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8年的秋天，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将济南市包围，战斗打得很激烈，到处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我党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机智灵活，终于敦促吴化文起义成功，从而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进程。我就是此事的亲历者之一。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后，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计划。3月至7月上旬，我军又连续进行了周村、潍县战役和兖州战役。在短短四个半月的作战中，我军在山东境内歼敌14万5千余人，基本上恢复了山东自解放战争以来失去的地区，并解放了大片新区，敌人的战略要地济南市，已成为一座孤鸟，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
  中央军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华东解放军于1948年8、9两月攻克济南，尔后挥师南下，争取于当年冬季或翌年春季协同友邻部队夺取徐州。
  济南市是敌人残存在山东腹地最后的一个有坚固设防的城市，守敌是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所率正规军三个师九个旅另五个保安旅等共约10万人左右。吴化文就是王耀武麾下的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我当时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鲁中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市委机关番号叫“历山大队”，活动于济南外围地区。
  早在1947年秋，华东局就曾明确指出：济南市委的工作重点就是为解放济南作好一切准备，同时要大力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搜集和提供各种可靠情报。还明确指示我们，要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队嫡系和杂牌军之间的矛盾，在有利时机分化瓦解他们，并把重点放在东北军出身的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和西北军出身的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身上。根据上级精神，我们通过已经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者，针对吴化文的特点，积极开展工作。
  1948年7月下旬，市委书记张北华临时调回区党委去了，我在机关主持工作。如何使瓦解敌军的工作打开一个突破口，是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
  1948年8月4日，我历城县大队盘查到一个人，是从济南市里来的，此人声称有机密大事要向市委汇报。经市委国军部科长常润山接谈后，又派人将他送来找我，我立即接见了他。来人身着便衣，年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相貌端正，说话时操一口胶东口音。他叫李昌言，自称胶东党组织派他来济南做争取吴化文工作的。对于吴化文最近的思想动态和要求，他做了如下的汇报：“吴化文叫我找陈毅军长联系。他目前的处境很尴尬，如条件成熟，即可配合解放军行动，解决济南问题。最近蒋介石已答应要补充一些新武器给他，等这些武器搞到手，再把家眷从南京接回来，即可考虑行动。因此，上级能否再等待一二个月……”
  接着李昌言向我详细地谈了他与吴化文的关系以及开展工作的情况。原来他与吴化文是掖县同乡，同时他又是吴化文夫人林世英的表弟，他就是利用这些关系住在吴化文的公馆里进行工作的。他还谈了吴化文作为国民党杂牌军的苦衷。吴与王耀武有矛盾，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因此动摇、苦恼，想找出路等等。除此之外，他又谈到林世英女士是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人很聪明，又通情达理，且倾向进步，向为吴所宠爱，通过她做工作甚为有利。林世英的胞兄弟林世达、林世勋、林世昌也表现较好，曾表示愿意协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毫无疑问，李昌言提供的情况极为重要，但我对他向不熟识，对他谈的问题不能不进行一些全面地分析研究，而且事关重大，必须首先请示上级再作处置。于是我安排李昌言在市委住地休息，等待组织上答复。
  根据我们向来掌握的吴化文情况，加上李昌言所提供的线索，市委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认为李昌言谈的情况是基本可信的。至于吴化文本人，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但在现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军事压力下，举行起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我们通过具体分析，一致认为：吴化文所以委托李昌言出城与我拉关系，并非偶然。一是作为杂牌军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尝到了寄人篱下的苦头，而且蒋介石利用他与解放军作战，或者假借解放军的力量将其消灭，或者求个“两败俱伤”，这点吴化文是明白的。但他多年与解放军交锋，均不是对手，特别是他增援兖州，在大汶口被我歼灭其一个旅后，使他极为恐慌，深感时局对他不利，前途黯然。二是我方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他做过一些工作，虽然效果不太明显，但他对我党的政策是多少有些感知的。三是作为军阀出身的吴化文，他的部队是具有一些相对独立性的，其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大部分是他从小带起来的亲信，本人是家长式统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的部队是能跟他走的。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他单独起义，应该说是有些基础的。
  基于这种认识，市委决定通过电台上报华东局。市委向华东局发出电报的内容大意是：“李昌言到达西营济南市委，他自称是胶东党组织派出做吴化文起义工作的，现在，工作有重要进展，找市委报告情况。”华东局情报部根据市委报告，向胶东区党委发出电报查证，经胶东区党委复电证明：李昌言系胶东西海地委统战部在日寇投降后派出做吴化文起义工作的。华东局情报部王澂明持电报向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做了汇报，饶漱石作了口头指示，并亲笔起草复济南市委电报；然后派王澂明来济南市委，传达华东局指示，并协助市委开展这一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派市委国军部副部长曾定石前往鲁中区党委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
  8月1日，王澂明到达了我们市委住地，向市委传达了华东局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按目前吴化文的情况，还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关键是我们的工作能否跟上？工作做好了，他完全有可能举行战场起义；工作不得力，政策掌握得不好，或者某个环节出了纰漏，则有可能失误。对于吴化文来说，有上、中、下三策供他选择，上策是单独起义，解决济南；中策是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行动；下策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些政策性很强，又很精辟的指示，给我们市委工作指明了方向。
  根据吴化文的特点，在具体作法上甚至在某些细节上，华东局也作了详细指示：作为军阀出身的吴化文，他的历史是不光彩的，对人民是有罪的，但如果能在关键时刻起义，就可以立功赎罪，得到人民的谅解。这些要向吴化文本人讲清楚，要相信党的政策的感召力。另外，吴化文如真的有诚意，要他立即与我们建立电台联系，送出密码。
  我们市委遵照华东局的指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当即成立了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的领导小组，其成员是：蒋方宇、王澂明、曾定石三人。由此，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全面展开了。
  8月12日，我们把华东局的指示和市委的意图对李昌言作了布置，并且对于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对付的办法也作了交待。李昌言接受任务后，便愉快地返回济南市。
  根据后来得到的情报，事态的发展大致是这样：8月14日，李昌言在吴化文的岳母家里见到了吴化文，便向他扼要地讲明了华东局和市委的指示精神，着重阐明上、中、下三策，叫他权衡利弊，不要贻误时机。李昌言还开导他说：“上级对这事很关心，你过去在鲁中搞无人区，做了坏事，但只要能明察大义，在解决济南问题上立大功，是可以得到人民谅解的。至于武器问题，不要相信蒋介石会给什么武器，弄得不好，反而误事。现在关键是先把家眷从南京接回来，目前战事发展很快，一旦空中运输中断，家眷就回不来了。总之，你要争取走上策啊！”
  吴化文听后，沉思良久，最后才说：“是的，我要争取走上策。”但接着又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说王耀武最近修了许多秘密工事，单独起义有一定的困难；对于家眷问题，虽然表示尽快接回来，但有些含糊其辞；至于建立电台联系问题，则避而不谈。
  这次会谈，虽然不够理想，但使吴化文第一次听到了华东局和市委的指示，受到一定的教育，促使他权衡利弊，考虑更多的问题。在具体问题上，他却曲意应付，并以从南京接家眷来济南为由，拖延时间。不难看出，这时的吴化文对于起义诚意是不够的，他对蒋介石还抱有许多幻想，等待观望，因此，他的态度是暖昧的。
  8月18日，李昌言再次从济南出来，到我市委住地汇报，当时是由我和王澂明、曾定石三人一起接见的。他详细地汇报了吴化文的态度和表现，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案。我们听后向他作了如下指示：首先对做吴化文的工作要树立信心，他动摇和反复是在预料之中的，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其进行说服教育，叫他认清大局，切莫坐失良机。如决心起义，则受到人民的欢迎；如顽固不化，则成为千秋罪人。今后对吴化文的具体要求是：一、在时机有利、条件具备时，则占领敌人的重要机关，解除敌人武装；二、整顿部队纪律，保护城市；三、带出密码，建立电台联系；四、尽快将其家眷从南京接回。对于最后一点，我们曾一再强调，因为早就听说，吴化文对其父很尊敬，以“孝子”著称，他如将家眷早日接来济南，可以打消他的后顾之忧，对促他早下决心起义会起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分析了吴化文的处境和困难，如实现上策——单独起义，有一定困难时，争取实现中策也是个胜利。
  李昌言带着市委的指示，于8月19日返回济南。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吴化文的情绪极端反常，可以说这是他选择两条道路时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时而犹豫徬徨；时而发脾气，胡言乱语；又时而装病拒不接见李昌言，甚至扬言要抓捕李昌言。并说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哩。所有这些，固然是他这个旧军人的特点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从中作崇。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里的参议，自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次宴会上与吴化文说：“不要听别人胡说，八路军一时不会打济南。”本来就是动摇不定的吴化文，这样就更加犹豫不决了。在这时，林世英女士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协助李昌言做了不少工作，才使吴化文的情绪稍微安定一些。
  吴化文连续数天装病在家，深居简出，拒绝会客，这正是他闭门思考、思想激烈斗争之时，8月28日，他忽然要见李昌言，态度已稍有好转，表示立即令其弟吴佑常拟好密电码，并决定于9月3日前正式与我接通电台联系。
  8月29日，李昌言又出城来到市委住地，带来了密电码。我们以为既然吴化文已将密电码带出，双方的电台即将沟通联系，也许不会再有更大的阻力和困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9月3日，吴化文没有按约定的时间通电，这决不是健忘，也不是一般的失信，根本问题仍是他在动摇、观望和敷衍。
  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段时间里，市委为能及时和全面地掌握这一工作的内部动态，王澂明、曾定石到我根据地边沿地区，专门与李昌言等同志联系，指导他们的工作。
  市委认为，为了更有把握地做好吴化文起义工作，必须再次向上级汇报，请求下一步的工作指示。经市委研究，决定由我和市委情报部材料科长石华山同志一起，前往山东兵团司令部汇报工作。
  9月1日，我们来到山东兵团司令部驻地，记得已是傍晚时分，兵团政委谭震林同志在战事倥偬中接见了我们，并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晚饭。当我说明来意后，谭政委说：“今天晚了，你们先休息一下，等明天上午让兵团首长一起来听听你们的汇报。”可以看出兵团领导对此事很重视。
  9月2日上午，安排在王建安副司令的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到会的除谭政委外，还有王建安副司令员、张凯帆秘书长以及司令部、政治部几位领导同志。我详细地汇报了争取吴化文起义的经过和具体细节，并谈到存在的问题和对今后工作的几种估计，首长们都饶有兴趣地听着。当谈到吴化文反复无常的一些具体事例时，首长们都哈哈地笑了。
  汇报结束后，谭震林政委对今后争取吴化文起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其要点是：一、吴化文系军阀出身，久经风霜，善于应付，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或配合我军行动是有可能的。二、设法转告吴化文，济南市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就能打开。叫李昌言同志站在亲戚的地位上，为吴化文着想引导启发，争取早日行动。三、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就大，如扣住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叫他让出一条路也是胜利。四、要讲明政策，一定要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建制实行改编。
  谭政委作了上述指示后，又一再强调说：“目前，对吴化文的要求不能太高了，在我们兵临城下时，叫他让出一条路，也就算立了大功了嘛！”
  王建安副司令员风趣地就：“看样子，吴化文真的要办点事哩！”
  9月3日早晨，谭政委叫我起草电报稿，说是拍发给党中央的，主要是汇报开展吴化文起义工作的情况，我写了有七八百字，然后交给谭政委，他看了一遍，略加修改，便签字作为正式电报拍发给党中央了。
  9月1日至5日这段时间里，吴化文的精神状态又极其反常，主要原因是他的一位亲属从南京飞来济南，向他吹了一点冷风。于是起义之事又发生动摇，他躲进住处，一连三四天不出门，拒绝会客，使李昌言、林世英也无法与他相见。他借此拖延时间，等待观望。由于精神上的苦恼，平时不太相信神鬼的吴化文，这时也迷信起来了。在这期间，他曾到大观园找著名的“诸葛孔明”算命，由于我们事先得到了消息，给“诸葛孔明”做了工作，所以算命的尽量恭维他：“军长有大事犹豫不决，应当机立断，一块石头落了地就好了，你过去走运，现年过40，还有‘眉运’，应远走高飞，另操大业。”这话正中他的心怀。之后不久，吴化文的岳母又到趵突泉的吕祖庙替他求签问卜，李昌言乘机相伴，当老太太摇出竹签后，李昌言主动找出一张卦贴，内云：“飘泊一小舟，水枯路绝头，主意快拿定，莫再徘徊中”。老太太拿回来给他看时，吴化文惊喜地说：“怪呀，这东西这么灵验啊！”
  为了加强对吴化文的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对他做工作，我们叫被俘的一六一旅旅长徐曰政之妻给他捎信，告诉他：“八路军快打济南了，你千万别走我的路啊！”这点对吴化文触动甚大。9月6日以后，他的情绪稍有好转，便又主动找李昌言、林世英谈问题了。
  由于我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时间日益迫近，争取吴化文的起义工作也就进入了更加紧张、更加复杂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单靠李昌言和几个联络员已难以应付局面了，于是市委决定，立即派原已打入敌军内部的黄志平去吴化文部开展工作。黄志平是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长期在敌军内部从事地下工作，富有经验，老练沉着，是有条件完成这一艰巨复杂任务的。继黄志平之后不久，又增派原在敌军内部工作的辛光，去吴部开展工作。小辛是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也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熟悉敌军内部情况，可充任黄志平同志的得力助手。这时，正式组成一个内部工作小组，成员是：黄志平、辛光、李昌言。以黄志平任组长。
  黄志平、辛光两位同志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吴化文副官处的副官，前者佩少校军官衔，后者佩中尉军官衔，可以直接在吴化文身边进行工作，身边并带着敌谍报人员工作证，出入自由，行动方便。李昌言同志以吴之亲戚兼副官的身份，周旋于吴化文亲属之间。三人各有特点，互相配合。这样，内部工作人员通过重新调整和配备，力量加强了，工作局面将进一步展开。
  在9月6日至12日这段时间里，吴化文仍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他除了对蒋介石还抱有某些幻想外，其主要的思想顾虑是深知自己历史上对人民犯有罪行，担心共产党和人民对他不能谅解。针对这点，我内部工作人员曾多次对他说服教育，阐述我党的一贯政策，明确表示，共产党的政策向来宽大为怀，以诚相待。只要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能立功受奖。这些道理他曾表示能够接受，但又似信非信。
  在一次与我内部人员谈话时，他忽然提出：“既然共产党对起义人员以诚相待，为什么郝鹏举被你们枪毙了？”原来郝鹏举是徐州地区的伪军头目，1946年1月，在我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举行起义。但在莱芜战役前夕，即1947年1月，他率部叛变，投降蒋介石，并杀害我大批干部和革命群众。1947年2月6日，我军发起讨郝战斗，全歼其总部及两师，生俘郝鹏举，不久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被我处决。
  吴化文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出自他内心的表白，同时又是对他进行教育的好机会。内部工作同志黄志平、辛光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郝鹏举是个不忠不信之徒，他背信弃义，自取灭亡，是他自己造成的。一番话说得吴化文连连称“是”，表示一旦父母接回济南，即开始行动。
  吴化文在经过多次动摇反复之后，在我内部工作人员的教育和敦促下，终于与我市委沟通电台联系。9月12日收到吴化文的第一份电报，电文是：“一切事项已大致就绪；眷属因交通关系尚须时日；请上级再少缓，待到达后即行联系。”
  这虽然是一份极其普通的电报，但在我看来却非同寻常。这说明吴化文在起义的道路上已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长时间的工作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这里须说明一下，市委发给吴化文的电报是以陈毅的名义发的，电文的落款常用预先规定的陈毅同志的代号，而许多重要电报是在山东兵团首长的意图下拍发的。
  9月13日前后，黄志平同志数次来市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由于我军攻城日期迫近，市委考虑到今后联络人员往返不便，决定向黄志平同志作一次全面的工作部署，其基本精神是：“我军可能在16日或17日攻城，你们要掌握好电台，务使联络畅通。战斗打响后，万一电台联系不上，你们内部人员可灵活掌握情况，随机应变，慎重处置，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一、充分认识吴化文的特点，防止他在最后5分钟发生动摇。战斗一旦打响，他有可能持消极观望、保存实力的态度，果真如此，要坚持说理教育，可用霍守义的十二军在兖州覆灭的例子进行引导，犹豫将造成误会，导致覆灭。二、我部队发起攻击后，一旦与吴部接触，即要求他下令撤出阵地，并立即派人与我军接洽。对吴化文的最低要求是撤出阵地，如能有更大的行动则更好。三、黄志平同志今后的身份是我军的军方代表，要严密掌握吴化文的动态和行动。四、吴的家眷来济后，要妥善安置。五、注意吴化文的安全，严密防止国民党特务将其暗杀，设法不让他参加任何高级会议。”
  9月15日，吴化文的父母乘徐州至济南的最后一次班机来济，安置在国货商场附近的吴公馆。吴化文是很敬重父母的，因此，我们也十分注意这点。在战事即将发起之时，他父母来济费了很大周折，也是比较侥幸的。这首先是由于我内部工作同志积极而巧妙的工作，另外，吴化文的亲属林世英、林世达和他的胞弟吴佑常夫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所以着重说明这点，这是因为吴化文父母的安全来济，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是促使他下决心走起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战斗打响前，市委的电台又与吴化文通过一次电报，我在回电上正式通知他我军的攻城日期。
  1948年的9月16日，在华东部队的作战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济南战役在这天晚上打响了，争取吴化文起义的工作也到了关键时刻。
  这时，市委书记张北华同志已由区党委返回，我们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下列部署：张北华和我在机关坐镇指挥，亲自掌握电台，及时和兵团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根据工作的进展，随时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以及对各种情况进行处置。同时，王澂明同志返回华东局汇报情况，并接受新的指示。又派曾定石同志到我军西部前线部队——十纵司令部，向部队首长介绍情况，以便配合行动。
  9月16日午后，接到吴化文电报，因电码有错漏，译电员小李一直到深夜翻译不出来。战斗已打响了，令人十分焦急。便令小李休息，我将来电对照密码，反复拼凑，快到天亮时，竟然译出，这使小李甚为惊异。来电内容是：“请16日开始，由外向内攻迫，17日夜解决问题。”意思含糊不清，说明他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当即派人将电文送交兵团司令部。
  这天，市内工作组同志将吴的家属分批转移至亚细亚公司（吴化文的办事处），将联络电台也架设此处，以便随时掌握整个情况。
  就在这天，王耀武曾打了八次电话给吴化文，请他到“绥区”开会，黄志平等同志当机立断，控制了电话，假意应付王耀武说：“吴军长到前线视察阵地去了。”同时又利用电话，以吴军长的名义命令副师长杨团一去参加“绥区”会议。
  16日夜12时，济南战役打响了。9月17日拂晓，接吴化文来电：“王（耀武）命晏子风率六个团于16日夜援长清以东，望注意。晏在古城预备于17日解长清围。”这份电报所提供的情报是十分真实和准确的，我军于17日晚全歼长清县守敌，并击退晏子风一个团。部队迅猛推进，当夜即接近吴部的阵地。
  在这之前，我曾电告吴化文：“如贵军前沿部队与我军接触，望即迅速后撤集结，以免误会。”不久即接吴的回电，但含义不清，不提后撤事，与前次电报自相矛盾，甚感蹊跷。
  由于我攻城部队进展神速，前锋已接近吴部前沿阵地。9月17日下午2时，市委派交通员李玉刚到十纵联系，得到首长指示后，于18日凌晨赶到吴部，传达我军要求：“当前方部队接触时，贵军应迅速后撤集结。”
  为了便于掌握情况和安全起见，内部工作组的同志于17日晚将全部人员和电台由亚细亚公司迁至孔庄营房（吴化文处），同时将吴的家属也由亚细亚公司迁至十二马路鸿茂酱园。这时，吴部电台已完全掌握在我内部工作同志手中。
  9月18日凌晨，吴化文已得知李玉刚带去的我军首长指示，即与黄志平一起到杨友柏旅部，准备派人与我前方部队取得联系。但到了杨旅后，他却故意躲开，也不让黄志平到我西线部队联系，只是一味搪塞应付，不想将其部队撤出阵地。这个突然的变化又是为何事引起的呢？后来得知，就在当天，他曾接到在南京的一位亲属的来电，主要内容是：“国防部已决定，不久即将派兵援济。”这样又勾起他对蒋介石的幻想，便转而对起义行动的消极了。
  18日上午，市委接吴化文来电：“本军在原地集结，请转向商埠进攻。此间已派人向贵军联络。”此电又流露出他保存实力、搞投机钻营的故伎了。
  18日9时左右，吴化文一人到“绥区”开会，不久返回，去时未告知我内部工作同志，其中显然有些蹊跷。此时我内部工作同志找他面谈，要求他的部队撤出阵地，他却不愿撤出全部阵地，只答应让出一条公路（由饮马庄至飞机场公路）。他一方面发出上述电报，一方面派交通到前线部队联络叫我军绕道进攻。吴化文的这一举动，目的是想控制飞机场南部有利地形，静观动态，妄图在两军鏖战的夹缝里保存实力。他要求我军由大金庄、经标山绕道进攻商埠，立即遭我前线部队首长拒绝，仍命令他“必须执行撤退计划”。
  18日下午5时，市委接到兵团首长命令吴化文撤兵方向的指示，我们当即向他发电报，电文是：“一、请将贵军团以上位置电告。二、我军到达后，即将阵地移交，贵军主力大部退入火车站、官扎营以北；另一部控制纬十路以西地区，准备接应我军进入市区。三、设法打通与洛口桥之联系。”此电文因电码有错漏字，吴方未能译出，要求市委电台改换明码重发一遍，我疑其有诈，以“不用明码发报，防止泄密”的规定为托辞，予以拒绝。
  到了18日的晚9时，我军考虑到吴化文有些失信，在关键时刻拒不撤出阵地，已妨碍我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当即决定对其实施军事压力，向吴部之井家沟据点发动进攻，以促其迅速撤军。
  时间又过去1小时，即当晚10点。我和张北华考虑，可按吴的要求，用简码将前次电文重发一次，坚决令其执行撤退计划，成不成只好在此一举了。吴化文接电后，仍置之不理，不予表态，我们甚感焦急，更加确信施加军事压力的正确性。
  当晚11时，我前线部队向吴部发起猛烈进攻，在短短20分钟内，即将其在簸箕山处的一个营消灭，死伤600余人。
  据后来得悉，这时的吴化文突然翻脸，大动肝火，怒喊道：“打，只有打才有饭吃”。随令其所有榴弹炮向我军阵地射击，并调兵遣将，似要坚决顽抗，大有走向彻底决裂之势。正当吴化文非常不冷静的时候，其旅长杨友柏火上加油，唆使吴化文设法将我内部工作同志杀害。于是，我内部工作同志黄志平、辛光等遭到监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内部工作同志团结一致，沉着坚定，将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大义凛然地向吴化文展开说理斗争。黄志平、辛光严正对吴指出：“贵军不执行协议，不撤出阵地，以致今天发生冲突，责任完全在贵军方面。事态的发展已到这步田地，如不设法挽回，解放军必将集中兵力把军长的部队消灭，前景不堪设想，请军长三思。”吴化文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要求我军停止进攻。由于电台联络不太顺利，黄志平同志随即建议，派人穿越火线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吴化文即表赞同。
  黄志平、辛光两人第一次穿越火线未过去，第二次由黄志平、李昌言、辛光三人一起冒着双方炽烈的炮火，穿过布雷区，到达我西部战线十纵司令部，会见了宋司令员和刘政委，说明了情况，不久，我西线部队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9月19日拂晓，黄志平、辛光等返回吴化文司令部，向他传达了兵团首长的指示：希望他明察大义，归向人民，走光荣起义的道路。吴化文对我军停止进攻的诚意深表感谢，并表示接受我兵团首长的指示。
  当天早晨，市委电台收到吴化文发来的电报：“19日8时后，请贵军逐次前进，接收本部防地腊山、杨家店……主力沿铁路及任家山口向市内前进，由辛庄及大槐树两路进入商埠，刻下西路口均由本军控制，以便掩护贵军进入。本军于8时后向张庄、孔庄两营房集结。”从这份电报不难看出，他已下定决心走光荣起义的道路。
  午后，接到兵团首长电示，我立即向吴转发：“因前方部队战斗进展太快，联络中断，故发生误会，请原谅。今晚8时前，望即按计划退出阵地。”
  当时吴化文对许多事情仍不太放心，要求会见我军司令员。我内部工作同志认为，正值战事匆忙之时，会见我纵队首长有一定困难，况且目标太明显，恐生意外。黄志平等建议用架设电线方法，可直接与纵队首长通话联系。我内部工作组三人驱车前往任家山口，征得我军首长同意后，由我军派了通讯兵，迅速将电话线架至吴部阵地附近。电话接通后，吴化文与三纵司令员孙继先讲了20分钟的话，孙司令转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吴部于19日晚8时按计划撤退，到12时前全部撤完，带不走的辎重武器可留人看守，为免发生误会，要吴部起义官兵左臂缠白毛巾等。
  吴化文回到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正式宣布起义。就在这天晚上，即1948年的9月19日20时，我人民解放军由任家山口、白马山、大槐树、辛庄，分数路向济南市的商埠区挺进。
  吴化文召集军官会议后不久，四六五团团长王玉臣逃向王耀武处告密，王耀武随即打电话找吴，杨友柏旅长在电话中回答说：“吴化文失踪了”。王耀武意欲拆散吴的部队，派一姓何的参议持王的亲笔信和万元金元券来收买杨友柏，并委杨为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妄图拉拢。杨友柏欲将何代表杀掉，李昌言同志给其出主意，暂与何参议虚与委蛇，一切收下，并写一信，答应照办，以麻痹王耀武。
  9月20日的午前，吴化文的起义部队全部集结于铁路北及洛口以南地区，这时发现八十四师副师长杨团一潜逃。当吴化文得悉后，甚感不安，他担心杨团一向王耀武透露部队集结地区，将会遭到蒋机轰炸。晚上，市委电台收到他拍来的电报：“此间因人事关系……我盼早日离开此地，听候命令。”这是吴化文电台发来的最后一次电报，至此，双方电台完成历史使命，中止工作。
  9月25日，吴化文率起义部队北渡黄河，到达禹城地区进行整顿。经过整军运动，按照我军的整编原则，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中央军委任命吴化文为该军军长。至此，吴化文将军举兵起义胜利告成，他和部队一起获得了新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新的征途，同时，在济南战役的战史上也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