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先父名炳坤、字汉章，后以字行。1884年生，1969年逝世，享年85岁。幼从先祖父读《四书》、《五经》，曾考取秀才，后又入中学并升入优级师范，学数理化，但喜读文史；后当教师，大多是教文史。先后在陵县、胶县办师范讲习所，后曾在济南一师附小、菏泽六中、黄县县中及济南私立正谊中学任教。其中，以六中3年、正谊4年时间最长。合则留不合则去，当时教师生活是既清苦又不稳定，携眷奔波，颇为所苦。1928年后始在本县办学教书以至1938年日军侵入山东。这10年间，先父在本县办学，先后任职第二高小、第一高小及师范讲习所，教书育人，并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组织红十字会、教育会等，因而与本县亲友多有联系。1938年后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发动群众，尤其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致使亲友后辈多在我湖西解放区学习和工作。
先父在长期教师生活中，自学不辍。“五四”运动时适在济南一师附小任教，开始接触新文化思潮，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我当时年方9岁，在一师附小读书，参加罢课游行、请愿、宣传、抵制与检查日货，先父均曾鼓励支持。1925年“五卅”运动时，我上中学，他在正谊教书，同在济南。我们各校学生罢课游行，街头宣传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先父都是支持的，且常询及游行宣传情况，顾虑军政当局可能镇压，嘱多警惕。
“五四”运动以后，爱国、民主思潮蓬勃兴起，先父阅读过各种新的书刊，对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论著，均予涉猎。当然，他这时还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有所偏爱，如孝弟忠信均身体力行，但还能兼容并包做为各种学说看待。对列强侵凌、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时为之痛心疾首。在大革命时期，对“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深为赞同。“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对日军不抵抗，丧权辱国，先父深表愤慨。
1928年日军强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先父认为奇耻大辱。这时我堂兄杨一辰已参加共产党，被捕越狱，去东北继续活动。先父和共产党好象多了一层关系，‘七·七’事变后，先父不顾艰险，不畏困难，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首先是激于民族大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素感。同时亲闻亲见优秀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八路军转战敌后，英勇杀敌，纪律严明，关心人民疾苦，军民一心，同仇敌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救国救民，故能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奋斗不息。
从1938年秋，参加县动员委员会开始，先父本团结抗战的宗旨，发动群众尤其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支持八路军在金乡的发展。及至国民党掀起反共摩擦，我湖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他就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员耿荆山、郭影秋、李贞乾等同志密切合作，并当选为我山东省参议员，湖西地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冀鲁豫边区成立，行署活动于濮阳一带，他当选为行署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学校长、建国学院院长等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于晋东南，他出席了边区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其时他年近花甲，老当益壮，奔走于山东、河北、山西三省之间，精神奋发，为抗日救国不避艰险，热情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随机关、学校转移，艰苦备尝，斗志弥坚。
在战争期间，先父与我不在一个省区工作，对其工作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我们仅有两次相会。第一次是1940年秋，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在沂（水）临（沂）边区青驼寺（现属沂南县）举行，他参加湖西区代表团到会，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会议月余，虽常见面，因都忙于会务，仅交谈大会精神，未深谈各自工作。以后湖西划归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中未再见面。第二次相会在1946年夏，日军投降，临沂城解放，山东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二次教育会议。他参加冀鲁豫代表团与会，会后并留住省府后方，也很少谈各自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我中原军区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山东正忙于建立华东局、华东军区，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并准备支援解放战争。在会议期间，他得识黎玉主席、郭子化秘书长及陈毅司令员，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对政治形势及解放战争的方针、前途，思想上明确了，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对陈毅司令员的报告尤为敬佩。他回冀鲁豫后，在各处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议，悍然发动内战，并动员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1947年秋，陈毅、粟裕同志率华东野战军配合刘邓大军开始反攻，陈粟大军进驻豫皖苏地区，先父还专函慰问并表示坚决拥护与支援之至意。
解放后，先父任菏泽师范校长。平原省成立于新乡，先父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平原省撤销，先父和以晁哲甫主席为首的一批干部调来山东。他初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后任省政协常委，继而兼任省文史馆馆长。他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调来山东时年届古稀，但精神矍铄，除参加会议及参观外，他经常走访文教界人士及过去师友，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对所了解到的问题均向党反映，直言不讳。这时，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还多方购置书籍碑帖，特别对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还认真精读。如《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及干部必读等书，每本都反复阅读，圈点批注。这种学习精神，感人至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父年逾八十，虽他个人受冲击不多，但在浩劫中省各级机关被冲垮，许多负责同志遭受残酷斗争，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极为苦闷。我兄弟等人又不能去看望交谈。他经常在街上看大字报，越看越气愤，以至抑郁悲愤，忧闷致疾，而且病情日渐严重，又得不到及时医疗，故不幸于1969年3月26日逝世。我刚从牛棚放出，尚在被管制审查之中，老人病重，事前不知，及到逝世，校革委会才通知我。我夫妇赶去，只能向遗体告别，呜呼痛哉！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1979年6月，省里专为他补开了追悼会，我们家的后辈在各地者多已平反、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先父可以安息于九泉了。
先父在长期教师生活中，自学不辍。“五四”运动时适在济南一师附小任教，开始接触新文化思潮，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我当时年方9岁，在一师附小读书，参加罢课游行、请愿、宣传、抵制与检查日货，先父均曾鼓励支持。1925年“五卅”运动时，我上中学，他在正谊教书，同在济南。我们各校学生罢课游行，街头宣传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先父都是支持的，且常询及游行宣传情况，顾虑军政当局可能镇压，嘱多警惕。
“五四”运动以后，爱国、民主思潮蓬勃兴起，先父阅读过各种新的书刊，对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论著，均予涉猎。当然，他这时还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有所偏爱，如孝弟忠信均身体力行，但还能兼容并包做为各种学说看待。对列强侵凌、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时为之痛心疾首。在大革命时期，对“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深为赞同。“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对日军不抵抗，丧权辱国，先父深表愤慨。
1928年日军强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先父认为奇耻大辱。这时我堂兄杨一辰已参加共产党，被捕越狱，去东北继续活动。先父和共产党好象多了一层关系，‘七·七’事变后，先父不顾艰险，不畏困难，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首先是激于民族大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素感。同时亲闻亲见优秀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八路军转战敌后，英勇杀敌，纪律严明，关心人民疾苦，军民一心，同仇敌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救国救民，故能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奋斗不息。
从1938年秋，参加县动员委员会开始，先父本团结抗战的宗旨，发动群众尤其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支持八路军在金乡的发展。及至国民党掀起反共摩擦，我湖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他就接受与拥护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员耿荆山、郭影秋、李贞乾等同志密切合作，并当选为我山东省参议员，湖西地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冀鲁豫边区成立，行署活动于濮阳一带，他当选为行署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学校长、建国学院院长等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于晋东南，他出席了边区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其时他年近花甲，老当益壮，奔走于山东、河北、山西三省之间，精神奋发，为抗日救国不避艰险，热情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随机关、学校转移，艰苦备尝，斗志弥坚。
在战争期间，先父与我不在一个省区工作，对其工作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我们仅有两次相会。第一次是1940年秋，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在沂（水）临（沂）边区青驼寺（现属沂南县）举行，他参加湖西区代表团到会，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会议月余，虽常见面，因都忙于会务，仅交谈大会精神，未深谈各自工作。以后湖西划归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中未再见面。第二次相会在1946年夏，日军投降，临沂城解放，山东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二次教育会议。他参加冀鲁豫代表团与会，会后并留住省府后方，也很少谈各自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我中原军区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山东正忙于建立华东局、华东军区，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并准备支援解放战争。在会议期间，他得识黎玉主席、郭子化秘书长及陈毅司令员，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对政治形势及解放战争的方针、前途，思想上明确了，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对陈毅司令员的报告尤为敬佩。他回冀鲁豫后，在各处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议，悍然发动内战，并动员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1947年秋，陈毅、粟裕同志率华东野战军配合刘邓大军开始反攻，陈粟大军进驻豫皖苏地区，先父还专函慰问并表示坚决拥护与支援之至意。
解放后，先父任菏泽师范校长。平原省成立于新乡，先父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平原省撤销，先父和以晁哲甫主席为首的一批干部调来山东。他初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后任省政协常委，继而兼任省文史馆馆长。他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调来山东时年届古稀，但精神矍铄，除参加会议及参观外，他经常走访文教界人士及过去师友，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对所了解到的问题均向党反映，直言不讳。这时，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还多方购置书籍碑帖，特别对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还认真精读。如《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及干部必读等书，每本都反复阅读，圈点批注。这种学习精神，感人至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父年逾八十，虽他个人受冲击不多，但在浩劫中省各级机关被冲垮，许多负责同志遭受残酷斗争，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极为苦闷。我兄弟等人又不能去看望交谈。他经常在街上看大字报，越看越气愤，以至抑郁悲愤，忧闷致疾，而且病情日渐严重，又得不到及时医疗，故不幸于1969年3月26日逝世。我刚从牛棚放出，尚在被管制审查之中，老人病重，事前不知，及到逝世，校革委会才通知我。我夫妇赶去，只能向遗体告别，呜呼痛哉！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1979年6月，省里专为他补开了追悼会，我们家的后辈在各地者多已平反、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先父可以安息于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