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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鲁南军区副司令万春圃同志，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斗，为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本身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山大王的由来
  万春圃，字鸿源。1882年生于苍山县上大炉村一户地主家庭里。当时他家拥有200多亩“伸勺子挖饭吃”的“接山淤”地，500亩遍植黄草、松柏、柞栎的山场，30多间大瓦房。虽然称不上豪门富户，但在抱犊崮山区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万春圃自幼不爱读书，喜欢骑马玩枪，为人耿直讲究道德，不仅有侠客之风，还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好朋友，广交游，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因此很受乡里尊重，官称万三爷。
  旧社会的抱犊崮山区，村镇分散，偏僻荒凉，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是土匪出没之地。对于土匪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万春圃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土匪占山为王，闹得穷富都不得安，他下决心要与土匪抗争。正在打算联络帮手，寻找靠山，扩充势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大地主陈毓山。
  陈毓山是尚岩沟西村人，祖上曾经挂过千顷牌。民国建立后，还有30多顷地，并且担任着国民党临沂县第七区的区长，是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物。大约是1921年前后，有一次，万春圃骑上他的枣红马去向城赶会。他正得意的在牲口市里打听行情，陈毓山老远看见了这匹枣红马，误认为是卖的，便连忙走上去。万春圃看是一位身穿长袍马褂、很有气魄的人向自己走来，便问周围的人：“此人是谁？”许多人说：“你还不认识陈区长？”万春圃对陈毓山早就敬佩，因此当陈毓山走到他的跟前问马的价钱时，他和颜悦色地说：“怎么，你看中了吗？”“不错，不错。”陈毓山连声称赞。“那么，你牵去就是了。”“那怎么行呢？”“人情一匹马嘛，都是老亲世邻，还能要钱吗？”陈毓山仔细看了看万春圃，实在不认识，便问起他的姓名来。经过攀谈，只恨相识太晚，从此万春圃就成了陈毓山的座上客。
  通过陈毓山的介绍，他又相继结识了一些士绅名流，如向城的刘子才，城后的赵剑南，兰陵的李子赢，万村的王拱辰等人，并和他们结拜了把兄弟，经常在一起议事谈心。有一次，万春圃正在陈毓山的客厅里喝酒，忽然家中来人报告，双亲已被土匪架去。万春圃听了顿时火冒三尺，发誓要与土匪拚命。陈毓山劝他说：“土匪绑票，无非是想钱。现在不能玩硬的，要设法把二位老人先救出来再说。”万春圃按照这个意见花了些钱救出二老之后，便在仁兄弟的帮助下，组织起护家的民团来。开始只限于守围子，后来就不断和土匪战斗。1929年发生“临城劫车案”之后，抱犊崮山区的匪首孙美瑶被招安，当了国民党。从此小股土匪就无法存在了，有的弃匪还农，也有的投靠了万春圃的民团。奉军失败那年，一伙败兵在抱犊崮山区迷了路，29棵汉阳造、捷克式都被大炉民团缴获。从此，民团更加壮大起来，万春圃又当了地主武装联庄会的会长，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从而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了。
  1930年前后，抱犊崮山区相对的安定了。在万春圃的倡仪下，大炉办了一处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里来了兄弟两位教师，一个叫聂立人，一个叫聂益人。他们来到大炉后都曾去拜访过万春圃，谈论起国家大事，彼此非常投机。
  聂家兄弟都是共产党员。1933年地下党组织领导苍山暴动时，抱犊崮山区的党组织还未来得及行动，就失败了。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大逮捕、大屠杀，凡有共产党嫌疑的都上了黑名单。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联庄会长，军政当局当然对他不会怀疑，就把逮捕聂氏兄弟的任务交给了他。万春圃越想越不通，觉得国民党的做法不对，就悄悄地给聂家兄弟通风报信，让他们躲避了。事后万春圃向上边报告说：“去逮捕时聂氏兄弟不在家。”就用这话搪塞过去了。
  1934年冬，在枣庄矿区工作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开辟抱犊崮山区的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二同志以行医为掩护来这一带活动。当时鲁南的情况是，官僚地主横行乡里，劳苦大众饥寒交迫，镇压苍山暴动的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大地，要在这里落脚生根，没有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作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李韶九同志去抱犊崮山区之前，特委书记郭子化亲自再三交待，要想开辟这一带山区的工作，就一定要争取万春圃的支持。
  李韶九、张光中和郭致远到达抱犊崮山区后，在高桥开了个药铺，经常以行医为名奔波于高桥——大炉之间，为人民群众解除疾病痛苦。万春圃家里的人有了病，也经常派人赶着毛驴来请李韶九去看病。时间一长，李韶九、郭致远就和万春圃熟悉了。1935年，李韶九、郭致远先后介绍了刘清如、肖云卿、杨质卿等人入党，其中还有万春圃的大儿子万国华。
  1935年元月，郭子化同志在枣庄因政治嫌疑被捕，在押送徐州之前，经李韶九等同志以“枣庄药业工会”的名义营救而获释放。此后，边区特委机关就转移到费县高桥，仍以行医为掩护，开了个药店名叫“广德堂”。郭子化化名周德为，当了药店的中医先生，并经李韶九介绍结识了万春圃。
  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尖锐复杂的。随着万春圃、陈毓山一派势力的发展，漫溪村大地主郑向三之流早就红了眼。他们捕风捉影，控告万春圃亲共通匪。临沂反动政府听信了郑向三的控告，决定逮捕万春圃和万国华。幸而万春圃结交广、朋友多，有人透了风，万家父子闻讯外逃，才免除了这场灾难。
  1936年10月，郭子化同志接到党中央西北特别工作组通知，要他到西安汇报工作，听取指示。1937年1月，他又转道延安，参加了全国白区工作会议，直到“七·七”事变之后，他才回到高桥。
  这时万春圃父子也从外地回到大炉，正在组织抗日武装。郭子化同志在高桥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指示，作出了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开辟抱犊崮山区工作的决议。会后，郭子化同志就来到大炉，受到万春圃的热情接待。席间，郭赞扬了他组织武装，准备抗战的爱国行动，并且分析了当时形势，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意义，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万春圃深爱启发教育。他从与郭子化等人的多次接触中，渐渐地猜测郭子化等人可能就是共产党，并且比较深刻地感到，共产党都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有能为的人。因此，明确向郭子化表示：“周先生请您相信，我万某是够朋友的，以后有什么用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事隔不久，有一天大早，杨庄地下党员杨质卿便来到了高桥。郭子化问：“有什么急事吗？”杨质卿说：“表叔（万春圃是杨质卿的表叔）有急事叫我来向您讨教！”接着说：“前些时候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曾经给表叔来信，叫他拉队伍，表叔还没回信，昨天又送来信，叫他亲自到临沂城去商议。表叔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叫我速来请示！”郭子化听了杨质卿的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国共重新合作，抗战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张里元不可能马上耍什么阴谋，便果断地说：“回去告诉您表叔，不用害怕，张里元是想利用您表叔的势力和声望在山区组织武装，一旦临沂吃紧，他好向山区撤退。这样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借他的名义，用他的供给拉自己的武装。”万春圃非常相信郭子化的分析，当天便骑毛驴赶到临沂。经过商谈，弄清张里元原来是想让万春圃出面组织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由于万春圃心中早就有了数，就一面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组织四县边区联庄会义不容辞；一面提出缺少武器、给养，要张里元支持。等双方达成协议后，他就回到大炉，在我们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活动，建立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筹备处。
  毁家纾难
  1937年冬，日寇铁蹄越过黄河，1938年一、二月间，先后占领了临沂、枣庄。在这人心惶惶风雨飘摇之际，大批青年学生、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脱下长袍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纷纷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他们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整个抱犊崮山区开始沸腾起来了。
  这时，万春圃根据党的指示，公开打出了守土抗战，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旗帜。他把自己家的粮食、枪支和猪羊献出来，开了齐心会，喝了齐心酒，坚定地表示：“抗日救国不怕牺牲，打鬼子决不充孬种。”从此，集体食宿，举行了武装起义。我们党通过万春圃控制了这支武装，并在“第五战区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办事处筹备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四县边联办事处。
  随着这支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万春圃自己家的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向陈毓山求援，陈毓山对抗日也很支持，一次就运来小麦5万斤。部队有饭吃，有枪弹，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天天准备打鬼子。但当时鬼子急于向我国腹地进攻，始终没有进山。台儿庄大会战之后，万春圃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提出“到山外看看去！”他的提议得到全体战士的同意。
  当时台潍公路两侧经过中日双方战争，不少村庄已经断壁颓墙，老百姓大都流落他乡了。从向城到兰陵、台儿庄之间，中日双方丢弃的死尸、武器根本没有人收拾。万春圃带领队伍打扫战场时，竟然收集了八桶汽油，1门迫击炮，4挺机枪，50余支捷克式，并搞了100余箱子弹、手榴弹。他们把这些武器、物资陆续运回山区，装备了部队。这年秋天，张里元把万春圃的部队编为他的直辖第四团，任命万春圃担任团长，万国华和刘清如同志分别担任了第一、二营的营长。
  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万春圃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敌斗争更加坚决。1939年2月，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同志在矿坑召开鲁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时，正逢日寇汉奸万余人分五路扫荡山区。特委立即带领参加会议的人员避开敌人的主力，迂回进山，回到大炉。不料第二天，敌人兵分两路从车辋包围过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万春圃主动承担阻击任务、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执行任各中，他年仅19岁的次子万国英中弹牺牲，广大战士都为之悲痛。在这关键时刻，万春圃赶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国英是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死的，他死的光荣，有什么可悲呢？要打鬼子就得做好牺牲准备，在这点上，国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钢铁一般的语言，句句震动人心，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把万般仇恨集中在枪口上，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的任务。经过这次考验，党对万春圃更加信任，加上大炉村党群工作基础好，决定把特委机关设在万春圃家中。
  1939年8月初，罗荣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向罗荣桓汇报了鲁南的工作和万春圃的情况之后，罗荣桓政委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就住在万春圃家中，罗政委本人有时也来万家住住。万春圃不仅待人热诚忠厚，直爽大方，而且真心拥护我党和我党的抗战主张，因而深受罗荣桓同志的赏识。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还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万春圃，这更使他感到党的温暖和对他的信任。为了支援部队，解决供给困难，他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自己的粮仓，砍伐了南山的松树，并且动员了自己的仁兄弟陈毓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人捐粮献款支援部队。仅陈毓山一次就献出几万斤小麦，几百块大洋。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接连消灭了峨山口、阎王鼻子山的日寇，又先后打掉了经常捕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的孔庄顽固头子杜若堂和白彦的孙鹤龄等，打开了鲁南局面。1939年冬，四县边联的群众武装——农民抗日自卫团（共24个团），在一一五师支持下，伏击消灭了鲁南土匪王学礼（张里元暂编第五旅），讨伐费县杀害抗日人民的罪犯、费县县长李长胜。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以农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于1940年春建立了边联支队，万春圃任支队长。从此，这支部队成为抱犊崮山区抗日斗争的一支基干武装。
  矢志不移
  1941年春，鲁南发生严重春荒，鲁南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被迫移地就食。国民党反动派乘我后方空虚之机，突然袭击鲁南抗日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五”事变，占领了鲁南根据地的中心边联县和鲁南领导机关的驻地大炉村，他们不仅杀了我干部、战士、家属70余人，而且把万春圃年仅十余岁的女儿万国荣、儿子万国平俘去。
  国民党五十一军曾写信给万春圃进行过威胁利诱，说什么“只要你能过来，最小也放你个团长。要不赶快过来，就抓你的全家，烧你的房屋，扒你的祖坟。”万春圃接信后，哈哈大笑。他在回信中说：“我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日。我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当官。我和我的孩子抗日无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反动派抓走万春圃的两个孩子，其用心是险恶的。因为，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抗日领袖，如果把他拉过去，让他站出来反对共产党，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以他们妄图以两个孩子作人质，逼迫万春圃投降。
  在反动派的威胁利诱面前，硬骨头的万春圃坚定不移，不屑一顾。他痛恨反动派在日寇烧杀抢掠、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之际，丧心病狂地破坏团结抗日的卑劣行为。但他也牵肠挂肚地挂念孩子，他一天天消瘦了，变得沉默了。不久，声势浩大的讨逆开始了。由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鲁南地方武装共同组织了讨逆大军，曾国华同志任司令，赵镈同志任政委。讨逆大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占据边联县的反动派，一鼓作气，攻下了埠阳，车辋、东庄、大炉等许多重要据点，两天内就收复了全部失地。在讨逆过程中，万春圃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收复大炉的第二天，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家乡。两个孩子虽然由于我们内线的保护安全无恙，可是，故乡面貌全非了。宅基上筑起了碉堡，自己家和村里的100多间房屋变成了瓦砾，祖林里的300多棵松树也被砍伐一空。面对这浩劫之后的凄凉景象，万春圃愤慨地说：“事实最有说服力，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谁救人民，谁害人民，这不就更清楚了吗？为了抗战我连生命都可以献上，还怕什么毁家灭祖！”
  最高的荣誊
  1942年，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了极度艰苦的阶段，抗日军民陷入了敌伪顽三面夹击的境地，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边联县变成了“东白山，西白山，东西白山一线牵；南北十余里，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但是，日寇汉奸的疯狂扫荡，伪顽势力的反共摩擦，不仅未能征服鲁南人民，反而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救中国。特别是反动派丧心病狂地制造了“银厂惨案”，杀害了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之后，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卖国的丑恶嘴脸，激起了鲁南人民和我党我军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战斗渡过难关，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万春圃60寿辰的日子为他举行祝寿，表彰他为抗战毁家纾难，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号召人民以他为榜样，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抱犊崮山区的中秋是美丽的。祝寿会场设在环山傍水的下云涧峪。郁郁葱葱的绿叶丛中，那鲜红的山楂、橙黄的金柿、裂嘴的石榴、青脆的甜梨、晚熟的碧桃和紫红的酸枣，密密层层，好象都在为祝寿献出累累的果实。鲁南各界人士的代表数千人聚集在山下的柿树行里，鲁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和边联县委的领导同志频频举杯祝酒，并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央山东分局发来专电表示祝贺。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和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也都发来贺电，并派一一五师战士剧社专程从滨海来鲁南演出，为万老祝寿。万春圃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向到会人员鞠躬致谢。他声音颤抖，无限感慨地说：“我万春圃有什么德能，敢担这么大的荣誉，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中国人还能不爱中国？共产党是一心救中国的，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呢？是共产党八路军教育我站在人民一边的，是日本鬼子、汉奸和卖国贼逼得我坚持抗战的。我是看清了，要救国就得跟共产党走。我刚刚迈开步，党就这样信赖我，人民就这样抬举我，这么大的荣誉我实在受之有愧呀！我一定要抗战到底，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1943年，鲁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有了好转，局部地区已开始战略反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万春圃领导的边联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编为鲁南军区直属五团，调往军区。任命万春圃为军区副司令。当时他曾借口年老，要求选派年富力强有经验的同志担此重任。为此，我们都多次和他谈心，告诉他：“你首先考虑的不应是这个副司令当不当，而应是党给你的光荣任务愿不愿意接受。任命你担任副司令是众望所归，你当上了共产党的副司令，对那些不相信党的政策的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育！”听了这些话后，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和张光中司令员一起指挥部队，夺取了一系列的胜利。
  党的教育，人民的信赖，促使万春圃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入党申请。对于接收万春圃同志入党，鲁南区党委非常重视，及时报告了山东分局。当时主持分局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和分局统战部都认为万春圃久经考验，具备了入党条件。罗荣桓同志兴奋地说：“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坚定站到了革命人民的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委托专人找万春圃谈话，并表示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
  1945年底，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了万春圃的入党申请，这位63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滚滚，千言万语凝成了两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至于我万春圃，请同志们往后看吧。”这就是万春圃同志向党表示的最朴素而又最真挚的誓言。从此之后，他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战斗到最后一息。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万春圃同志所以能够从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山大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军事指挥员，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是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的体现，也是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跟共产党走的结果。