胡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太放心，因此待胡去后，始与王得志密议紧急措施如下：
  1.急电督署：将获犯三人就地枪决，以靖地方，详情录供呈报。从前，类似案件都专差解省转送济南戒严司令部法办，我们这样做，一可坚定胡子彬的立场，二可使上海薄子明不敢继续派人到台策动新军变乱。
  2.向护督张树元要求从第五师中抽调班长50名来防，以应急需。
  3.因台儿庄防区内忧外患相当严重，除照旧盘查行人、旅店外，再加派便衣侦探，对行迹可疑者跟踪到底，以期肃清防地。
  措施拟订之后，立即向督署发了两个电报，并于是日得到督署复电，所请均准，薄子明派来的三个人立即被就地枪决了。所要班长50名，也及时到达，并立即安插到各连、排中间，至此，我们对于这两营人，才确实有了把握。
  何锋钰改换新衔担任剿匪总司令
  1918年（民国七年）春，由于鲁南连年歉收，以致饥民遍野，纷纷揭竿而起，岱南几无净土。兼之国民党人和失意政客们从中煽惑利用，纠合二三千人的大杆，随处作乱。如高唐、夏津一带的顾德林，金乡、汶上一带的张殿元，郯城、峄县一带的史殿臣等等。各县警备队都退保县城，不敢出剿，兖、曹各镇兵力单薄，也只能固守城镇。匪众到处搭台唱戏，杀猪宰羊，猖獗达到极点。各县纷纷告急求援，护督张树元无法应付，迭电北洋政府请求援兵。北洋政府虽派第七混成旅吴长植来鲁协剿，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张树元遂加委新军训练司令官何锋钰为剿匪总司令负责剿匪事宜。何即将所部第二、三两团兵力，集中于济宁一带。但何锋钰与吴长植两个司令部同设于济宁，互不相辖，不能统一指挥，此剿彼窜，鲁西南匪氛仍然紧张。此时何意欲到前方看看，张树元极表赞成，在何出发时，张亲率省城文武官员到站欢送，并大奏军乐，仪式非常隆重。其意不言而喻，若是没有显著的剿匪战果，何就没有脸回省。何锋钰到了济宁之后，与第二团贺对廷团长商议，调鲍营骑兵与他的手枪队（都是乘马者）组织一支快速部队，由他亲自率领，但并未进剿土匪，便由济宁经过汶上、东平、东阿、平阴、长清一带回省“述职”。这时我团第三营驻防汶上，正在附近搜剿土匪，何的人马象挺进队一样飞如云烟，经过汶上奔向东平去了，至于地方土匪真实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何到达东平天已漆黑，地方官就把总司令部安置在南城关帝庙，所带骑兵住在北城一带。巧得很，此夜著匪张殿元也率领500余人偷偷爬进东平城西门，准备缴东平县警备大队的枪。他们正向东潜进时与何的骑兵步哨相遇，一问口令，土匪就首先开枪。此时何锋钰正在梦乡，被枪声惊醒后，以为是所部骑兵哗变，于是便命令他的卫队速加戒备，拚命抵抗，而他本人却带两个心腹随员，逃进附近民家躲了起来。此时张殿元尚在城外，听到城内发生巷战，感到惊异，也闯进城来，并亲率300余人向住关帝庙的何的直属部队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此时何锋钰仍不知实情，听到关帝庙中发生激烈枪声，仍认为是所部骑兵哗变，于是遂决心先行“脱险”。约在夜间11时左右，率亲信二人辗转跑到城东北角，在附近民家找来绳索，缒城而下，向汶上方向逃奔，下午2时许，始狼狈跑到汶上第三团王得志团部。至于东平的情况：张殿元进攻关帝庙猛扑了三次，始终未能攻开，战至拂晓前便自行退去。天明后副官长万功臣和鲍营长会晤后，一看司令官失踪了，大为惊慌，经询有人亲眼见他在枪声初响时，带两个心腹护卫出走了，于是便在城内严加搜检，后来发现城墙东北角遗有绳索，才知何已缒城出走，副官长万功臣又率精骑数十人飞奔汶上，沿途寻找，日暮到达汶上始与何锋钰相会。堂堂剿匪总司令耀武扬威地出征，竟弄了个狼狈而归。
  在直皖战争中
  1920年直皖战争前夕，山东前督军张怀芝调任参谋总长，原山东护督张树元因为安福系的关系，受命任山东督军。准备参加直皖战的山东参战军第二师，亦在济南西郊张庄成立（师长由济南镇守使马良兼任），新军第六旅第三团团长王得志调参战军充当旅长，三团团长又换了个吴锡九。此时直皖战争还在酝酿，督军张树元为了在战争中站住脚，便竭力培养心腹势力，团长吴锡九因与张有桑梓关系，且系累世通家，他所带领的新军第一团便成了当然的宠儿，其它部队被调出济南，新军吴团却被调进济南从事休整，张对于吴团可说关怀备至。有一天，该团一营正在靶场实弹射击，他同团长吴锡九跑去观看，并掏出自用的金怀表对士兵们说：“谁能五发五中，就把这块怀表奖给他。”可惜这天前来打靶的都是些新兵，未能将其怀表得下。1920年夏天直皖战争在北京西南长辛店、丰台爆发了，山东属皖系实力范围，当然不能坐视，但参战的只有第二师马良，吴团一直被保留未用，因此根本没有受到战争的挫折。为时不久，第二次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遂趁山东省议会控告张树元贪污公款40万元之机，把山东安福派督军张树元免职，调绥远督统田中玉督鲁，办理善后事宜。张树元所兼第五师师长，也以该师旅长郑士琦升任。至此，张树元在山东的统治便结束了。
  易督之后
  山东每次易督，地方财政和金融就陷入极端混乱不堪收拾的地步。据吴锡九与我闲谈透露，张少督（张树元字少卿）这次与田交代，弄了40多万现金。田中玉到鲁第一个难关，就是库空如洗，山东有现役部队一个师另八个旅等待关饷，可是钱无出处，无奈只有东拉西借，略予点缀。记得春节刚过，新军第一团张怀瑜部吕营，因饷银无着而哗溃了。田中玉闻之不胜震怒，但他为了推卸责任，却把该团军需官关了起来，不仅如此，并藉此将新军第一团全部解散了。自此，山东新军只剩下两个步兵团的混成旅了。
  兖镇唐旅哗变中第六混成旅建成
  1920年秋，兖州镇守使唐天喜所部，为了闹饷突然哗变了。而兖州是绾毂南北交通的要地，唐旅突然哗变，使田中玉大为震惊，一面派省垣新编胡翊儒旅火速前往追剿弹压，一面急电济宁新军剿匪总司令官何锋钰，迅速集结所部，星夜前往填防，以保治安。同时将原新军“三两团”收为“二两团”，编成第六混成旅，以何锋钰为旅长，兼兖州镇守使，全面负责鲁西南的防务。何奉电令之后，即急调吴锡九、贺对廷两团，迅速轻装集结济宁，听候派遣。我时在梁山，奉令赶到济宁之后，驻防区域业已确定，我辖一营的防地是：滕县山亭、徐庄和峄县的西集。其它各营也各有防地。至此，第六混成旅便完全接替了兖州镇守使唐天喜所部的防务，成了兖镇一带的统治者。接任兖州镇防务后，主要任务是在滕、峄山区进行剿匪，历时达四年之久，虽也消灭了一些匪众，但始终未能荡平，最后竟至酿成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虽然升任了兖州镇守使，但军需处长吴子青和军需官们仍然留驻在省垣办理每月的军事报销。这是旧社会的一种弊政。所谓军事报销，除领发军饷外，就是办理集体贪污手绪，诸如报销灯油、铺草、车辆、夫役、粮秣等各项费用。实际情况怎样呢？灯油、铺草均是无代价的取之于民，车辆是向县公署要的，夫役是临时抓的，粮秣是到哪里吃那里，根本不花钱。所谓报销不过是捏造一本假帐而已。据我了解，每个军需官无不私刻一包袱名章和铺号戳记，专为做假帐使用。
  1923年山东督军换上了郑士琦，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业已去职，兖州镇守使由曹州镇守使张培荣调任。第六混成旅二团团长贺对廷是与何锋钰共进退的，何去职后，贺也不辞而别了。二团长职由前参谋长马登瀛继任。
  直奉战争山东中立
  1924年秋，直奉战争爆发。山东军队是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陆军第五师外，还有九个步兵旅，从表面上看，实力是相当雄厚的。但在直奉战争之前，从未有什么作战准备，因此战端一开，山东就显得十分紧张。然而由于主鲁督军郑士琦在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政策，宣布山东中立，拒绝吴军入境，除第一混成旅和一部分客军被吴佩孚调赴天津参战外，山东其它驻军（包括第六混成旅在内）根本没有参战，也没有蒙受什么战争损失。虽然如此，也不能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因为南京的齐燮元，徐州的陈调元，均系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吴在北方前线不能分兵南下，齐、陈两军则可能取道山东北上，如不让他们过境，也必须以武力对之。因此省境的南北线防务还是很紧张的。该时第六混成旅一团被调往津浦线韩庄一带布防，同时被调往南线的还有许多军队。但南京、徐州齐、陈一直没有调兵遣将北上。后经侦悉，他们也没有北上的准备，不久陈调元又轻装简从，亲到韩庄见了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培荣，说明他决定不发兵参战，至此，省境南线的防务紧张情况，终于缓和下来。南军北上是不怕了，但妨碍奉军向南京进攻，奉军是不能容许的，设若对抗，力量悬殊，最后终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任奉军假道山东南下，一团也奉令撤离韩庄防地，让奉军顺利过境。直至奉军全部南下后，山东才恢复了日常状态，一团也奉命开回了韩庄原防地。
  张宗昌督鲁之后
  1925年郑士琦离鲁，山东督军改称督办，换上了张宗昌。
  1925年冬，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由浙江率大军向上海、南京进攻，并一直打到徐州。吴佩孚由鄂豫向山东进攻，形势颇为紧张。奉天张作霖命山东张宗昌沿津浦线派兵迎击，策应江南奉军主力，相机增援。但山东境内，除张宗昌的嫡系兵力十个军之外，还有原有的一个师另九个旅混杂其间，他们都是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任内所辖部队，虽然在直奉战争紧急关头背叛吴佩孚宣布中立了，但是否会在奉军不利的情况下而又反奉投直，张宗昌对此不能不加考虑。于是，他对这部分实力的使用，采取破坏建制分割使用之策，每旅抽调一团随大军出征，所余留守，这样即使发生变乱，也易收拾。对第六混成旅长张培荣，以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为张的嫡系部队第七军的副军长（军长许琨），六旅的两个团均归第七军指挥。这次出师计划、作战方略以及敌人为谁、兵力大小，六旅官兵是不知道的，对于各方面的情报，封锁极严，深恐真实情况被六旅官兵知道会发生动摇。
  中秋节前，张宗昌在徐州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誓师大会，就分头出发了。我团奉令由滕县经台儿庄沿运河左岸向清江浦进发，第七军一部在我们的先头，行军过了宿迁之后忽奉紧急命令，星夜兼程前进，第七军嫡系部队行至三叉河与孙传芳接触，枪炮之声非常激烈，我团奉令向前线左翼延伸增加，在三叉河与敌对峙了一昼夜，第二天日没时忽然传来撤退回鲁的命令。
  六旅吴团枣庄举义
  许琨率嫡系部队第七军，从三叉河向台儿庄撤退时，在中途窑湾一带遭受孙传芳便衣别动队的袭击后，即弃舟登陆，改道郯城转向峄县，换乘火车回省，所有运河船只辎重均被孙军截去，所遗受伤官兵船只顺流而下，无人过问，景象奇惨。我团担任该军的右侧卫，距运河较远，则未受到别动队的袭击和阻挠。我团退到枣庄车站之后，立即派侦骑四出打探正面消息，得悉张宗昌的前敌总司令施从宾（前济南镇守使、第四十七旅旅长），已被孙传芳军队生擒，就地处死，所部亦溃不成军。河南国民军侧击泰安甚急，济南近郊（八里洼）也发生了混战，至此，奉军大势已去。六旅吴团看到许琨第七军已成孤立无援的部队，遂决定消灭七军，脱离张宗昌另谋出路，于是就在枣庄车站附近布置好纵深的包围，阵地以待之。而第七军先头部队两个旅，不久便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吴团阵地，因为事前毫无准备，伏兵四起，只有俯首听命，不到半天时间，两个旅就被吴团全部解决了。当日晚上吴锡九想到第七军中还有东昌张建功旅的一个张团，同是山东旧部，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告诉奉军业已崩溃，六旅在枣庄已布好阵地，准备缴许琨的枪械，希望该团通过防线时，相机行事，共图大举，并嘱以枪挑军帽为暗号。不料这封密信被许琨嫡系部队哨兵搜检去了，许琨就将计就计。以程国瑞的部队为骨干，利用吴告诉张团的暗号，向枣庄进攻。而吴团到枣庄后，对于前方情况并未了解清楚，根本不知道台儿庄尚有奉军嫡系部队。翌晨将拂晓，步哨报告说，前方部队疏疏落落的均用枪挑着军帽向我第一线前来，吴锡九以为所谋得逞，殊不知张团长已被许琨囚禁，枪挑军帽的军队均是张宗昌的嫡系。不多时候，前线便响起了激烈枪声，吴知所谋已泄，又见许军后续部队向阵地左右包围，遂下令全线向山区撤退。这是我团旧游之地，地理非常熟悉。许琨也未跟追，旋即乘车而去，因此，吴团并无多大伤亡，惟所缴七军两个旅的枪械，又被许军收去，落了个狗咬尿泡空喜一阵。
  第六混成旅的最后瓦解
  1927年，吴锡九第一团和第二团万金山一个营，归直军靳云鹗收编为陆军第三师，吴锡九调升师长并调赴河南郑州、巩县一带驻防。1928年，湘军唐生智与邓演达等部对武昌发动进攻。吴锡九奉命率领步兵两个团（原第一团扩编的）增援，与陆军第八师（师长刘遇奉）共守武昌，被湘军唐生智、邓演达等部围困其中，激战多日，因孤守无援，粮弹将绝，不得不背弃刘遇春接受唐生智的改编，因此便派团长贺对廷与唐部进行交涉，要求停战献城收编。吴意原军归唐，但由于贺的出卖，献城之后，第三师反被改编成一个步兵旅（第八师被消灭），并且由贺充任了旅长，师长吴锡九被一脚踢开。吴对此当然不满，但却又无可奈何，对贺发泄了一腔怒火之后（通电湘省对贺进行了揭发，并登报声明与贺绝交断绝儿女姻亲关系），即率亲信去河南，因为河南巩县尚有吴师留守部队一团（团长万金山）。
  贺对廷被吴锡九揭发之后，自觉在湘立脚不住，不久便又背弃湖南率队潜逃，并拟沿长江东窜相机返回鲁省，不意行至安徽芜湖突遇川军一部，贺本想予以收编扩大自己的力量，殊不知这部分川军正电湘省当局，要求资助假道回川，湘军当局复电说：现有本省叛军贺对廷部东逃回鲁，如能将其诱获解湘归案，当可保证安全过境。川军接此复电，就时时刻刻探查贺的行踪，不料却在芜湖相逢，贺某旋又派员接洽收编，于是就将计就计，将贺诱获，并解送湘省处死。贺军知主将被川军诱捕，不敢在芜湖久停，略予抵抗后，即乘夜溯江而上，渡江后行至安徽霍山县境，在深山丛林中，被当地驻军全部缴械。与此同时，吴师留守河南巩县的万金山团，又由吴锡九扩编成为一个步兵旅。后因吴征服来山东金乡拉拢第一混成旅旅长潘子和的队伍，归途中在河南开封车站被冯玉祥部扣留，后经滕县旧友李子善在冯前说项，新编的旅归西北军和平了结。原六旅二团（万金山一营欠缺）马登瀛部则在枣庄归徐州孙传芳收编。至此，山东第六混成旅即完全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